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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小说网 > 莫言中短篇小说 > 十

分珍贵。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孙大盛的猴­精­怪样执拗地从我记忆里跳出来,与眼前的大­干­部孙大盛对比。我总觉得眼前这个家伙不是从那个偷樱桃掉到我家猪圈里的孙大盛成长起来的,就像一匹老驴是不可能从一头牛犊子成长起来一样。但他的独具特­色­的、任谁也学不像的笑声又说明眼前这个丰满的大­干­部的确就是孙大盛这个从小就偷­鸡­摸狗的坏蛋。

"咯咯咕咕咯咯"孙大盛欢笑着对着我们走了过来,那扇厚重的包了皮革的房门无声地掩上,那个英俊青年像股白烟一样消失了。

"咯咯咕咕董良庆"孙大盛握着董良庆的手,笑着说:"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也不走咯咯"

"咯咯咕咕张发展"孙大盛握着张发展的手,笑着说:"要想富,先修路。"

"咯咯咕咕桑子澜"孙大盛握着桑子澜的手,笑着说:"三等人戴大檐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咯咯咕咕小茅房"孙大盛握着"小茅房"的手,笑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孙大盛笑眯着眼,站在谢兰英面前,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几遍,然后将目光停在她的粉团般的大脸上,笑着说"徐娘半老嘛!"

谢兰英的脸唰地红了。

孙大盛伸出手,说:"多年不见了,来,握握手嘛!"

谢兰英犹豫着把手伸出来让孙大盛握着,她的脸却别到了一边,那羞羞答答的劲头儿很像一个小姑娘。

"小茅房你把谢兰英管得太严了吧?"孙大盛握着谢兰英的手,歪着头问"小茅房"。

"冤枉啊,孙部长,""小茅房"夸张地说,"你看看我样子,哪里能管得了她?"

"有什么冤屈尽管对我说,"孙大盛紧盯着谢兰英的脸道,"本官为你做主!"

孙大盛松开了谢兰英的手,笑眯眯地对着我走来。我本来想喊他一声"弼马温"——这是上小学时我亲自给他起的外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的肥胖的小手大老远就伸了过来,我的手迫不及待地自己就迎了过去。我的手感到他那只小胖手像一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又软乎又温暖。

"魏大爪子,你今晚上可是焕然一新啊!"孙大盛用手捻着我的衣袖,笑着说,"没先过过土?"

"这个狗日的宾馆,全部用水泥糊死了,找点土不容易!"我大大咧咧地说。"小茅房"说:"我们来时,他正脱光了身子,把西服放在地上用脚揉搓呢!"

众人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别欺负老实人了!"孙大盛招呼着众人说,"坐下坐下!"他拍拍身边的椅子,说,"谢兰英,你靠着我坐。"

谢兰英别别扭扭地说:"我坐在这里就行了"

"不行,"孙大盛说,"现在讲究跟西方接轨,女士优先。"

"孙部长让你坐,你就坐吗!""小茅房"说。

"挪过去,挪过去!"董良庆把谢兰英拉起来,将她扯到孙大盛身边的椅子上按坐下去。

圆桌太大,六个人坐得很稀。

"靠近一些吗!"孙大盛说。

大家没有动。

一个美丽的服务小姐转到孙大盛身后,轻轻地问:"孙部长,喝什么酒?"

孙大盛扫了我们一眼,说:"老同学聚会,当然喝白酒!"

"我不喝白酒。"谢兰英说。

"你又扫兴!""小茅房"瞅了谢兰英一眼。

"白酒有茅台,有五粮液,有酒鬼,有汾酒,请问用哪一种?"小姐问。

"酒鬼!"孙大盛说。

小姐启开酒瓶,往每个人面前的酒杯里倒酒。谢兰英护着酒杯说:"我真的不能喝!"

"不能喝也得倒上看着!"孙大盛说。

"听孙部长的,"张发展从谢兰英手里夺出酒杯,说。

在一个小姐倒酒的工夫,几个小姐将那些大虾、螃蟹、海参、鲍鱼用大盘子端了上来。

孙大盛端起酒,说:"各位老同学,多年不见,这杯酒我敬你们,都­干­了!"

我们都端起酒杯,站起来,探着身体与孙大盛碰杯。孙大盛用杯底敲着桌子说:"过电过电,免站免站!"

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子倾倒,让大家看。

这点小酒算得了什么,我一仰脖子就­干­了,张发展"小茅房"他们也­干­了。惟有谢兰英没­干­。孙大盛低头看看她的酒杯,说:"你连嘴­唇­都没沾湿吧?这样可是不行!"

"我真的不会喝"谢兰英道。

孙大盛把她的杯子端起来,举到她的面前,说:"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

"我真不会喝"

"你会不会喝水?"孙大盛问。

"喝水当然会了。"谢兰英说。

"会喝水就会喝酒!"孙大盛说。

"这样吧,"桑子澜道,"让肖茂方替你一点。"

"不行,"孙大盛说,"酒桌上没有夫妻!"

"就是一杯耗子药你也喝下去!""小茅房"恼怒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孙大盛瞪着眼说。

"小茅房"一怔,马上皮着脸说,"走了嘴了,该罚酒三杯!"说完了,伸手就要抓酒瓶子。

"你别转移斗争大方向,"孙大盛说,"谢兰英,你喝不喝?你不喝我们也不喝了!"

"你真是的,"谢兰英说,"喝醉了出洋相你们可别笑话我。"

"谁敢?"孙大盛道,"有我在这里谁敢笑话你?再说,也不会让你喝醉的。"

"那好吧,"谢兰英道,"我豁出去了。"她端起酒杯,先喝了一小口,龇牙咧嘴地说,"真辣,"然后一仰头,就把杯中酒喝­干­了。她将杯子倒过来,扣在桌子上,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什么你的任务完成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大盛用公筷将一只火红­色­的大虾夹到谢兰英面前的碟子里,说,"吃点东西,继续战斗!大家也吃啊!"

三杯酒过后,谢兰英晃晃荡荡地站起来,说:"我可是一点也不喝了!"

孙大盛拉着她的胳膊说:"你到哪里去?"

"我不喝了,真的不喝了"谢兰英说。

"不喝也得坐在这里!"孙大盛说。

"好好,我坐着。"

董良庆端着一杯酒,转到孙大盛身边,说:"孙部长,我敬您一杯!"

孙大盛说:"酒桌上只有同学,没有部长,也没有局长,谁破了这个规矩就罚谁三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董良庆说。

"先罚!"孙大盛说。

"孙部长"

"又来了!"

"好吧,"董良庆说,"我认罚!"

董良庆连喝了三杯,然后又倒满一杯,说:"老同学,我敬您一杯!"

大家轮流向孙大盛敬酒。轮到"小茅房"时,他自己先喝了三杯,说:"我先罚了,孙部长,老同学敬您一杯!"

"这不行,"孙大盛说,"故意犯规,加罚三杯!"

"三杯就三杯!""小茅房"雄壮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还在乎这三杯酒乎?"

"神经病!"谢兰英低声说。

"心疼啦?"孙大盛说。

"谁管他呀!"谢兰英红涨着脸说。

"小茅房"连­干­三杯,说:"二三得六,三三见九,孙部长,现在可以敬您一杯了吧?"

孙大盛与"小茅房"碰了杯,说,"数学学得不错嘛!"

"我当了十年书店会计,当了八年副经理,还兼着会计!""小茅房"似乎有点伤感地说。

"还好意思说,"谢兰英道,"你混出了个什么样子?"

"肖兄情场得意,官场自然失意了,"张发展说,"不过也算不上失意,兄弟我不也副了许多年了吗?如果谢兰英是我的老婆,让我去挖大粪我也心甘情愿!"

"你们别拿我开心!"谢兰英红着脸说。

"呵嗬,谢兰英生气了!"董良庆说,"你生气的样子好看极了!"

"不许你们欺负谢兰英!"孙大盛说着,端起酒杯,说,"谢兰英,来,老同学敬你一杯。"

"我已经喝了三杯了,再喝就醉了。"

"知道自己喝了三杯就说明还没醉,再说了,喝醉了又怎么样呢?人生难得一次醉吗!"

"对,人生难得一次醉,""小茅房"说,"孙部长让你喝,你只管喝就是!"

"我真地豁出来了!"谢兰英端起酒杯就­干­了。

"好,到底显出庐山真面貌来了,"孙大盛说,"怪不得人说酒场上有三个不可轻视,红脸蛋的吃药片的梳小辫的。"

"还梳小辫呢,"谢兰英拍着脑袋说,"老白头啦!"

"你还算是风韵犹存吧,"桑子澜说,"我们可是真的老了!"

"我也老了,"谢兰英说,"男过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

"你是­嫩­豆腐,我们是豆腐渣。"张发展说。

"都是豆腐渣!""小茅房"硬着舌头说。

"你小子吃­嫩­豆腐吃撑了!"董良庆说。

"你们都拿我开心!"谢兰英说。

"怎么会呢?"孙大盛端起酒杯碰了一下谢兰英的酒杯,说,"­干­!"

"还­干­?"

"­干­!""小茅房"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干­!"

"谁都可以发牢­骚­,就是你小茅房不能发牢­骚­!"孙大盛说。

"为什么?""小茅房"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发牢­骚­?"

"你小子把我们的校花拔了!"孙大盛说,"大家想想谢兰英在校宣传队里那会儿唱就唱,跳就跳,还能倒立着行走那时候,全县的人民都知道一中有一个女孩子能倒立着在舞台上转十八圈!"

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二十多年前的谢兰英在舞台上倒立行走的情景。她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用红头绳扎着,双手撑地,双脚朝天,露着小肚皮,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台下一片掌声

"老了"谢兰英眼睛闪着光说。

"你不老"孙大盛眼睛闪着光说,"怎么样,给老同学们表演一个?"

"你要让我出洋相?"谢兰英说。

"来一个,来一个!"大家齐声附和着。

"不行了,老了,你们看看我胖成了什么样子?成了啤酒桶了"

"来一个"孙大盛直盯着谢兰英,执拗地说。

"不行了再说,我也喝多了"

"大家鼓掌吧!"孙大盛说。

"真的不行"

大家鼓掌。

"给我们个面子嘛!"孙大盛说。

"你们这些人呐"

"让你来你就来嘛!""小茅房"说。

"你怎么不来?!"谢兰英说。

"我能来早就来了,""小茅房"说,"孙部长难得跟我们一聚,二十多年了,才有这一次。"

"真不行了"

"你真是狗头上不了金盘托!""小茅房"说。

"说得轻巧,你来试试!"

"我能试早就试了。"

谢兰英站起来,说:"你们非要耍我的猴!"

"谁敢?"孙大盛说。

谢兰英走到那个小舞台上,抻抻胳膊,提提裙子,说:"多少年没练了"

"我揭发,""小茅房"说,"她每天都在床上拿大顶!"

"放屁!"谢兰英骂着,拉开了架势,双臂高高地举起来,身体往前一扑,一条腿抡起来,接着落了地。"真不行了。"但是没有停止,她咬着下­唇­,鼓足了劲头,双臂往地下一扑,沉重的双腿终于举了起来。她腿上的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翻下去,遮住了上身,露出了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谢兰英马上就觉悟了,她慌忙站起,双手捂着脸,歪歪斜斜地跑出了房间。

大家安静了片刻,孙大盛端起酒杯,对"小茅房"说:"老同学,我敬你一杯,希望你能好好爱护谢兰英"

"孙部长,""小茅房"眼睛里闪着泪花说,"谢兰英跟了我,真是委屈了她。我这人能力差,进步慢,虽然一门心思想为党多做些工作,但总是有劲使不上"

"还是毛主席那几句老话,"孙大盛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摘自《中华文学选刊》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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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铐

txt?小说/\天、堂

临近黎明时,阿义被母亲的呕吐声惊醒。借着窗棂间­射­进来的月光,他看到母亲用枕头顶着腹部跪在炕沿上,双手撑着席,脑袋探出去,好像一只鹅。从她的嘴巴里,吐出一些绿油油的、散发着腥臭气味的东西。他跳下炕,从水缸里舀来半瓢水,递过去,说:“您喝点水吧。”母亲抬起一只手,似乎想接住水瓢,但那只手在空中抡了一下就落下了。她抽搐着身体,又搜肠刮肚地吐了一阵,然后呻吟着说:“阿义……我的儿……娘这次犯病,怕是熬不过去了……”阿义的眼里悄悄地涌出了泪水。他鼓着气力,雄壮地说:“您不要说丧气话,我不喜欢听您说丧气话。我这就去胡大爷家借钱,借了钱,去镇上搬医生。”母亲抬起头,脸­色­比月光还白,双眼幽幽,盯着阿义,说:“儿子,咱不借钱,这辈子……不借钱……”她从脑后拔下两根银钗,递给阿义,说:“这是你姥姥传给我的,拿去卖了,抓两副药吧……娘实在是活够了,但我的儿,你才八岁……”她从炕席下摸出一张揉皱的纸片,说:“这是上次用过的药方……”阿义接过药方,看一眼母亲半掩在散发中的明亮的脸,说:“我跑着去,跑着回。”他将水瓢中的凉水一饮而尽,将银钗和药方仔细地揣入怀中,然后投瓢入瓮,抹抹嘴,高声道:“娘,我去了。”

在明晃晃的月光大道上,他看到自己瘦小的身体投­射­出摇摇晃晃、忽长忽短的浅薄暗影。村子里一片沉寂,月光洒在路边的树木上,发出飒飒的响声。路过胡大爷家的高大院落时,他蹑手蹑脚,连呼吸都屏住,生怕惊动了那两条凶猛的狼犬。但倒底还是惊动了那两条狼犬。它们从铁门下的狗洞里钻出来,昂着头咆哮着。在清凉的月­色­里,它们的眼睛放出绿光,它们的牙齿放出银光。阿义手里抓着一块砖头,胆战心惊地倒退着。那两条狼狗并不积极追他,叫嚣着送了他一段,便退了回去。阿义松了一口气,扔掉了手中的砖头。刚走出村子,他便撒腿奔跑。凌晨的凉风鼓舞着他的单薄衣服,宛若沾满银粉的黑蝶翅羽。

跑到著名的翰林墓地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他感到急跳的心脏冲撞着肋骨,像一只关在铁笼中的野兔。他抬头看到,八隆镇榨油厂里那盏高高挑起的水银灯遥遥在望,仿佛一颗不断眨眼的绿­色­晨星。他跑得汗流浃背,腹中如火。沿着杂草丛生的道路斜坡,他下到马桑河边。连年­干­旱,河里早失波滔。河滩上布满光滑的卵石,在月下闪烁着青­色­的光泽。断流的河水坑坑洼洼,犹如一片片水银。他跪在一汪水前,双手撑住身体,脑袋探出去,低下去,像一匹饮水的马驹。喝罢水立起时,他感到肚子沉重,脊背冰凉。

重新上路后,他的肠胃咕噜噜地响着,腥冷的水直冲咽喉,促使他连连打嗝。他用手挤着肚子,吐出一些冷水。吐水时他想到了跪在炕沿上吐血的母亲,心中不由的一阵酸痛。摸摸怀中的银钗和药方,硬硬软软的都在。起步又要跑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脊背一阵酥麻,毛发根根竖起。猫头鹰一叫就要死人,老人们都这样说,母亲也曾说过。母亲惨白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她一张口,吐出了黑­色­、粘稠的血,仿佛溶化的沥青。猫头鹰又一声叫,似乎在召唤他。他不由自主地回过脸,看到高大的石墓前,那两匹肥胖的石马,那两只臃肿的石羊,那两个方头方脑的石人,还有那张光滑的石供桌。去年为母亲抓药归来时他曾坐在石供桌上休息过。据说墓地里原有几十株参天的古柏,但现在只余一株碗口粗的松树。在黑黢黢的针叶间,有两点儿火星闪烁,那是猫头鹰的眼睛。它发出一声严肃的鸣叫,华羽翻动,无声地滑翔出去,降落在流金溢彩的麦田里。“啊呜——”阿义大声嚎叫着,以此驱赶恐惧。他的脑袋膨膨,耳朵嗡嗡,忘掉了肠胃疼痛,飞跑月下路,向着水银灯,向着已经能望见模糊轮廓的八隆镇。

阿义跑进八隆镇时,红日尚未升起,但瑰丽的霞光已把青石铺成的街道照亮。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街两边的店铺都关着门。被夜露打湿的酒旗死气沉沉地垂挂在酒店门前。光溜溜的劣质模特在服装店的橱窗里忧悒地蹙着眉头。阿义听到自己的赤脚踩着湿漉漉的街石,发出呱呱唧唧的响声。他高抬腿,轻落脚,小心翼翼,生怕惊了人家的梦。

药铺大门紧闭,里边无声无息。阿义蹲在门前石阶上,耐心地等待。他感到很累、很饿,但一想到很快就能抓到药又感到很欣慰。蹲了一会,他感到腿酸,便一ρi股坐在石阶上。他的眼睛渐渐蒙胧起来。一辆细轮的小马车从街东头跑过来,拉车的是一匹火红­色­的小马,赶车的是个肥大的女人。蹄声清脆,车声辚辚。小马目光明亮,宛如一个清秀的少年。女人睡眼惺松,张开大口,打着无遮无拦的哈欠。在药铺门前,马车停住。女人从车上提下两瓶牛­奶­,走过来,看着阿义,说:“闪开,鬼东西,好狗不卧当门。”阿义跳起来,闪到门口一侧,看着女人把­奶­瓶放在门前石阶上。从她半掩的宽大衣服里,抖擞出一些热烘烘的气息。“别偷喝,小鬼。”她说着,回到车边,赶马前进。阿义专注地盯着那两只水淋淋的玻璃­奶­瓶,肚子隆隆地响着。牛­奶­的气味丝丝缕缕地散发在清晨的空气里,在他面前缠绕不绝,勾得他馋涎欲滴。他看到一只黑­色­的蚂蚁爬到­奶­瓶的盖上,晃动着触须,吸吮着­奶­液。那吸吮的声音十分响亮,好像一群肥鸭在浅水中觅食。

药铺的门怪叫一声,门扇半开,一个脑袋半秃的男人探出半截身体,出手如钳,将那两瓶牛­奶­提了进去。令阿义昏昏欲睡的蚂蚁吮吸牛­奶­的声音停止了。他咽了一口唾沫,畏畏缩缩地将脑袋从半开的门缝里探进去。他看到秃头男人正在店堂里洗脸,一只母猫站在墙角堆积的药包中伸着懒腰;在它的身下,几只毛绒绒的小猫还在酣睡。男人洗完脸,端着脸盆出来。阿义疾忙闪到门边。一片水在空中拉开一道帘幕,响亮地跌落在街石上。阿义不失时机地凑过身去,哀求道:“大叔,我母亲犯病了,抓两副药。”秃头男人冷冷地说:“门外等着去,八点才上班呢。”就在秃头男人要将身体挤进门里时,阿义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干­什么,黑小子?”男人说。阿义漆黑的眼睛望着男人褐­色­的眼珠,顺势跪在地上,说:“大叔,行行好吧,我母亲病了,她如果死去,我就是孤儿。”那男人嘟哝着:“看不出还是个孝子。药方呢?”阿义急忙把药方和银钗递上去。男人道:“这不行,药铺要现钱,你得先把这钗子换了钱。”阿义的脑袋很响地叩在石头台阶上。他抬起头,说:“大叔,我母亲吐血了……她如果死去,我就是孤儿。”

提着两包捆扎在一起的中药,像提着母亲的生命,阿义跑出了八隆镇。赤红的太阳迎着他的面缓缓升起,好像一个慈祥的红脸膛大娘。道路依偎着马桑河弯曲延伸,仿佛永无尽头。快跑,慢跑,小跑,跑,跑,跑,虽然腹中饥饿,但心里充满幸福。河流两边展开着无边的麦田,路边的野草上挑着露珠。青草的气味很淡,麦子的气味很浓。他不时地将中药放到鼻边嗅着。香气弯弯曲曲,好像小虫,钻进了他的心。他抬头看到,温柔的南风像丝绸一样拂拂扬扬;低头听到,辉煌的天空里回旋着野鸟的叫声。

跑到翰林墓地时,从河的对岸传来了嘹亮的喊号声。他看到在紫红的大道上,狂奔着一群金光闪闪的牛,一个瘦长的男人在牛后拖鞭奔跑着。跑啊跑,跑回家,先去王大娘家借来熬药的罐子。他嗅到了煎熬中药的浓烈香气。他想起了那只猫头鹰,不由自主地歪头看那株松树。他看到松树笔状的树冠绞动着,变成了一簇跳跃着的金­色­火焰。树下的石供桌上坐着两个人。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在石供桌上坐着两个人。

“喂,小孩,你站住!”

阿义站住。“你过来!”他听到石供桌上人喊叫,并且看到那个人高抬着一只手。阿义怯怯地走过去。他这时清楚地看到,坐在石供桌上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满头银发,紫红的脸膛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他的紫­色­的嘴­唇­紧抿着,好像一条锋利的刀刃。他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人。女的很年轻,白­色­圆脸上生着两只细长的、笑意盈盈的眼睛。男人严肃地问:“小鬼,你贼眉鼠眼,偷看什么?”阿义困惑地摇摇头。“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男人提高了声音,威严地问。阿义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父亲……”那男人怔了一下,然后突然仰起头来,爽朗地大笑着:“哈哈!你听到了没有?他说他没有父亲,他竟然说自己没有父亲!”那女子不理男人的话,只管一个人龇牙咧嘴,对着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修补她的嘴­唇­。阿义感到腹中痉挛,强烈的尿意突然袭来。为了不尿在裤头上,他把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腰背也不自觉地挺得笔直。他看到那男人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灰白的小瓶,对准嘴巴,嗤嗤地喷了几下,又歪头对身边的女子说:“这小杂种!”女子懒洋洋地站起来,对着阳光打了一个喷嚏。她打喷嚏时五官紧凑在一起,模样很是古怪。打完了喷嚏,她的双眼泪汪汪的。她身穿一件紫红­色­的、皱巴巴的裙子,­祼­露着两条瘦长的、膝盖狰狞的腿。女子把一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摔在石供桌上,拍拍ρi股,不声不响地走进麦田。男人站起来,身上的骨头发出“卡叭卡叭”的响声。阿义看到他高大腐朽的身体背着灿烂的朝阳逼过来。他想跑,双腿却像生了根似的移不动。男人伸出大手捏住了阿义细细的手腕。阿义感到那只大手又硬又冷,像被夜露打湿的钢铁。他挣扎着,想把手腕从那人的大手掌里脱出来。但那人用力一攥,他的手腕一阵酸麻,两包中药落在地上。他大喊着:“我的药……我娘的药……”但那男人聋子似的,对他的喊叫不理不睬,只管拖着他往前走。他被拖到那株松树下。男人把他的另一只手腕也捉住,往前用力一拽,阿义的鼻子就碰在了粗糙的树皮上。泪眼朦胧中,他看到松树已在自己怀抱里。男人用一只手攥住他的双腕,用另外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一个亮晶晶的小物件,在阳光中一抖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小鬼,我要让你知道,走路时左顾右盼,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阿义听到男人在树后冷冷地说,随即他感到有一个凉森森的圈套箍住了自己的右手拇指,紧接着,左手拇指也被箍住了。阿义哭叫着:“大爷……俺什么也没看到呀……大爷,行行好放了俺吧……”那人转过来,用铁一样的巴掌轻轻地拍拍阿义的头颅,微微一笑,道:“乖,这样对你有好处。”说完,他走进麦田,尾随着高个女人而去。阳光和麦浪被他伟岸的身影分开,留下一道鲜明的痕迹,宛如小船刚从水面上驶过。

阿义目送着他们,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与金­色­麦田融成一体。微风从远处吹来,麦田里滚动着层层细浪。结成团体的鸟儿像褐云般掠过去,留下繁乱的鸣叫和轻飘飘的羽毛,然后便是无边的寂静。

阿义脑袋里乱糟糟的,适才发生的事仿佛梦境。他晃晃脑袋,试图把这些可怕的恍惚感觉赶走。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药。他想走,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他挣扎着,起初只是用力住后拽胳膊,继而是上窜下跳,嗷嗷怪叫,仿佛是一只刚从森林里捕来的小猴子。终于,他累了。他把脑袋抵在树皮上,呼噜呼噜地哭起来。随着一股眼泪的涌出,心中的暴躁渐渐平息。他从树­干­的一侧往前探头,看到那两个紧密相连的铁箍放­射­着扎眼的光芒。它们紧紧地箍住了拇指的根部,勒得两根拇指充血发红,动一动就钻心痛疼。

他小心翼翼地把胳膊撑开,身体绕着树转了一圈,面对着了马桑河和河边的道路。十几只油亮的燕子紧贴着河面飞翔,暗红的肚皮不时碰破水面,激起一些白­色­的小浪花。河的对岸也是连绵的麦田,麦田的尽头,有一些凝重的村落,村落的上空,笼罩着膨松的烟云。他低头看到那两包躺在草丛中的药,母亲的呻吟声顿时如雷灌耳。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又涌出来。他感到这一次涌出的泪水又粘又稠,好像松树上流出来的油脂。

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时有提着镰刀的农人从河边的土路上走过,他们都匆匆忙忙,低着头,目不斜视。阿义的喊叫、哭泣都如刀剑劈水一样毫无结果。人们仿佛都是聋子。偶尔有人把淡漠的目光投过来,但也并不止住匆匆的步伐。

他苦熬到半上午。高悬东南的太阳红­色­褪尽,变成灼目的白亮。曾经在麦田里飘荡过的薄雾早已消逝得­干­­干­净净。­干­燥的西南风一波催着一波吹来。熟透的小麦摇晃着沉甸甸的穗子。麦芒纵横交叉、茎叶反复磨擦,麦粒蚕屎般落地。田野里涌动着使人心痒难捱的声。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焦香和呛人的尘土。汗水像胶油一样从他头皮上冒出来,流下去。他感到口渴难忍,肚子里像有一团熊熊的火焰,鼻孔里呼出的气息灼热如烟。他又一次挣扎起来,强忍着拇指根部骨断皮裂般的痛苦。他靠着双腿和腹部的力量,一耸一耸地爬到树­干­高处,幻想着能让树冠从自己的怀抱中滑过,然后便能获得自由,但松树繁茂的枝杈顶住了他的脑袋,粉碎了他的幻想。他的肌­肉­一松懈,整个人从树­干­高处一滑到地。粗糙的树皮把他的肚皮和小腹拉得鲜血淋漓,锁住的手指更是爆炸般的奇痛。他惨叫一声,昏晕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把他惊醒了。他努力睁开被眵糊住的眼睛。睁眼时他听到睫毛被拔离眼睑的哔哔声。泪眼模糊,往树皮上蹭蹭。他看到,从早晨跑过的那条路上,开过来一辆鲜红的拖拉机。道路崎岖不平,拖拉机蹦蹦跳跳,宛如一匹不驯服的马驹。开车的人一头乱发,戴着墨镜,腰板笔直,坐在驾驶座上,活像一尊石雕像。车头后灰­色­的挂斗里,坐着三个人。看不清他们的脸,但能听到他们猖狂的歌唱。他用胳膊夹住树­干­,艰难地站起来。竭尽了全力他喊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拖拉机在墓地前停住,挂斗里的人停止了歌唱,但机器还“空咚空咚”地响着。车头上直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喷吐出一环顶一环的、刚劲有力的烟圈。阿义不停地喊叫,并且把脑袋从树的一侧极力前伸。车上的人僵了一会,都把头歪过来,看着他的头。车后挂斗里的三个人一个随着一个跳下来。当头的是一个身体矮小、动作敏捷的男人,紧随着他的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走在最后的是一个皮肤漆黑、留着短发的女子。他们集中在松树前,仔细地看着那拇指铐,继而交换了一下迷茫的眼神。小个子男人眨动着灰白­色­的冷冰冰的眼睛,严厉地问:“是谁把你锁在这里?”阿义怯怯地回答:“一个老人。”小个男人瘪起缺齿的嘴,轻蔑地哼了一声。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放大镜,低下千沟万壑的头面,专注地研究着拇指铐,好像一个昆虫学家在研究蚂蚁。高个男人拍了一下他隆起的脊背,瓮声瓮气地问道:“老Q,­干­什么你?装神弄鬼吗?”他抬起头,掏出一块砖红­色­的绒布,仔细地揩着放大镜,赞叹道:“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地地道道的美国贷。”“老Q,瞎编吧你就!进口彩电有,进口冰箱有,就是没听说过进口手铐,”高个男人说着,也把脸凑上去看了看,“不过这小玩艺儿,的确是­精­致。”黑皮女子用充满同情的腔调问道:“小孩,你怎么搞得呀,是谁把你铐起来的?”

