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象都已干过，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接着，他照例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玩意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一天也不行。”
“请您听我讲，”我闷闷不乐地说，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 点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荒唐！”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才，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①，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
波洛兹涅夫家代代相传的这种圣火莫非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成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
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这种对待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对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由于他暗暗担心我会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议论纷纷。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品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简单而明白，无非是我用什么手段维持生活罢了，可是父亲却不明白，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词句跟我讲什么波罗金诺，讲圣火，讲伯父，一个以前写过矫揉造作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而且粗暴地骂我是个没脑筋的傻瓜和蠢才。而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
我从小就养成习惯，做事总要请求他们的许可，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这样做对也好，不对也好，总之，我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看到他那细脖子涨红，生怕他就此中风。
“象我这样的年纪，”我开口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了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放纵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无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地惹恼了我父亲，他的脸涨得通红。
“不准你这样跟我讲话，蠢才！”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
“坏蛋！”他用敏捷、熟练、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动手打我，我总是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
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象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一把雨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带着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去，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周围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智力工作，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热烈地爱好智力方面的享受，例如看戏啦，看书啦；可是我究竟有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种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校读书和在机关里做事都不需要很强的智力，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具，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决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理由，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吧。
傍晚来临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象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monde②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好歹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栽种着白杨，发散出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年年来，然而五月的暮色，柔和清新的绿荫，紫丁香的芬芳，甲虫的嗡嗡声，寂静，温暖，这一切显得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那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不好，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在街对面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那所大房子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眫眼。这时候我父亲头戴一 顶宽帽檐向上卷起的旧的高礼帽，挽着我姐姐的胳膊，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地走过去。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在内，都各成一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为了自己这样渺小而觉得非常得意和愉快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象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从大厅和会客室开始，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个房间都有门相通，结果那些房间就难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残缺不全。他每回都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往阁楼，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而且那里有三层大台阶代替地板，象是浴室里的蒸浴床。
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地面铺砖。房子的正面显得笨重，呆板，一副干巴巴、十分局促的模样。房顶很低，是平的。
在那些仿佛虚胖的粗烟囱上总是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建造的房屋彼此十分相象，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僵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名克列奥帕特拉（如同给我起名米赛尔一样）。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还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弄得她战战兢兢，心里害怕。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下来，街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大门打开，出现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顺着我们的街道驶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该睡觉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砖砌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三十年来父亲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 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屋里去吃饭，那么父亲说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受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冷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积少成多”，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赛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尽情地哭泣，周身颤抖。
“你又辞职不干了……”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了解我才好，姐姐，你要了解……”我说。她一 哭，我就发急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那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样子怕人，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伤心，我难过得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用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列奥帕特拉！”我说，觉得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果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赛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到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上去当差，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含着眼泪高兴地微笑，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注释」
①俄法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 .在此次战役中，俄军于莫斯科西部波罗金诺村附近挫败了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
②法语：上流社会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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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二
大``学"生: 网
二
在本城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戏、音乐会、活画表演①的爱好者当中，阿若京一家人可说首屈一指。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私人的一所房子里，总是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并且包揽一 切杂事和开销。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②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包括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平板的英国式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参加每次演出，经常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嬉笑，甚至在演出带歌唱的轻松喜剧的时候也没有现出丝毫快活的样子，而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好象会计在算帐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音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象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油漆活儿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诺夫，五十岁上下，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凹陷，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即将离开人世，可是他卧床一个时候又起来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 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站在那儿，身上穿一件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鬓角靠在墙上，眼睛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秘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卡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都在跟迷信斗啊！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偏偏老是点三支蜡烛，偏偏在每月十三日那天动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表演，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一直要等到她穿着漂亮的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 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排。