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必然带来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苦、最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也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浸在克瓦斯里的面包渣，”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响起了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存在。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逗趣儿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我由于不习惯而觉得拘束，于是就跟民族志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呆板。医师也讲了几个有关工人生活的笑话。他身子摇摇晃晃，哭泣起来，屈膝跪下，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在表演，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一面弹钢琴，一面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似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也真是！”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册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但是多少也有点象。她笑，胡闹，做可爱的鬼脸。她干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得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的，而是在模仿什么人。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果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就跟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扫他们的兴，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有天赋的人，”陀尔席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成，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看出深刻的社会潮流，随着它飘浮。”
“难道人能看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医师问。
“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是这样吗？所谓社会潮流，那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东西。”
争论开始了。
“任何深刻的社会潮流，不但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医师大声说。“新文学捏造的东西可多啦！它还捏造了一 种乡村中有知识的劳动者，然而您就是找遍我们所有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那种穿着上装或者黑色常礼物的涅乌伐查依－柯雷托①，写起‘再’字来倒会写错四笔。文明的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野蛮，十足的愚昧无知、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新思想啦，有倒是有过，可是那一切全都浅薄，毫无价值，叫人去追求那庸俗的蝇头小利。难道你能认真地看这些潮流和思想吗？要是您以为您看出了深刻的社会潮流，您顺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种把昆虫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此不吃牛肉饼之类合乎当代风气的工作，那么我该给您道喜了，小姐。我们得学习，学习，再学习啊，至于深刻的社会潮流，我们得等一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谈那种东西的程度，老实说，那种东西我们还一点也不懂呢。”
您不懂，我却懂，“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之中。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我们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阵，想了一阵，然后说，“直到现在我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别再谈它了。”
等到我们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的钟已经敲两点了。
“您喜欢她吗？”医师问。“她挺可爱，不是吗？”
圣诞节假期的头一天我们在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饭，后来在这整个假期里，我们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外人，她说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话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给我们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头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识是否广博，不过他经常讲出他的知识来，为的是让别人受益。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说法总是跟我们城里任何一个医师不同，给人留下一种新颖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许是当时唯一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见面，读他给我看的书，我渐渐地感觉到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给我那沉闷的劳动得到鼓舞。我觉得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说，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质构成的，不知道干性油是什么做的，油漆是什么做的，没有这些知识我居然也过得下去。跟医师的结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争论，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渐渐发现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在自己的心中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我的良知的指示明明白白，没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问最优秀的人距离完美还很远。他的举止，他那种喜欢把任何谈话都变成争论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种亲热，都有点粗野，缺乏教养，每逢他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或者在酒馆里丢给仆役小费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文化归文化，他身上仍然有点鞑靼人的味道。
到主显节 ②，他又去彼得堡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饭以后姐姐来找我。她没有脱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脸色煞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身上一阵阵发冷，看得出她在强忍着病痛。
“你大概感冒了，”我说。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好象我得罪她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用悲苦、怨诉的口气说：“奶妈，我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你说说看：我岂不是糟踏了自己的青春？我在一生最好的岁月里却只知道记帐、倒茶、数戈比、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了！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和其他人同样的需要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叫我做一个管家婆。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钥匙往门外一丢，钥匙珰琅一 声掉在我的房间里。这些是食器橱、厨房柜子、地窖、茶叶匣的钥匙，也就是当年由我母亲掌管的那些钥匙。