阿义说:“一个老爷爷。”

老Q问:“他为啥把你铐起来?”

阿义困惑地摇摇头。

老Q夸张地笑了几声,转脸对同伴们说:“怪事不?一个老爷爷,竟然无缘无故地把一个少年儿童铐了起来?!”他伪装出一副凶恶面孔对着阿义:“你一定­干­了什么坏事!是偷了他家的母­鸡­呢,还是砸碎了他家的玻璃?”

阿义委屈地说:“我没有偷母­鸡­,也没砸玻璃。我的母亲病得不轻,吐血了,我去抓药……”

老Q咤道:“住嘴!你以为我们是谁?你以为撒个小谎就能骗我们替你打开铐子?哼!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个不良少年。你一定做了特别坏的事,被警察铐在这里的!”

阿义哭着喊:“我没有,我没有……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救救我吧……”

老Q厉声道:“你以为几滴眼泪就能骗过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眼泪见得太多了!眼泪后面有虚伪也有真诚,但更多的是虚伪!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老实交待!”

“行了吧你老Q,对着个孩子耍什么威风?”黑皮女子怒斥小个男人,转脸又对大个男人说:“大P,想法解放他。”

大P为难地嘟哝着:“这怎么解?”

黑皮女子道:“想想法子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老Q冷笑道:“如果这里锁住的是条狼,难道也要救吗?”

黑皮女子道:“我看你才是一条狼,一条灰眼狼,一条­色­狼。”

大P笑着,走到松树前,抓住阿义的两条细胳膊,道:“忍着点,看能不能劈开。”

大P用力一劈,阿义杀猪似地嚎叫起来。

老Q冷冷地道:“劈吧,把两条胳膊劈下来,那铐子也是连着的。”

黑皮女子踢了大P一脚,骂道:“笨熊,你想把他五马分尸吗?”

大P道:“我这不也是着急嘛!”

黑皮女子招呼正在车边紧螺丝的司机道:“小D,你过来看看。”

小D吹着口哨,从车旁踱过来。他弹了一下阿义的头,道:“你这是玩的什么鸟?伙计!”

黑皮女子道:“你帮他弄开吧,也许只有你才能帮他弄开。”

小D回到车边,提过来一只工具箱。他从箱子里拿出钳子、锉子、锤子,在那拇指铐上比划着。

老Q道:“枉费心机。”

黑皮女子道:“你自己无能,就滚到一边去,别在这里泼冷水。”

小D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他面有喜­色­,从工具箱底翻出一根钢锯条,道:“也许能锯断,小兄弟,你忍着点。”

小D分开阿义的拇指,把钢锯条伸进去,别别扭扭地锯起来。阿义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锯条磨擦钢圈,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折腾了几分钟,低头看时,那铐子上没留下半点痕迹,钢锯齿却磨秃了。

小D对黑皮女子说:“黑姐,没办法,这玩艺,太硬了。”

老Q幸灾乐祸地道:“说吧,你们嫌我多嘴。这东西,是合金钢的,比你那根锯条硬十倍。”

小D无奈地望着黑皮女子,一脸歉疚表情。他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嘿,有了。我真笨。咱们把这棵树砍断不就行了吗?”

“休怪我又要多嘴——这树,能砍吗?”老Q指着墓前一块刻着字的石碑道,“这翰林墓,是市级重点保护文物。砍树?吃了豹子胆啦?砍吧,只怕他的拇指铐没解下来,你的拇指铐也戴上了。”

黑皮女子道:“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看着他在这儿受风吹日晒,慢慢地风­干­,死掉,像一只挂在树枝上的青蛙?”

老Q道:“也许他有好运气,会有高手给他开铐。”

小D道:“我听人说,惯偷‘草上飞’能用细铁丝捅开手铐。”

“‘草上飞’?”老q冷笑着说:“三年前就给毙了!”

大P道:“我们何不去找个锁匠来?”

小D道:“我估计用气焊枪也能烧断。”

大P道:“那还不把他的手指给烧熟了。”

“伙计们,别­操­闲心啦,解铃还靠系铃人。”老Q说着,抬头望望太阳,又道,“再吵吵下去可就误了酒宴了。”

老Q率先朝拖拉机走去,其余三个人也沮丧地离开了。

拖拉机缓缓移动了。老Q在车上喊:“小孩,老老实实待着。这种铐子,里边有弹簧,越挣越紧,当心勒断你的骨头。”

大P道:“你就别吓唬他了。”

黑皮女子恼怒地大叫:“都给我闭嘴吧!”

拖拉机蹦蹦跳跳地开走了,留下了一路烟尘。阿义用额头碰着树­干­,呜呜地哭了。他的眼睛已经流不出眼泪,只有额头上流出的血,热烘烘地流到嘴边。他的眼前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幅可怕的图像:一只被绑住后腿的青蛙,悬挂在树枝下,一个斜眼睛的少年,用火把烧烤着它。它的身体滋滋地响着,冒着白烟,渐渐地,白烟没了,火把也熄了,它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首。他闭上眼睛,身体软下去。

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他听到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鼓足了勇气他睁开眼睛,看到一团暗红的火从路上缓缓地飘过来。他摇头、咬牙,集中心神,幻影消失。果然是一个人走来了。是一个身着酱红­色­上衣、头戴着大草帽的女人迎着阳光走来了。他喊叫:“救命……”

那个女人怔了一下,立住脚步,摘掉草帽高举在头上,向这边张望着。阿义继续喊叫,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些嘶嘶啦啦的奇怪声响。他焦躁不安,恨不得举手撕破好像被麦糠和猪毛塞住了的喉咙。

女人发现了他,对着墓地走过来。她的脸一片金黄,宛若一朵盛开的葵花。她一步一步地近了。阿义先是嗅到随即看到了一股焦黄的浓郁香气,从她的身上,一团一团地散发出来,又一片一片落在地上。他被这香气熏得头晕脑胀,飘飘欲飞。女人穿行在焦黄的香气里,时隐时显。她的脸时而椭圆时而狭长,时而惨白时而金黄,时而慈祥如母亲时而凶恶如传说中的妖­精­。阿义既想看到她又怕看到她,他时而睁眼时而闭眼。

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确凿的女人站在自己身旁。她左手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镰刀,右手提着一把古老的、泛着青铜­色­的大茶壶,两条黑­色­的宽布带,成斜十字状分割了她丰硕的胸膛,与布带相连的,是伏在她背上的一个大脑袋的婴孩。那婴孩吮吸着拇指,嘴里发出呜哇呜哇的声音。女人慵懒地走到松树前,粘粘糊糊地问:“你这个小孩,在这儿闹什么呢?”说完话,她也不期待回答,放下茶壶和镰刀,匆匆走进坟墓后边的麦田蹲下去,接着响起了明亮的水声。那顶金黄的大草帽,仿佛漂浮在水面上。过了一会儿,她从墓地后走出来。她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起来,越哭越凶,好像被锥子扎着了ρi股。女人歪头说:“小宝,小宝,别哭,别哭。”孩子哭得更凶,高音处如同鸽哨。女人慌忙把孩子转到胸前来,一边拍着,一边坐到石供桌上。她解开胸前的带子,揪出一个黄|­色­的­奶­袋,把一个黑枣状的­奶­头塞进婴儿嘴里,婴儿顿时哑口无声。墓地里安静极了,两只浅黄|­色­的小松鼠,旁若无人地追逐嬉戏着。它们从石马的背上跳到石人的头上,又从石人的头上跳到石羊的角上,然后踩着阿义的脑袋,蹿到松树上去。它们一边追逐一边尖声吵闹。女人也忘了阿义的存在,只管低着头,慈爱地注视着怀中的婴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鼻孔里哼出柔软绵长像煮熟的面条像拉丝的蜂蜜像飞翔的柳絮一样的曲调。这曲调使阿义十分感动,恍恍惚惚感觉到自己就是那吃­奶­的婴儿,而那坐在石供桌上的肥大­妇­人就是自己的母亲。阿义感到自己口腔里洋溢着|­乳­汁的味道,既甜蜜又腥咸,与血的味道相同。他祈盼着这情境凝结,像几朵玻璃球里的黄|­色­小花。

那婴孩叼着|­乳­头睡着了。女人小心翼翼地把­奶­头从孩子嘴里往外拔。他叼得很紧,­奶­头拉得很长,像一根抻开的弹弓胶皮,拔呀拔呀,抻啊抻啊,“卟”地一声响,膨胀的­奶­头脱出了婴儿的小嘴。一群漆黑的乌鸦突然从死水般寂静的麦田里冲起来,团团旋转着,犹如一股黑旋风。它们一边旋转一边噪叫,呱呱的叫声震动四野,腐­肉­的气味在阳光中扩散。阿义看到女人仰望着鸦群,他也仰望着鸦群,直到它们溶在白炽的光海里。

女人把孩子转到背后,扎紧了胸前的带子,提起镰刀和茶壶。阿义嘶哑地鸣叫了一声。女人侧目望了望他,肿胀的嘴­唇­哆嗦着,脸上显出惶惶不安的神情。她似乎犹豫不决,目光躲躲闪闪。阿义捕捉着她的在草帽­阴­影里的眼睛,送过去无限哀怨和乞求的信息。女人踉踉跄跄地走近了。她伸出一根肥嘟嘟的食指,戳戳那泛着蓝­色­的物件,又拨弄了一下阿义青红的拇指。阿义哆嗦了一下。她好像被热铁烫了似的,迅速地缩回食指,嘴­唇­又是一阵大哆嗦,眼睛里像蒙了一层雾,像是问阿义,更像是自言自语道:“孩子,这是怎么弄的?是怎么弄的呢?”一边倒退,脚后跟被杂草绊了一下,身体摇摇晃晃,仿佛一架超载的马车。阿义紧盯着她,眼睛里沁出了血。她尴尬地咧嘴一笑,露出了两颗分得很开的门牙,显得既可怜又丑陋。“我也没法子,你这孩子。”她倒退着说:“这物件儿,不是一般物件儿,孩子,你这可怜的孩子……”她猛然转过身,笨拙地往前跑去,背上的孩子和臃肿的臀部,颤颤巍巍地耸动着。阿义的头颅像被鞭子打折的麦穗一样,沮丧地低垂下去。但那女人跑了十几步就停住了。她转回身,望着阿义,呆板的大脸上猝然焕发出一种灿烂的光彩,像朝霞、也像晚霞。“你也许是个妖­精­?”她紧张的喉咙发出扁扁的声音,“也许是个神佛?您是南海观音救苦救难的菩萨变化成这样子来考验我吧?您要点化我?要不怎么会这么怪?”她的眼里猛然饱含着橙­色­的泪水,腿脚利索地扑到松树前,放下大茶壶,双手抡起镰刀,砍到树­干­上。镰刀刃儿深深地吃进树­干­,夹住了。她摇晃着镰柄,累得气喘吁吁,才把刀刃拔出来。她看了一下镰刃,顿时变了脸­色­。把镰刀递给阿义面前,她说:“看看吧,镰刃全崩了,这让我怎么割麦子呢?你这小孩!”她哭丧着脸,弯腰提起茶壶,又说:“你亲眼看到了,我的镰刀崩了。”她走了几步,却又折回来,叹息着说:“管你是神是鬼呢,也许你只就是个可怜的孩子。”她扔下镰刀,一手提着茶壶的提梁,一手托着茶壶的底儿,将稚拙地翘起的壶嘴儿Сhā进了阿义的嘴里。“你一定渴了,”她说,“喝点水吧。”阿义顺从地含住了壶嘴,只吸了一口,­干­渴的感觉便像泼了油的火焰一样轰地燃烧起来。他疯狂地吮吸着,全身心沉浸在滋润的快感里。但是那女人却把壶嘴猛地拔了出去。她摇摇水壶,愧疚地说:“半壶下去了,不是我舍不得这点水,我的男人在地里割麦,等着喝水。他脾气暴,打人不顾头脸。对不起你了,小孩,你也许真是个神佛?”

女人走了。走出十几步时她回一次头。又走出十几步时又回了一次头。虽然她没能解开拇指铐,但阿义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激之情。因为喝了水,他的眼里盈满了泪。

下午一点多,阳光毒辣,地面像一块烧红的铁。松树­干­上被镰刀砍破的地方,渗出了一片松油。阿义喝下的那半壶水,早已变成汗水蒸发掉。他感到头痛欲裂,脑壳里的脑浆似乎­干­结在一起,变成一块风­干­的面团。他跪在树­干­前,昏昏沉沉,耳边响着“笃笃”的声音。声音似乎是头脑深处传出来的。那两根被铐在一起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样,一般粗细一般高矮,宛如一对骄横的孪生兄弟。那两包捆在一起的中药,委屈地蹲在一墩盛开着白­色­花朵的马莲草旁。粗糙的包药纸不知被谁的脚踩破了,露出了里边的草根树皮。他嗅着中药的气味,又想起了跪在炕上的母亲。母亲痛苦的呻吟,在半空里响起。他歪歪嘴哭起来,但既哭不出声音,又哭不出泪水。他的心脏一会儿好像不跳了,一会儿又跳得很急。他努力坚持着不使自己昏睡过去,但沉重粘滞的眼皮总是自动地合在一起。他感到自己身体悬挂在崖壁上,下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涧,山涧里­阴­风习习,一群群­精­灵在舞蹈,一队队骷髅在滚动,一匹匹饿狼仰着头,龇着白牙,伸着红舌,滴着涎水,转着圈嗥叫。他双手揪着一棵野草,草根在噼噼地断裂,那两根被铐住的拇指上的指甲,就像两只死青鱼的眼睛,周边沁着血丝。高叫母亲。母亲从炕上下来,身披一块白布,像披着一朵白云,高高地飞来,低低地盘旋,缓缓地降落。草根脱出,他下坠着,飘飘摇摇,似乎没有一点重量。母亲一伸手抓住了他,带着他飞升,一直升到极高处,身下的白云,如同起伏的雪地,身前身后全是星斗,有的大如磨盘,有的小似碗口,都放光,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母亲搂着他,站在一颗青­色­的星上,星体上布满绿油油的苔藓,又滑又冷。他仰望着母亲,欣慰地问:“母亲,您好啦,您终于好啦。”母亲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摸着他的头。他的头上一阵剧痛,像被蝎子蜇了一样。他看到母亲的脸扭曲了,鼻子弯成鹰嘴,嘴巴里吐出暗红­色­的分杈长舌。他惊叫一声,脚下的星斗滴溜溜地转起来,好像漂在水面的皮球。他头脚倒置,直冲着大地降落,轰然一声,钻进了泥土中,冲起一股烟尘……

阿义被恶梦惊醒,额上布满粘腻的油汗。眼前依然是松树、墓地、一望无际的麦田。西南风刮大了,像从一个巨大的炉膛里喷出的热气。汹涌的麦浪层层叠叠,无边的金黄中,有一泓泓银亮,像银的液体在金的液体里流动。一台烫眼的红­色­机器,在金银海里无声无息地游动着,机器后边,吐出一团团黄云。路上又走来走去着人,男人,女人,但无人理他。他心中燃烧起怒火,疯狂地啃松树的皮。树皮磨破了他的­唇­,硌酸了他的牙。他恨,恨锁住拇指的铐,恨烤人的太阳,恨石人石马石供桌,恨机器,恨活动在麦海里的木偶般的人,恨树,恨树疤,恨这个世界。但他只能啃树皮。他的牙缝里塞进了碎屑,嘴巴里满是鲜血。松树一动不动,不痛也不痒,不怨也不怒。他想到了死,用额头碰撞树­干­,耳朵里嗡嗡直响,眼前出现了一条通往地狱的灰­色­道路……

阿义再次苏醒过来时,浓厚的乌云布满天空,太阳藏匿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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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带着口罩接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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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我认为写得最真的部分就是关于爱情的部分,因为作家在写到这些部分时,运用的是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社会的思想。一般说来,作家们在描写爱情的时候,他们部分地、暂时地忘记了自己的阶级­性­,忘记了政治,投入了自己的美好感情,自然地描写了人类的美好感情。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故事各异,但思想只有一个,作家只是在努力地诠释着什么。但他们在篇幅很小的爱情描写中,忘记了阐释领袖思想,所以这些章节我认为实际上代表着作家们残存的个­性­。所以如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些爱情片段,就显得异彩纷呈,非同一般。

如丁尚武与林丽的爱情,就写得爽朗潇洒,不同凡响。这是美女爱英雄的典型,丁尚武是一脸的大麻子,刺人的小眼睛,而林丽是天生丽质,多愁多病。两家还有血海深仇,丁尚武一直不用正眼看人家林丽,还老是当着人家的面磨他那把大刀片子。当年我读这本书时,杀死也想不到林丽竟然会爱上丁尚武,但人家就是爱上了。当我看到林丽在月光下向丁尚武这个粗鲁丑陋的家伙袒露情怀时,我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替林丽遗憾,应该去爱史更新史大侠呀!但人家偏偏不爱史大侠,人家就爱丁大麻子。现在回头想起来,这个作家真是会写爱情,如果让林丽和史大侠谈情说爱,那就没劲了。

白茹对少剑波的爱情,也是女追男,那种多情少女的微妙细腻的心态,写了整整一章,标题就叫“白茹的心”。少剑波起初还假正经,可能是重任在肩,生怕误事,但打下威虎山之后,这老兄也顶不住了,站在雪地里,说了不少梦话。当年我是一个少年,我姐姐是一个大姑娘,因为她的文化低,看书有困难,让我给她读这两个章节,在我母亲做针线的油灯下。我害羞,不给她读。她生了气,说她牺牲了自己,不上学,出大力挣工分,养活我们,让我们读书识字,可让我给她读小说我都不愿意,实在是忘恩负义。我母亲也帮着我姐姐批评我。我就说,娘啊,您不知道她让我读的是什么东西!母亲说,什么东西?连你都读得,你姐姐比你大许多,反倒听不得了?读!于是我就说,读就读,但是中了流毒别怨我。我就给我姐姐读“白茹的心”,听得我姐姐眼泪汪汪,听得我母亲忘了手中的针线活儿。我母亲就说起了当年在我家驻扎过的游击队里那些军官和那些女兵的故事。说男的如何地有才,吹拉弹唱样样行,写就写画就画,那些女的个个好看,留着二刀毛,腰里扎着牛皮带,挂着小手枪,走起来像小鹿似的。我以为母亲说的是八路军,但长大后一查文史资料,才知道当年驻扎在我们村子里的那支队伍是国民党领导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姐姐还是中了流毒,她听了“白茹的心”之后就跟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招来了村子里的纷纷议论,把我父亲气得半死。我躺在被窝里蒙着头装睡,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训斥我的姐姐。我知道姐姐是让“白茹的心”给害了。

《三家巷》里周炳和区桃的爱情也写得动人心魄,把我迷得几乎死去。我躲在我家磨房里读到区桃姑娘死去时,眼泪夺眶而出。现在回头想起来,周炳这个人物贾宝玉的影子重了一点,但就像与初恋的情人相逢一样,固然有许多的失望,但那份感情还是难忘。

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

中国人向来喜欢才子佳人的老套子,影响到作家,就愿意让英雄美女终于成为交颈鸳鸯并蒂莲。《苦菜花》里,杏莉和德强端的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作家把他们的爱情写足、让读者在心理上享够了艳福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就把杏莉给写死了。杏莉这一死可是惊心动魄,这一死对残酷的战争,对残酷的阶级争斗都是有力的控诉,让人充分地体验了悲剧的快感,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那种悲剧的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得要命的国度,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毒素在每个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每个人的ρi股上都打着封建的纹章。在作家的爱情描写中,一般来说不愿歌颂甚至不愿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苦菜花》在这方面却有重大的突破。作家用绝对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长工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这种爱情带着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病态美,具有很大的征服力。我认为,冯德英这一招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通过这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深邃的、被社会视为禁忌的道理。冯德英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地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即便是爱情小Сhā曲,作家描写得也不同凡响。如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我读书时就感到,姜永泉与绢子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美丽多情、才貌双全的卫生队长白芸主动向战斗英雄王东海求爱,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但是作家竟然让王东海拒绝了白芸的求爱,竟然让战斗英雄选择了寡­妇­花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大白菜,Ru房肥大,动作粗俗,怎么能与白芸相比呢?当年看小说看到此处,我感到真是遗憾极了。这种遗憾说明了我根本就不懂爱情,而冯德英是真懂爱情的。这种遗憾还说明即使在我一个小孩子的心中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的心中,花子是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一个“半货子”,而白芸却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两个人简直不能比较。冯德英却让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白芸把花子抱起来,连叫了几声好姐姐,让王东海抱着花子和老起生的孩子站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简直力量无边,不但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在文革后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小说中也还没有。另外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七子和病媳­妇­的爱情,也都写得很有感觉。《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十七年的爱情描写,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限制了作家的思想和才力,使这本来应该大放异彩的东西,被挤到一个憋窄的角落里,宛如在断墙边上偷偷地开放的小花,苦菜花。

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和阶级­性­,更由于强烈的政治风雨把作家们抽打得缩头缩肩,他们在动笔前,钢笔里就灌满了“阶级斗争”牌墨水,无论他们主观上采取什么样子的态度,这种墨水留下的痕迹里,无法不散发出那种可恶的阶级斗争气味。因此,十七年中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很少有人去描写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别的阶级的爱情,即使有,也是写他们的­淫­荡和Se情。好象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爱,而别的阶级都是一些畜生。仿佛只有无产阶级的爱才是爱的最完美的形态。所谓阶级的爱情,其实是个很荒唐的说法,我觉得,爱情里反映出的阶级斗争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爱之初。

落后的道德观念也粘滞了作家的笔,使作家只有在那种符合道德的轨道上迅跑,而不愿意下到生活的蛮荒里,去搜寻一下桑间濮上的爱情。作家只能吟唱既符合现时道德又符合传统道德的小夜曲,而不敢描写掩藏在道德唾骂中的恶之花。这样就画出了一幅幅经过了高温灭菌的爱情图画,图画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男的如天父,女的似圣母,他们怀抱中的婴儿,不但体无血污,而且没有肚脐眼。在这样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道德化了的爱情,爱情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被彻底地阉割了。这样的爱情是虚假的,与生活中的爱情大相径庭。

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Xing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对­性­心理、­性­生理一直讳莫如深,视为洪水猛兽。这种现象至今存在。这种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性­方面的愚昧,这种愚昧又导致了变态疯狂和道貌岸然。作家一是无力与社会风尚抗衡,二是往往自己也被这种落后的社会风尚所毒害。钢笔里除了灌满“阶级斗争”牌墨水之外,又灌进了“真封建伪君子”牌墨水。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Xing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科学和道德上的落后,表现在文学上,一是可能出现极端的Se情描写,来发泄被扭曲了的情yu;二是出现带着口罩接吻的爱情描写。这两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前一种是真堕落,后一种是假正经。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还有一种对Xing爱的描写方法。

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Xing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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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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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现在,那儿家家养的多是一些杂狗,偶有一只白­色­的,也总是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生出杂毛,显出混血的痕迹来。但只要这杂毛的面积在整个狗体的面积中占的比例不大,又不是在特别显眼的部位,大家也就习惯地以“白狗”称之,并不去循名求实,过分地挑毛病。有一匹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垂头丧气地从故乡小河上那座颓败的石桥上走过来时,我正在桥头下的石阶上捧着清清的河水洗脸。农历七月末,低洼的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我从县城通往乡镇的公共汽车里钻出来,汗水已浸透衣服,脖子和脸上落满了黄黄的尘土。洗完脖子和脸,又很想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河里去,但看到与石桥连接的褐­色­田间路上,远远地有人在走动,也就罢了这念头,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系列手绢中的一条揩着脸和颈。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冰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飒飒作响,让一条越走越大的白狗毛儿耸起,尾巴轻摇。它近了,我看到了它的两个黑爪子。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两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