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大家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象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径直走到我面前，开口说：“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跟着她走。在后台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果沃。她也戴着帽子，帽子上带有黑面纱。她是法院副院长的女儿，这位副院长早就在我们城里任职，差不多在地方法院刚成立的时候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匀称，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活画表演不可，每逢她扮演菲雅③或者天神，她就羞得满脸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替您说过了，”她冷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陀尔席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谋一个差事。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感谢她为我奔走。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事。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事情弄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果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她生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了。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
这儿一切东西都柔和，精致，对我这样没有看惯那些东西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长毛绒镶边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脸容聪明、妩媚，姿态大方。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望去，可以看见紫丁香，看见一张上面已经摆好餐具，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
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表明：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旁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正在看报。
“您是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澡，马上就来。请坐。”
我坐下。
“您好象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口往外望，很冒昧，”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了。他用毛巾擦着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果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些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接着大声说，听他的口气，好象在申斥我似的。
“每天总有二十个象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艰苦的活儿，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耍笔杆的！”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发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象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卷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头发。他长着鹰钩鼻和一双乌黑、发亮、坦率的黑眼睛。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生活富裕，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想想看，年轻人，我该给您个什么差事呢？”
“当然，您说得不错，……”我受不了他那对发亮、坦率的眼睛，感到惶恐不安，支支吾吾地说。
“至少您会管电报机吧？”他想了一想，问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喂。……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一趟。那儿我已经用了一个人了，然而他是个十足的废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什么呢？”我问。
“到那儿再看吧。您暂且上那边去，我给他们下个命令。只是请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么请求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辞掉。”
他甚至没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就走了。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问我工程师怎样接见我的时候，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太阳刚出来，就起床了。
我们的大贵族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还在睡觉，我的脚步声孤零零地、低沉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使空气充满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离开这个城。我喜爱自己的城市。
我觉得它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喜爱这苍翠的树木，这晴朗而宁静的早晨，我们教堂里当当的钟声；可是我又觉得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乏味，跟我格格不入，有时甚至可恶。
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五千人为什么活着，靠什么活着。我知道基姆雷城的人靠做靴子过活，图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敖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这个城究竟是什么，它做出些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比较干净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金生活，要么靠作官从国库领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彼此平行的街道，大约有三俄里④长，街的尽头伸展到高岗后面，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什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猜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说来真叫人难为情！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象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的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去，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寝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老仆人，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很多年来，在议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人们一直谈到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不下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他们也喝这种脏水；可是却一辈子热烈地谈借款，这种事我真弄不懂，我觉得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要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品德才献给他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级而到教师家里食宿，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她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怎么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师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师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三等优惠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士和教堂主事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申请者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朝着他的背影喊叫：“应当表示感激才行啊！”那个申请者只好走回来，给他们三十到四十个戈比。
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极爱打牌，喝很多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身上才散发出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多怀有高尚的理想，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品德的尊重，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注释」
①指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
②１俄亩等于１。０９公顷。
③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④１俄里等于１。０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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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三
《小说天堂
三
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铁炉子”，大家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铁炉子”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口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条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城里有几条狗经常夹起尾巴发抖，据说它们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车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的地方，据说工程师要五万卢布的贿赂才肯把铁路修到城边，市政机关只同意给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闹翻了。现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们得修一条公路通到火车站去，据估计，修这条公路所花的钱还要多。整个铁路线上已经铺好枕木和钢轨，公务列车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陀尔席科夫负责的造桥工程尚未完成，全线工程便耽搁下来了，另外有些地方的车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别奇尼亚是第一站的名字，离城有十七俄里。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作物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看去一片碧绿。
这一带土地平坦，令人心旷神怡，远处明显地现出火车站、土岗、庄园的轮廓。……到野外来是多么痛快啊！我多么希望充满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想自己的贫穷，想自己的饥饿！再也没有比强烈的饥饿感更妨碍我的生活了。这种感觉一出现，我那些高尚的思想就会跟荞麦粥、肉饼、煎鱼的念头古怪地搀混起来。例如现在，我一 个人站在野外，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鸟，它在天空中好象停在一 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歌唱，仿佛歇斯底里发作似的，我心里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一块抹上黄油的面包，那该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来，闭上眼睛养神，听着五月里这种美妙的闹声，我却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发烫的土豆的气味。
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却吃得很少，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气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老鹰。我也在那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明白他们话中的意思，于是，一种苦闷难受的感觉渐渐地把我控制住了。这是一种身体上的难受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是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把它们往哪儿放才好。