“哎呀，慈悲的上帝！”老太婆害怕地说。“圣徒啊！”
姐姐临走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说：“你原谅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注释」
①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一个“死魂灵”的姓名。“涅乌伐查依－柯雷托”的意思是“不必敬重洗衣槽”。
②据《圣经》载，耶稣曾三次向人显示其神性，教会规定一月六日为此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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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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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回 来，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年轻的、穿着新制服的警察分局长。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一本书。
“到底来了！”他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见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说明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他就走了。警察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见对我说来好比晴天霹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警察、法官，此刻我心里七上八下，好象我真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奶妈和普罗科菲也心神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妈耳朵痛，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罗科菲听见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盏小灯小心地走到我房间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说。“在人世间的苦难中，喝点酒会觉得轻松些。要是妈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大有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场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我休想睡得着；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时间，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带着一盏提灯。他的学徒尼科尔卡年纪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出现一块块的青斑，那副神情十足象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们走，用嘶哑的声音吆喝着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罚，”亲爱的普罗科菲对我说。
“省长有省长的章法，大司祭有大司祭的章法，军官有军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可您没有遵守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场坐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暗的板棚，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风从板棚那边吹来，空气里就充满令人窒息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在黑暗中看不见那些板棚，老是碰到马匹和一 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话互相咒骂。普罗科菲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臭气。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血泊里行走似的。
我们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了。挎着篮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个地走来。普罗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溅满血迹的白围裙，嘴里恶狠狠地起誓，面对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提高嗓门叫嚷，声音响得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再三说他卖肉没赚钱，甚至还亏本。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钱，他这些玩意儿厨娘也看得出来，可是给他的喊声震得耳朵发聋，没有提出抗议，只是骂他一声刽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做出生动有力的姿态，每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生怕他会真的砍掉什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个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肉和血的气味了。我的精神状态好象是我奉了什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着有条纹的地毯，有一个年轻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通报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的陈设很豪华，然而索然无味，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刺眼的是在窗间的墙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有更换，这儿的陈设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走去，桌边站着一位将军，脖子上挂着符拉季米尔勋章 .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象是字母“Ｏ”，“我请您来是要向您说明一件事。令尊大人曾写信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地拥有的贵族称号很不相称。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引人为恶，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而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象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也不用严厉的目光看我。他的脸衰老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起，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那种委婉、体贴的态度，他不是正式，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邀请您来，不是凭省长的身分，而是凭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身分跟您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事业上去；或者为了避免引人为恶，就请您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吃午饭以前我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难受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去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象不相信似的，忽然间，她快活、响亮、热情洋溢地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好心的、乐呵呵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靠在桌子上。