( 安琪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

天­色­有些­阴­暗，要下雨的样子。小时工已经来过，把客厅收拾­干­净。中饭已经做好，连同碗筷一起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人早已不见了。她一天要­干­好几家，安琪和她很少能打上照面，不过安琪对她还算满意。

安琪到卫生间去刷牙时看到红火留的纸条，她忽然有了说话的**，就叼着牙刷到客厅去给红火打电话。安琪说她下午要陪一个女孩去做人工流产，约红火晚上一起去蹦迪，红火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她现在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呆，她母亲说她“恨不得死在外面才好”。

放下电话红火就在想安琪那个密密麻麻的记事本，“人工流产”和“上美容院”或“购物”列在一起，仿佛那是件稀松平常的小事。这让红火浮想联翩，胸口积郁着许多想法，却又无从表达。在这座城市里，每年死去的孩子比生出来的还要多，那都是些没成形的、不合法的、不该来到这世界上来的人。这样想来红火就觉得每个人的生命纯属偶然，要是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实行二十年，她的那些现在正在生儿育女的同学大都不会存在。陈小四在哪儿，郭小三又在哪儿？生命就像自来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打开就有了，不打开就没有，这太可怕了。

几年前红火曾经极其秘密地陪一位女同学去做过一回这种手术。去的不是一家大医院，而是犄角旮旯的小诊所。手术是事先预约好了的，在此之前红火丝毫也没察觉她有任何异常。她长着一张非常稚气的娃娃脸，红火甚至连她有男朋友了都不知道。她为那件事找到红火的时候，红火的脸也跟着红了。几年前没结婚的女孩如果怀了孕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人们把这事看成灭顶之灾似的，女孩子为这事自杀的也不是没有。而如今安琪却把这事看得稀松平常了，短短几年功夫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全都变了，过去人们非常看重的事，现在全都变得一钱不值了。而过去人们鄙视的、最最瞧不起的那些事，现在倒成了了不起的事。也许这就叫做时代变迁。

晚上八点多钟黄中的车停在楼下，用手机跟楼上联络。红火放下电话连句话都不说拿上手提袋转身就走，母亲那屋的电视机开着，仿佛有许多人在里面哄笑。红火看到那屋门框上方那个长形的玻璃窗泛着闪烁不定的荧光，一会儿是紫红，一会是青灰，而红火能够想像得出母亲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打吨。

红火一下楼安琪就从黄中的车里探出头来大呼小叫，黄中上班和下班都穿西装，是个一刻不肯松懈、领带结紧卡住喉咙的男人。

车上还有一个红火不认识的小伙子，安琪叫他“大街”。

“大街你好！”

“红火你好！”

相识总是这么平淡。街上积着些雨水，车子在玻璃镜面一样的大街上行驶着。所有的路灯都被拉长了，好像路面底下还另外有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有灯，有车，有人。只不过这热闹全都是水做的，风一吹就什么都没有了。

红火现在什么都有了。那些灯红酒绿中有她的一分子，她现在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可她心里并不踏实，坐在那些地板光滑的玻璃房子里的感觉其实并不好受。有时候红火坐在没有一点声音的办公间里打字，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和电脑融为一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了。在公司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只不过是一个帮人家­干­活的工具而矣。那么将来是什么呢？这儿的人闹哄哄的似乎谁也不去考虑那么多，关心的更多的似乎只是保龄球的积分、口红的品牌和轿车的价格。公司里好多女孩都拥有自己的车，自己开着来上班。安琪也在张罗着说要弄一辆来开开，只是她对考驾驶本的事有些头疼，因为怕晒黑一直不肯上驾校，说等过了夏天再说。

车内的光线有点暗，红火和大街坐在后排座位上，外面的光线透不进来，红火无法看清大街的长相，只是凭直觉把他归为以前的一个朋友费文革那类。随着年龄的增长，红火接触的人多了，有些类型相同的人便会自动合并成一个人，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是那般相像，红火简直无法分清楚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只有左晓军始终没有人来重复他，没人和他一样，也许他在她的记忆里的那一笔拉得太长了，无论是好是坏他总归都是与众不同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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