我至少溜达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伸展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们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这是个很旧的、早已荒芜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已经疏松，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那里有一间侧屋，它的一面没有窗子的墙壁朝着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着一块块的白铁皮，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安着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所的窗子开着，屋旁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上面的电线通到侧屋——就是那间有一面墙壁朝着田野的侧屋——的窗口。屋门开着，我走进去。一张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着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凡·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在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南去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
有一回在集市上，我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卖出去，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以一个戈比脱手。“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直到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外号，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象是用绳子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眫眼睛，脸上现出急切的神情，好象打算一 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手忙脚乱。
“你等一等，”他慌慌张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交谈起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买下三个被抵押的相当大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经买主同意，取得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的权利，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谋个差事。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刮了多少钱！他在人人身上都要刮！”
然后他带我去吃饭，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们一起住在厢房里，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啬的人，”他说，“不过她也不会向你要很多钱。”
他母亲住的那些小房间显得很窄小，所有的房间，连同前堂和门道在内，都堆满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它们都是用红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织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妈妈，这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上这儿来工作了。”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难听的声调问，我觉得她喉咙里好象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午饭糟得很，只有一种用发苦的奶渣做馅的烤饼和奶汤。
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眫眼，一 会儿眫这只眼，一会儿眫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她那生命的火花已经极其微弱，即将熄灭，她只模糊地意识到：她是地主太太，以前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闪现，她就对儿子说：“让，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吃力地喘气，带着女主人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您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陀尔席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火车站的站长。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上去，那就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过得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
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就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一个房间，铺着镶木地板，大概是个客厅，里面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配有大的红木镜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蕾。花园的小径两旁长着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在往上伸展，互相纠缠在一起。这儿草木茂密，好象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在这些树木后面却已经开辟出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而只有微风吹拂。离正房越远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多枝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枝干上有许多枯斑，模样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一个傻头傻脑的庄稼汉住在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越往前走，花园里的树木就越稀疏，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着斜坡通到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深水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发出一片嘈杂的闹声，蛤蟆发狂似地阁阁叫。水面平滑如镜，偶尔出现涟漪，那是河里的睡莲被快活的鱼惊扰，在摇来晃去。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安静的、蓝色的河水吸引着人们，给人凉爽和安宁的感觉。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都属于工程师了！
于是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那些文理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请领单、申请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什么事也不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孩子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里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搭伙。我们很少吃肉，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眫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得不自在。
在这厢房里，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干，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就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前总要照一照镜子，嚷一声：“伊凡·切普拉科夫，你好！”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煞白，老是搓着手笑，那笑声象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田野上奔跑起来。他吃苍蝇，说味道有点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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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四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走，你姐姐来了。”
我走出去。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跟她一起来的有安纽达·布拉果沃，还有一位穿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个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行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果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多新鲜的空气！圣母啊，多新鲜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象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神也象个可爱的大学生，是那么活泼，朴实，坦率。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不结实，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但是相当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团队里任职，现在休假，回 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
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我们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取来钥匙，开了玻璃门上的锁，我们大家就走进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发出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急着要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好象她难以相信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
她甚至变得有点好看了，她的侧面不漂亮，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显出一种神情，好象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带着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可爱，甚至美丽。我们俩，她和我，都长得象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有耐力，可是她那苍白的脸色却是病态的。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的眼睛里看出那些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此刻，她的快活却带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好象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苏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果沃始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思忖。“奇怪的姑娘！”
圣彼得节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地位又不确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老是在这庄园里溜达，只等自己哪一天会下决心离开此地。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衣服上蒙着灰色的尘土。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刚才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然后从车站步行来到我们这里。他在等候从城里派来的马车，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的厢房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几封信。就在这段时间，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到电报机那儿去打回电。