“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 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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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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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现在我们常常见面，往往一天见两次面。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就坐车到墓园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题词。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样干活。这里安安静静，画工和贴金工干着纯朴的工作，萝卜通情达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跟他们一样只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都用“你”称呼，——所有这一切在她都是新奇的，使她感动。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朝我叫喊：“米赛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当我顺着不结实的脚手架下来的时候，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鹦鹉，它从笼子里飞出来，后来这只美丽的鸟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来飞去，懒洋洋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无家可归。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鸟。
“除了墓园以外，我现在简直没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简直叫人烦闷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诵、唱歌、娇声娇气地说话，近来她们简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果沃小姐不知什么缘故恨我。我又不喜欢上戏院。请问：我还有哪儿可去呢？”
我常到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去找她的时候不要换衣服，就穿普通的工作服。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感到别扭，就象穿着军服那样叫人发窘；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对您的新地位还没有完全习惯，”她有一回 对我说。“工作服使您受到拘束，您穿着它觉得别扭。您说说看，这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感到不满意？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真使您满意吗？”她问，笑了。“我知道，油漆能使物件变得美观、结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属于城里人和富人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奢侈品。而且，您不止一回说过，每个人都应当凭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挣来的是钱，而不是面包。为什么不认真地照您的话去做呢？应当挣来粮食，那就是说应当耕耘，播种，收割，打谷，或者做那些跟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比方说放牛，掘土，造木房。
……“
她打开写字台旁边的一个漂亮的柜子，说：“我跟您讲这些话，是因为想让您知道我的秘密。 voila①！
这是我的农业藏书。这儿有田地，有菜园，有果园，有牲口棚，有养蜂场。我正在热心地读这些书，已经在理论上把这一切仔细研究过了。我的梦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等三月一到，我就上我们的杜别奇尼亚去。那儿真好，妙极了！不是吗？头一年我要把事情仔细观察一下，对工作熟悉起来，第二年我就真正亲自动手干活，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拼命地干。父亲答应过把杜别奇尼亚送给我，我要在那儿按我的意思干起来。“
她涨红了脸，兴奋得流出眼泪，笑着，谈着自己的梦想，她说她要在杜别奇尼亚住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昼越来越长，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了，我自己也想下乡。
她说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亚去住，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 个人留在城里了，由于她热烈爱好她的一柜子书，热中于农业，我心中感到不快。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务农，很想对她说，务农是奴隶干的活儿，可是想起这类话我父亲说过不止一 次，我就没有说出口。
大斋期到了。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从彼得堡回来，我却已经忘记这个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没有预先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述着什么事。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他的女儿跪在地板上，从手提箱里拿出许多盒子、小瓶、书籍，把这些东西交给仆人巴威尔。我一看见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象马车夫那样的牙齿，含笑说道：“他来了，他来了！看见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玛霞②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对您推崇备至。我完全了解您，赞成您！”他接着说，挽住我的胳膊。“做个好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车司机。
……“
他穿着短上衣，脚上是一双家常穿的便鞋，走起路来好象害了痛风病似的，身子有点摇晃，搓着手。他轻声哼着歌，畅快得缩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洗过自己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吃晚饭的时候对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先生，你们只要一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着手拯救农民，到头来这一切总会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某个教派的信徒吗？瞧，您不喝白酒。这不是教派是什么呢？”
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喝白酒。我还喝了葡萄酒。我们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肠、大馅饼、酸辣菜、各种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什么缘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税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什么人常常免费寄给他鱼子和干鱼肉。他住房子不花钱，因为铁路上用的煤油是房主供应的。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的一切好东西都供他们享用，而且他们完全不用化钱就可以弄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们家去，可是兴致已经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觉得拘束，有他在场我就感到自己的手脚仿佛全给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发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议论使我厌倦，引起我的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是这个保养得很好、脸色红润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十分粗暴，这些回忆也使我难受。