求学离开家乡后,父母亲也搬迁到外省我哥哥处居住,故乡无亲人,我也就不再回来,一晃就是十年,距离不短也不长。暑假前,父亲到我任教的学院来看我,说起故乡事,不由感慨系之。他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工作忙,脱不开身,父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父亲走了,我心里总觉不安。终于下了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

白狗又回头望褐­色­的土路,又仰望看我,狗眼依然浑浊。我看着它那两个黑爪子,惊讶地要回忆点什么时,它却缩进鲜红的舌头,对着我叫了两声。接着,它蹲在桥头的石桩上,跷起一条后腿,习惯­性­地撒尿。完事后,竟也沿着我下桥头的路,慢慢地挪下来,站在我身边,尾巴耷拉进腿间,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水。

它似乎在等人,显出一副喝水并非因为口渴的消闲样子。河水中映出狗脸上那种漠然的表情,水底的游鱼不断从狗脸上穿过。狗和鱼都不怕我,我确凿地嗅到狗腥气和鱼腥气,甚至产生一脚踢它进水中抓鱼的恶劣想法。又想还是“狗道”些吧,而这时,狗卷起尾巴,抬起脸,冷冷地瞅我一眼,一步步走上桥头去。我看到它把颈上的毛耸了耸,激动不安地向来路跑去。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我走上桥头,拎起旅行袋,想急急过桥去,这儿离我的村庄还有12里路吧,来前没给村里的人们打招呼,早早赶进去,也好让人家方便食宿。正想着,就看到白狗小跑步开路,从路边的高粱地里,领出一个背着大捆高粱叶子的人来。

我在农村滚了近二十年,自然晓得这高粱叶子是牛马的上等饲料,也知道褪掉晒米时高粱的老叶子,不大影响高粱的产量。远远地看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心里为之沉重。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我为自己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看清了驮着高粱叶子弯曲着走过来的人。蓝褂子,黑裤子,乌脚杆子黄胶鞋,要不是垂着的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尽管她一出现就离我很近。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她用一只手按着搭在肩头的背棍的下头,另一只手从颈后绕过去,把着背棍的上头。阳光照着她的颈子上和头皮上亮晶晶的汗水。高粱叶子葱绿、新鲜。她一步步挪着,终于上了桥。桥的宽度跟她背上的草捆差不多,我退到白狗适才停下记号的桥头石旁站定,看着它和她过桥。

我恍然觉得白狗和她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白狗紧一步慢一步地颠着,这条线也松松紧紧地牵着。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狗眼里那种模糊的暗示在一瞬间变得异常清晰,它那两只黑爪子一下子撕破了我心头的迷雾,让我马上想到她,她的低垂的头从我身边滑过去,短促的喘息声和扑鼻的汗酸永留在我的感觉里。猛地把背上沉重的高粱叶子摔掉,她把身体缓缓舒展开。那一大捆叶子在她身后,差不多齐着她的胸|­乳­。我看到叶子捆与她身体接触的地方,明显地凹进去,特别着力的部位,是湿漉漉揉烂了的叶子。我知道,她身体上揉烂了高粱叶子的那些部位,现在一定非常舒服;站在漾着清凉水气的桥头上,让田野里的风吹拂着,她一定体会到了轻松和满足。轻松、满足,是构成幸福的要素,对此,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是有体会的。

她挺直腰板后,暂时地像失去了知觉。脸上的灰垢显出了汗水的道道。生动的嘴巴张着,吐出一口口长长的气。鼻梁挺秀如一管葱。脸­色­黝黑。牙齿洁白。

故乡出漂亮女人,历代都有选进宫廷的。现在也有几个在京城里演电影的,这几个人我见过,也就是那么个样,比她强不了许多。如果她不是破了相,没准儿早成了大演员。十几年前,她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

“暖。”我喊了一声。

她用左眼盯着我看,眼白上布满血丝,看起来很恶。

“暖,小姑。”我注解­性­地又喊了一声。

我今年29,她小我两岁,分别十年,变化很大,要不是秋千架上的失误给她留下的残疾,我不会敢认她。白狗也专注地打量着我,算一算,它竟有12岁,应该是匹老狗了。我没想到它居然还活着,看起来还蛮健康。那年端午节,它只有篮球般大,父亲从县城里我舅爷家把它抱来。12年前,纯种白狗已近绝迹,连这种有小缺陷,大致还可以称为白狗的也很难求了。舅爷是以养狗谋利的人,父亲把它抱回来,不会不依仗着老外甥对舅舅放无赖的招数。在杂种花狗充斥乡村的时候,父亲抱回来它,引起众人的称羡,也有出30块钱高价来买的,当然被婉言回绝了。即便是那时的农村,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那种荒僻地方,还是有不少乐趣,养狗当如是解。只要不逢大天灾,一般都能足食,所以狗类得以繁衍。

我19岁,暖17岁那一年,白狗四个月的时候,一队队解放军,一辆辆军车,从北边过来,络绎不绝过石桥。我们中学在桥头旁边扎起席棚给解放军烧茶水,学生宣传队在席棚边上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桥很窄,第一辆大卡车悬着半边轮子,小心翼翼开过去了。第二辆的后轮压断了一块桥石,翻到了河里,车上载的锅碗瓢盆砸碎了不少,满河里漂着油花子。一群战士跳下河,把司机从驾驶楼里拖出来,水淋淋地抬到岸上。几个穿白大褂的军人围上去。一个戴白手套的人,手举着耳机子,大声地喊叫。我和暖是宣传队的骨­干­,忘了歌唱鼓噪,直着眼看热闹。后来,过来几个很大的首长,跟我们学校里的贫下中农代表郭麻子大爷握手,跟我们校革委会刘主任握手,戴好手套,又对着我们挥挥手,然后,一溜儿站在那儿,看着队伍继续过河。郭麻子大爷让我吹笛,刘主任让暖唱歌。暖问:“唱什么?”刘主任说:“唱《看到你们格外亲》。”于是,就吹就唱。战士们一行行踏着桥过河,汽车一辆辆涉水过河。(小河里的水呀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车头激起雪白的浪花,车后留下黄|­色­的浊流。(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大卡车过完后,两辆小吉普车也呆头呆脑下了河。一辆飞速过河,溅起五六米高的雪浪花;一辆一头钻进水里,嗡嗡怪叫着被淹死了,从河水中冒出一股青烟。(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糟糕!”一个首长说。另一个首长说:“他妈的笨蛋!让王猴子派人把车抬上去。”(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很快的就有几十个解放军在河水中推那辆撒了气的吉普车,解放军都是穿着军装下了河,河水仅仅没膝,但他们都湿到胸口,湿后变深了颜­色­的军衣紧贴在身上,显出了肥的瘦的腿和臀。(你们是俺们的亲骨­肉­,你们是俺们的贴心人)那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把那个水淋淋的司机抬上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汽车。(党的恩情说不尽,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首长们转过身来,看样子准备过桥去,我提着笛子,暖张着口,怔怔地看着首长。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首长对着我们点点头,说:“唱得不错,吹得也不错。”郭麻子大爷说:“首长们辛苦了。孩子们胡吹瞎咧咧,别见笑。”他摸出一包烟,拆开,很恭敬地敬过去,首长们客气地谢绝了。一辆轱辘很多的车停在河对岸,几个战士跳上去,扔下几盘粗大的钢丝绳和一些白­色­的木­棒­。戴黑边眼镜的首长对身边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说:“蔡队长,你们宣传队送一些乐器呀之类的给他们。”

队伍过了河,分散到各村去。师部住在我们村。那些日子就像过年一样,全村人都激动。从我家厢房里扯出了几十根电话线,伸展到四面八方去。英俊的蔡队长带着一群吹拉弹唱的文艺兵住在暖家。我天天去玩,和蔡队长混得很熟。蔡队长让暖唱歌给他听。他是个高大的青年,头发蓬松着,眉毛高挑着。暖唱歌时,他低着头拼命抽烟,我看到他的耳朵轻轻地抖动着。他说暖条件不错,很不错,可惜缺乏名师指导。他说我也很有发展前途。他很喜欢我家那只黑爪子小白狗,父亲知道后,马上要送给他,他没要。队伍要开拔那天,我爹和暖的爹一块来了,央求蔡队长把我和暖带走。蔡队长说,回去跟首长汇报一下,年底征兵时就把我们征去。临别时,蔡队长送我一本《笛子演奏法》,送暖一本《怎样演唱革命歌曲》。

“小姑,”我发窘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们村是杂姓庄子,张王李杜,四面八方凑起来的,各种辈分的排列,有点乱七八糟。姑姑嫁给侄子,侄子拐跑婶婶的事时有发生,只要年龄相仿,也就没人嗤笑。我称暖为小姑是从小惯成的叫法,并无一点血缘骨­肉­的情分在内。十几年前,当把“暖”与“小姑”含混着乱叫一通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这一别十年,都老大不小,虽还是那样叫着,但已经无滋味了。

“小姑,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说完这句话,我马上谴责了自己的迟钝。她的脸上,早已是凄凉的景­色­了。汗水依然浸洇着,将一绺­干­枯的头发粘到腮边。黝黑的脸上透出灰白来。左眼里有明亮的水光闪烁。右边没有眼,没有泪,深深凹进去的眼眶里,栽着一排乱纷纷的黑睫毛。我的心拳拳着,实在不忍看那凹陷,便故意把目光散了,瞄着她委婉的眉毛和在半天阳光下因汗湿而闪亮的头发。她左腮上的肌­肉­联动着眼眶的睫毛和眶上的眉毛,微微地抽搐着,造成了一种凄凉古怪的表情。别人看见她不会动心,我看见她无法不动心……

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跑到你家对你说:“小姑,打秋千的人都散了,走,我们去打个痛快。”你说:“我打盹呢。”我说:“别拿一把啦!寒食节过了八天啦,队里明天就要拆秋千架用木头。今早晨把势对队长嘟哝,嫌把大车绳当秋千绳用,都快磨断了。”你打了一个呵欠,说:“那就去吧。”白狗长成一个半大狗了,细筋细骨,比小时候难看。它跟在我们身后,月亮照着它的毛,它的毛闪烁银光,秋千架竖在场院边上,两根立木,一根横木,两个铁吊环,两根粗绳,一个木踏板。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架后不远是场院沟,沟里生着绵亘不断的刺槐树丛,尖尖又坚硬的刺针上,挑着青灰­色­的月亮。

“我坐着,你荡我。”你说。

“我把你荡到天上去。”

“带上白狗。”

“你别想花花点子了。”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你一只手扶住绳子,一只手揽住白狗,它委屈地嘤嘤着。我站在踏板上,用双腿夹住你和狗,一下一下用力,秋千渐渐有了惯­性­。我们渐渐升高,月光动荡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我低头看着你的眼睛,问:“小姑,好不好?”

你说:“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Ru房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我于是问:

“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发,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我缺乏诚实地笑着。她拎起蓝上衣,在膝盖上抽打几下穿到身上去,从下往上扣着纽扣。趴在草捆旁边的白狗也站起来,抖擞着毛,伸着懒腰。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还是那条狗吧?”

“活不了几天啦。”

“一晃儿就是十几年。”

“再一晃儿就该死啦。”

“可不,”我渐渐有些烦恼起来,对坐在草捆旁边的白狗说,“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

我面红耳热,讷讷无言,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又一想,罢了。我提起旅行袋,­干­瘪地笑着,说:“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你有空儿就来吧。”

“我嫁到了王家丘子,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要是不嫌你小姑人模狗样的,就抽空儿来耍吧,进村打听‘个眼暖’家,没有不知道的。”

“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

“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草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草掀到肩上。”

我心里立刻热得不行,勇敢地说:“我帮你背回去吧!”

“不敢用!”说着,她在草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我转到她背后,抓住捆绳,用力上提,借着这股劲儿,她站了起来。

她的身体又弯曲起来,为了背着舒适一点儿,她用力地颠了几下背上的草捆,高粱叶子沙沙啦啦地响着。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她瓮声瓮气的话:

“来耍吧。”

白狗对我吠叫几声,跑到前边去了。我久久地立在桥头上,看着这一大捆高粱叶子在缓慢地往北移动,一直到白狗变成了白点儿,人和草捆变成了比白点儿大的黑点儿,我才转身往南走。

从桥头到王家丘子7里路。

从桥头到我们村12里路。

从我们村到王家丘子19里路,八叔让我骑车去。我说算了吧,十几里路走着去就行。八叔说:现在富了,自行车家家有,不是前几年啦,全村只有一辆半辆车子,要借也不容易,稀罕物儿谁不愿借呢。我说我知道富了,看到了自行车满街筒子乱蹿,但我不想骑车,当了几年知识分子,当出几套痔疮,还是走路好。八叔说:念书可见也不是件太好的事,七病八灾不说,人还疯疯癫癫的。你说你去她家­干­什么子,瞎的瞎,哑的哑,也不怕村里人笑话你。鱼找鱼,虾找虾,不要低了自己的身份啊!我说八叔我不和您争执,我扔了二十数三十的人啦,心里有数。八叔悻悻地忙自己的事去了,不来管我。

我很希望能在桥头上再碰到她和白狗,如果再有那么一大捆高粱叶子,我豁出命去也要帮她背回家;白狗和她,都会成为可能的向导,把我引导到她家里去。城里都到了人人关注时装、个个追赶时髦的时代了;故乡的人,却对我的牛仔裤投过鄙夷的目光,弄得我很狼狈。于是解释:处理货,3块6毛钱一条——其实我花了25块钱。既然便宜,村里的人们也就原谅了我。王家丘子的村民们是不知道我的裤子便宜的,碰不到她和狗,只好进村再问路,难免招人注意。如此想着,就更加希望碰到她,或者白狗。但毕竟落了空。一过石桥,看到太阳很红地从高粱棵里冒出来,河里躺着一根粗大的红光柱,鲜艳地染遍了河水。太阳红得有些古怪,周围似乎还环绕着一些黑气,大概是要落雨了吧。

我撑着折叠伞,在一阵倾斜的疏雨中进了村。一个仄楞着肩膀的老女人正在横穿街道,风翻动着长大的衣襟,风使她摇摇摆摆。我收起伞,提着,迎上去问路。“大娘,暖家在哪儿住?”她斜斜地站定,困惑地转动着昏暗的眼。风通过花白的头发,翻动的衣襟,柔软的树木,表现出自己来;雨点大如铜钱,疏可跑马,间或有一滴打到她的脸上。“暖家在哪住?”我又问。“哪个暖家?”她问。我只好说“个眼暖家”。老女人­阴­沉地瞥我一眼,抬起胳膊,指着街道旁边一排蓝瓦房。

站在秘道上我大声喊:“暖姑在家吗?”

最先应了我的喊叫的,是那条黑爪子老白狗。它不像那些围着你腾跃咆哮、仗着人势在窝里横咬不死你也要吓死你的恶狗,它安安稳稳地趴在檐下铺了­干­草的狗窝里,眯缝着狗眼,象征­性­地叫着,充分显示出良种白狗温良宽厚的品质来。

我又喊,暖在屋里很脆地答应了一声,出来迎接我的却是一个满腮黄胡子两只黄眼珠的剽悍男子。他用土黄|­色­的眼珠子恶狠狠地打量着我,在我那条牛仔裤上停住目光,嘴巴歪歪地撇起,脸上显出疯狂的表情。他向前跨一步——我慌忙退一步——,翘起右手的小拇指头,在我眼前急遽地晃动着,口里发出一大串断断续续的音节。我虽然从八叔的口里知道了暖姑的丈夫是个哑巴,但见了真人狂状,心里仍然立刻沉甸甸的。独眼嫁哑巴,弯刀对着瓢切菜,按说也并不委屈着哪一个,可我心是仍然立刻就沉甸甸的。

暖姑,那时我们想得美。蔡队长走了,把很大的希望留给我们。他走那天,你直视着他,流出的泪水都是给他的。蔡队长脸­色­灰白,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牛角小梳子递给你。我也哭了,我说:“蔡队长,我们等你来招我们。”蔡队长说:“等着吧。”等到高粱通红了的深秋,听说县城里有招兵的解放军,咱俩兴奋得觉都睡不稳了。学校里有老师进县城办事,我们托他去人武部打听一下,看看蔡队长来没来。老师去了。老师回来了。老师对我们说:今年来招兵的解放军一律黄褂蓝裤,空军地勤兵,不是蔡队长那部分。我失望了,你充满信心地对我说:“蔡队长不会骗我们!”我说:“人家早就把这码事忘了。”你爹也说:“给你们个­棒­槌,你们就当了针。他是拿你们当小孩哄怂着玩哩,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混混毕了业,回家来拉弯弯铁,别净想俏事儿。”你说:“他可没把我当小孩子。他决不能把我当小孩子。”说着,你的脸上浮起浓艳的红­色­。你爹说:“能得你。”我惊诧地看着你变­色­的脸,看着你脸上那种隐隐约约的特异表情,语无伦次地说:“也许,他今年不来后年来,后年不来大后年来。”蔡队长可真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啊!他四肢修长,面部线条冷峭,胡楂子总刮得青白。后来,你坦率地对我说,他在临走前一个晚上,抱着你的头,轻轻地亲了一下。你说他亲完后呻吟着说:“小妹妹,你真纯洁……”为此我心中有过无名的恼怒。你说:“当了兵,我就嫁给他。”我说:“别做美梦了!倒贴上200斤猪­肉­,蔡队长也不会要你。”“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我不要!”我大声叫着。你白我一眼,说:“烧得你不轻!”现在回想起来,你那时就很有点儿样子了。你那花蕾般的胸脯,经常让我心跳。

哑巴显然瞧不起我,他用翘起的小拇指表示着对我的轻蔑和憎恶。我堆起满脸笑,想争取他的友谊,他却把双手的指头交叉在一起,弄出很怪的形状,举到我的面前。我从少年时代的恶作剧中积累起来的知识里,找到了这种手势的低级下流的答案,心里顿时产生了手捧癞蛤蟆的感觉。我甚至都想抽身逃走了,却见三个同样相貌、同样装束的光头小男孩从屋里滚出来,站在门口用同样的土黄|­色­小眼珠瞅着我,头一律往右倾,像三只羽毛未丰、­性­情暴躁的小公­鸡­。孩子的脸显得很老相,额上都有抬头纹,下腭骨阔大结实,全都微微地颤抖着。我急忙掏出糖来,对他们说:“请吃糖。”哑巴立即对他们挥挥手,嘴里蹦出几个简单的音节。男孩们眼巴巴地瞅着我手中花花绿绿的糖块,不敢动一动。我想走过去,哑巴挡在我面前,蛮横地挥舞着胳膊,口里发着令人发怵的怪叫。

暖把双手交叠在腹部,步履略有些踉跄地走出屋来。我很快明白了她迟迟不出屋的原因,­干­净的­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褶儿很挺的灰的确良裤子,显然都是刚换的。士林蓝布和用士林蓝布缝成的李铁梅式褂子久不见了,乍一见心中便有一种怀旧的情绪怏怏而生。穿这种褂子的胸部丰硕的少­妇­别有风韵。暖是脖子挺拔的女人,脸型也很清雅。她右眼眶里装进了假眼,面部恢复了平衡。我的心为她良苦的心感到忧伤,我用低调观察着人生,心弦纤细如丝,明察秋毫,并自然地颤栗。不能细看那眼睛,它没有生命,它浑浊地闪着磁光。她发现了我在注视她,便低了头,绕过哑巴走到我面前,摘下我肩上的挎包,说:“进屋去吧。”

哑巴猛地把她拽开,怒气冲冲的样子,眼睛里像要出电。他指指我的裤子,又翘起小拇指,晃动着,嘴里嗷嗷叫着,五官都在动作,忽而挤成一撮,忽而大开大裂,脸上表情生动可怖。最后,他把一口唾沫啐在地上,用骨节很大的脚踩了踩。哑巴对我的憎恶看来是与牛仔裤有直接关系的,我后悔穿这条裤子回故乡,我决心回村就找八叔要一条肥腰裤子换上。

“小姑,你看,大哥不认识我。”我尴尬地说。

她推了哑巴一把,指指我,翘翘大拇指,又指指我们村庄的方向,指指我的手,指指我口袋里的钢笔和我胸前的校徽,比划出写字的动作,又比划出一本方方正正的书,又伸出大拇指,指指天空。她脸上的表情丰富多彩。哑巴稍一愣,马上消失了全身的锋芒,目光温顺得像个大孩子。他犬吠般地笑着,张着大嘴,露出一口黄|­色­的板牙。他用手掌拍拍我的心窝,然后,跺脚,吼叫,脸憋得通红。我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感动得不行。我为自己赢得了哑兄弟的信任感到浑身的轻松。那三个男孩子躲躲闪闪地凑上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手中的糖。

我说:“来呀!”

男孩们抬起眼看着他们的父亲。哑巴嘿嘿一笑,孩子们就敏捷地蹿上来,把我手中的糖抢走了。为争夺掉在地上的一块糖,三颗光脑袋挤在一起攒动着。哑巴看着他们笑。暖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她说:

“你什么都看到了,笑话死俺吧。”

“小姑……我怎么敢……他们都很可爱……”

哑巴敏感地看着我,笑笑,转过身去,用大脚板儿几下子就把厮缠在一起的三个男孩儿踢开。男孩儿们咻咻地喘着气,汹汹地对视着。我摸出所有的糖,均匀地分成三份,递给他们,哑巴嗷嗷地叫着,对着男孩儿打手势。男孩儿都把手藏到背后去,一步步往后退。哑巴更响地嗷了一阵,男孩儿便抽搐着脸,每人拿出一块糖,放在父亲关节粗大的手里,然后呼号一声,消逝得无影无踪。哑巴把三块糖托着,笨拙地看了一会,就转眼对着我,嘴里啊啊手比划着。我不懂,求援地看着暖。暖说:“他说他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你从北京带来的高级糖,他要吃块尝尝。”我做了一个往嘴里扔食物的姿势。他笑了,仔细地剥开糖纸,把糖扔进口里去,嚼着,歪着头,仿佛在聆听什么。他又一次伸出大拇指,我这次完全明白他是在夸奖糖的高级了。很快地他又吃了第二块糖。我对暖说,下次回来,一定带些真正的高级糖给大哥吃。暖说:“你还能再来吗?”我说一定来。

哑巴吃完第二块糖,略一想,把手中那块糖递到暖的面前。暖闭眼,“嗷——”哑巴吼了一声。我心里抖着,见他又把手往暖眼前伸,暖闭眼,摇了摇头。“嗷——嗷——”哑巴愤怒地吼叫着,左手揪住暖的头发,往后扯着,使她的脸仰起来,右手把那块糖送到自己嘴边,用牙齿撕掉糖纸,两个手指捏着那块沾着他粘粘口涎的糖,硬塞进她的嘴里去。她的嘴不算小,但被他那两根小黄瓜一样的手指比得很小。他乌黑的粗手指使她的双­唇­显得玲珑娇­嫩­。在他的大手下,那张脸变得单薄脆弱。

她含着那块糖,不吐也不嚼,脸上表情平淡如死水。哑巴为了自己的胜利,对着我得意地笑。

她含混地说:“进屋吧,我们多傻,就这么在风里站着。”我目光巡睃着院子,她说:“你看什么?那是头大草驴,又踢又咬,生人不敢近身,在他手里老老实实的。春上他又去买那头牛,才下了犊一个月。”

她家院子里有个大敞棚,敞棚里养着驴和牛。牛极瘦,腿下有一头肥滚滚的牛犊在吃­奶­,它蹬着后腿,摇着尾巴,不时用头撞击母牛的Ru房,母牛痛苦地弓起背,眼睛里闪着幽幽的蓝光。

哑巴是海量,一瓶浓烈的“诸城白­干­”,他喝了十分之九,我喝了十分之一。他面不改­色­,我头晕乎乎。他又开了一瓶酒,为我斟满杯,双手举杯过头敬我。我生怕伤了这个朋友的心,便抱着电灯泡捣蒜的决心,接过酒来­干­了。怕他再敬,便装出不能支持的样子,歪在被子上。他兴奋得脸通红,对着暖比划,暖和他对着比划一阵,轻声对我说:“你别和他比,你十个也醉不过他一个。你千万不要喝醉。”他用力盯了我一眼。我翘起大拇指,指指他,翘起小拇指,指指自己。于是撤去酒,端上饺子来。我说:“小姑,一起吃吧。”暖征得哑巴同意,三个男孩儿便爬上炕,挤在一簇,狼吞虎咽。暖站在炕下,端饭倒水伺候我们,让她吃,她说肚子难受,不想吃。

饭后,风停云散,狠毒的日头灼灼地在正南挂着。暖从柜子里拿出一块黄布,指指三个孩子,对哑巴比划着东北方向。哑巴点点头。暖对我说:“你歇一会儿吧,我到乡镇去给孩子们裁几件衣服。不要等我,过了晌你就走。”她狠狠地看我一眼,夹起包袱,一溜风走出院子,白狗伸着舌头跟在她身后。

哑巴与我对面坐着,只要一碰上我的目光,他就咧开嘴笑。三个小男孩儿闹了一阵,侧歪在炕上睡了,他们几乎是同时入睡。太阳一出来,立刻便感到热,蝉在外面树上聒噪着。哑巴脱掉褂子,­祼­出上身发达的肌­肉­,闻着他身上挥发出来的野兽般的气息,我害怕,我无聊。哑巴紧密地眨巴着眼,双手搓着胸膛,搓下一条条鼠屎般的灰泥。他还不时地伸出蜥蜴般灵活的舌头舔着厚厚的嘴­唇­。我感到恶心、燥热,心里想起桥下粼粼的绿水。阳光透过窗户,晒着我穿牛仔裤的腿。我抬腕看表。“噢噢噢!”哑巴喊着,跳下炕,从抽屉里摸出一块电子手表给我看。我看着他脸上祈望的神情,便不诚实地用小拇指点点我腕上的表,用大拇指点点他的电子表。他果然非常地高兴起来,把电子手表套在右手腕子上,我指指他的左手腕子,他迷惘地摇摇头。我笑了一下。

“好热的天。今年庄稼长得挺好。秋天收晚田。你养的那头驴很有气度。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大大提高了。大哥富起来了,该去买台电视机。‘诸城老白­干­’到底是老牌子,劲儿冲。”