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报表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说。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说。“您老是指望托人情，只求毫不费力地尽快fairelacarrière①。哼，我才不顾什么情面不情面。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张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回过身去问萝卜。“是跟他们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什么缘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象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背地里骂我们是酒鬼，畜生，下流东西。总之，他对待小职员很苛刻，常常罚他们钱，冷冰冰地把他们革职，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
最后马车来接他了。他临走时说定，过两个星期把我们一 古脑儿革职，骂总管是个笨蛋，随后在马车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凡内奇，”我对萝卜说，“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车站和庄园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我就问：“安德烈·伊凡内奇，为什么你刚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 ，我的那些小伙子在铁路上干活，第二 ，我来付将军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现在我每月要付给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说到这儿，油漆匠站住，抓住我的纽扣。
“米赛尔·阿历克塞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说，“依我看来，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放债拿利钱，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蛋。这种人不会有正气。”
脸孔瘦削苍白、样子可怕的萝卜闭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说：“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吧！”
「注释」
①法语：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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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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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萝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算计。他揽下的活儿总是多得干不完，临到结帐就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此差不多老是赔钱。他涂油漆，装玻璃，糊墙纸，甚至应下修盖房顶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连跑上三天去找铺房顶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工匠，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经积下一大笔钱了。
他自己讲定价钱包下活儿，可是他每天得付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小伙子七十个戈比到一个卢布的工钱。遇到炎热、干燥的天气，我们就干各种户外的活儿，主要的是油漆房顶。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得烫，仿佛在烧热的铁板上走路似的，要是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感到闷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顺顺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劳动看作非干不可、无法避免的人们当中，他们象拉大车的马那样干活，往往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甚至在谈话中从来不用“劳动”这个词儿。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拉大车的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干的活儿是非干不可、不能避免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疑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象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得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上，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为别人的累赘了！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干性油和漆来油漆，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浅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象是一只鹳。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沉重地叹着气，说：“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霉，倒霉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地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象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教堂的拱顶和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挺直身子，不知在对谁说话，他那样儿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一面想心事，一面说起话来，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伙计、学徒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在我后面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简直叫人觉得可怕。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无情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无意间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们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用发颤的声音又急躁又严厉地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而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您觉得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见面！”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她是个善良的，然而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棕黄|色，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伸开五指的手掌举到帽沿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板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应答道，她非常疼爱她的养子，“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人世间的苦难中，我要养活您，等您死了，我出钱给您办丧事。我说到做到。”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伙伴们闹翻过。诟骂、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叫你害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彼此之间仍旧处得很友好。那些伙计们猜想我是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去忏悔了。他们为这种浪荡的生活辩白说，油漆工在人们当中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使他们喜欢我。只有两件事情叫他们不痛快，不满意，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性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性油和油漆在油漆工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他们简直不认为是偷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性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得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微不足道的顾主道喜，各人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感到又气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隆涅斯①。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附和说。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抱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单，带着焦虑的口吻，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的时候不知怎的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跌了一交，时而又说他锁上门，坐在自己房间里，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到我家门口，瞧着漆黑的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的，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每逢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这真可怕，米赛尔！我用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凭良心行事，那叫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凭良心行事，可是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做，不致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
「注释」
①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汉姆雷特》中一个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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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六
《小说天堂
六
有一个星期天，医师布拉果沃出人意外地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统漆皮靴。
“我来看看您！”他开口说，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如同常言所说，敞开胸怀谈一谈。城里烦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天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老兄，请允许我跟您聊聊吧！”
我自己也感到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谈谈。我见了他打心里高兴。