不错，他搂住我的腰，亲热地拍我的肩膀，赞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他依旧看不起我的卑微，只是为了博得女儿的欢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说说笑笑了，我变得孤僻，不爱说话，随时等待他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仆役巴威尔一样，我那外省人的、小市民的自尊心是怎样地愤愤不平啊！我这个穷人，油漆工人，每天来找这些被全城看做外国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们家里喝贵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能容忍这些！每逢我到他们家去，总是阴沉地避开路上的行人，皱起眉头，倒好象我真是个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从工程师家里出来，总因为自己饱餐了一顿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堕入情网。不管我走在街上也好，做工也好，跟同伴谈话也好，我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声、步态。每次我准备去找她，总要在奶妈那面凸凹不平的镜子前面站立许久，系好领带，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讨厌，我一面难过，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那么浅薄。遇到她在另一个房间里向我打招呼，说是她没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听她换衣服的声音，这使我激动，觉着我脚底下的地板好象在下降似的。每逢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哪怕她离我还远，我也一定要作个比较；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气，穿得不好看，举止不雅，这种比较在我心里引起一种骄傲的感觉：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里做梦，我总是梦见她和我在一起。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跟工程师一块儿吃掉整整一 只大龙虾。后来我回到家，想起晚饭席上工程师有两次叫我“最可爱的人”，我就暗想：在这个家庭里，他们对我就象对待一只跟主人失散的、倒霉的大狗那样宠爱，他们在拿我取乐；等到他们对我厌倦了，就会把我象狗似的赶出来。我又害臊又难过，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好象受了侮辱似的。我瞧着天空，赌咒一定要了结这件事。
第二天，我没有到陀尔席科夫家去。那天晚间，天色已经黑了，又下着雨，我沿大贵族街走着，瞧着窗户。阿若京家的人已经睡了，只有边上的一扇窗子里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太在自己房间里刺绣，点着三支蜡烛，自以为在跟迷信斗争。我们家已经一片漆黑，对门陀尔席科夫家的窗子却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帘什么也看不清。我一直在街上走来走去，三 月的冷雨淋在我身上。我听见我的父亲从俱乐部回来。他敲大门，过了一分钟，窗子里出现亮光，我看见姐姐举着灯急急忙忙走来，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整理头上浓密的头发。后来父亲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一面搓着手，一面讲话，姐姐坐在圈椅上，一动也不动地在想心事，没有听他讲话。
接着，他们走出客厅，灯就熄了。……我回头看工程师的家，这时候也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在雨地里，我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听凭命运摆布，我感到我的一切行动，愿望，至今我想过和说过的一切，如果跟我这时候的孤独相比，跟现在和日后生活里还要产生的苦恼相比，就都显得渺小了。唉，人们的行动和思想远不及他们的苦恼那么重大！于是连我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我在做什么，竟用尽力气拉陀尔席科夫家的门铃，把绳子也拉断了，然后顺着街道逃跑，就象心里发怵的小孩，以为马上一定会有人走出来，认出我。等我跑到街道尽头站住，喘一 口气，却只听见哗哗的雨声，守夜人在远处敲着铁板。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那身花呢衣服被我卖掉了。油漆工作没有，我就到处找活儿干，不管什么样繁重、讨厌的活儿都干，每天挣一二十个戈比，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在寒冷的、没膝的泥水里蹚来蹚去，累得胸口隐隐作痛，我想借此把种种回忆压下去，仿佛要为我在工程师家里吃过的干酪和罐头食品而惩罚自己似的。可是等到我又湿又饿地在床上躺下来，我那罪恶的幻想就立刻开始为我描绘出美妙诱人的画面，我就只好吃惊地对自己承认说，我爱她，热烈地爱她。随后我就酣然入睡，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变得更强壮更年轻了。
有一天傍晚，天意外地下起雪来，而且刮起了北风，好象冬天又来临了。这天傍晚我下工回来，发见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坐在我的房间里。她穿着短短的皮大衣，两只手揣在手笼里。
“为什么您不到我家里去了？”她问，抬起她那对聪明而发亮的眼睛。我快活得心慌意乱，笔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亲要打我的时候我站着的姿势一样。她瞧着我的脸，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心慌意乱。
“为什么您不到我家里去了？”她又问一遍。“既然您不肯去，我就自己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别丢开我，”她说，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孤单，十分孤单！”
她哭起来，用手笼遮住脸说：
“我孤孤单单！对我来说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在整个世界上，除了您以外，我没有第二个人了。别丢开我！”
她微微一笑，找手绢擦眼泪。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我就搂住她，吻她，这时候，别在她帽子上的饰针把我的脸划出了血痕。
我们就谈起来，谈得那么亲热，仿佛我们早就很亲密似的。……
「注释」
①法语：在这儿！
②玛丽雅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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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
～小 说t xt
十
大约过了两天，她打发我到杜别奇尼亚去，我说不出的高兴。在去车站的路上，后来在火车上，我老是无缘无故地发笑，人们瞧着我，把我看成了醉汉。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经变黑，乌鸦在那上面飞来飞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对面那个厢房里给我们两个人，我和玛霞，布置住处，可是那里原来早已住下许多鸽子和鸭子，要收拾干净就不能不毁掉许多鸟巢。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搬进那所下着百叶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间里。农民们把这所大房子叫做宫殿。那里面有二十多个房间，摆设却只有一架钢琴和一张给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阁楼上的小圈椅，即使玛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从城里运来，我们也仍旧不能消除这种阴森的空虚和寒冷的印象。我挑选了三个窗户朝着花园的不大的房间，从早到晚在里面收拾，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纸，填塞地板上的缝隙和小洞。这是轻松愉快的劳动。我常常跑到河边去，看冰化了没有，老是觉得好象椋鸟飞来了。晚上我想着玛霞，带着说不出的甜蜜感觉，满怀喜悦地听耗子吵闹，听风敲打着房顶，在天花板上呜呜地叫，好象有个老家神在阁楼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底还下了好几次；不过，仿佛谁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溶化，春天的洪水汹涌而来，于是四月初椋鸟就嘁嘁喳喳地叫，黄|色的蝴蝶飞进花园里来了。天气好极了。
每天黄昏以前我总要朝进城的方向走，去迎接玛霞，在那渐渐干燥、至今还发软的道路上光着脚走路是多么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来，瞧着那座城，下不了决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见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乱。我老是想：我的熟人听到我在恋爱的消息以后会怎样对待我呢？父亲会说什么呢？特别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复杂起来，我完全失去支配它的能力，它象气球似的不知把我带往哪儿了。我不再想怎样挣钱糊口，怎样生活，而只是想；——说真的，我不记得我想什么了。