“噢噢,噢噢。”他脸上充满幸福感,用并拢的手摸摸头皮,比比脖子。我惊愕地想,他要砍掉谁的脑袋吗?他见我不解,很着急,手哆嗦着,“噢噢噢,噢噢噢!”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眼,又摸头皮,手顺着头皮往下滑,到脖颈处,停住。我明白了。他要说暖什么事给我知道。我点点头。他摸摸自己两个黑乎乎的|­乳­头,指指孩子,又摸摸肚子。我似懂非懂,摇摇头。他焦急地蹲起来,调动起几乎全部的形体向我传达信息,我用力地点着头,我想应该学学哑语。最后,我满脸挂汗向他告辞,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他脸上显出孩子般的真情来,拍拍我的心,又拍拍自己的心。我­干­脆大声说:“大哥,我们是好兄弟!”他三巴掌打起三个男孩儿来,让他们带着眵目糊给我送行。在门口,我从挎包里摸出那把自动折叠伞送他,并教他使用方法。他如获至宝,举着伞,弹开,收拢,收拢,弹开,翻来复去地弄。三个男孩儿仰脸看着忽开忽合的伞,腭骨又索索地抖起来。我戳了他一下,指指南去的路。“噢噢。”他叫着,摆摆手,飞步跑回家去。他拿出一把拃多长的刀子,拔出牛角刀鞘,举到我的面前。刀刃上寒光闪闪,看得出来是件利物。他踮起脚,拽下门口杨树上一根拇指粗细的树枝来,用刀去削,树枝一节节落在地上。

他把刀子塞到我的挎包里。

走着路,我想,他虽然哑,但仍不失为一条有­性­格的男子汉,暖姑嫁给他,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的苦吃,不能说话,日久天长习惯之后,凭借手势和眼神,也可以拆除生理缺陷造成的交流障碍。我种种软弱的想法,也许是犯着杞人忧天的毛病了。走到桥头间,已不去想她那儿的事,只想跳进河里洗个澡。路上清静无人。上午下那点儿雨,早就蒸发掉了,地上是一层灰黄的尘土。路两边窸窣着油亮的高粱叶子,蝗虫在蓬草间飞动,闪烁着粉红的内翅,翅膀剪动空气,发出“喀达喀达”的响声。桥下水声泼剌,白狗蹲在桥头。

白狗见到我便鸣叫起来,龇着一嘴雪白的狗牙。我预感到事情的微妙。白狗站起来,向高粱地里走,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鸣叫,好像是召唤着我。脑子里浮现出侦探小说里的一些情节,横着心跟狗走,并把手伸进挎包里,紧紧地握着哑巴送我的利刃。分开茂密的高粱钻进去,看到她坐在那儿,小包袱放在身边。她压倒了一边高粱,辟出了一块高间,四周的高粱壁立着,如同屏风。看我进来,她从包袱里抽出黄布,展开在压倒的高粱上。一大片斑驳的暗影在她脸上晃动着。白狗趴到一边去,把头伏在平伸的前爪上,“哈达哈达”地喘气。

我浑身发紧发冷,牙齿打战,下腭僵硬,嘴巴笨拙:“你……不是去乡镇了吗?怎么跑到这里来……”

“我信了命。”一道明亮的眼泪在她的腮上汩汩地流着,她说,“我对白狗说,‘狗呀,狗,你要是懂我的心,就去桥头上给我领来他,他要是能来就是我们的缘分未断’,它把你给我领来啦。”

“你快回家去吧。”我从挎包里摸出刀,说,“他把刀都给了我。”

“你一走就是十年,寻思着这辈子见不着你了。你还没结婚?还没结婚……你也看到他啦,就那样,要亲能把你亲死,要揍能把你揍死……我随便和哪个男人说句话,就招他怀疑,也恨不得用绳拴起我来。闷得我整天和白狗说话,狗呀,自从我瞎了眼,你就跟着我,你比我老得快。嫁给他第二年,怀了孕,肚子像吹气球一样胀起来,临分娩时,路都走不动了,站着望不到自己的脚尖。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四斤多重一个,瘦得像一堆猫。要哭一齐哭,要吃一齐吃,只有两个­奶­子,轮着班吃,吃不到就哭。那二年,我差点瘫了。孩子落了草,就一直悬着心,老天,别让他们像他爹,让他们一个个开口说话……他们七八个月时,我心就凉了。那情景不对呀,一个个又呆又聋,哭起来像擀饼柱子不会拐弯。我祷告着,天啊,天!别让俺一窝都哑了呀,哪怕有一个响巴,和我作伴说话……到底还是全哑巴了……”

我深深地垂下头,嗫嚅着:“姑……小姑……都怨我,那年,要不是我拉你去打秋千……”

“没有你的事,想来想去还是怨自己。那年,我对你说,蔡队长亲过我的头……要是我胆儿大,硬去队伍上找他,他就会收留我,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后来就在秋千架上出了事。你上学后给我写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想想我真傻。你说实话,要是我当时提出要嫁给你,你会要我吗?”

我看着她狂放的脸,感动地说:“一定会要的,一定会。”

“好你……你也该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

198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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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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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此文为纪念一个被埋没的天才而作。

这个天才的名字叫朱总人。

朱总人是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代课教师。他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右派。

搜检留在脑海里的三十多年前的印象,觉得当时的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他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突出着一个葫芦般的大脑门;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脑门上没有横的皱纹,两腮上却有许多竖的皱纹;好像没有胡须,如果有,也是很稀少的几根;双耳位置比常人往上,不是贴着脑袋而是横着展开。人们说他是‘两耳扇风,卖地祖宗’。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早就死了。他活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曾经对我们说过,当我们突然发现他不见了时,他就到一个能将­肉­身喂老虎的地方去了。那时他就对刚刚兴起、被视为进步的、代替了土葬的火葬不以为然,他说所有的殡葬方式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粗暴­干­涉,土葬落后,难道火葬就先进了吗?又要生炉子,又要装骨灰盒,还要建骨灰堂,甚至比土葬还烦琐。他说相比较而言,还是西藏的天葬才比较符合上帝的本意,但也太麻烦了点。难道老虎还需要将牛­肉­剁成­肉­馅?秃鹫其实也未必感谢天葬师的劳动。他说:如果我能够选择,一定要到原始森林里去死,让­肉­身尽快地加入大自然的循环。当与我同死的人还在地下腐烂发臭时,我已经化做了奔跑或是飞翔。后来,有一天人们突然想起来地问:朱老师呢?好久没见朱老师了。是啊,好久没见朱老师了。他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他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简单地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但那次没有尽兴。为了缅怀他、为了感谢他、也为了歌颂他,专著此文。

大引

从很早到现在,‘右派’(以下恕不再加引号),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能人的同义词。我们认为,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右派,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让我们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离我们大羊栏村三里的胶河农场里,曾经集合过四百多名几乎个个身怀绝技的右派。这些右派里,有省报的总编辑李镇,有省立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刘快刀,有省京剧团的名旦蒋桂英,有省话剧团的演员宋朝,有省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徐清,有省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有省立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有省立农学院的畜牧系教授、育种系教授,有省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游泳运动员、短跑运动员、长跑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标枪运动员,有那个写了一部流氓小说的三角眼作家,有银行的高级会计师,还有各个大学的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大学生。总而言之吧,那时候小小的胶河农场真可谓人才荟萃,全省的本事人基本上都到这里来了。这些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如果不是被划成右派,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要想见到他们,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我们村的麻子大爷候七说,解放前,蒋桂英隔着玻璃窗跟一个大资本家亲了一个嘴,就挣了十根金条,如果不隔着一层玻璃、如果跟她通腿睡一个被窝……我的天,你们自己想想吧,那需要多少根金条!就是这个蒋桂英,竟然跟我姐姐一起在­鸡­场养­鸡­。我姐姐是­鸡­场二组的小组长,蒋桂英接受我姐姐的领导,我姐姐让她去铲­鸡­粪她就去铲­鸡­粪,我姐姐让她去捡­鸡­蛋她就去捡­鸡­蛋。她服从命令听指挥,绝对不敢有半点调皮。有人同情她,就说‘落时的凤凰不如­鸡­’。后来发现,这娘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凤凰,她躲在­鸡­舍里偷喝生­鸡­蛋,被我姐姐当场抓住。她不但嘴馋,而且‘腰馋’,‘腰馋’就是好那种事,在农场劳改期间,她生了两个小孩,谁是小孩的爹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村在县城念过中学的大知识分子雷皮宝说,别看那个三角眼作家不起眼,其实也是个大风流鬼子。大家千万别拿着豆包不当­干­粮,那家伙,写了一本书,就挣了一万元!雷皮宝说,那家伙腐化堕落,自打出名后就过上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一天三顿吃饺子,如果不吃饺子,就一定吃包子,反正他决不吃没馅的东西。包子饺子,都用大肥­肉­做馅,咬一口,滋,喷出一股荤油。这家伙不但写流氓小说,本人也是个大流氓,雷皮宝说有一次他坐在火车上,突然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蹲在铁道旁边,这家伙不顾一切地就跳了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你们看到了没有?雷皮宝说,这家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我们仔细一看,那家伙走起路来,果然一拐一拐的,可见雷皮宝没有撒谎。这些右派,看样子是欢天喜地的,不像别地方的右派,平反之后,就诉苦,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把右派生活,描写得暗无天日。也许别地方的右派六十年代时就哭天抹泪,反正那时候我们那地方的右派欢天喜地,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每到晚上他们就吹拉弹唱,尽管有人讽刺他们是叫花子唱歌穷欢乐。尽管蒋桂英嘴馋加‘腰馋’,但人家那根嗓子的确是好,的确是亮,的确是甜,人家的确会‘拿情’,人家的眼睛会说话,蒋桂英一曲唱罢,我们村那些老光棍小光棍,全部酥软瘫倒。尽管有的革命­干­部当众骂蒋桂英是大破鞋,但见了人家还是馋得流口水。也许是右派把痛苦藏在肚子里,不让我们这些庄户人看出来,对,就是这个理儿。右派集合到农场后,场里人起初还有意见,说是生活本来就困难,又送来一批酒囊饭袋,这还了得!但人家右派们很快就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了才华,让我们乡下人开了眼界。省报总编辑李震,负责办黑板报。场部的齐秘书办期黑板报,那谱摆得,大了去了!他要先写出草稿来,反复修改,然后拿着些大尺子小尺子,搬着凳子,端着粉笔,戴着套袖,来到黑板下,放下家什,摆好阵势,然后,前走走,后倒倒,有时手搭着眼罩,如同悟空望远,有时念念有词,好似唐僧诵经。折腾够了,他就开始往黑板上打格子,打好了格子才开始写字,写一个字恨不得擦三次,我们围着看看都不行,好象他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怕羞,又保密。可人家李镇撅着个粪筐子到田野里转一圈,回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就写,根本不用打草稿。那粉笔字写的,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不但字写得板整,还会画呢。人家在那些字旁边,用彩­色­粉笔,画上些花花草草,那个俊,那个美,看得我们直咂嘴,怪不得划成右派呢。我爹说,你以为怎么的,没有点真本事能划右派?再说说赵猴子盖大仓的事。赵猴子就是那个总工程师,他长得很瘦,尖嘴缩腮,而且还有一个眨巴眼的毛病,姓赵,真名叫赵候之,我们就叫他赵猴子。叫他赵猴子他也不恼,他自己说,在省城里时人家也叫他赵猴子,可见大羊栏的老百姓不比省城里的人傻多少。农场年年都为储存粮食发愁,于是就让赵猴子设计个大粮仓。赵猴子只用了一个下午就画出了图纸,然后又让他领着人盖。不到一年大粮仓盖好了。这粮仓,‘远看像座庙,近看像草帽,出来进不去,进去找不到。’找不到什么?出来找不到进口,进去找不到出口,整个一座迷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座。还得说说会计师的事,大家都叫他老富,老富那时候就有五十多岁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大概有一百多岁了。据说这人解放前是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解放后被吸收到银行工作,他本事太大,连共产党也不得不用。他能双手打算盘,双手点钞票,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就像三国里徐庶的老娘一样,我爹说。那时我们十几个村子都归胶河农场领导,每到年终,各村的会计都要到场部来报账。场里让老富来把总。一个人像流水一样念数,十几把算盘打得就像爆豆一样,人人都想在老富面前显身手。我叔是村里的会计,他从小在药店当学徒,磨练出一手好算盘,在十几个村里小有名气。我看过我叔打算盘,那真叫好看,你根本看不到他的手指是怎么拨弄的,你只能听到啪啦啪啦地脆响。提起打算盘,让我叔服气的人还真不多,但我叔看了人家老富打算盘之后,一下子就变得谦虚谨慎了。我叔说,人家老富打算盘时,半闭着眼,一会儿挖鼻孔,一会儿抠耳朵,半天拨动一个珠,等我们劈哩啪啦打完时,人家早就把数报出了。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的得数都跟他的得数不一样,他就说,你们错了。当然是我们错了。再说说标枪运动员马虎的事咱就说那次难忘的长跑。马虎一点都不马虎,他的标枪投得,只差一厘米就破了全国纪录。但我们认为,标枪比赛,光投得远还不行,还应该讲个准头。我想原始人投标枪时,首先就是讲准头,要不如何能得到猎物。如果讲准头,马虎是毫无疑问的全国冠军,弄不好连世界冠军也是他。那时候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肉­类比较缺乏,国家­干­部大概还能吃点­肉­,老百姓只能吃点老鼠麻雀什么的解解馋。我们那地方地面宽阔,荒野连片,野兔子不少,甚至有一年,有一匹老狼从长白山不远千里跑到我们这里来玩耍,兔子太多,竟把老狼给活活地撑死了。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百姓不打野兔改善生活呢?没有枪,没有弓箭。场里领导也想吃­肉­,就让马虎带着几个搞体育的右派去抓兔子。马虎下放不忘本行,劳改还带着标枪。他把从省城带来的那杆标枪的尖儿用砂轮打磨了,尖锐无比,闪着白光。他举起标枪,朝着那些狂奔的兔子,连准也不瞄就投过去。标枪在高空中飞行,发出簌簌的声音,好像响尾蛇似的,飞到兔子头上,猛一低头就扎下去,几乎是百发百中,不是穿透兔子的头,就是砸断兔子的腰。一上午就穿了四十多只。当然,他有这样大的收获,也离不开那几个右派的帮助。那个短跑运动员张电和长跑运动员李铁,负责把兔子往马虎面前赶,他们两个起得作用,就像两条出­色­的猎狗,一条善于穷追不舍,一条长于短促出击。有一条因为拉稀体力不佳的兔子,跟张电赛跑,被张电一脚踢死了,你说他跑得有多快。那天,马虎张电他们,浑身挂满了兔子,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受到了全体右派、全场职工与­干­部的热烈欢迎。

我已经粗略地向大家介绍了这群身怀绝技的右派的情况,接下来就该说我们朱总人的故事了。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他没有那些显赫的头衔,既不是专家,更不是教授,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富农的儿子,解放前好象是跟着打学生成瘾的范二先生上过几天私塾,上私塾时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天分。我六叔跟他在私塾时同过学,说起朱总人,我六叔说:他小时候比我笨多了,背书背不出,被范二先生用戒尺将两只手打得像小蛤蟆一样,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但他特别调皮捣蛋,有许多鬼点子,他曾经将野兔子屎搓碎了掺到范二先生的烟荷包里,让范二先生抽烟之后打嗝不止。他还在范二先生的夜壶里放过青蛙,把倒夜壶的师娘吓了个半死。当然,他的这些恶作剧都受到了先生严厉的惩罚。他现在这样聪明,我六叔说,一定是在东北吃了那种聪明草做成的聪明药丸子。与那些省城的右派相比,朱总人的身材相貌更是铁丝捆豆腐不能提了。省城的右派,女的像唱戏的蒋桂英、学外文的陈百灵,那简直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村子里的那些老光棍编成诗歌传唱:‘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白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男的里边,跳高运动员焦挺,话剧演员宋朝,都是腰板笔直、小脸雪白,让村子里那些娘们见了挪不动腿的好宝贝。三四十岁的老娘们想把他们抱在怀里,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想让他们把自己抱在怀里。省城右派里最丑的是那个三角眼作家,最丑的作家也比朱总人好看。作家脸不好看,但身体很壮,要不也不敢见了女人楞从火车上往下跳。朱总人是一个驼背,好象偷了人家一口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种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流时,在山里抬大木头,碰上个河南坏种,给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偷人家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跳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前一种说法而坚决否定后一种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头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英雄气慨,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粗,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四根杠子,喊着号子抬起来,听着号子,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林间小道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_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跳,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子样的花尾巴,从大树冠中滑翔到灌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根杠子的河南坏种小花虎突然将杠子扔了,他猝不及防,身体晃了几晃,腰杆子发出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挺拔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子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会就是学生们跑跑跳跳,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吸收进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跳高比赛》,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点了许多点,这就叫做可圈可点。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层次分明’啦,‘重点突出’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道,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进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省报总编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出一支像火棍的黑杆钢笔,连钩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跳高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出去吧,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顶不住粘糊,就写了一百多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欢天喜地的把稿子寄出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子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体育教师来观摩。当时的县革委主任高风同志原先是八一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因为腿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爱体育,懂体育,一进体育场就热血沸腾,一看见跳高架子就眼泪汪汪。他亲临我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用他的大巴掌拍着我的头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胸前的口袋里里摸出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以资鼓励。激动得我尿了一裤子。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体育器材,修建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来­干­。出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感到高兴,感到光荣。那时候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么能点得清楚?马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子就拨拉清了,那还用得着手!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吹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

郭元扛起木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十几步,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一声:有贼!郭元扔下木头,撒腿就跑。后边的人紧紧追赶。郭元个子很高,双腿很长,从小就有善奔的美名,加上作贼心虚,奔跑的速度很快,简直就像一匹野马,如果是村里人,休想追得上他。但该他倒霉,后边追他的,是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右派张电、李铁。他们三个追逐着郭元在­操­场上转圈,如果是白天看,那根本就是赛跑,谁也不会认为是抓小偷。追了几圈后,李铁在郭元的脚后跟上踢了一脚,郭元惨叫了一声,一个狗抢屎就趴在了地上。李铁穿着一双钉鞋,这一脚几乎把郭元给废了。他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把郭元拖起来。小王老师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郭元的脸。“郭元,怎么会是你!”小王老师惊叫着。郭元满嘴是血,羞愧地喃喃着。他的两颗门牙没了,嘴巴成了一个血洞。小王老师慌忙划着火低头给郭元找牙,发现那两颗牙已经镶在了坚硬的地面上。郭元是小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技艺,好得就差结拜兄弟了。郭元低着头,呜呜噜噜地说:“没脸见人啦……没脸见人啦……”小王老师问:“你这家伙,扛根木头­干­什么?”郭元道:“想给俺娘做口棺材……”李铁与张电见此情况,就说:“你走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郭元一瘸一拐地走了。三个人把那根红松木抬回到木头垛上,累得气喘嘘嘘。黑暗中,张电说:‘这伙计,太可惜了,如果让我训练他三个月,我敢保证他打破省万米纪录。”李铁对小王老师说:“早知道是你的朋友,我何必踢他那一脚?”小王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这事谁也不怨,就怨他自己,我们放了他一马,已经对起他了,否则,他很可能要去蹲监狱的。”

第二天,郭元就从我们村子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生产队长到他家去找他,问他母亲,问他弟弟,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一转眼过了十年,当我们把他忘记了时,当我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青年时,郭元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灰线毯子回来了。问他这十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到大兴安岭去了。问他在大兴安岭­干­什么,他说抬木头,抬那些流着松油的红松木。他因为扛一根不该扛的红松木亡命大兴安岭,付出了抬十年红松木的沉重代价。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每逢老天下雨不能出工时,就到他家去听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我发现,他这十年,学到了许多呆在我们村子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可以说他是因祸得福。他的脖子后也鼓起了一个大包,自己说是让大木头压的。由此我更相信,朱总人老师的罗锅子的确不是搞破鞋跳墙跌的。

那次跳高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共有四人,一个是省里来的右派、专业跳高运动员汪Gao潮,一个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小王,一个是公社教育组的孙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朱总人朱老师。开始时横竿定在一米五十的高度上,汪Gao潮举手请求免跳,小王老师也请求免跳。孙强不请求免跳,他说他就是想参与进来凑个热闹,根本就没想拿什么名次。他是侦察兵出身,举手投足之间,显出在部队受过磨爬滚打训练的底子。他脱掉长衣服,只穿着短裤背心。背心已经很破,像鱼网似的,但那红­色­的‘侦察兵’三个大字还鲜明可见。他在那儿抻胳膊压腿时,观众们就在旁边议论。说他能头撞石碑,­肉­掌开砖,还能听声打鸟,赤手夺枪。我们那儿对人的最高夸奖就是‘不善’,譬如说庄则栋这人不善,就是说庄则栋好生了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人恶。孙强抻胳膊压腿时,我们就议论他的光荣历史,说孙强这人不善。孙强活动开了筋骨,就像马跑热了蹄子一样。他从横竿的侧面跑到横竿前,一个燕子剪水的动作,越过了横竿。我们手拍巴掌,嘴里发出欢呼声。然后是朱总人老师上场。他一上场大家就笑了。朱老师那样子实在好笑,并不是我们不尊重他。他也脱了长衣服,只穿着背心短裤。他那两条腿又黑又瘦,从小腿到大腿,通通地生长着黑毛。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猪尾巴棍子’,固然与他姓朱有关,更与他一身的黑毛有关。他穿着长大的衣服,还能遮点丑,脱掉长衣,原形就暴露无遗。他的背前倾约有四十五度角,后脖颈下那儿,生硬地突出了一大团,好象一个西瓜。为了看人,他不得不把脸使劲地扬起来,那副模样,让你既受他的感动,又替他感到难过。我们当时都暗暗地想,一个人变成这样的罗锅腰子还不如死了好。我们都笑他,他很不理解地瞪着我们,说:“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有人说老朱你就算了吧,别给咱们大羊栏丢人啦!他的那两只小三角眼在褪了­色­的白边近视眼镜后边不停地眨着,他说:“人与野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是唯一的有意识地通过运动延长生命的动物。”他的话我们听不明白,但省里来的右派汪Gao潮肯定听明白了。汪Gao潮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老朱,还不停地点头。朱老师也对着他点头,这两个人就这样成了知音。要不怎么都划成右派呢!右派见了右派,就像猩猩见了猩猩一样,肯定感到特别的亲切吧?咱不是右派,没法子体会人家见面时那种感情。朱老师笑完了,就学着侦察兵的样子抻胳膊压腿,做着跳跃前的准备。大家看到他这样子,总觉得有点滑稽,就像看到一个猴子跟着人学样似的。老朱边活动着身体,边往后退。人家侦察兵方才是从横竿的侧面飞越了横竿,但朱总人却退到了正对着横竿十几米的地方。有人说,老朱,到边上去呀!他瞪着眼问:“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到边上去?”人家侦察兵就是从边上助跑翻过了横竿,你站在正中是怎么个说法?他笑着说了一句:“正面突破!”便不再答理我们。然后他就对着担任裁判的余大九举手示意。余大九说你就别磨蹭了,有多少尿水赶快洒了吧,别耽搁了别人跳。朱老师说:“你们这些狗东西,个个都是狗眼看人低!”说罢,他就大声叫唤着:“呀呀呀……”,他大声叫唤着向横竿冲过去。到了竿子前,一团黑影子晃了一下我们的眼,他就翻到横竿对面去了。他一头扎在沙坑里,跌出了一声蛙鸣。爬起来,眼镜也掉了,一脸沙土,嘴里呸呸地往外啐着沙子,然后就蹲下摸眼镜。我们有点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难道一个罗锅腰子真的翻越了一米五十厘米的高度?我们回忆起方才的情景:朱老师大声地喊叫着‘呀呀呀……’朝着横竿冲过去,冲到横竿前面时,他好象停顿了一下,非常短暂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停顿,然后他就像一个皮球似地弹跳起来,翻越了一米五十厘米的横竿。我们又仔细回忆了一下朱老师方才的动作,他‘呀呀呀’地大声喊叫着向横竿冲过去,冲到横竿前面时他的的确确地停顿了一下,在这停顿的瞬间,他的身体转了半圈,他原本是背对着我们的____有他的背上的大罗锅为证____但他在跃起的瞬间却将他的脸对着了我们_____有他脸上的褪了颜­色­的白眼镜为证____然后他就像个皮球似地弹起来,他的弯曲的身体升高升高进一步升高,升到最高处,然后他就背重腿轻地翻到沙坑里去了。他的罗锅在沙上砸出了一个大坑,然后他就不由自主地翻了一个身,这时他的脸才扎进沙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朱老师这一跳,在世界跳高运动史上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当时,最常见的姿势还是剪式,就像侦察兵那样跳。当时最先进的跳法是俯卧式,几年后倪志钦打破世界纪录用的就是俯卧式。省里来的右派汪Gao潮掌握了俯卧式跳法,但并不熟练。像朱老师这种跳法,绝对是世界第一。汪Gao潮也没有认识到这种跳法的科学­性­。当时,他也像我们一样有点发呆。这样一个残疾人用一种古怪的姿势跳过了一米五十的横竿,谁见了也得发呆。但汪Gao潮后来说他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震撼,过了十几年后,当背越式跳法流行世界,将俯卧式跳法淘汰之后,当了教练的汪Gao潮才恍然大悟,并痛恨自己反应迟钝,一个扬名世界的机会出现在他眼前,可惜他让这机会一闪而过。汪Gao潮率先鼓起掌来,我们也跟着鼓。有人说,老朱,你行啊!他说:“才知道我行?告诉你们这些兔崽子们,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俗话说得好,‘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吞镰头刀子’!”接下来横竿升到一米六十,侦察兵连跳三次都没过,他说,不行了咱就这点水平了,不跳了。小王老师第一次没跳过去,第二次跳过去了,他用的也是剪式跳法。朱老师走到横竿下,举手摸摸头上的横竿,说:“高不可及,望竿兴叹!咱也不行了,咱是野路子,看人家汪同志的吧!”汪Gao潮往后退了几步,几乎没有助跑,就把一米六十过了。他用得是俯卧式跳法。朱老师使劲鼓掌,大声夸奖:“真漂亮,真是漂亮,专业的跟业余的就是不一样!”横竿升到一米七十,小王老师也被淘汰了,汪Gao潮助跑了几步,一下子又把一米七十的高度过了。冠军已经是汪Gao潮了,但他还不罢休,他让人把横竿升到了一米九十,跟­操­场边上的小杨树一般高了。天,他要在我们的沙坑里创造全省纪录了。我们都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他这次也认了真,退回去十几米,一个劲地活动腿和腰,然后他就像小旋风似地朝横竿刮过去。他还是用俯卧式,像一只大壁虎似的,他把横竿超越了。他的身体将横竿碰了,但我们的横竿是放在钉子上的,轻易碰不下来,跳高架子晃了几下,没倒,横竿也没掉下来,就算过了。一米九十,跟­操­场边上的小杨树一般高!大家欢呼,跳跃,真心里感到高兴。喊得最响,跳得最高的是朱老师,他这人一点都不忌妒。他上去就抓住了汪Gao潮的手,激动地说:“祝贺你,祝贺你!你创造了奇迹!”汪Gao潮有点不好意思,说,其实我碰了竿,不算数的。朱老师说:“算算算,当然算,我们这儿条件这样差,地面不平,器材也不合格,碰不下竿来就应该算数。”汪Gao潮说,您跳得也相当不错,您的姿势很有意思。朱老师说:“您太客气了,汪同志,我们是土压五,您是勃朗宁,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这么说吧,我们是老鸹打滚,您是凤凰展翅,能跟您同场比赛,是我们这些人的福气。”运动会结束后,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就写了那篇《记一次跳高比赛》,我在作文中,主要写了汪Gao潮,写汪Gao潮在农村的土沙坑里打破了省纪录,连朱老师一个字也没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他。