“首先，”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这儿的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蠢猪。可是上回野餐，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心灵，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热诚地接着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坚定不渝地保持自己崇高的信念，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作为我们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如果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别的事业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宽广，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大的收获？”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涉及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为了使强者不奴役弱者，为了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经常不断地吸取多数人身上的脂膏，那就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没有比体力劳动，作为普遍的、人人必尽的义务，更好的消灭差别的办法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 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不过，要是大家，包括最优秀的人物、思想家、大学者在内，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化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你不认为那就可能给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害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见诸行动的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什么人，也不成为什么人的累赘，那么您另外还需要什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果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只蜗牛躲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对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而言，这岂不就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而您却光谈论一 种受到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说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无异于说，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说。“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活着！”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象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顺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梯子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说真的，单单为了这架美妙的梯子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为了让画家和为他调颜料的人吃同样的饭；可是要知道，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庸俗的、单调乏味的一面；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厌烦？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去它们的，随它们去互相吞吃好了！我们不该去想它们，不管您怎样把它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它们也还是会死去，会烂掉的。应该想到那个未知的伟大前景，它在遥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果沃跟我激烈地争论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会来了，”他看了看表说。“昨天她到我们家里去，说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说奴役，奴役，……”他接着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会由人类自然而然地逐步解决的。”
我们就开始谈渐进过程。我说，关于行善还是作恶的问题，那是由每个人自己解决，而并不是等到人类通过逐渐发展的道路解决的。此外，讲到渐进，也利弊相兼。随着人道思想的逐渐发展，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发展。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受冻，没人保护。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共处，那是因为奴役的艺术也变得逐渐巧妙起来。
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抽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使奴役具有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为奴役找出借口。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能够把我们感到最沉重的体力劳动推给工人们去干，那么，我们当然会这样办，而且事后无疑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手足无措，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看父亲去了。
“克列奥帕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布拉果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以自己的好兴致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突兀。我们走到田野上，在草地上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眼睛望着城市，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射出金光。
这以后每逢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果沃也总是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象他们在我这儿是偶然相逢似的。我和医师争论，姐姐听着，同时脸上现出兴高采烈、深受感动、十 分好奇的神情，我觉得她的眼前好象渐渐展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我这儿，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她有时坐在我床上哭，那她也不提哭的原因。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前两天，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来，眼睛没有看我，用手绢慢慢地擦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慢吞吞地、一板一眼地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事处主任的儿子，被委任为省税务分局的局长了。
“现在看看你自己，”他把报纸折起来，说，“叫化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东西！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拼命往泥坑里钻！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我是来问你，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在家吃过午饭就出去了，现在已经八点钟，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孝顺了，我认为这是受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象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妈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灾祸临头，灾祸临头！”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里，接连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堆在那儿，还没有扎成捆，我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地变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住宿在车站的房子里，我们就只能挤住在夏天“铁炉子”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觉得冷，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弄得我睡不着觉。每逢我们在桥边做工，一 到晚上，“铁炉子”便成群结队地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揍油漆工人，这在他们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揍我们，偷走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引得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除了上述种种灾难以外，萝卜又让我们遭罪，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的佣金以后又把它转包给萝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加上天天下雨，时间白白地过去，我们不能做工，可是萝卜却得每天给工人工钱。
挨饿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骂他是骗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绝望地向苍天举起两只手，常常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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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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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也随之而来，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活儿干，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拉土去填平地基，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果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等着死神来临。
我的心境也象秋天那样阴郁。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的城市生活的内幕，我差不多每天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那些跟我住在同一个城里的人，原先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从外表来看，他们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了本相，原来是些卑劣、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
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却吩咐我在收据上写十二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要是你这坏蛋再多嘴，我就给你一个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滚他的！”
小铺子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等！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是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公道，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发生欺诈的事。卖给我们干性油的商人也好，包工头也好，伙计们也好，主顾们本人也好，都干着欺骗的勾当。不消说，我们是任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也得每一回站在后门口，脱下帽子，好象要饭似的，哀求很久才拿得到。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手里捧着一包书，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
我对她点了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向我伸过手来说。“看到您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得不自在。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果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的人了。”
她又看看浆糊桶、壁纸，接着说：
“我曾请求布拉果沃医师设法让我跟您接近起来，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成。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 ，随意到我家来玩，那我会十分高兴。我真想跟人谈谈天！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得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作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没有睡着。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士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士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临，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 个兵士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
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果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就觉得高兴一点。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抹油灰，预备上金粉。这是一种又干净又不费力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许多活儿，光阴过得很快，谁也不觉得。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 般。四周死气沉沉，寂静无声，只有墓园里才会这么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劈啪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弄得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象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或者，一个画工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随后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或者，萝卜叹口气，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说：“什么事都会发生！