玛霞坐着马车来了。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们一块儿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上杜别奇尼亚去。或者我等到太阳下山，独自烦闷无聊、郁郁寡欢地走回家来，不明白玛霞为什么没有来；突然间，在庄园门口或者在花园里，有个可爱的人影迎着我走来，那就是她！原来她是坐火车来的，下车后就步行到这儿来了。这真令人欢喜雀跃！她穿一件朴素的毛料连衣裙，围一条三角围巾，拿一把平常的阳伞，然而腰身束紧，身段苗条，穿着外国的贵重皮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员在扮演一个小市民姑娘。我们就在我们的庄园上巡视一遍，安排各个房间的用途，计划林荫道、菜园、养蜂场应该设置在哪儿。我们已经有了鸡、鸭、鹅，我们喜爱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已经为播种燕麦、三叶草、猫尾草、荞麦、蔬菜种子作好了准备，我们每回都要把这些东西检查一遍，花很多工夫讨论收成会怎样，凡是玛霞对我说的话依我看来都非常聪明美妙。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期。
圣多马周①过后不久，我们在距离杜别奇尼亚三俄里的库利洛甫卡村我们教区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玛霞要一切安排得简单朴素；按照她的心意，我们的傧相是农村里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诵经士一个人。我们从教堂回来，坐着一辆不大的、颠簸的马车，由她亲自赶车。从城里来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列奥帕特拉一个人，玛霞在举行婚礼的前三天写给她一 封便函。姐姐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手套。在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她由于感动和欣喜而轻声哭着，脸上现出慈母一般的无限善良的神情。她由于我们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进甜美的空气似的。在婚礼中，我瞧着她，这才明白对她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爱情，人间的爱情更高尚的东西了，她渴望爱情，这种渴望虽是隐蔽的，胆怯的，然而持久而且热烈。她搂住玛霞，吻她，不知道怎样表白她的欢乐才好，就对她讲到我：“他善良！十分善良！”
她在动身离开我们以前，换上平时穿的衣服，把我带到花园里去，想跟我单独谈谈。
“父亲很伤心，因为你没有写信告诉他，”她说。“应当请求他给你祝福才对。不过实际上他很满意。他说，这桩婚事抬高了你在全体社会人士眼中的地位，又说，在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的影响下，你会比较严肃地对待生活。现在我们一到晚上就只谈你的事，昨天他甚至这样说：”我们的米赛尔。‘这真叫我高兴。看来，他心里有个打算，我觉得他好象想对你表明他的宽宏大量，主动跟你和解。他很可能过几天会亲自到这儿来看你。“
她有好几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画十字，说：“好，求上帝保佑你，祝你幸福。安纽达·布拉果沃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谈起你的婚事，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新的考验。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有快乐，也有痛苦。不会没有痛苦的。”
我和玛霞陪着她步行三俄里光景，然后我们慢慢地走回 来，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在养神。玛霞拉着我的手，我们心里轻飘飘的，不再想谈情说爱。举行婚礼以后，我们彼此之间更加相亲相爱，我们觉得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拆开了。
“你姐姐挺可爱，”玛霞说，“不过她好象长时期在受苦似的。你父亲一定是个可怕的人。”
我就对她讲起我和姐姐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实际上我们的童年过得很痛苦，很不合理。她听到不久以前父亲还打过我，就打了个冷战，紧紧地依偎着我。
“别说下去了，”她说。“这真可怕。”
现在她再也不离开我了。我们住在大房子的三间屋里，每到傍晚就关紧那道通到空房间去的门，仿佛那边住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天一亮就起床，立刻着手干活儿。我修理大车，在花园里开辟小径，挖掘苗床，油漆房顶。临到播种燕麦，我就试着把地重翻一遍，耙松，撒下种子，这些事我做得很认真，不下于雇工。我干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风，我的脸和腿长久地发烧，每天夜里我都梦见翻耕过的土地。可是田间工作不能吸引我。我对农务不熟悉，也不喜欢它；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农夫，我的血管里流淌的纯粹是城里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爱的，我喜爱田野，喜爱草场，喜爱菜园，可是我觉得那些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马，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湿透，伸长脖子的农民所表现的是一种粗暴、野蛮、丑恶的力量；每逢我瞧着他们笨拙的动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过去的、人类还不会用火那个时代的、传奇般的生活。一头跟农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块儿走着的凶猛的公牛，或者那些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响起一片蹄声的马，会弄得我心里害怕。凡是稍微大一点、强壮一点、凶猛一点的东西，不管它是长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鹅也好，拴着链子的狗也好，总使我觉得它们就是那种粗暴、野蛮的力量的表现。遇到恶劣的天气，在耕耘过的黑土上空悬挂着沉重的乌云，这种成见就特别强烈地在我心里抬头。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种的时候，总有两三 个人站在一旁看我干活，我就体会不到这种劳动是非干不可、无法避免的，反而觉得自己好象在玩乐似的。我比较喜欢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没有比油漆房顶更使我喜欢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过花园，穿过草场，到我们的磨坊去。这个磨坊由一个库利洛甫卡村的农民斯捷潘承租下来。他长得漂亮，皮肤黝黑，留一把浓密的黑色大胡子，样子象个大力士。他不喜欢磨面粉的生意，认为这种生意枯燥乏味，无利可图；而他住在磨坊里只是为了免得住在家里罢了。他是个马具匠，周围总有一股好闻的松香和皮革的气味。他不喜欢谈话，无精打采，不爱活动，老是坐在岸边或者门槛上，嘴里哼着“乌－溜－溜－溜”。有时候他妻子和岳母从库利洛甫卡村来找他，她俩都长着白白的脸，身子很瘦，性情温柔。她们对他深深地鞠躬，称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他呢，既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下来回答她们，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边坐下，轻声哼着“乌－溜－溜－溜”。照这样在沉默中过了一两个钟头。他的岳母和妻子互相耳语了几句就站起来，对他看了一阵，等待他回过头来，然后她们深深地鞠躬，用甜蜜的、唱歌样的声音说：“再见，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她们就走了。这以后，斯捷潘就把她们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衬衫的包袱收拾起来，叹口气，朝她们去的方向眨巴眼睛，说：“娘们儿！”
这个有两盘磨的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帮斯捷潘做工，我喜欢这种活儿。每逢他因事出外，我总是很愿意留下来替他干活。
「注释」
①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古时常在此期间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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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一
小说^t-
十一
温暖晴朗的天气过去以后，来了道路泥泞的季节 .整个五 月阴冷、多雨。磨盘的闹声和雨声使人发懒、犯困。地板颤动，空中弥漫着面粉气味，这也使人想打盹。我妻子穿着短皮袄，穿着男人的高统雨靴，一天来两次，老是说那一套话：“这也叫夏天！比十月里还糟！”