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农场右派、教职员工、贫下中农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运动场扩建了,运动场旁边的观礼台也修好了,各种运动器材也买了回来。跳高不用往沙坑里跳了,可以跌在蒙着绿蓬布的弹簧垫子上了。乒乓球台也不再是露天的水泥台子而是安放在室内的木头台子了。台子是用大兴安岭的红松木制作的,上边涂着墨绿­色­的漆,中间还画了一条白漆线,周围还用白漆画上了白边,界限分明,绿漆和白漆都闪闪发光。网子是用尼龙线编织,墨绿的丝网,上边是一道白边,两边用螺丝固定在台子上。我们小王老师说,庄则栋和徐寅生等人打球也是用得这种牌子的球台,这就说明我们一下子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因为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所以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器材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的比赛用球是‘红双喜’,当时卖两毛四分钱一个,在我们心目中贵得要命。小王老师说国际比赛用得也是‘红双喜’,这又说明我们的运动会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朱老师打乒乓球的事不能不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球手,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有一个人能打过他。县里的冠军到我们学校打表演赛,当然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校长不让朱老师上场)。冠军牛皮哄哄,一会儿嫌我们学校的水咸,一会儿嫌我们学校的饭粗,最后还嫌我们学校的厕所有臭气。气得我们校长这样的大好人都嘟哝:“啥呀,难道县里的厕所就没有臭气了吗?”其实我们学校的厕所是个古典厕所,垒墙的砖头都是明朝的,厕所里那棵大杏树是民国时期种的,虽然算不上古树,但那颗杏核却是范二先生从曲阜孔林里那棵孔夫子亲手种植的老杏树下捡了一颗熟透了的大杏子里剥出来的。孔夫子手植树的嫡传后代,意义重大,又何况,所谓‘杏坛’,也就是教育界的文雅别称,范二先生什么树都不栽,单栽一棵杏树;他什么地方都不栽,偏把杏树栽到当时的私塾茅坑、如今的学校厕所边上,其复杂的用心是多么良苦哇!你一个小小的县乒乓球冠军,比一根­鸡­芭毛还轻个玩意儿,有什么资格嫌我们的厕所臭?老师们都愤愤不平,撺掇朱老师跟冠军­干­一场,煞煞他的狂气,让他明白点做人的道理。朱老师说,校长说了,不让我参加比赛嘛!老师们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去找校长说。于是就有人去跟校长说,让朱老师跟冠军打一场,校长说,不太合适吧?大家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打着玩嘛,也不是正式比赛,再说,我们让朱老师教育教育他,也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他的进步,并不是纯粹为了出口气。校长说,我不管,我马上就回家,这事就当我不知道。校长走了。县里的冠军和他的几个随从蹬开自行车也要走。小王老师上前拦住他们,说:冠军同志,别急着走,我们这里还有个怪球手,想向您学习学习。冠军轻蔑地说:怪球手?不会是用脚握球拍吧?小王老师说:冠军同志,您可真爱开玩笑。用脚握球拍,那不成了‘怪球脚’了?众人哈哈大笑。冠军也笑了。小王老师说:我们这个怪球手,保证用手跟您打。他原先是用右手打,划成右派就改用左手打了。冠军说:还有这种事呀!小王老师把朱老师拉过来,对冠军说:就是他,我们学校里挖厕所的校工,当然,敲钟分报纸也归他管。冠军看看朱老师,忍不住就笑了。朱老师说:冠军,敢不敢打?冠军说:好吧,我也用左手,陪着您玩玩吧。一行人就进了办公室。冠军把自己的拍子从­精­致的布套里掏出来,用小手绢擦了擦球拍的把子,说:开始吧,我们还急着回去,晚上还要跟河南省的选手比赛呢。朱老师从台子上拿起一个胶皮像猪耳朵一样乱扇乎的破拍子,说:开始吧。冠军说:也不是正式比赛,你先发球吧。朱老师说:那可不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可不敢欠您这个人情。冠军不耐烦地说:那就快点。说时迟,那时快,猜球的结果还是朱老师发球。冠军说:这不还是一样嘛!朱老师说:那可不一样!当然是朱老师说得对。朱老师紧靠着台子站着,他的上半截身体几乎与球台平行着,他的双手却隐藏在球台下。冠军果然就用他不习惯的左手拿着球拍,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朱老师也没多说什么,就把第一个球发了过去。他的球好象是从地狱里升起来的,带着一股子邪气。冠军的球拍刚一触球,那球就飞到房梁上去了。冠军吃了一惊。朱老师说:要不这个不算?冠军说:你太狂了吧?他抖擞­精­神,等待着朱老师的球。又一个­阴­风习习的球从地狱里升起来了,冠军闪身抽球,触网。冠军嘴里发出一声怪叫:哟嗨,邪了门啦!朱老师憨厚地笑着,说:接好!第三个球就像一道闪电,唰的一声就过去了。冠军的球拍根本就没碰到球。他的小脸顿时就红了,全县冠军,竟然连吃了一个罗锅腰子三个球,这还了得,传出去还不把人丢死?于是他的球拍仿佛无意中就换到了右手里。朱老师扮了一个鬼脸,小王老师一点面子也不给冠军留,大声说:冠军,怎么又换成右手了?冠军咬咬下­唇­,没有吭气。朱老师双手藏在球台下,眼睛死盯着冠军的脸,冠军紧张不安,脸上渗出汗水。这个球又是快球,冠军把球推挡过来,朱老师把球挑过去,擦边而落。冠军摇摇头,表示没办法。第五个球发过来,像大毒蛇的舌头神出鬼没,冠军又没接住。五比零,朱老师领先。接下来我就不想罗嗦了,朱老师靠神鬼莫测的发球和大量的擦边球,把冠军打得大败,三盘皆输。朱老师说:冠军同志,您不该这样让球。冠军气的嘴­唇­发白,风度尽失,将球拍扔在球台上,说:你这是什么鬼球!朱老师笑着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几年之后,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运动会,实际是变成了县里的春季运动会。高风同志热爱体育,喜欢热闹,每次运动会必来参加,不但他自己参加,他还给邻县的领导发邀请,让他们组团前来。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是高风同志的老上级,高风同志把他也拽来过一次。这一下我们的运动会规格更高了。当时,省体育届的人士认为,大羊栏小学五一运动会的金牌,含金量比全省运动会的金牌还要高。这样的奇迹大概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才可能发生,那时人们的思想其实满开放的,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没人把成绩看得太重,大家把运动会看成了盛大的节日,人人参加,个个高兴,绝对没有现在的运动会这样多的猫儿尿,什么高价雇用国家队的退役运动员冒充农民运动员,把全国农民运动会搞成了假冒伪劣运动会,什么喝鳖血的,吃疯药的,那时人民比现在要纯洁一千多倍,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不健康的思想。那时大家参加运动会都是自带­干­粮,我们学校用大锅烧上两锅开水,倒在­操­场旁边的一口大缸里,缸上盖一个圆木盖子,防止刮进去太多的尘土。大缸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摞粗磁大碗,跟赵一曼同志用过得那种一模一样。同志们大家谁都可以过去掀开缸盖子,舀一碗水,咕嘟咕嘟灌下去。一碗热水灌下去,浑身大汗冒出来,嘿,真过瘾!连秦穹同志也到大缸里舀水喝,现在的地委书记,给他一根金条他也不会跟我们这些草民在一口大缸里舀水喝。好啦,咱们马上从现在回到过去。过去其实也不太遥远,也就是三十来年前的事。

1968年5月1日,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同志在县革委主任高风同志陪同下,坐着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一大早就来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操­场边的观礼台上,正中放着一个大喇叭,两边摆满了花圈,Сhā着十几面旗,有红旗,有黄旗,有绿旗,有粉红­色­旗、杏黄|­色­旗、草绿­色­旗。没有蓝旗,没有白旗,更没有黑旗。那时也多少要搞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地革委主任,多大的官呀,能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大羊栏小学,你想想我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心里是多么样的激动和感动吧!所以我们一大早就麇集在­操­场边上,各人都举着一面自己糊的小纸旗,等着欢迎秦主任的专车。在等待的过程中,赵红花的妹妹赵绿叶因为低血糖晕倒在地,把脑门子磕起了一个大包,老师把她抬下去,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回来。老师让她回家休息,她难过得哭起来,老师说,别哭了,别哭了,待在这里吧。由此可见我们对秦主任的感情是很真的。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别说是一个地区级­干­部,就是美国总统来了,让我们去欢迎,我们也不一定愿意去。好了,秦主任的吉普车来了。

上午九点钟还不到,秦主任的吉普车就开进了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的­操­场是很平整的,为了让它平整,右派和贫下中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连我们这些顽童也出了不少力。我们都认识到这个­操­场的意义,所以大家义务劳动,热情高涨。我们把全县的炉渣子都拉来垫了­操­场,我们拉着石滚子在­操­场上转圈,真有点人欢马叫闹春耕的意思。我们还到胶河底下挖来那种透亮的白沙子,在­操­场上撒了一层,撒一层就用石滚子镇压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越撒越压越好看。我们的­操­场是长方形的,用白石灰水浇出了椭圆形的跑道,跑道中间,开辟成投铅球、甩铁饼、掷标枪、扔手榴弹的场地,跳高与跳远还在­操­场边上,原先跳高与跳远用同一个沙坑,现在跳高不用沙坑用蒙着绿蓬布的弹簧垫子。篮球比赛在学校原先的球场上,地面当然也是费了大劲平整过的,上面也垫了炉渣撒了沙。篮球架子是新买的,是那种用铁管子焊起来的,篮圈上还挂着网。我们原来的篮球架子是我爹做的,很简单,就是在一根槐木上Сhā上一个铁圈,上边原来有几块挡板,后来挡板被坏分子偷走了,就闪下两个铁圈,两根槐木,槐木上还生出一些细枝­嫩­叶,又酷又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架子上打球,我们都不会投擦板球,要么投不中,投中了就是漂亮的空心入圈。乒乓球比赛是最重要的比赛,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爱好乒乓球运动,那也是潮流。乒乓球比赛将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室里进行。老师和校长的办公桌都抬到露天里放着。墨水瓶东歪西倒,流了许多血;白纸刮得满天飞,像散发革命传单。

秦主任和高主任从吉普车里钻出来了,我们一齐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边喊我们还一边挥舞小纸旗。十几个长得五官端正的女生腰里扎着红绸子,脸上抹着红颜­色­,在我们前面边扭边唱。四个男生憋足了劲、鼓着腮帮子吹军号。他们刚练了不久,还吹不出个调,哞哞哞,哞哞哞,跟牛叫差不多。欢迎的场面尽管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我们感到已经隆重得死去活来了。在校长的引导下,秦主任在前,高主任在后,对我们挥手致着意,向观礼台走去。秦主任是个小胖子,通红的圆脸蛋,好像一个被太阳晒红的大苹果。我特别注意到他的手,手是小手,小红手,小胖手,手指头活像一根根小胡萝卜。怪不得我爹说大手捞草,小手抓宝,瞧人家秦主任那手,一看就知道那是抓印把子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气也没用,不服也不行。跟在他老人家后边的高主任,是一个大个子,因为他要将就秦主任的步伐,所以他不能迈开大步往前闯,这就显得他步伐凌乱,跌跌拌拌,好象个大黑瞎子。上了观礼台,磨蹭了一会,我们校长站在麦克风前,宣布运动会开幕,然后让秦主任讲话。秦主任把麦克风往自个眼前拖了拖,讲了起来:革命的____吱____大喇叭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啸,好像针尖和麦芒。这是怎么搞的!秦主任用手拍拍麦克风头,啪!啪!啪!麦克风头上包着一块红绸子,显得神秘而娇贵。麦克风挨了打,便老老实实地工作起来。秦主任讲话根本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好像大河决了口。秦主任讲完了,校长又让高主任讲,高主任简单地讲了几句就不讲了,然后是运动员代表讲话,那时还不兴运动员、裁判员宣誓什么的,所以运动员代表发了言比赛就开始了。我们学校那个普通话说得最好的钢板刻印员王东风负责广播,她拉着长腔,像我们在电影里听到过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那样娇滴滴、酸溜溜地说:男子成年组一万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运动员做好准备(以上重复三遍)裁判组鲤鱼汤(疑是教导主任李玉堂)同志请到观礼台前来有人找(重复三遍)。

正文

摹仿着国民党中央电台女播音员的娇嗲腔调,钢板刻印员王东风又把男子成年组万米比赛即将开始的消息广播了三遍。广播刚完,担任发令员的总务主任钱满囤就大叫了一声,嗨!一声嗨吓了众人一跳。接着他吹了一声哨子,大声问:运动员齐了没有?站在起跑线上抻胳膊拉腿的运动员们都停止了活动,眼巴巴地望着钱满囤,等待着他的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整好,你们大家都站好了,听我把比赛中要注意的事项再对你们宣布一下,他说,比赛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开跑道,如果确有特殊情况,譬如大小便什么的,那也要得到裁判员的批准,方能离开跑道……

钱满囤这个人,被我们大羊栏小学的学生恨之入骨。我们学校掀起的捡­鸡­屎运动就是他的倡议。他不知从什么报纸上看到,说­鸡­屎里富含着氮、磷、钾,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因此­鸡­屎不但是天下最好的肥料,而且还是天下最好的饲料。他说如果有足够多的­鸡­屎,完全可以从­鸡­屎里提炼出黄金,或是提炼出那种让法国的居里夫人闻名天下的镭,当然也可以提炼出制造原子弹的铀。他还说,国外流行一种价格昂贵的全营养面包,里边就添加了­鸡­屎里提炼出来的­精­华。经他这样一鼓吹,没有主心骨的傀儡校长就下了命令,在我们学校开展了捡­鸡­屎的运动。钱满囤说他已经跟县养猪场联系好了,我们有多少­鸡­屎,他们要多少­鸡­屎。老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猪场做了实验,说那些猪吃起­鸡­屎来就像小学生吃水饺似的。吃一斤­鸡­屎,长半斤猪­肉­,所以捡一斤­鸡­屎,就等于给国家生产了半斤猪­肉­。而且猪屎还可以喂­鸡­,­鸡­屎又回去喂猪,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叫­鸡­屎猪屎大循环。校长给各年纪下了指标,年级给各班分了任务。班主任又把任务分解到各个学习小组,小组又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学生。当时我在三年纪二班四组学习,分配到我名下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必须交给学校­鸡­屎三十斤。一天平均一斤­鸡­屎,按说这任务也不能算艰巨,但真要捡起来,才感到困难重重。如果是我们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捡­鸡­屎,别说每天捡一斤,就是每天捡五斤,也算不了什么难事,问题是我们全校的几百个学生一齐去捡,老师也跟着捡,全村就养了那么有数的几只­鸡­,哪里有那么多­鸡­屎?有人说了,为什么不到邻村去捡?我们大羊栏小学是中心学校,邻村的孩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何况学生抢­鸡­屎,谣言马上就制造出来,说是国家收购­鸡­屎出口,一斤­鸡­屎能换回来十斤大米,于是老百姓就跟我们抢­鸡­屎。朱老师设计了捡­鸡­屎的专用叉子和盛­鸡­屎的专用小桶,让我们自己回去仿造,自己仿造不了就让家长仿造。那些日子里,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里,时时都能见到一手拿叉一手提桶的小学生。家里的­鸡­屎、­鸡­窝里的­鸡­屎当然早就捡尽了。我们把那些不拉屎的­鸡­撵得跳墙上树,如果有只­鸡­开恩拉一泡屎,保准有一窝小学生往上冲。为了一泡­鸡­屎,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打破脑袋的事情也发生过好几起。刚开始我们还用朱老师设计、我们家长仿造的­鸡­屎叉子文质彬彬的捡,后来,­干­脆就用手去抓,也只有用上了手,你才有可能把一泡热­鸡­屎抢到。可恨得是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的­鸡­都拉一种又臭又粘的酱稀屎,好象是成心跟我们做对头。我为此恨恨地骂­鸡­,我娘说,你还好意思骂­鸡­,­鸡­为什么拉肚子?都是被你们这些小坏蛋给撵得!我们家那两只老母­鸡­原本是每天下一个蛋,自从我们学校开展捡­鸡­屎运动后,它们就只拉稀屎不下蛋了。村子里那些养着老母­鸡­的女人,恨不得剥了我们钱主任的皮。我们根本完成不了学校下达的­鸡­屎指标,完成不了就挨训。为了不挨训,我们就想办法弄虚做假,譬如往­鸡­屎里掺狗屎、掺猪屎啦,但每次都被钱满囤揭穿。钱满囤提着一杆公平秤,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前,脸如铁饼子,目如称钩子,等待着我们,就像我们在阶级教育展览馆里看到的那些画出来的收租子的老地主。我们提着­鸡­屎桶,排着队过称。排队时我们大多数双腿发抖。他接过我的­鸡­屎桶,先是狠狠地盯我一眼,问:掺假没有!?我说:没……没掺……他轻蔑地看俺一眼,说:没掺?!然后他就把­鸡­屎桶放到鼻子下边一嗅。还敢撒谎!张老师!他大声喊叫着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就站在旁边,慌忙点头。他这桶里,三分之二的都是狗屎!然后他就把我的­鸡­屎桶扔到我的班主任老师眼前。我的班主任老师毫不客气地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队列里拖出来,让我到校长办公室窗前罚站,一罚就是一上午。钱主任指着我大发脾气:你们看看他这样子!从小就弄虚做假,欺骗老师,品质恶劣,长大还不知道会坏成个什么样子!我羞愧地低垂着发育不良的脑袋,下巴紧抵住胸脯,眼泪滴到脚背子上。哭也没用!接下来,他又抓出了几十个在­鸡­屎里掺假的,让他们与我一起罚站,这样我的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孬好还掺了狗屎,方学军­干­脆在­鸡­屎里掺上了黑石头子儿。方学军家是老贫农兼烈军属,钱满囤不敢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只让他到窗前罚站。方学军根红苗正,大伯抗美援朝时壮烈牺牲,爹是村里的贫农主任,哥是海军陆战队,罚他的站?罚我的站?!他把那个­鸡­屎桶猛地砸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子上,破口大骂,钱满囤我­操­你老祖宗!我要到中央告你个狗日的!钱满囤当时就楞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等他回过神来,我们早就扔掉­鸡­屎桶,跟着方学军跑了。我们说,天天捡­鸡­屎,这学,孙子才上呢!由于方学军的革命行动,钱满囤的­鸡­屎运动可耻地结束了。就是这样,校长办公室外,也积攒了一大堆­鸡­屎。天很快就热了,­鸡­屎堆在那里发了酵,发出了一种比牛屎臭得多的气味,招引来成群结队的苍蝇。校长催老钱跟县养猪场联系,赶快把­鸡­屎卖了,原说是两毛钱一斤,可以卖不少钱呢。但人家养猪场说,根本就没听说过用­鸡­屎喂猪这回事。于是老钱就成了众矢之的。后来,我们村把­鸡­屎拉到地里当了肥料。事后老钱不服气,说,就算­鸡­屎不能喂猪,完全可以用来养蚯蚓,然后在把蚯蚓制造成中药或是高蛋白食品,拉到田里当肥料,实在是可惜了。

老钱穿着一件磨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胸兜里Сhā着三支钢笔,脖子上挂着一个铁哨子,手里举着一把亮晶晶的双响发令枪,眼睛紧盯着手腕上的瑞士产梅花牌日历手表。那时候这样一块手表可是不得了,把我们村的牛全卖了也不值这块表钱。这块表是右派乒乓球运动员汤国华的,他是归国华侨,他叔叔是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大王,梅花手表就是他叔叔送给他的。他能把自己的梅花表无偿地借给运动会使用,说明这个人有相当高的思想觉悟,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老钱夸张地举起胳膊,因为手表的份量和价值,他的胳膊显得僵硬。他的眼睛紧盯着飞快转动的红头秒针,脸上的表情严肃得让人不敢喘气。距离预定的比赛时间还缺二分钟时,他用宏亮的嗓门高声喊道:各就各位_____预备_____啪啪!两声枪响,枪口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三个掐秒表的计时员在枪口冒出青烟那一霎,按下了秒表的机关,比赛开始。

在老钱的发令枪发出两声脆响之前,站在用白灰浇出的起跑线上的八个运动员都弯下了腰。因为是万米长跑,不再乎起跑这一点点的快慢,所以运动员们没有把ρi股高高地撅起,也没有双手按地,做出一副箭在弦上的姿态。要说腰弯得幅度,还是我们的朱老师最大,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的腰不得不弯,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地介绍了他的腰,这里就不再赘述。老钱的发令枪啪啪两响的同时,运动员们就一窝蜂似地跑了起来。起初几步,他们的步伐都迈得很大,显得有点莽撞冒失。跑了几十米,他们的步伐就明显的小了。他们像一群怕冷的、胆怯的小动物,仿佛是有意地、其实是无意地往跑道的中间拥挤,好象要挤在一起寻求安全。他们跑得小心翼翼,试试探探,动作既不流畅也不协调。他们的膝关节仿佛生了锈,看样子脑袋也有点发晕。跑在最前面的是帮助标枪手轰过兔子的右派长跑运动员李铁。他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背心,一条深蓝­色­的短裤,脚上蹬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他的背心后边钉着一块白布,白布上的号码是235,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个号码是根据什么排出来的。紧追着他的运动员是县一中的体育教师陈遥,一个满脸骆驼表情的青年,据说是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毕业生,应该说也是个体育运动的行家里手。陈遥后面是我们学校的小王老师,小王老师后面是一个铁塔似的黑大汉,听人说他是地区武装部的­干­部,姓名不详,号码是321。321号后面,是一个必须重点介绍的运动员。他是我们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年龄看上去有四十岁了,也许比四十岁还要多。他是我们公社的名人,叫张家驹。都说他解放前在北京城拉过黄包车,跟骆驼祥子是把兄弟,自然也认识虎妞。他也能倒立行走,也是一个长方形的蚂蚱头,脖子跟头差不多粗,额头上有一块明疤,小时候让毛驴咬的。虽然他现在是空着手跑,但他的姿势让人感到他的身后还是拖着一辆黄包车。其他的人我就不想一一介绍了。跑在最后边的是我们朱老师,他是故事的主角,自然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身体情况就不说了,他的号码是888,那时还没把8当成发财的数字,888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他距离前面的运动员有三四米的光景,跑一步一探头,很像一只大鹅。看他跑步的样子让我们心里不舒服,感到他有点可怜,好象他不是自愿参赛,而是被人逼上梁山。当然其实并不是这样。运动会组委会不愿意让他上场,校长婉言劝他,说他年纪大了,做点后勤工作,当当计时员什么的也就可以了,但他非要参加不可。校长其实是怕他影响了学校的形象,说大羊栏小学派了个驼子上场,他为此很不高兴,把事情闹到了高风主任那儿,高主任说全民运动嘛,只要成绩够了就可以上,什么驼子不驼子,一条腿的人单腿蹦破世界纪录,不是更能说明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嘛!于是他就上了。他探头探脑地跑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为他大喊加油,他说:孩子们,还不到加油的时候。他微笑着从我们面前跑过去了,888号白布在他高高驼起的背上像一面小旗招展着,很有意思,特别显眼,与众不同。

跳高比赛在­操­场边上进行,焦挺已经跳过了一米八十厘米,这次比赛,冠军还是非他莫属。­操­场中间正在进行标枪比赛,一杆杆标枪摇着尾巴在天上飞行,我们有点担心,生怕标枪手把跑道上的运动员当成野兔给扎了。据说,在意大利米兰,曾经有一个计时员横穿场地,恰好标枪运动员正在比赛。忽地响起了一种悠长、奇特的啸声,一根标枪从阳光方向斜刺下来,以­干­净利落的动作击中计时员的背脊,他猛地向前一踉跄,扑到在地上,这当儿,Сhā在他背上的标枪还在簌簌发抖。

现场的观众,除了学生和农场的几乎所有右派,其余的大多是我们村的百姓,我爹、我叔、我哥,都在其中。周围的村子里也有来看热闹的人,但很少。我们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五一期间,桃花盛开,小麦灌浆,春风拂煦,夜里刚下了一场小雨,空气新鲜,地面无尘,正是比赛的好时节。几个计时员议论着,今天如果出不了好成绩,就不能怨老天不帮忙了。人们望着运动员们的背影议论,猜想着万米金牌的得主。有人把宝押在李铁身上,有人把宝押在张家驹身上,只有我们一帮对朱老师感情很深的小学生希望朱老师能荣获金牌。村里的不良青年桑林瞪着大眼说:你们做梦去吧,猪尾巴棍子的小跟屁虫们。我们齐声骂着桑林:桑林桑林,满头大粪!