任什么事都会发生！“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们发觉，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给抬进来了。……白天我就在这种沉寂的氛围中，在昏暗的教堂里打发过去。漫长的夜晚我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去看戏，坐在楼座，身上穿一套新的花呢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看到的话剧和活画，我就带着羡慕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我又下不了决心到阿若京家去。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布拉果沃医师来了。我们重新争论，晚上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装出酒鬼的样子。他喝酒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显得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咎的脸色看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偶然的。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哎，您为什么不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十分可爱，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废话！”医师笑了。“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去找她。您愿意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象那天早晨我来求差事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象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的脸就显得好象宽了一些，那时我觉得她很象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又宽又红，神态有点象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看上去并不年轻，好象有三十 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坐，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才好。”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祸害都是由于闲散，由于烦闷无聊，由于心灵的空虚而来。如果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老老实实告诉您：做个有钱人挺乏味，也不愉快。俗语说，人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财富总不会是靠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她用严肃、冷淡的目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清点家具似的，接着说：“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连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也能慢慢地被它们所吸引。以前父亲和我生活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掉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必然带来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苦、最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也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浸在克瓦斯里的面包渣，”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响起了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存在。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逗趣儿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我由于不习惯而觉得拘束，于是就跟民族志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呆板。医师也讲了几个有关工人生活的笑话。他身子摇摇晃晃，哭泣起来，屈膝跪下，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在表演，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一面弹钢琴，一面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似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也真是！”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册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但是多少也有点象。她笑，胡闹，做可爱的鬼脸。她干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得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的，而是在模仿什么人。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果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就跟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扫他们的兴，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有天赋的人，”陀尔席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成，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看出深刻的社会潮流，随着它飘浮。”
“难道人能看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医师问。
“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是这样吗？所谓社会潮流，那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东西。”
争论开始了。
“任何深刻的社会潮流，不但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医师大声说。“新文学捏造的东西可多啦！它还捏造了一 种乡村中有知识的劳动者，然而您就是找遍我们所有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那种穿着上装或者黑色常礼物的涅乌伐查依－柯雷托①，写起‘再’字来倒会写错四笔。文明的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野蛮，十足的愚昧无知、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新思想啦，有倒是有过，可是那一切全都浅薄，毫无价值，叫人去追求那庸俗的蝇头小利。难道你能认真地看这些潮流和思想吗？要是您以为您看出了深刻的社会潮流，您顺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种把昆虫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此不吃牛肉饼之类合乎当代风气的工作，那么我该给您道喜了，小姐。我们得学习，学习，再学习啊，至于深刻的社会潮流，我们得等一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谈那种东西的程度，老实说，那种东西我们还一点也不懂呢。”
您不懂，我却懂，“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之中。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我们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阵，想了一阵，然后说，“直到现在我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别再谈它了。”
等到我们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的钟已经敲两点了。
“您喜欢她吗？”医师问。“她挺可爱，不是吗？”
圣诞节假期的头一天我们在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饭，后来在这整个假期里，我们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外人，她说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话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给我们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头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识是否广博，不过他经常讲出他的知识来，为的是让别人受益。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说法总是跟我们城里任何一个医师不同，给人留下一种新颖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许是当时唯一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见面，读他给我看的书，我渐渐地感觉到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给我那沉闷的劳动得到鼓舞。我觉得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说，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质构成的，不知道干性油是什么做的，油漆是什么做的，没有这些知识我居然也过得下去。跟医师的结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争论，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渐渐发现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在自己的心中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我的良知的指示明明白白，没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问最优秀的人距离完美还很远。他的举止，他那种喜欢把任何谈话都变成争论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种亲热，都有点粗野，缺乏教养，每逢他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或者在酒馆里丢给仆役小费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文化归文化，他身上仍然有点鞑靼人的味道。
到主显节 ②，他又去彼得堡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饭以后姐姐来找我。她没有脱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脸色煞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身上一阵阵发冷，看得出她在强忍着病痛。
“你大概感冒了，”我说。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好象我得罪她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用悲苦、怨诉的口气说：“奶妈，我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你说说看：我岂不是糟踏了自己的青春？我在一生最好的岁月里却只知道记帐、倒茶、数戈比、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了！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和其他人同样的需要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叫我做一个管家婆。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钥匙往门外一丢，钥匙珰琅一 声掉在我的房间里。这些是食器橱、厨房柜子、地窖、茶叶匣的钥匙，也就是当年由我母亲掌管的那些钥匙。
“哎呀，慈悲的上帝！”老太婆害怕地说。“圣徒啊！”
姐姐临走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说：“你原谅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注释」
①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一个“死魂灵”的姓名。“涅乌伐查依－柯雷托”的意思是“不必敬重洗衣槽”。
②据《圣经》载，耶稣曾三次向人显示其神性，教会规定一月六日为此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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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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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回 来，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年轻的、穿着新制服的警察分局长。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一本书。