我们一块儿喝茶，烧粥，或者一连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玛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
等到我们起床，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遮没整个天空，只有杜别奇尼亚那些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场上有些秧鸡在叫，时间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来到水边，把昨晚斯捷潘当着我们的面抛下河去的捕鱼篓子拖上来。
那里面有一条大鲈鱼在挣扎，另外还有一只虾，向上举起螯，直立起来。
“把它们放了吧，”玛霞说。“让它们也幸福吧。”
由于我们起身很早，后来又没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到庄园里。
“今天你父亲来过了，”玛霞对我说。
“他在哪儿？”我问。
“他走了。我没有接待他。”
她看见我站住，一句话也不说，看出我在替父亲难过，就说：“人得始终一贯才对。我没有接待他，吩咐人传话给他说，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们了。”
过了一分钟，我出了大门，往城里走去，想对父亲解释一 下。道路泥泞、滑溜，天气阴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情悒郁，头脑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蓦地闪过一个想法：也许我不该这样生活吧。我疲倦了，渐渐被懦怯、怠惰所控制，不愿意动弹、思考了；于是我走了一阵，把手一挥，就转身往回走了。
工程师站在院子中央，身穿一件带风帽的皮革大衣，大声说：“家具上哪儿去了？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漂亮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我买这庄园是连家具一齐买下的，真见鬼！”
他身旁站着将军夫人的雇工莫伊塞，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脸上长着麻点和一对放肆的小眼睛，一边脸比另一边脸大，好象他睡觉的时候把一边脸压扁了似的。
“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说。“我记得。”
“闭嘴！”工程师大叫一声，脸涨得通红，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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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二
十二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反背着手，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放肆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我只好丢下工作走开。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得知这个莫伊塞是将军夫人的情夫。
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浑身乌黑，大概是个煤矿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耳语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就会自己拿出钱私下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子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玛霞气得脸色发白，说：“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列车员。这年冬天他变得瘦弱多了，只消喝一杯酒就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得冷。他穿着列车员的制服很不痛快，感到害臊，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偷走蜡烛，把它们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会有同样的机遇。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好象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坐立不安地说，时时刻刻在点燃烟卷。
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很多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最起码的小军官都可以朝我吆喝：”你这个列车员！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真丑恶！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生活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如此！“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发高烧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两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两句话，好象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而玛霞憎恶地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的几个月里，在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有多少次感到大失所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拟了一个能容纳六十个孩子的计划。地方自治局表示赞同，可是要她在库利洛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顺便说说，库利洛甫卡村原有一所学校，包括我们杜别奇尼亚在内的四 个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上那儿去读书；可是这学校又旧又小，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底，按照玛霞的心意，她被委派为库利洛甫卡村学校的管理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小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派人到场，国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得很热，很快就被搞得精疲力竭，回家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有点发窘。最后农民们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而且答应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在种完春播作物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他们就从库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
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天黑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老天故意捣蛋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阴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通常顺路驶进我们的院子里，这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以前先埋下头去；接着，一辆大车便慢慢地驶了进来，车上装着一根十二俄尺①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上衣的前襟掖在腰带里，他径自走着，眼睛不看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上面装着薄木板，然后又是一辆，装着圆木，紧跟着是第四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的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传来粗野的咒骂声。莫伊塞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而在幸灾乐祸。
１
７
契诃夫小说全集——１０
①旧俄长度单位，１俄尺等于０。７１米。