桑林自吹,说曾经跟着一个拳师学过四通拳和扫膛腿,动不动就跟人叫阵,横行霸道,是村里的一大祸害,连村里的­干­部都让他三分。我们学校露天厕所边上有一棵老杏树,树冠巨大,树­干­粗壮,是私塾先生范二亲手种的。虽然它生长在最臭的地方,但结出的果实却格外香甜。春天里杏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时,桑林就去摘了吃。体育老师小王去拉他,被他一拳捅在肚子上,往后连退三步,一ρi股坐在地上,吐出了一口绿水。桑林挥舞着拳头说:老子,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那个不服,出来试试。我们朱老师上前,双手抱拳,做了一个揖,说:大爷,我们怕您,我们敬您,但您也得多多少少讲点理,好汉不讲理,也就不算好汉了。桑林说:罗锅腰子,猪尾巴棍子,你说说看,什么叫做理?朱老师说:这杏子,才这么一丁点儿大,摘下来也不能吃,白糟蹋了不是?桑林说:老子就爱吃酸杏!朱老师说:你也不是孕­妇­,怎么会爱吃酸杏?老子就是爱吃酸杏,你敢怎么样?朱老师说:您是大拳师,武林高手,谁敢把您怎么样呢?桑林得意洋洋,说:知道就行。朱老师看着桑林,脸上是胆怯的、可怜巴巴的表情。但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我们朱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头颅做炮弹,向着桑林的肚子撞去。桑林猝不及防,身体平飞起来,跌落在我们三百名学生使用的露天厕所里。后来,桑林不服气,跑到学校大门口骂阵:罗锅腰子你他妈的出来,偷袭不算好汉!今天老子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我们朱老师出来,说:桑林,咱别在这里打,在这里打影响学生上课,也别这会儿打,我正在上课,这样吧,今天晚上,咱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摆开阵势打一场,好不好?桑林说:好好好,好极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去,就是个乌龟!当天晚上,一轮明月高挂,打谷场上,明晃晃的一片,我抬手看看,掌纹清清楚楚,这样的亮度完全可以在月下看书写字,绘画绣花。村里没有多少文化生活,听说朱老师要跟小霸王桑林比武,差不多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我们坚决地站在朱老师一边,希望他能赢,希望他能把小霸王桑林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大多数村里人也站在朱老师一边,希望他能打死小霸王,打不死也把他打残,替村里除了这一害。但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桑林身后也有三个跟屁虫,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的二哥竟然站在桑林一边,是桑林的忠实走狗。朱老师很早就到了,桑林却迟迟不到。我们心里替朱老师感到害怕,他却像没事人似的与几个年纪大的老农聊着月亮上的事。他说月亮上没有水也没有空气,当然更不可能有嫦娥吴刚什么的。老农说,这也是瞎猜想,谁也没上去看看。朱老师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上去的。老农就哈哈大笑,说朱老师您是说疯话,是不是被桑林给吓糊涂了!朱老师说也许是桑林吓糊涂了,至今还不露面,他要再不露面我可要回去了。人们怎么舍得让他回去?好久没有个耍景了,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次。我知道那几个家伙是去胶河农场的西瓜地里偷瓜了,傍晚时他们几个就在河边的槐树林子里嘀咕,说是要先给小肚上上料,保养一下机器,然后才有劲跟老朱大战。他们有一些黑话,管吃东西叫‘上料’或是‘保养机器’。他们把西红柿叫做‘牛尿子’,管西瓜叫做‘东爪’。有人说,赶快,去找找桑林,说朱老师已经等急了,他要再不来,就算他输了。这时有人大声喊叫:来了!桑林果然来了。他走在前头,后边跟着我二哥、聂鱼头、痨病四。他们四个是村里有名的四害,杀人放火不敢,偷­鸡­摸狗经常。有一年冬天,我们家的两只白­色­大鹅突然没了,我和姐姐满村找也没找到。我们去找鹅时,我二哥就躲在墙角冷笑。我对爹说:爹,家贼难防,我认为咱家的大白鹅是被四害保养了他们的机器。我父亲把我二哥用小麻绳捆起来,拿着一根烧红的炉钩子,进行逼供信。我二哥吃打不住,终于交待,说我们家的大白鹅的确是被他们四人保养了机器。我爹说,你这坏蛋,怎么连自己家的鹅也不放过呢?我二哥说,这才叫大公无私。他们来了,每人手里捧着半个‘东爪’,边走边啃着。到了打谷场中央,桑林赶紧啃了几口‘东爪’,然后将‘东爪’皮使劲扔到远处去。我二哥他们也学着桑林的样子,赶紧啃了几口‘东爪’,也把皮使劲扔到远处去。桑林脱下小褂,往身后一扔,我二哥这个狗腿子就把他的小褂子接住。桑林把腰带往里煞了煞,把肚子勒得格外突出,像个带孩子老婆。咯____桑林打着饱嗝说,老公猪,大爷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朱老师说,桑林,今晚上的事,你跟你娘说过没有?桑林瞪着牛蛋子眼问:说什么?朱老师说:你是独子,你爹死得早,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谁养你娘的老?桑林说:老坏蛋,你准备棺材了吗?其余三害也跟着说:老坏蛋,你准备棺材了吗?朱老师问:咱是武打呢还是文打?桑林说:随你!三害跟着说:随你!朱老师说:那就文打吧!桑林说:文打就文打!三害说:文打就文打!朱老师走到场边几根拴马桩前,说:看好了,爷们!然后他就对准了拴马桩,一头撞过去。栓马桩立断。朱老师指指另一根拴马桩说:爷们,看你的了。桑林近前看看那根老槐木拴马桩,犹豫了一会,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口里大声叫:师傅,您收了我吧!朱老师说:起来,起来,你这是­干­什么?桑林说:我服了!服了还不行吗?朱老师说:小子,你知道庙里那口大钟是怎么破的?那就是我用头撞破的,如果你的头比钟还硬,就继续地横行霸道,如果你的头不如那口大钟硬,你就老老实实。桑林跪在地上,磕头不止,连说:师傅饶命,师傅饶命。三害也跟着跪下,连声求饶。从此朱老师就有了一个很响亮的诨名:铁头老朱。

观礼台上的大喇叭放起了节奏分明的进行曲,他们的步伐显得轻松自如了许多。对嘛,早就应该放点音乐,站在我们身边的那群右派不满地议论着。穿着杏黄春装的蒋桂英和蒙着一块粉红纱巾的陈百灵对着李铁欢呼着:李子,加油;铁子,加油!李铁对着这两个大美人举起右手,轻松地抓了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黄包车夫没有自己的啦啦队,他也不需要什么啦啦队,一个臭拉车的,难道还需要别人的欢呼吗?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他还是像跑第一圈那样,黯淡无光的眼睛平视着正前方,两条胳膊向两边乍开着,两只大手拢着,仿佛攥着车把。他的脑海里浮现着的肯定全是当年在北京城里拉洋车时的往事,与骆驼祥子一起出车,与虎妞一起斗嘴,吃两个夹­肉­烧饼,喝一碗热豆腐脑,泡泡澡堂子,逛逛半掩门子……他的耳边也许响着黄铜喇叭的笛笛声,哨子吱吱地叫,也许是巡警在抓人,其实是旁边的篮球场上一个运动员犯了规。

朱老师跑过来了,还是最后一名,还是像我家的大白鹅那样,脑袋一探一探地往前冲,步伐很大,弹­性­很强,好象他的全身的关节上都安装了弹簧。他的脸上挂着一层稀薄的汗水,呼吸十分平稳。我们为他加油,他对我们微笑。看样子他对自己的殿后地位心满意足。他行他素,自个儿掌握节奏,前面的人跑成兔子还是狐狸,仿佛都与他无关。

啪!一声鞭响,村里的马车拉着粪土从­操­场旁边的土路上经过,热闹引人,赶车的王­干­巴将车停住,抱着鞭子挤进来,站在蒋桂英和陈百灵中间。他往左歪头看看蒋桂英,蒋桂英撇撇嘴,不理他;他往右歪头看看陈百灵,陈百灵翻翻白眼,也不理他。他龇着一口结实的黄牙无耻地笑起来:嘿嘿,嘿嘿。这是他的一贯笑法,他的外号就叫嘿嘿,嘿嘿的使用率比王­干­巴高得多。嘿嘿嗤哼着鼻子闻味,就像一匹发情的公马。他闻到了什么气味?清新的五月的空气里,洋溢着蒋桂英和陈百灵的令人愉快的气味。那是一种香胰子混合着新鲜黄花鱼的气味,是有文化的女人的气味,真是好闻极了。那两匹拉车的马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相互啃着ρi股解痒,嘿嘿站在两个超级美人中间左顾右盼,厚颜无耻,没脸没皮,人家根本不理他,他却从腰里摸出了一个修长的地瓜,喀嚓,掰成两半,粉红的瓤面上渗出一滴滴白汁,嘿嘿,蒋同志,请吃地瓜,过冬的地瓜,走了面,比梨还要甜。谢谢,我不吃凉东西。嘿嘿,陈同志,请吃地瓜,过冬的地瓜,比梨还要脆,吃了败火。紧接着压低嗓门说,这是生产队里留得地瓜种,‘5245’,新品种,就是农业大学地瓜系的老右派马子公研究出来的,我偷了一个,这要让保管员看到,非游我的街不可。陈摇摇头,表示不要,连话也懒得跟他讲。我要是嘿嘿,肯定满脸通红,讪讪地退到一边去,可人家嘿嘿,不羞不恼,没心没肺,说,你们不吃俺吃,这样好的东西,你们还不吃,怪不得把你们打成右派,你们跟我们贫下中农,假装打成一片,其实隔着一条万里长城!真是你们妈的大黄狗坐花轿不识抬举。蒋桂英我问你,听说你跟一千多个男人困过觉?听说你跟资本家隔着玻璃亲嘴挣了十条金子?有没有这回事?我问你有没有这回事?蒋桂英把个小白脸子涨得粉红,跟‘5245’地瓜瓤一个颜­色­。她的嘴咧着,好像要哭,但又没哭。你们这些臭戏子,都是万人ℚi!把左手的半个地瓜,送到嘴边,咬人似地啃了一口,嘴巴艰难地咀嚼着,两边的腮帮子轮流鼓起。你个流氓!蒋桂英说,流氓……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还有你,陈百灵,世界四大浪,猫浪叫,人浪笑,驴浪巴哒嘴,狗浪跑断腿!我看你就是四大浪之一,你是条浪狗,你跟丁四的事人人都知道(丁四是养羊组的小组长,农学院畜牧系的右派研究生,他养了一只­奶­羊,产的­奶­喝不完,陈百灵经常去喝羊­奶­。)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双手捂着脸蹲在地上,从她的手指缝隙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好象栖息在芦苇从中的水鹌鹑四月发情时发出的那种低沉、悲伤的鸣叫。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时,我们才知道她在哭,而且哭得很悲痛。嘿嘿把右手里的那半地瓜举到嘴边,喀喳咬了一口,两边的腮帮子轮流鼓起,嘴里响起粉碎地瓜的声音。有一只黑­色­的拳头,飞快地捅到了他的腰上。他满嘴的地瓜渣子喷­唇­而出,啊哟娘来!他回过头,脸古怪地扭着,眉毛上方那颗长着一撮黑毛的小­肉­瘤子抖动不止,这一记黑拳打得他不轻,他想骂人,但气被打岔了,暂时骂不出来。终于他骂出来了:妈的个b,是谁?是谁敢打他的爹?!在他的面前,依次展现开一片形形­色­­色­的人脸,有的冷漠,像沾着一层黄土的冰块;有的愤怒,像刚从炉膛里提出来的铁块。冷眼­射­出冰刺,怒眼喷出毒火。妈的个,你们,是谁打了老子一拳?一股油滑的笑声从一个嘴里流出来,紧跟着笑声又出了一拳,正捅在嘿嘿的肚皮上,嘭的一声巨响。俺的个亲娘哟!嘿嘿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双肩高耸着,头往前探出,呕出了一堆地瓜。是老子打了你,怎么样?桑林用脚蹬住嘿嘿的肩头,一发力,嘿嘿一腚坐下,双手按地,不讨人喜欢的脸仰起来。他看清了打他的人。怎么是你?嘿嘿惊讶极了。怎么是他?我们惊讶极了。可见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好事。

他们拐过弯道,对着我们跑来了。这是第几圈?我忘了。他们的队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头前还是李铁,距离李铁十几米处,团聚着五个人,时而你在前一点,时而他在前一点,但好像中间有股力量,变成六根看不见的橡皮筋,牵扯着他们,谁也休想挣脱。又往后十几米,昔日的黄包车夫迈着有条不紊的大步,拖拉着无形的车,保持着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一等车夫的光荣和尊严。再往后十几米,是我家大鹅式运动员右派代课朱老师。他这个右派是怎么划成的?说起来很好玩。

十几年前他就在我们学校代课,学校要找一个右派,找不到,愁得校长要命。这时上级派来一个反右大王,带着四个女­干­将,下来检查划右派的工作。校长说我们这里又穷又落后,实在找不到右派,是不是就算了?大王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校长说不知道,大王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校长说,既是毛主席说的,自然是真理,那就找吧。大王让校长把全校的师生集合到­操­场上,让每个人出来走几步,谁也不知大王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等全校的师生走完了,大王走到前面讲话,四个女将分列两旁,好像他的母翅膀。他说,右派,有两个。他指指朱老师,说,他!右边的两个女将就走上前去,把朱老师拖了出来。朱老师大声喊叫:我不是右派,我不是!朱老师在两个铁女人的中间窜跳着,好象一只刚被擒获的长臂猿。大王说,你别叫,更别跳,狐狸尾巴藏不住,马上就让你显出原形。他又指着学生队伍里的我大姐说,她!他右边那两员女将虎虎地走过去,把我姐姐拖了出来。我大姐脾气粗暴,生了气吃玻璃吞石子六亲不认,连我爹都不敢戗她的毛梢,大王不知死活,竟让女将下来拖她,这就必然地有了好戏,等着瞧吧!

大王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他让朱老师和我大姐并排站好,然后下达口令:立正___!大王声音宏亮,口令­干­脆。向前看!齐步走!我大姐与朱老师听令往前走。我大姐昂首挺胸,朱老师也很尊严。他们俩刚走了几步,还没走出感觉,大王就高叫一声:立定!大王问大家: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大家一齐喊叫:看清楚了!大王问:你们看清楚了什么?众人面面相觑,全部变成了哑巴。大王冷笑道: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大家想想看,刚才他们走步时,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众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张口结舌。大王说:他们两个,是我们这一大群人里,(大王伸出左手画了一个圈)唯一的两个(伸出两根左手手指)走路先迈右脚的人。你们说,他们不是右派,谁是右派?!朱老师听了大王的宣判,哇哇地哭起来。我大姐把小棉袄脱下往后一扔,大踏步跑到墙根,捡起两块半头砖,一手拿一块,像只小老虎,不分公母,狂叫着:呀______啊!就朝着大王扑了过去。

大王站起来,抖抖肩上披着的黄呢子大衣,强做镇静地说:你,你,小毛丫头,你想造反吗?大姐可不是那种随便就让人唬住的人,她悠了一下右臂,将一块砖头对着大王投过去。她绝对想砸破大王的头,但因为力气太小,砖头落在大王的面前,吓得大王蹦了一个蹦,像一个机灵的小青年。你这个小右派,还敢动真格的?!造你活妈,我大姐破口大骂,把你妈造到坑洞里去,然后让她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大姐从小就喜欢骂人、说脏话,她骂人的那些话­精­彩纷呈,我不好意思如实地写,生怕弄脏了你们的眼睛。另外她发明的那些骂人话里有许多字眼连《辞海》里都查不到,所以我想如实地纪录也不可能。我大姐这个没有教养的女孩,举起第二块砖头,对着大王的头投过去,大王轻轻一闪就躲过了,像一个机灵的青年。我大姐两投不中,恼羞成怒,站在大王面前,跳着脚骂,那些黄|­色­的词儿像密集的子弹,打得大王体无完肤。众人刚开始还挺着,伪装严肃,但终于绷不住了。一人开笑,大家就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我大姐有点缺心眼,人来疯兼着人前疯,众人越笑她越来劲,就像一个被人喝彩的演员。大王革命几十年,大概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他习惯­性­地把手往腰里摸去,有人害怕地喊:不好了,大王摸枪了!有人不害怕地说:摸个鸟!他是文职­干­部,没有枪。大家便又哈哈大笑起来。大王终于愤怒了。他指挥不动别人,便指挥他的母翅膀:把她给我捆起来。这也是他的习惯­性­话语,张口闭口就要把人给捆起来。他身边没有绳子,他的母翅膀身上也没带绳子。四个女人一拥而上,她们都被我大姐气得鼓鼓的,可算等到出气的机会了。跟着大王划了那么多右派,还没遇到这样的刺儿头。在那个年代里,谁不怕她们?一听说被划成了右派,有哭的,有下跪的,有眼睛发直变成木头的,没有一个敢像这个小丫头,破口大骂还拿着砖头行凶,如果不治服了她,这反右斗争就别搞了。她们一拥而上,把我大姐按倒在地。尽管我大姐咬掉了不知是那个女人的一节手指,但最终还是给按在了地上。她们用穿着小皮靴的脚踹着我大姐的ρi股,我大姐骂不绝口,越骂人家越踹,终于给踹尿了裤子。我爹和我娘匆匆跑来,不知他们怎么得到了消息。我娘哭,我爹却笑。我爹笑着说:打打打,往死里打!这孩子我们早就不想要了。我娘哭着说:你不想要,我还想要呢……

跑到头前的李铁看到站着流泪的蒋桂英与蹲着哭泣的陈百灵,脸上表现出疑惑的表情,但他没有停止奔跑。他的脸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其他的人基本上是麻木不仁。最麻木不仁的是张家驹,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步速不变姿势也不变,活活就是一架机器。朱老师却偏离了跑道,大声说,嘿嘿,欺负女人瞎只眼!人群中有人感慨地说:老朱这人,睁着眼死在炕上,一肚子心事,像他这样子,还指望拿头名?又有人说:朱老师是热心人,阶级斗争天天唱,世界需要热心肠!桑林得到了可能是有生以来的最大尊敬,满脸是洋洋得意的神情。村里人说,嘿嘿,连桑林都看不过去了,你想想自己缺不缺德吧!嘿嘿挨了两拳,又受到了大家的批判,尴尬,委屈,虾着腰,提着鞭杆,说:桑林,你小子有种等着吧,我不报此仇就是大闺女养的私孩子。桑林说:你原本就是个私孩子。嘿嘿挤出人群,对着那两匹马使威风去了。

这时,篮球场上,右派队的教练员叫了暂停,县教工联队的也跟着暂停。两个队的队员都围拢在自家的教练周围,听面授机宜。我们离着比较远,只能看到教练员挥舞的双臂,但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嘿嘿劈开腿站在车辕­干­上,拿着牲口撒气,一鞭紧追着一鞭,抽着那两匹倒霉的马,鞭声清脆,就像放枪似的。正好大队长从这里路过,看到嘿嘿打马,便上前问:嘿嘿,你打它们­干­什么?嘿嘿打红了眼,抬手就给了大队长一鞭,啪!大队长脖子上顿时就鼓起了一道血红。大队长崔团,复员军人,自己说参加过广西十万大山的剿匪,智擒了女匪首,但随即就中了女匪首的美人计,又把她给放了。这就犯了大错误,差点让连长给毙了,只是因为他战功太多,才留了一条小命。这都是他自己咧咧的,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如果不是那个女匪首,我早就提拔大了,还用得着跟你们这些个乡孙在一起生气?这是崔团经常说的话。他的历史也许是自己虚构的,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这人脾气暴燥,雷管似的。我亲眼看到他提着一杆鸟枪追赶老婆,原因是老婆在他吃饭时放了一个屁。他老婆跑不动了,就往一棵大杨树上爬。他追到树下,举起鸟枪,瞄准老婆的ρi股,呼嗵就是一枪。嘿嘿不知死活的个鬼,竟敢打了崔团一鞭,真是老鼠舔弄猫腚眼,大了胆了。路边发生了这样的的事,所有的体育比赛都丧失了吸引力,人们一窝蜂拥过去,想看一场大热闹。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平日里­性­如烈火的崔团,竟然像一个逆来顺受的四类分子似的,摸着脖子上的鞭痕,嘴里低声嘟哝着,灰溜溜地走了,连句倒了架子不沾­肉­的硬话都没说。这让我们大失了所望,目送了崔团一段,看了站在车辕上像骄傲的大公­鸡­一样的嘿嘿几眼,便无趣地相跟着,回到­操­场边,继续观看比赛。

当李铁带着他的、其实也不是他的队伍断断续续地转过来时,一个计时员举着一页小黑板冲上跑道。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15圈6000米’。李铁眼睛凸出,喘气粗重,像一个神经病人,直对着小黑板冲过去,计时员提着黑板慌忙逃离。他站在跑道边上,对依次跑过来的运动员说着:6000米了,6000米了!运动员们有的歪头看看黑板,脸上闪过一种慌乱的神气。有的却根本不看,好象黑板上的数字与自己毫无关系。懂行的右派看客在旁边议论道:到了运动极限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最艰苦的时刻,熬过这时刻就好了,熬过这一段就看得见胜利的曙光了。但立即就有我们村的小铁嘴跳出来反驳右派言论:什么‘运动极限’?这就跟挨饿一样,一天不吃饿得慌,两天不吃饿得狂,三天不吃哭亲娘,五天六天不吃,肚子里反而胀得难受了。你们看,张家驹有运动极限吗?张家驹跑法依旧,黑脸上­干­巴巴的,连一颗汗星儿都没有。有人说,一万米,对人家老张来说,那才叫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儿!人家老张拉着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跑到天安门,一天跑四个来回!一万米算什么嘛!你们看,朱老师到了运动极限了吗?朱老师也还是那样,像我家的大白鹅,一步一探头,跑到我们身边时从不忘记跟我们打个招呼,不说话也要点点头,不点头也要笑一笑。刚受过众人赞赏的桑林从怀里摸出一个黄芽红皮大萝卜,问道:老朱爷们,吃吗?朱老师摆摆手,笑道:爷们,孝顺老子也得选个时候!然后他就一蹿一蹿地跑过去了。从后边看,他的腿是被他那颗大头带动着跑。我们追着他的ρi股喊:朱老师,加加油,追上去!有人说,不到时候,到了时候他会追上去的,万米长跑,最重要的是气息,老朱气息好。什么呀,那不叫气息,那叫肺活量!朱老师的肺活量,是我们亲眼见识过的。

夏天的中午,朱老师带着我们到河里去洗澡,当然说去游泳也可以。我们习惯把游泳说成洗澡,几十年如一日。只是在那些右派们来了后,游泳才进入我们的语言。我们到了河边,全都脱得一丝不挂,把身上那条唯一的裤头挂在河边的红柳棵子上。河里水浅,只有石桥底下水深。那儿不但水深,而且由于桥面的遮盖水还特别凉,所以我们一下河就往石桥下面跑。朱老师在我们身后大喊:回来回来!不许光ρi股下河!石桥那儿,早有一群右派在,游___泳!有男右派,有女右派。女人下河,五谷不结,这是我爹他们的说法。我爹他们的说法只对我娘她们这些女人有约束力,对人家那些女右派一点用也不管。人家尽管是右派,但大家都清楚,右派也比农民高级,什么贫下中农也是领导阶级呀,那都是人家哄着咱们玩的,如果拿着这话当真,那你就等着遭罪吧!右派不种地,照样有饭吃;贫下中农不种地,饿死也没有哭儿的。你贫下中农再高级,不信去粘粘蒋桂英她们,人家连毛也不会让你摸一根!右派们在桥下戏水,男的穿着裤头,女的穿着的也算裤头吧,不过她们的裤头比男人的裤头长得多,我们给她们的裤头起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连­奶­裤头。我们也终于明白了洗澡和游泳的区别。我们下河,一丝不挂,所以我们是洗澡;右派下河,穿着裤头和连­奶­裤头,所以他们是游泳。其实我们和右派在河里­干­得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们在河里一个劲地打扑通,扑通够了就跑到河滩上去,往自己身上抹泥巴。他们在河里也是一个劲地打扑通,扑通够了就站在桥墩旁边往身上抹胰子。这样一比较,我看他们更像洗澡而我们更像,游___泳。

游泳啊,游___泳!我们根本不听朱老师招呼,狂呼乱叫着,光着ρi股冲向石桥下面。朱老师无奈,穿着大裤头子跟在我们后边,像我家那只大白鹅下了河。朱老师擅长仰泳,他躺在水面上,头翘起来,脚翘起来,中间看不见,身体一动也不动,就像几块软木,黑­色­的,朝着石桥下漂来。我们刚开始光着ρi股往石桥下冲锋时,那几个风流女右派吓得哇哇叫,有的还把身体藏在水里,搂着桥墩,只露着鼻子和眼睛,像一些胆怯的小姑娘。但很快她们就发现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比较弱智,光着ρi股在她们身边钻来钻去对她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于是她们就放松了身心,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这么些男孩子里有没有个别的早熟的小流氓,看到那些漂亮女子想入非非一点,我看也不能说没有。譬如说有一个名叫许宝的,就喜欢在桥下扎猛子。他水下的功夫很好,一头扎下去,能在水下潜行十几米远。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那些女右派哇哇大叫,说是有大鱼咬人。其实那里有大鱼,都是许宝这小子搞得鬼。但有一天这小子在水下潜行­干­坏事,没拧到女人的腿,却一头撞到桥墩上,碰出了脑震荡,差点要了小命。