“到底来了！”他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见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说明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他就走了。警察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见对我说来好比晴天霹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警察、法官，此刻我心里七上八下，好象我真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奶妈和普罗科菲也心神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妈耳朵痛，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罗科菲听见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盏小灯小心地走到我房间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说。“在人世间的苦难中，喝点酒会觉得轻松些。要是妈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大有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场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我休想睡得着；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时间，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带着一盏提灯。他的学徒尼科尔卡年纪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出现一块块的青斑，那副神情十足象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们走，用嘶哑的声音吆喝着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罚，”亲爱的普罗科菲对我说。
“省长有省长的章法，大司祭有大司祭的章法，军官有军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可您没有遵守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场坐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暗的板棚，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风从板棚那边吹来，空气里就充满令人窒息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在黑暗中看不见那些板棚，老是碰到马匹和一 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话互相咒骂。普罗科菲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臭气。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血泊里行走似的。
我们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了。挎着篮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个地走来。普罗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溅满血迹的白围裙，嘴里恶狠狠地起誓，面对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提高嗓门叫嚷，声音响得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再三说他卖肉没赚钱，甚至还亏本。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钱，他这些玩意儿厨娘也看得出来，可是给他的喊声震得耳朵发聋，没有提出抗议，只是骂他一声刽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做出生动有力的姿态，每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生怕他会真的砍掉什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个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肉和血的气味了。我的精神状态好象是我奉了什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着有条纹的地毯，有一个年轻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通报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的陈设很豪华，然而索然无味，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刺眼的是在窗间的墙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有更换，这儿的陈设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走去，桌边站着一位将军，脖子上挂着符拉季米尔勋章 .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象是字母“Ｏ”，“我请您来是要向您说明一件事。令尊大人曾写信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地拥有的贵族称号很不相称。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引人为恶，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而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象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也不用严厉的目光看我。他的脸衰老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起，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那种委婉、体贴的态度，他不是正式，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邀请您来，不是凭省长的身分，而是凭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身分跟您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事业上去；或者为了避免引人为恶，就请您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吃午饭以前我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难受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去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象不相信似的，忽然间，她快活、响亮、热情洋溢地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好心的、乐呵呵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靠在桌子上。“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 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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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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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常常见面，往往一天见两次面。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就坐车到墓园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题词。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样干活。这里安安静静，画工和贴金工干着纯朴的工作，萝卜通情达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跟他们一样只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都用“你”称呼，——所有这一切在她都是新奇的，使她感动。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朝我叫喊：“米赛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当我顺着不结实的脚手架下来的时候，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鹦鹉，它从笼子里飞出来，后来这只美丽的鸟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来飞去，懒洋洋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无家可归。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鸟。
“除了墓园以外，我现在简直没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简直叫人烦闷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诵、唱歌、娇声娇气地说话，近来她们简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果沃小姐不知什么缘故恨我。我又不喜欢上戏院。请问：我还有哪儿可去呢？”
我常到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去找她的时候不要换衣服，就穿普通的工作服。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感到别扭，就象穿着军服那样叫人发窘；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对您的新地位还没有完全习惯，”她有一回 对我说。“工作服使您受到拘束，您穿着它觉得别扭。您说说看，这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感到不满意？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真使您满意吗？”她问，笑了。“我知道，油漆能使物件变得美观、结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属于城里人和富人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奢侈品。而且，您不止一回说过，每个人都应当凭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挣来的是钱，而不是面包。为什么不认真地照您的话去做呢？应当挣来粮食，那就是说应当耕耘，播种，收割，打谷，或者做那些跟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比方说放牛，掘土，造木房。
……“
她打开写字台旁边的一个漂亮的柜子，说：“我跟您讲这些话，是因为想让您知道我的秘密。 voila①！
这是我的农业藏书。这儿有田地，有菜园，有果园，有牲口棚，有养蜂场。我正在热心地读这些书，已经在理论上把这一切仔细研究过了。我的梦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等三月一到，我就上我们的杜别奇尼亚去。那儿真好，妙极了！不是吗？头一年我要把事情仔细观察一下，对工作熟悉起来，第二年我就真正亲自动手干活，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拼命地干。父亲答应过把杜别奇尼亚送给我，我要在那儿按我的意思干起来。“
她涨红了脸，兴奋得流出眼泪，笑着，谈着自己的梦想，她说她要在杜别奇尼亚住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昼越来越长，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了，我自己也想下乡。
她说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亚去住，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 个人留在城里了，由于她热烈爱好她的一柜子书，热中于农业，我心中感到不快。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务农，很想对她说，务农是奴隶干的活儿，可是想起这类话我父亲说过不止一 次，我就没有说出口。
大斋期到了。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从彼得堡回来，我却已经忘记这个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没有预先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述着什么事。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他的女儿跪在地板上，从手提箱里拿出许多盒子、小瓶、书籍，把这些东西交给仆人巴威尔。我一看见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象马车夫那样的牙齿，含笑说道：“他来了，他来了！看见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玛霞②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对您推崇备至。我完全了解您，赞成您！”他接着说，挽住我的胳膊。“做个好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车司机。
……“
他穿着短上衣，脚上是一双家常穿的便鞋，走起路来好象害了痛风病似的，身子有点摇晃，搓着手。他轻声哼着歌，畅快得缩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洗过自己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吃晚饭的时候对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先生，你们只要一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着手拯救农民，到头来这一切总会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某个教派的信徒吗？瞧，您不喝白酒。这不是教派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