“我们再也不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接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发慌了，说：“农民们凶得很。他们恐怕会对你胡搅蛮缠。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车到库利洛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给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基的时候了，可是泥水匠还没来，只好停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泥水匠总算来了，但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竟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处境，运一车沙土要三十个戈比，其实，从工地到河边装沙土还不到四分之一俄里。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泥水匠们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沙土运来了，然而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是一条沟，张开着大口。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一只袋子，里面装着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向他讨主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 通，还说他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揍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一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可以做个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好家伙，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象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象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卧室的窗前想心思。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一下雨，每颗雨点都象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得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想着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房里，喜欢长时间地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 个在农业管理中是无益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优雅，多么和善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这样！
对这个具有健康、清醒的头脑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那种杂乱的生活环境以及种种琐碎的烦恼和争吵是痛苦的。我明白这一点，因此我晚上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眼泪涌上了我的喉头。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买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接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齐脖子深的冷水里走动，想捉到一条江鳕，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不要闹，请他们喝酒，用钱收买他们，对他们许下种种诺言。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住，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发出各种闹声，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这时候我却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 辆轻便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后面；她的肩膀微微耸起，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象赶车的，”有一次我对她说。
“有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可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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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三
～小 说t xt
十三
医师布拉果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不值得自由人去做，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一类粗鄙的生存斗争交给牲畜和机器去进行，而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她在我们那儿待得晚了，或者留下过夜，她就会一直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简直可笑。”
“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得好象我做错了事似的。”
到了割草的时候，我由于不习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聊天，谈着谈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大声笑话我。他们把我叫醒，将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象在昏迷的状态中见到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在躲避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产生了某种想法，而她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省里有一种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 ，每天傍晚工人们总会走到主人的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等酒喝，一直站到天黑，然后一边骂着，一 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野人！贝琴涅格人①！”
在乡村里就跟在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头脑简单的傻瓜，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没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大声嚷嚷，说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听信了他们的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没有把割草的地段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雇工，大家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在库利洛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会罚她们每人两个卢布，过后，这些罚款却全给村会里的人拿去喝酒了。
玛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愤慨地对医师和我姐姐说：“简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说，她很后悔，当初不该发起办学校。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说，“您要明白，您办这个学校，或者做其他好事，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办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调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觉得他跟玛霞同样憎恨农民。