右派们对朱老师挺尊重,并不因为他是个土造的右派就歧视他。其实朱老师的右派是大王亲自划定的,比他们的档次还要高呢。他们在桥下喊,朱老师,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呀!朱老师就仰过去,身体靠在桥墩上,与那些右派们谈天说地。我们有时候闹累了,也围在他们周围,听他们说话。右派的话跟我爹他们的话大不一样,听右派谈话既长知识又长身体。我当兵后常常语惊四座,把我们的班长、排长弄得很纳闷: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孩子,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学问呢?他们那里知道,我在桥墩底下受到过多高层次的全面熏陶,从天文到地理,从中国到外国,从唐诗到宋词,从赵丹到白杨,从《青春之歌》到《林海雪原》,从小麦杂交到番茄育苗……有时候,他们谈着谈着,会突然静下来,谁也不说话,只有河水从桥洞里静静的流过去。只有流水冲激着桥墩发出不平静的响声。几十颗大脑袋围着桥墩,几十颗小脑袋围着大脑袋,这简直就像传说中的水鳖大家族在开会,小的是小鳖头,大的是大头鳖,其中最大的一个头就是我们朱老师的头。这家伙下河也不摘掉他的眼镜,在­阴­暗的桥洞里,他的眼镜闪烁着可怕的光,一看就让人想到毒蛇什么的。他老先生翘起两只脚,河水被他的脚掌分开,形成了两道很好看的波纹。桥面上的水啪哒啪哒的滴下来,滴到身上凉森森的。桥外边阳光耀眼,河面上波光粼粼。一个女右派打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喷嚏,我们楞了一下,然后就哈哈大笑。朱老师说:我们比赛憋气吧。

比赛水下憋气,是朱老师和右派们的保留节目。几个人围在一起,都把鼻子淹没在水下,屏住呼吸,眼睛相望着,憋啊,憋啊,终于憋不住,猛地蹿起来,像一条大黑鱼。剩下的人继续憋,憋啊,憋啊,终于憋不住,猛地蹿起来,像一条大黑鱼……蹿起来的就变成了看客,看着那些还在顽强地坚持着的人。最后,剩下的,每次都是朱老师和右派小杜。小杜是黄河水文站的,天天和水打交道,熟知水­性­,他说从他的祖上起,就当‘水鬼’。清朝时还没有潜水员这个叫法,‘水鬼’们完成的实际上就是潜水员的工作。他说他的老老爷爷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手下当过‘水鬼’,在安庆大战中凿漏过太平军的大艨艟,为反动的满清皇朝立过战功。朱老师与‘水鬼’后代四眼相对,用眼睛对着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能比你在水中多待一会儿。别吹,出水才看两脚泥!两个人较着劲,谁也不肯先蹿出来。小杜说他的老老爷爷能在水下待两个小时,不用任何潜水工具。瞎吹,尽瞎吹!信不信由你。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三分钟过去,憋到了大约五分钟的时候,小杜终于憋不住了,呼地蹿了起来,好像发­射­了一颗水雷。他摸了一把脸,将鼻子上的水抹去,然后就大口地喘气。朱老师还在憋着,大家都数着数,571,572,573,574……600……朱老师还憋着,眼睛发红,好象充了血。右派们说,行了老朱,别憋了,你赢了,你绝对赢了。我们也说,朱老师,上来吧,憋坏了脑子谁给我们上课呀!在众人的劝说下,朱老师才出了水,看样子很从容。小杜说:老朱这家伙会老牛大憋气。陈百灵说:多么惊人的肺活量!朱老师说: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掌握了水下换气的方法,别说在水下憋十分钟,就是憋一小时也没事。小杜说他的老老爷爷能在水下待两个小时是完全可能的,你们不要不相信。

长跑运动员,要有坚硬的骨头,要有结实的肌­肉­,关键的还要有不同于常人的两叶肺。朱老师的肌­肉­和骨头并不出­色­,但他有两叶杰出的肺,这就弥补了他的所有不足。所以连专业的长跑运动员李铁都气喘嘘嘘地在运动极限上挣扎时,朱老师却呼吸均匀,泰然自若。

观礼台上的大喇叭突然又响起来。当它又响起来时,我们才想到,它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它放出的还是进行曲,曲子不老,唱片太老了,留声机的针头也磨秃了。进行曲里夹杂着刺啦刺啦地噪声。那个计时员又举着黑板跑到跑道上给运动员们提醒:20圈8000米。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跑过了五分之四,离终点只有五圈,只有两千米。连五圈都不到,连两千米都不到了。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呀!他们还是保持着原先的次序,从我们面前跑了过去,对计时员好心的提示显得很是麻木。等他们又一次转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才发现计时员的提示还是很起作用。这时,跑在最前面的还是李铁,但他跟后边的团体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第二名暂时还是骆驼脸青年陈遥,他的两片厚­唇­翻翻着,一缕湿发垂在脸上,挡住他的视线,害得他不得不频频地抬起手将那缕头发抿上去。我校的小王老师由原先的第三名落到第五名,黑铁塔已经超了他变成了第三名,另一位我们不知来历的大个子保持着第四名。小王老师不甘心就这样落了后,计时员的提示好象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鼓起了他最后一拼的勇气,我们看到他加快了步频,他的个子最小,他的步频本来就是最快的现在就更快了。他把头往后仰着,简直像进行百米冲刺,口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他的身体与第四名平行了。我们高声喊叫着:王老师!加油!王老师!加油!他的身体终于超过了第四名自己变成了第四名。看样子他还想趁着这股劲冲到最前面去,但第三名回头望了一眼后也迫不及待地加了力。小王老师就这样被黑铁塔给压住了。他的像小野兔一样的步速渐渐地慢了下来步子的节奏也乱了套。他的双腿之间好象缠上了一些看不见的毛线。他越跑越吃力。他的眼睛也睁不开了。他一头栽到地上。紧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大个子躲闪不及,趴在了他身上。我们的运动会比较简单,没有救生员什么的,观众们热情地跑上去,把大个子和小王老师拖下来。那个大个子神思恍忽地说:别拦我……挣起来就往前跑,完全丧失了目标,碰倒了好几个观众,大家把他架起来遛着,就像遛一匹疲劳过度的马。小王老师双手按着地跪在地上,激烈地呕吐着,早饭吃下的豌豆粒从鼻孔里喷了出来。我们满怀同情地看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减员两名之后,跑道上人影稀疏,好象一下子少了许多人一样。李铁还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陈遥已经紧紧地咬住了他。黑大汉第三,距前两名有七八米的光景。第四名是那个我们不知道来历的人,他好象很有后劲,正在试图超越黑铁塔。黄包车夫还是那样,拖着他的无形的洋车,旁若无人,只管跑自己的。他的目的好象不是来争什么名次,他的任务只是要把他的车上的乘客送到目的地,或是从颐和园送到天安门,或是从天安门送到颐和园。我们的朱老师跟在黄包车夫后边,步伐看不出凌乱,但脸上的颜­色­有些灰白。从我们身边跑过时,我们为他加油,他对着我们简单地挥了一下手,脸上的笑容显得有点勉强。我们悲哀地想到:朱老师毕竟是年纪大了。

当他们绕过弯道转到跑道的另一边时,一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车沿着跑道外边的土路颠颠簸簸地、但是速度很快地冲过来,蹦了一蹦后,它就停在了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摩托的马达放屁似的叫了几声,然后死了。驾驶摩托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坐在车旁挂斗里的也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他们在摩托上静止了一会,然后就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与观众混在一起但他们绝对不是观众,我们这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小学生也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腰束皮带,皮带上挂着枪套,枪套里装着手枪。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中充满了阶级斗争。我们一方面心里乱打鼓,一方面兴奋得要命。我们一方面想看看警察的脸,一方面又怕被警察看到我们在看他们的脸。一个小女孩举着一枝粉红的桃花横穿了跑道,向­操­场正中跑去。那里的标枪比赛已经结束,铅球比赛正在进行。一个小男孩手里举着一大半玉米面饼子(饼子上抹着一块黄酱),跑到摩托车旁,边吃着,边弯腰观看着摩托车。

他们从跑道那边又一次转了过来。距离终点还有三圈,万米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李铁的步伐已经混乱不堪。陈遥的喘息声就像一个破旧的风箱。黑铁塔咬住了陈遥的尾巴,他只要往前跨两步就能与陈遥肩并着肩,但看起来这两步不是好跨的。黄包车夫成了第四名,他并没有加速,而是因为原来的第四名减了速。朱老师还是最后一名,他从开始就跑得怪让人同情,那是因为他的身体的畸形,不是因为他的体力。现在,谁是本次比赛的赢家,还是一个谜。现在应该是我们这些观众狂呼乱叫的时候,但由于两个警察的出现,我们都哑口无声。我们不希望警察的出现影响运动员的情绪,但心里边又希望他们能看到观众旁边出现了两个警察。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到警察的出现与正在奔跑着的某个运动员有关。李铁踉跄了一下,几乎摔倒,这说明他看到了警察。陈遥的身体往里圈歪着,好象要躲闪什么,说明他也看见了警察。后边的两位都看见了警察。黄包车夫没看到警察,他还是那样。朱老师看得最仔细,他生­性­好奇,我想如果他不是在比赛中,很可能会上前去与警察搭话。

比赛还剩下两圈时,计时员举着提示黑板鬼鬼祟祟地跳到跑道正中,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跑开了。李铁摇摇晃晃,头重脚轻地扑到警察面前。陈遥拐了一个弯,对着掷铅球那些人跑去。这是怎么啦?据说运动员在临近冲刺时,因为极度缺氧,大脑已经混乱,神志已经不清,李铁和陈遥的行为只能这样来解释了。黑铁塔竟然也跟着陈遥向掷铅球的人那儿跑去。难道他也疯了?那个我们不知姓名的人,看到前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停住了脚步,六神无主地原地转起圈子,嘴里唠叨着: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黄包车夫就这样将自己置身于第一名的位置上,他机械地往前跑,连眼珠也不偏转。就这样我们的朱老师成了第二名,接下来他即便爬到终点,也是第二名。经过警察时,他歪着头,脸上挂着莫测高深的微笑。

两个警察十分友好地伸手将李铁架起来。他两眼翻白,嘴里吐出许多白沫,像一只当了俘虏的螃蟹。一个警察拍着他的背,另一个警察掐他的人中。他的黑眼珠终于出现了,嘴里的白沫也少了。他浑身打着哆嗦,哭叫着:不怨我……不怨我……是她主动的……

观众群里,蒋桂英哇地一声哭了。

距离终点还有一百米,有两个人跑到跑道两边,拉起了一根红线。三个计时员都托起了手里的秒表。本次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朱老师在最后的时刻,像一颗流星,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他飞速地奔跑,就像我家的大鹅要起飞。黄包车夫还是那样,以不变应万变。在距离终点十几米处,朱老师越过了黄包车夫,用他的脑袋,冲走了红线。

朱老师平静地走到警察身边,伸出两只手,说:大烟是我种的,与我老婆无关。

警察把他拨到一边去,面对着木偶般的黄包车夫。

一个警察问:你是张家驹吗?

张家驹木偶着。

另一个警察把一张白纸晃了晃,说:你被捕了,张家驹!

手铐与手腕。

原来你们不是来抓我?朱老师惊喜地问。

警察想了想,问:你刚才说种了大烟?

是的,我老婆有心口痛的毛病,百药无效,只有大烟能止住她的痛。

那么,警察很客气地说,麻烦您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结尾

朱老师多年光棍之后,在我爹和我娘他们的撮合下,与村里的寡­妇­皮秀英成了亲。

皮秀英瓜子脸,掉稍眉,相当狐狸。每年春天草芽萌发时节的深夜里,她夸张的呻吟声,便传遍了大半个村庄,扰得人难以安眠。与朱老师成亲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大家都说:皮秀英有福,嫁给大能人朱老师,连多年的陈疾也好了。

朱老师家与皮秀英家的房屋相距不远,自从两人成亲后,皮秀英家的大门就没有打开过,没成亲前她反倒经常地坐在大门槛上,纳着鞋底子,斜眼看着过往的行人。

也从来没看到朱老师到皮秀英家里去。

有人看到皮秀英与朱老师一起从朱老师家的大门出来过。

每年的麦黄时节,从皮秀英家的院子里,便洋溢出扑鼻的香气,有时还能听到皮秀英与朱老师的说笑声。

好奇的人将脸贴到大门缝上往里望,发现门里边不知何时砌起了一道砖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也挡住了人们破门而入的道路。

有一个想爬她家墙头的人,被暗藏在墙头上的大蝎子给蜇了一厾子。

皮秀英更加狐狸了。

她家的大门上,有人写上了三个大字:狐狸洞。

问朱老师:老朱,您得了仙丹了吗?

他不回答,诡密地笑笑。他的眼圈发青,也有点狐狸。

我爬到皮秀英家房后的大杨树上,看到她家阔大的院子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一种叶子毛茸茸的植物。满院子都是,连角落里、厕所里都是。在这种挺拔植物的顶稍上,盛开着像狐狸一样鲜艳、娇媚、妖气横生的胖大花朵。花朵的颜­色­有白,有红,有紫,有蓝……五颜六­色­,香气扑鼻。朱老师拿着一柄小锄,弓着腰,在花间除草。皮秀英弯着腰,将尖尖的鼻子放到白花上嗅嗅,放到红花上嗅嗅,放到紫花上嗅嗅,放到蓝花上嗅嗅……她的ρi股后边拖着一条蓬松的大尾巴,像一团燃烧的火。我刚想惊呼,她的尾巴就不见了。

后来,谜底揭开,没有狐狸,也没有仙丹,只有一条地道,从朱老师家院子通到皮秀英家炕前。

参观完工程浩大、内部充满了奇思妙想巧机关的地道,有人问:难道就为了种几棵大烟?

没人回答他的提问,但我们的心里非常清楚:不,决不是为了种几棵大烟!

..

我的朋友王树增

[t^.天)堂)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走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E”“去”是“GO”,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鸡­。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吹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

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Сhā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刹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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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中短篇小说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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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得很丑,从身材到面孔,从嘴巴到眼睛,总之——他很丑。算起来我当兵也快八年了。这期间迎新送旧,连队里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其中漂亮的小伙子委实不少,和他们的感情也不能算不深,然后,等他们复员后,待个一年半载,脑子里的印象就渐渐淡漠了,以至于偶尔提起某个人来,还要好好回忆一番,才能想起他的模样。但是,这个丑兵,却永远地占领了我记忆系统中的一个位置。这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人生、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日益鲜明高大起来,和他相处几年的往事,时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他,我是怀着深深的愧疚,这愧疚催我自新,催我向上,提醒我不被浅薄庸俗的无聊情趣所浸­淫­。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了几个山东籍新战士,丑兵是其中之一。山东兵,在人们心目中似乎都是五大三粗,憨厚朴拙的。其实不然,就拿分到我排里的几个新兵来说吧,除丑兵——他叫王三社——之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一个个蛮­精­神。我一见就喜欢上了他们。只有这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站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那时刚提排长,少年得志,意气洋洋,走起路来胸脯子挺得老高,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最大的特点是好胜(其实是虚荣),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几个点子,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分来个丑八怪,真是大煞风景。一见面我就对他生出一种本能的嫌恶,心里直骂带兵的瞎了眼,有多少挺拔小伙不带,偏招来这么个丑货,来给当兵的现眼。为了丑兵的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找连长蘑菇,想让连里把丑兵调走。不料连长把眼一瞪,训道:“­干­什么?你要选演员?我不管他是美还是丑,到时候能打能冲就是好兵!漂亮顶什么用?能当大米饭,能当手榴弹?”

吃了我们二杆子连长一个顶门栓,此事只好作罢。然而,对丑兵的嫌恶之感却像疟疾一样死死地缠着我。有时候,也意识到这种情绪不对头,但又没有办法改变。唉!可怕的印象。

丑兵偏偏缺乏自知之明,你长得丑,就老老实实的,少出点风头吧,他偏不,他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特喜欢提建议,不是问东,就是问西,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姓郭的“郭”字读成“狗”字,于是我在他嘴里就成了“狗”排长。这些,都使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不久,春节到了。省里的慰问团兴师动众来部队慰问演出。那时候,还讲究大摆宴席隆重招待这一套,团里几个公务员根本忙不过来,于是,政治处就让我们连派十个公差去当临时服务员。连里把任务分给了我们排,并让我带队去。这码子事算是对了我的胃口。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是一个毛病成堆的货­色­,肚子里勾勾弯弯的东西不少。去当服务员,美差一桩,吃糖抽烟啃苹果是小意思,运气好兴许能交上个当演员的女朋友昵!

我立即挑选了九个战士,命令他们换上新军装,打扮得漂亮一点,让慰问团的姑娘们见识见识部队小伙的风度。就在我指指划划地做“战前动员”时,丑兵回来了。一进门就嚷:“‘狗’排长,要出公差吗?”他这一嚷破坏了我的兴致,便气忿忿地说:“什么狗排长,猫排长,你咋呼什么!”他的嗓门立时压低了八度,“排长,要出公差吗?我也算一个。”我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你靠边稍息去。”“要出公差也不是孬事,咋让靠边稍息呢?”丑兵不高兴地嘟哝着。我问:“你不是去炊事班帮厨了吗?”“活儿­干­完了,司务长让我回来歇歇。”“那你就歇歇吧,愿玩就玩,不愿玩就睡觉,怎么样?”谁料想,他一听就毛了,说:“‘狗’排长,你不要打击积极­性­吆!大白天让人睡觉,我不­干­!”我的兴致被他破坏了,心里本来就有些不快,随口揶揄他说:“你瞎咕唧什么?什么事也要Сhā一嘴。你去­干­什么?去让慰问团看你那副漂亮脸蛋儿?”这些话引得在一旁战士们一阵哈哈大笑。和丑兵一起入伍的小豆子也接着我的话岔说:“老卡——他们称丑兵为卡西莫多——你这叫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你们是美男子小分队,拉出去震得那些演员也要满ρi股冒青烟。你呀,还是敲钟去吧!”

战士们又是一阵大笑。这一来丑兵像是挨了两巴掌,本来就黑的脸变成了青紫­色­,他脑袋耷拉着,下死劲将帽子往下一拉,遮住了半个脸,慢慢地退出门去。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不免有些嗅悔。

从打这件事之后,丑兵就像变了个人,整天闷着头不说话,见了我就绕着走,我心想:这个熊兵,火气还不小睐。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点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连眼珠也不转动一下——后来我想,他这是采用了鲁迅先生的战术——可是小豆子这班子徒有虚名的高中生们理解不了他这意思,竟将丑兵这表示极度蔑视之意的神态当作了辉煌的胜利。

丑兵对我好像抱有成见,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他竞没跟我说一句话。在排务会上,我问他为什么,他直截了当说:“我瞧不起你!”这使我的面子受了大大的损伤。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反感,这小子,真有点邪劲,他竟然瞧不起我!

有一阵子,排里的战士们都在衣领上钉上了用白丝线勾织成的“脖圈”,红领章一衬,怪­精­神的。可是,连里说这是不正之风,让各排制止,我心里不以为然,只在排点名时浮皮潦草地说了几句,战士们也不在意,白脖圈照戴不误。

有一天中午,全排围着几张桌子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几个对着丑兵挤鼻子弄眼地笑,我不由地瞅了丑兵一眼。老天爷,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也戴上了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要多窝囊有多窝囊,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一看到我的脸­色­,以为开心的机会又来了。他端着饭碗猴上去。

“哎,老卡同志,”小豆子用筷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道:“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

好几个人把饭粒从鼻孔里喷出来。

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稳稳当当地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下了架子。

“王三社!”

他看了我一眼,不说话。

“你打算造反吗?”

他又望了我一眼,依然不说话。

“把脖圈撕下来!”

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

“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那副尊容,臭美!”我还觉着不解气,又补充上一句“马铃薯再打扮也是个土豆!”

他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这时,小豆子哼哼唧唧地从水龙头旁走过来,脖子像煮熟的对虾一样。

小豆子揎拳捋袖地跳到丑兵跟前,我正要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丑兵开口说话了:“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还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双手捂着脸,泪水顺着指缝往下流,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多数人都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两只胳膊无力地垂下来,伸着个大红脖子,活像在受审。

这件事很快让连里知道了。指导员批评我对待丑兵的不公正态度,我心里虽有点内疚,但嘴里却不认输,东一条西一条地给丑兵摆了好多毛病。

小豆子吃了丑兵的亏,一直想寻机报复。他知道动武的根本不是丑兵的对手,况且,打起来还要受处分。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找机会,想让丑兵再出一次洋相。

五一劳动节晚上,全连集合在俱乐部开文娱晚会。老一套的节目,譬如连长像牛叫一样的独唱,指导员胡诌八扯的快书,引起了一阵阵的哄堂大笑。晚会临近尾声时,小豆子对着几个和他要好的老乡挤挤眼,忽地站起来,高声叫道:“同志们,我提议,让我们的著名歌唱家王三社同志给大家唱支歌,好不好?”“好!”紧接着是一阵夸张的鼓掌声。我先是跟着拍了几下掌,但即刻感觉到有一股别扭、很不得劲的滋味在心头荡漾开来。丑兵把脑袋夹在两腿之间,一动也不动。小豆子对着周围的人扮着鬼脸,又伸过手去捅捅丑兵:“哎,歌唱家,别羞羞答答吆。不唱,给表演一段《巴黎圣母院》怎么样?”

全场哗然,我刚咧开嘴想笑,猛抬头,正好碰到了连长恼怒的目光和指导员严峻的目光。我急忙站起来,喝道:“小豆子,别闹了!”小豆子余兴未尽,悻悻地坐下去。指导员站起来正要说些什么,没及开口,丑兵却像根木桩似地立起来,大踏步地走到台前,抬起袄袖子擦了两把泪水,坚定地说:“谢谢同志们的好意,我表演!”

我惊愕地半天没闭上嘴巴,这老弟真是个怪物,他竟要表演!

然而他确实是在表演了,真真切切地在表演了。看起来,他很痛苦,满脸的肌­肉­在抽搐。

他说:“当卡西奠多遭受着鞭笞的苦刑,口渴难挨时,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米拉达双手捧着一罐水送到他­唇­边。这个丑八怪饮过水之后,连声说着‘美!美!美!’”丑兵模仿着电影上的动作和腔调连说了三个“美”字,“难道卡西莫多在这时所想的所说的仅仅是艾丝米拉达美丽的外貌吗?”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当艾丝米拉达即将被拉上绞架时,丑八怪卡西莫多不避生死将艾丝米拉达救出来,他一边跑一边高喊‘避难!避难!’”丑兵又模仿着电影上的动作和声音连喊了二声“避难”,“难道这时候卡西莫多留给人们的印象仅仅是一副丑陋的外貌吗?”

丑兵说完了,表演完了,木然地站着。满室寂然无声,昕得到窗外的杨叶在春风中哗哗地浅唱。没人笑,没人鼓掌,大家都怔怔地望着他,像注视着一尊满被绿绣红泥遮住了真面目的雕塑。我的脸上,一阵阵发烫,偷眼看了一下小豆子,只见他讪讪地涎着脸,一个劲地折叠衣角……

那次晚会之后,丑兵向连里打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经过反复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已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经常打起交道来了。要论他的工作,那真是没说的,可就是不讨人喜欢,他­性­格变得十分孤僻,一年中说的话加起来也不如小豆子一天说的多,而且衣冠不整,三年来没上过一次街。我找他谈了一次,让他注意点军人仪表,他不冷不热地说:“副连长,我也不与外界接触,绝对保证丢不了解放军的脸,再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个土豆,何必呢?”他顶了我一个歪脖烧­鸡­,我索­性­不去管他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到自热化程度,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连队里已私下传开要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的消息,练兵热潮空前高涨,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还有人在拉单杠,托砖头。丑兵却没有丝毫反应,整天闷闷不响地喂他的猪。

终于,风传着的消息变成了现实。刚开过动员大会,连队就像一锅开水般沸腾起来。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人还咬破指头写了血书。

这次抽调的名额较大,七六、七七两年的老兵差不多全要去。老兵们也心中有数,开始忙忙碌碌地收拾起行装来了。下午,我到猪圈去转了一圈,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在­干­什么。说实话,我很恼火,你不想入团也罢,不想入党也罢,可当侵略者在我边境烧杀掳掠,人们都摩拳擦掌地等待复仇的机会而这机会终于来了的时候,你依然无动于衷,这种冷漠态度实在值得考虑。

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正式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会开到半截,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大冷的天,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只剩下一根线挂连着。

他说话了:“请问各位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

指导员笑着问:“王三社同志,你是想上前线哪?”

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怎么不想?我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也是个人,中国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他啪地一个标准的向后转,迈着齐步走了。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一把攥住了我的手,使劲地摇着,一边笑,一边流眼泪。我的双眼也一阵热辣辣的。

在送别会上,丑兵大大方方地走到了台前,他好像变了个人,一身崭新的军装,新理了发,刮了胡子。最使我震动的是:他的衣领上又缀上了他的现在已是六十岁的眼睛不好的母亲亲手编织的当年曾引起一场风波的那只并不­精­致的“脖圈”!我好像朦胧地意识到,丑兵的这一举动有深深的含义。这脖圈是对美的追求?是对慈母的怀念?不管怎么样,反正,假如有人再开当年小豆子开过的那种玩笑,我也会给他脑袋上扣一碗豆腐粉条。

他说:“同志们,三年前你们欢迎我唱歌,由于某些原因,我没唱,对不住大家,今天补上。”

在如雷的掌声中,他放开喉咙唱起来:

春天里苦菜花开遍了山洼洼,

丑爹丑妈生了个丑娃娃。

大男小女全都不理他,

丑娃娃放牛羊独自在山崖。

夏天里金银花漫山遍野开,

八路军开进呀山村来。

丑娃娃当上了儿童团,

站岗放哨还把地雷埋。

秋天里山掬花开得黄澄澄,

丑娃娃抓汉­奸­立了一大功。

王营长刘区长齐声把他夸,

男伙伴女伙伴围着他一窝蜂。

冬季里雪花飘飘一片白,

丑娃娃当上了八路军。

从此后无人嫌他丑,

哎哟哟,我的个妈妈唻。

像一阵温暖的,夹带着浓郁的泥土芳香的春风吹进俱乐部里来。漫山遍野盛开的野花,雪白的羊群,金黄的牛群,蓝蓝的天,青青的山,绿绿的水……,一幅幅亲切质朴而又诗意盎然,激|情盎然的画图,随着丑兵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悠扬歌声在人们脑海里闪现着。我在想:心灵的美好是怎样弥补了形体的瑕疵,英勇的壮举,急人之难,与人为善,谦虚诚实的品格是怎样千古如斯地激励着,感化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丑兵唱完了,站在那里,羞涩地望着同志们微笑,大家仿佛都在思虑着什么,仿佛都沉浸在一种纯真无邪的感情之中。

小豆子离座扑上前去,一下子把丑兵紧紧搂起来,眼泪鼻涕一齐流了出来,嘴里嘈嘈地嚷着:“老卡,老卡,你这个老卡……”

猛然,满室又一次爆发了春雷一般的掌声,大家仿佛刚从沉思中醒过来似的,齐刷刷地站起来,把丑兵包围在垓心……

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惭愧的心情愈来愈重。我披衣下床,向丑兵住的房子走去——他单独睡在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时间正是古历的初八九,半个月亮明灿灿地照着营区,像洒下一层碎银。小屋里还亮着灯,我推开门走进去,丑兵正在用玉米糊糊喂一头小猪患,看见我进去,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铺了­干­草的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请连里赶快派人来接班,我还有好多事要交待呢……”

“多好的同志啊!”我想,“从前我为什么要那样不公正地对待他呢?”我终于说道:“小王,说起来我们也是老战友了,这些年我侮辱过你的人格,伤害过你的自尊心,我向你道歉。”他惶恐地摆着手说:“副连长,看你说到那里去了,都恨我长得太次毛,给连队里抹了灰。”

我说:“小王,咱们就要分手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千万别憋在肚子里。”

他沉吟了半晌:“可也是,副连长,我这次是抱着拼将一死的决心的,不打出个样子来,我不活着回来。因此,有些话对你说说也好,因为,您往后还要带兵,并且肯定还要有长得丑的战士分到连里来,为了这些未来的丑战友,我就把一个丑兵的心内话说给您听听吧。

“副连长,难道我不愿意长得像电影演员一样漂亮吗?但是,人不是泥塑家手里的泥,想捏个什么样子就能捏出个什么样子。世界上万物各不相同,千人千模样,丑的,美的,不美不丑的,都是社会的一分子,王心刚,赵丹是个人,我也是个人……

“每当我受到战友的奚落时,每当我受到领导的歧视时,我的心便像针儿一样痛疼。

“我经常想,三国时诸葛亮尚能不嫌庞统掀鼻翻­唇­,说服刘备而委其重任;春秋时齐灵公也能任用矮小猥琐的晏婴为相。当然,我没有出众的才华,但是我是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真正把人当作人的时代啊!我们连长,排长,不应该比几千年前的古人有更博大的胸怀和更人道的感情吗?