玛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说，她们去看斯捷潘长得有多漂亮。原来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 起才显得迟钝、不爱说话，他跟女人在一块儿就随随便便，说话滔滔不绝。有一回我来到河边洗澡，无意中听见他们在谈话。玛霞和克列奥帕特拉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坐在岸边一棵柳树的宽阔的阴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边，把手放在背后，说：“难道农民算是人吗？他们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们是畜生，骗子。农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光知道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点，到酒馆里去灌酒，扯着嗓子胡闹。他们对你说不出一句好话，没有一点好样子，不懂什么叫礼数，十足的粗野！他自己在烂泥里打滚，他老婆在烂泥里打滚，他孩子在烂泥里打滚。不管到哪儿他倒头就睡，菜汤里有土豆，他干脆伸出手指头去捞，喝起克瓦斯来连蟑螂也一齐喝下去，连吹口气把它吹掉都不肯！”
“那是因为穷啊！”姐姐Сhā嘴说。
“哪里是因为穷！不错，他们苦是苦的，可是苦各有不同，小姐。要是有人关在监狱里，或者比方说瞎了眼睛，瘸了腿，那么这种人实在苦得没路可走，求上帝别让人落到这步田地才好；可是一个自由人，有头脑，有眼睛，有手，有力气，有上帝保佑，那他还缺什么呢？这是因为胡闹，小姐，因为愚昧无知，不是因为穷。比方说，要是象你们这样有学问的上流人，出于一 片好心，打算周济他，那他就会昧着良心把您的钱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开一家酒店，拿您的钱去抢劫老百姓。
您刚才说到穷。可是难道富裕的农民生活得好些吗？对不起，也跟猪差不多。粗野无礼，扯开嗓门哇哇地叫，蠢头蠢脑，腰身横宽，一脸的肥肉，脸膛通红，你恨不得抡起胳膊给他这个混蛋一记耳光才好。比方说，杜别奇尼亚的拉利昂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们树林里剥树皮，跟贫穷的农民一个样。他爱骂人，他的那些孩子也爱骂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滚，睡着了。小姐，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跟他们一 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象住在地狱里似的。我讨厌它，那个村子。
感谢主，我有吃有穿，在龙骑兵团里服满兵役，当了三年村长，现在成了自由的哥萨克，爱住在哪儿就可以住在哪儿。我不愿意住在村子里，谁也没有权利硬逼着我住在那儿。人家说，你有老婆啊，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小木房里。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
“告诉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吗？”玛霞问。
“在我们村子里哪儿会有什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说，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想知道的话，我就老实告诉您，我是第二 回结婚了。我并不是库利洛甫卡村人，而是扎列果希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赘到库利洛甫卡来的。那是因为爹妈不肯给我们分家，我们一共有弟兄五个，我就向家里人告别，跑到外村来入赘了。我头一个老婆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怎么会死的？”
“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没来由地哭啊哭的，弄得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为了要漂亮，她老是喝一种草药的汁水，大概这种东西伤了她的内脏。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库利洛甫卡村人，她有什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们儿，别的什么也不是。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我心动了：我想她年纪轻，长得白净，家里干干净净。她妈象个鞭身派②教徒，喝咖啡，最主要的是她们家干干净净。这样，我们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叫丈母娘给我拿一把调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调羹呐。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干净啊。我跟她们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许我该娶个城里人才对，”他沉默一会儿，接着说。“据说，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干什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该跟我谈谈天，不过别老是嘁嘁喳喳，应该讲得有理，动人。缺少这种畅快的谈天，还算什么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听见他哼起他那无聊而单调的“乌—溜—溜—溜”。这是说他看见我了。
玛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谈话中找到了乐趣。
斯捷潘打心眼儿里憎恨农民，振振有词地责骂他们，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看守花园的傻子农民总朝她喊道：“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傻子的吠声中听到了她的思想的回声，大概这吠声也象斯捷潘的责骂那样吸引她。而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这一类消息，例如村里的鹅钻进我们的菜园，把白菜碰坏了，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绳等等。她听了就耸耸肩膀，冷冷一笑，说：“您对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生气，心里满是怨恨；可是我却跟农民们处熟，越来越向着他们了。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被摧毁，他们愚昧无知，见识贫乏而模糊，脑子里想的老是关于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面包那一套。这些人耍花招，然而跟鸟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会算计。你出二十个卢布要他们来为你割草，他们不干；可是你肯出半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酒哩。他们也确实肮脏、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们却会感觉到，总的说来，农民的生活具有一个坚固健康的支点。不管农民赶犁的样子多么象一头笨拙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白酒灌醉自己；你只要走近前去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农民身上具备一种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有些人，比方说，玛霞和医师所缺少的，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间最重要的是真理，只有真理才能使他和全体人民得救；因此，人间万物当中，他们最喜爱的莫过于公道。我对妻子说，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为回答，或者象斯捷潘那样哼着：“乌—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脸色惨白、嗓音发颤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骗，我总是纳罕，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么会忘记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得很多，他用来买杜别奇尼亚的钱是用种种没廉耻、昧良心的欺骗手段得来的？她怎么会忘记这些呢？
「注释」
①公元八至九世纪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一个突厥部落，后被俄罗斯人征服。在此借喻“野蛮人”。
②从俄罗斯正教会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认为人能同“圣灵”直接交往，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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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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