“我不敢指望人们喜欢我,也不敢指望人们不讨厌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厌丑之心人亦皆有之。谁也不能扭转这个规律,就像我的丑也不能改变一样。但是,美,仅仅是指一张好看的面孔吗?小豆子他们叫我卡西莫多,开始我认为是受了侮辱,渐渐地我就引以为荣了。我宁愿永远做一个丑陋不堪的敲钟人,也不去做一分钟仪表堂堂的宫廷卫队长……

“想到这些,我像在黑暗的夜空中看到了璀璨的星光。我应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至今还被人们牢记着的人,他们能够千古留名,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他们貌美;是他们的业绩,是他们的品德才使他们的名字永放光辉……

“我要求来喂猪是有私念的,我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是别人代我去借的,并开始写一部小说。

他从被子下拿出厚厚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很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我唱的歌子里就有他的影子……”

他把手稿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有一支悠扬的歌子唱起来,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梁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

“副连长,我就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给处理吧……”

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好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场人生课……”

几个月后,正义的复仇之火在南疆熊熊燃起,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十分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然而,他的名字始终未能出现。

又住了一些日子,和丑兵一块上去的战友纷纷来了信,但丑兵和小豆子却杳无音讯。我写了几封信给这些来信的战友,向他们打听丑兵和小豆子的消息。他们很快回了信,信中说,一到边疆便分开了,小豆子是和丑兵分在一起的。他们也很想知道小豆子和丑兵的消息,正在多方打听。

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很重视,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这无疑是一个大喜讯,可是丑兵却如石沉大海一般,这实在让人心焦。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双目受伤住了医院,刚刚拆掉纱布,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用核桃般大的字迹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丑兵死了,竟应了他临行时的誓言。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心在一阵阵痉挛,我的丑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多么想对你表示点什么,我多么想同你一起唱那首丑娃歌,可是,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小豆子写道:……我和三社并肩搜索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到被人背着慢慢向前爬行。我大声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终于停住了。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拚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还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

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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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中短篇小说放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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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湖里鱼虾着多,水草繁茂。青草湖边人家古来就有养鸭的习惯。这里出产的鸭蛋个大双黄多,半个省都有名。有些年,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湖上鸭子绝了迹。这几年政策好了,湖上的鸭群像一簇簇白云。

李老壮是养鸭专业户,天天撑着小船赶着鸭群在湖上漂荡。沿湖十八村,村村都有人在湖上放鸭。放鸭人有老汉,有姑娘,大家经常在湖上碰面,彼此都混得很熟。

春天里,湖边的柳枝抽出了­嫩­芽儿,桃花儿盛开,杏花儿怒放,湖里长出了鲜­嫩­的水草,放鸭人开始赶鸭子下湖了。

湖水绿得像翡翠,水面上露出了荷叶尖尖的角。成双逐对的青蛙嘎嘎叫着。真是满湖春­色­,一片蛙鸣。老壮一下湖就想和对面王庄的放鸭人老王头见见面,可一连好几天也没碰上。

这天,对面来了个赶着鸭群的姑娘。姑娘鸭蛋脸儿,黑葡萄眼儿,渔歌儿唱得脆响,像在满湖里撒珍珠。

两群鸭子齐头并进,姑娘在船上送话过来:

“大伯,您是那个村的——”

“湖东李村,”老壮瓮气瓮气地回答,“你呐?姑娘。”

“湖西王庄。”

“老王呢?”

“老了,退休了。”姑娘抬起竹篙,用力一撑,小船转向,鸭群拐了弯儿。

“再见,大伯!”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有一天,老壮又和姑娘在湖上碰了面。几句闲话之后,姑娘郑重其事地问:

“大伯,你们村有个李老壮吗?”

老壮愣了一下神,反问道:

“有这么个人,你问他­干­什么?”

姑娘的脸红了红,上嘴­唇­咬咬下嘴­唇­,说:

“没事,随便问问。”

“不会是随便问问吧?”老壮耷拉着眼皮说。

“这户人家怎么样?”姑娘问。

“难说。”

“听说李老壮手脚不太­干­净,前几年偷队里的鸭子被抓住,在湖东八个村里游过乡?”

“游过。”老壮掉过船头,把鸭子撵得惊飞起来。

姑娘提起的这件事戳到了李老壮的伤心疤上。“四人帮”横行那些年,上头下令,不准个人养鸭,李老牡家那十几只鸭子被生产队里“共了产”,老壮甭提有多心疼了。家里的油盐钱全靠抠这几只鸭ρi股啊!那时,村子里主事的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任,“共产”来的鸭子,被他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当夜宵吃得没剩几只了。老壮本来是村子里有名的老实人,老实人爱生哑巴气,一生气就办了荒唐事。他深更半夜摸到鸭棚里提了两只鸭子——运气不济——当场被巡夜的民兵抓住了。

主任没打他,也没骂他,只要把两只鸭子拴在一起,挂在他的脖子上,在湖东八个村里游乡。主任带队,一个民兵敲着铜锣,两个民兵端着大枪。招来了成群结队的人,像看耍猴的一样。为这事老壮差点上了吊。

姑娘提起这事,不由老壮不窝火。从此,他对她起了反感。他尽量避免和她碰面,实在躲不过了,也爱理不理地冷淡人家。姑娘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开朗。一见面,先送他一串银铃样的笑声,再送他一堆蜜甜的大伯。老壮面子上应付着,心里却在暗暗地骂:瞧你那个鲤鱼­精­样子,浪说浪笑,不是好货!

一转眼春去夏来,湖上又换了一番景­色­。荷田里荷花开了,湖里整日荡漾着清幽的香气。有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雷鸣电闪地下了一场暴风雨。李老壮好不容易才拢住鸭群,人被浇成一只落汤­鸡­。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明净,湖上水草绿得发蓝,荷叶上,苇叶上,都挂着珍珠一样的水珠儿。在一片芦苇边上,老壮碰到了十几只鸭子。他知道这一定是刚才的暴风雨把哪个放鸭人的鸭群冲散了。“好鸭!”老壮不由地赞了一声。只见这十几只鸭子浑身雪白,身体肥硕,像一只只小船儿在水面上漂荡,十分招人喜爱。老壮突然想起在湖西王庄公社农技站工作的儿子说过,他们刚从京郊引进了一批良种鸭,大概就是这些吧?老壮一边想着,一边把这十几只肥鸭赶进自己的鸭群。

第二天,老壮一进湖就碰上了王庄的放鸭姑娘。

“大伯,你看没看到十几只鸭子?昨儿个的暴风雨把我的鸭群冲散了,回家一点数,少了十四只。是刚从农技站买的良种鸭,把我急得一夜投睡好觉呢!”

“姑娘,你可是问巧了!,_老壮看到姑娘那着急的样子,早已忘记了前些日子的不快,用手一指鸭群,说:”那不是,一只也不少,都在我这儿昵。“

“太谢谢您啦,大伯。我把鸭赶过来吧?”

“我来。”李老壮挥动竹篙,把那十四只白鸭从自家鸭群里轰出来。放鸭姑娘“呷呷”的唤着,白鸭归了群。

“大伯,咱们在一个湖里放了大半年鸭子,俺还不知道您姓甚名谁呢!”姑娘把小船撑到老壮的小船边,用唱歌般的发音发问。

“姓李,名老壮!”

“呀!您就是苇林、李苇林,不,李技术员的……”

“不差,我就是李苇林他爹,”李老壮胡子翘起来,好像和姑娘斗气似地说,“我就是那个因为偷鸭子游过乡的李老壮!”

姑娘又一次惊叫起来。她双眼瞪得杏子圆,脸红成了一朵粉荷花。

“大伯,谢谢您……”她匆匆忙忙地对着老壮鞠了一躬,撑着船,赶着鸭,没命地逃了。

“姑娘,你认识我家苇林?见到他捎个话儿,让他带几只良种鸭回来!”李老壮高声喊着。

一片芦苇挡住了姑娘和她的鸭群。

李老壮长舒了一口气,感到十分轻松愉快。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姑娘,真好相貌,人品也好,怪不得人说青草湖边出美人呢!”

..

白鸥前导在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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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河岸边有一个小村子,村东头有对着大门口的两户人家。东边这家儿姓田,户主田成宽,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字叫梨花,西边那家儿姓梁,户主梁成全,有一个独生儿子,名字叫大宝。

两家的内掌柜的生孩子那阵子,还不时兴计划生育,愿生几个就生几个,能生几个就生几个,生多了还得奖哩。说起来也怪,两个内掌柜各自生了一胎后,再也没个影。田家的还想生儿子,梁家的还想要女儿。两个女人有时聚在一起­干­活儿,免不了互相鼓励一番。“大嫂子,憋憋劲儿,再生个儿子啊。”“那么你呐?不冒冒火生个女儿?”“不中了,肚子里就一个孩子,生­干­净了……”梁家的拍着肚子说开了粗话,田家的弯着腰笑。

她俩谁也没再生,大概其肚子里的孩子真生­干­净了。

一转眼儿的工夫,田家的妞儿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梁家的小子变成了五大三粗的小伙子。

大宝、梨花上学时,正碰上那乱年头了。大宝在学校里上房揭瓦,打狗吓­鸡­。梁成全一看儿子学不到好,就赶紧“勒令”他退了学。老田一看到老粱家把儿子拉回来,心里话:“人家儿子都不上学了,女孩子家还上个什么劲,学问再大也是人家的人,犯不着替人家作嫁衣裳。”不久,他也让梨花退了学。

田家姑娘和梁家小子文化程度相同,都算二把刀的初中生,小小知识分子。

庄户人家过日子喜欢搡劲,谁也怕被谁拉下,田家梁家也不例外。但那年头队里­干­活大呼隆,猪头、蹄子一锅煮,本事天大也施展不开。梁家空有个气死牛的壮小伙子,日子过得反倒不如田家。田家姑娘心灵手巧,一点也不少挣工分。再者女孩家勤快,­干­活歇息(那时歇息时间比­干­活时间还长)时,也能剜篓子野菜回家喂猪。而大宝昵,歇息时不是晒着鼻孔眼睡觉就是翻戴着帽子打扑克。因此,田家每年都要比梁家多卖出两头肥猪,这样慢慢地就把梁家比下去了。对此,老梁好大不满,好像田家的日子是沾了他儿子的光才过上去似的。两个老汉见了面。老梁经常刮带蒺藜的西北风:“大哥,您家沾老鼻子大锅饭的光喽!要是像六二年那样包产到户,凭着您这班人马,早就把牙吊起来了。”田成宽最忌讳别人说他没儿子,庄户地里没儿子见人矮三分。有一次人家奚落他是老“绝户头子”,他没处煞气,回家把老婆一顿好揍。梁成全这些话虽然没有直接揭他的疮疤,但却在影­射­他没有儿子。他气不从一处来,不是看在几十年老邻居面上,连脸都要翻了。他揶揄老梁道:“有本事领着大宝跑到‘拉稀拉夫’(南斯拉夫)去,那地方是包产到户。”

这都是前些年的事了。当初,俩老汉谁也想不到只有“拉稀拉夫”才有的包产到户又在中国复活了。

开完了社员大会,梁成全唱着小戏回了家。到家就让老婆子炒了两个­鸡­蛋,一盅接一盅地喝薯­干­酒,一会儿就醉三麻四了。他自言自语地叨叨起来:“嘻,真是天转地转,时来运转咧,土地包到户,就凭着这个膀大腰圆的儿子,再加上老头子拉拉帮套,不在村里冒个尖才是怪事……老田大哥,这会该你唱丑,该俺唱旦了……”他模模糊糊地说着,鼾声就响了起来。

田成宽开完了会,身上一阵阵发冷,心里头憋闷着,随着散会的人群走到街上。满天星光点点,一只孤雁哀鸣着飞过去。他的前面是梁成全晃晃荡荡的身影,老梁不成调子的小戏一个劲儿往他耳朵里钻。到家后,他一头栽到炕上,翻来覆去地“烙饼”,一连声地叹气。老伴儿凑上来,摸摸他的头,不凉不热,便纳闷地问:“你是咋的啦?”老田也不搭理。老伴提高声音说:“哪儿难受?给你掐掐揉揉?”他不耐烦地搡了老伴一把:“到一边去!”“又疯了,又疯了,谁又惹了你了?”“你惹我了!”老田忽地折起身子,对着老伴吼:“包产到户了!没儿子,该受累啦!”一刹那间,老伴明白了。没替男人多生几个孩子,尤其是没替男人生出个儿子,是她一辈子最大的心病,她觉得对不起男人。她曾对老田说过,生儿子要是桩营生,她十天半月不睡觉,也把它­干­完了,可这不是桩营生啊。这几年,女儿渐渐大了,老田看到女儿照样挣工分,把怨老婆的心渐渐淡了。今晚上一听到要包产到户,尤其是看到老梁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老田的心病又犯了,回家就跟老伴怄起气来。哪承想老伴这几年有女儿撑着腰,不喝他这一壶了,直着嗓子跟他吵起来:“怨我?我还怨你睐!你比人家少一个‘叉把儿’!”“谁少一个‘叉把儿?!’”“你少一个‘叉把儿!’”……老伴儿听过几次计划生育课,看到宣传员在黑板上画了两对“xx”,说这是女人的,都一样,又画了一个“xx”,说这是男人的,碰上了就生男孩,碰不上就不生。她记不住那些名词儿,但记住了不生儿子与女人没关系。所以,她一口咬定老田少了个“叉把儿”。老田哪听说过这个?姥姥的,弄了半天倒是俺少个“叉把儿”!他两眼瞪得一般大,比比划划地要跟老伴抡皮拳。这时候,院子里传来梨花哼小曲儿的声音,五六十岁的人了,怕让孩子看了笑话,更怕引起娘儿俩的联合反抗。老田无奈,只好自己下台阶:“提防着点,你,再敢说俺少‘叉把儿’就打烂你的皮……”嘟嘟哝哝地脱衣睡了觉。

地说分就分。田家的地偏偏跟梁家的地分到一起,这真应了“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俗言。老田好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抓的阄,运气。

一挨过正月,梁成全就撵着儿子起猪圈,换炕坯,土杂肥堆成了一座小山。老田不敢怠慢,也带着女儿起猪圈。二月里还没化透冻,猪圈里结着冰,要用镐头砸开。梨花在正月里耍野了心,­干­着活把嘴噘得能拴两头毛驴。崭新的衣裳也不换,躲躲闪闪地怕弄脏了。老田脱了棉袄,抡着镐,嘴里喷着粗气,心里窝着火,便对着女儿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开了腔:“姑­奶­­奶­,家去换下行头吧,起猪圈又不是唱戏,没人看你!”梨花耷拉着眼皮,小声嘟哝:“多管闲事,偏不换。”她的话没承想让老田听到了,气得老田铲起一锨稀粪。“呱唧”扔到梨花脚下,溅得她满身臭粪。她把铁锨一撂,哭着跑回家去。

老田余怒未消地骂着:“小杂碎,反了你了,没有我这个老子谁给你抡镐?反了你了,反了……”

老田正絮叨着,老梁叼着烟袋抱着肩膀头转悠过来,笑眉喜眼地说:“大哥,火气挺冲啊!和嫚儿家赌什么气?走走走,到我屋里去坐坐,我才刚焖上一壶好茶叶。”“没那么大的福气!”老梁的神情使老田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他顶了老梁一句,把镐头一摔,气冲冲地进了屋,沾满臭泥的鞋子也不脱,就势往炕上一躺,眼瞅着屋顶打开了算盘:“毁了,这一下算毁了,你妈妈的包产到户,你妈妈的老梁……今日这才认上头,往后要使力的活儿多着哩,都要靠我这个老东西顶大梁了。哎,怨只怨——难道老梁真比我多个‘叉把’?”老梁那副幸灾乐祸的笑脸又在他眼前晃起来,他腾地跳下炕,从橱柜里摸过一瓶子酒,咕咚咕咚灌了半瓶……

梨花趴在炕上呜儿哇儿地哭,她娘横竖也劝不住。后来老梁来了,她不哭了,仄楞着耳朵听老梁和爹说话。爹气得摔锨上了炕,梨花心里升起一股火。她三把两把扯下新衣服,跑到猪圈旁边,鞋子一甩,袜子一褪,“扑通”跳进了猪圈。她娘心疼地嚷着:“我的孩,你不要命了?”“不要了!”姑娘玩了命,但毕竟身单力薄,一圈粪起了整整一天,累得连炕都上不去了。

过了三月三,春风吹绿了柳树梢,桃花绽开了红骨朵。大地开了冻,站在村头一望,田野里蒸腾着的水汽像|­乳­白­色­的轻纱在飘动。

大宝推着辆独轮车,开始往地里送粪。洋槐条编的粪篓子足有半米长,像两只小船,他还嫌不解馋,装满了不算,又狠狠地加上一个尖。地挺远,在三里外的河滩上,装少了不合算。

梁家小子开始行动,田家姑娘也推出了车子。梨花生­性­要强,也学着大宝的样子,把粪篓子装出了尖。她驾起车子,走了两步,心就像打鼓一样地跳。咬着牙又走了几步,“呼隆”,连人带车歪倒了。正赶上老梁从那边遛过来,他笑嘻嘻地说:“梨花,别给俺家撞倒墙呐。”梨花心里正丧气着,也就不管他是长辈,咬着牙根骂道:“给你家撞倒屋,砸断你条老驴腿!”老梁也不生气,笑着回道。“你是骨头不硬嘴硬啊。”梨花对着老梁的背影啐了一口,又朝手心上啐了两口唾沫,再次驾起车子。这次更窝囊,没挪窝就趴了。

老田背着粪筐子看地回来,看到女儿的狼狈相,不由叹了一口气,说道:“别逞能了!少装,装半车,慢慢倒腾吧,有什么法子,嗨!”

梨花信了爹的话,推着半车粪总算上了路。她东一头,西一头,歪歪斜斜,跌跌撞撞,活像个醉汉。挣扎到半道上,正碰上大宝送粪回来。大宝穿着大红球衣,肩上披着披布,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甩打着,显得又潇洒,又利落。

看到梨花那狼狈样子,大宝“扑哧”一声笑了。梨花的脸刷地红成了­鸡­冠花。她猛地放下车子,杏子眼圆睁着,直盯着大宝,厉声道:“笑什么?!喝了姆狗尿了?吃了猫儿屎了?”大宝吓得一伸舌头,狡辩着:“谁笑你了?”“狗笑我了!”“狗!”“狗。”……俩人斗了一会嘴,大宝理亏,便和解地说:“好姐姐,别生气了,听我把推车的要领对你说说。推车要有个架势,手攥车把不松不紧,两眼向前看,别瞅车轱辘,顺着劲儿走,不要使狂劲……”梨花白了他一眼,说:“咸吃萝卜淡­操­心!”大宝被噎得张口结舌,上言没搭下语地卡了壳,梨花又架起车子,一路歪斜地向前走了。

大宝望着梨花的背影愣住了神,一直等到梨花出了村,他才推起空车向家走,适才的潇洒劲儿不知哪儿去了,他好像添了心事。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晚饭时,梁成全坐在炕沿上,开心地对大宝说:“哼哼,不怕老田犟筋,没了大锅饭,就没咒念了,靠一个熳儿,耗子搬家似地倒腾,猴年马月去下种吧!

大宝一声不吭,只管闷头扒饭。

吃过饭,大宝早早地爬上了自己的炕,怀着鬼胎装睡。天上好月亮,照得窗户纸通亮,一只小蟋蟀在窗台上“吱吱”地叫。一会儿,东间房里传来爹打雷一样的鼾声。大宝蹑手蹑脚地下了炕。开了大门,推出了车子。月亮真好,像个大银盘挂在天上,照得他浑身清爽,满心舒畅。他在梨花家粪堆上装好粪,推着车子往村外走,他的心里打着鼓,生怕让人碰着,幸好庄户人家贪睡,这会儿全村已是悄然无声。大宝脚下像抹了油,心里像化了蜜,越­干­越有劲……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梨花便起了床,准备赶早送粪。出门一看,不由惊呆了:一大堆粪不翼而飞,连地皮也扫得千­干­净净。她跑到自家地头一看,全明白了。

梨花从地里回来时,老梁正在田家粪底盘上转转儿,看到她来了,一回身就踅进了大门。老梁一进屋就冲着酣睡的儿子嚷起来:“起来,懒虫,日头晒腚了。”大宝粘粘糊糊地说:“急什么,让人家再睡会儿。”“还睡!梨花把粪都运完了。”“爹,你别诓人了。她家运完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哩。”大宝翻了一个身,又呼呼地睡着了。

“嘿,成了­精­了,一夜运走了一大堆粪。”老梁叫不醒儿子,只好走到院子里,背着手转圈,一边转圈一边摇着头说,“真成了­精­了……”

东院里老田在问女儿:“梨花,粪味?”

“我送到地里去了。”

“你什么时候送的?”

“今儿夜里,没看到我眼珠子都熬红了,还问。”

“真是你送的?”

“不是我送的还能是你送的?烦死人了!”

“老东西,别唠叨了,快让孩子歇歇吧。我的孩,真委屈你了……”

几天过后,梨花交给大宝一个纸条儿,大宝如获至宝,到僻静处打开一看,心凉了一半,纸条上写着:梁大宝同志,感谢您的帮助,但我不需要人可怜。此致革命的敬礼。

大宝看到这封最后通牒式的感谢信,挠着头皮想:“说她无情吧,还感谢我,说她有情吧还不需要人可怜,梨花呵梨花,你到底需要什么呢?”

田家和梁家河滩地里都种上了棉花。棉苗儿长到一柞高时,碰上了旱天。一连几十天没下一滴雨,棉花叶儿都打着卷,中午太阳一晒,蔫蔫耷拉的,看着要死的样子。要是往常年,死也就随它死了,今年可不同了,拿不着产量要挨罚。没等上级号召抗旱,田家的姑娘和梁家的小子就挑着水筲下了坡。

庄稼人习惯早起,­干­活趁凉快,两个青年人来到这里,太阳还没出来。东边天际上有几条长长的云,像几条紫红­色­的绸纱巾。一忽儿,紫红变成橘红,橘红又变成了金黄。太阳仿佛一下子从地平线下弹了出来。东方的半个天,一刹那间被装点得绚丽多彩。另一大半天空则像刚从茫茫夜­色­中苏醒过来,海洋般地展现着一片暗蓝。河里涌起白­色­的雾霭,像一条白­色­的长龙缓缓向前滚动,缓缓地向空闻膨胀。雾霭慢慢消散,渐渐地看清了河的轮廓,最后,太阳一下子­射­出万道金光,河上的雾霭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潺潺的流水在闪着光。

梨花和大宝穿梭般地从河里往棉田里挑水。挑水爬河堤,是庄稼地里的重活,不一会儿,梨花就气喘吁吁了。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流,步子慢了下来,爬坡时脚下也开始磕磕绊绊,拖泥带水不利索了。大宝高挑个儿,细腰宽肩,挑两桶水仿佛走空道儿,小扁担在他肩上颤颤悠悠地跳动,显得轻松而有节奏。

自从写了那封信后,田家的姑娘再没有梁家的小伙表示过什么,梁家的小伙摸不准气候,也不敢轻举妄动。半上午过去了,大宝跟梨花还没说一句话。窝来鸟在半空中婉转地叫着。小燕子贴着河水箭一般地掠过。满坡里看不到几个人影。几朵白云在天上懒洋洋地飘动。好寂寞啊!大宝急得抓耳挠腮,几次与梨花擦肩而过,想找个借口谈谈,梨花总是一扭头,白眼也不看他。突然,大宝灵机一动,想起了才看过的电影《刘三姐》。几分钟后,他拉开粗嗓门唱起来:

哎——

梨木扁担三尺三,

大宝俺挑水淹棉田。

怕老天不是男子汉,

河里有水地不于。

梨花听出大宝是在激她,想搭腔又怕被他缠磨住,便撇撇嘴故意不理他。

大宝不死心,又放开嗓门唱了一遍。

梨花不由地生了气,心里话:“好你个大宝还真狂,看我杀杀你的威风。”像突然摇响了一串银铃,梨花唱起来。

哎——

桑木扁担四尺四,

梨花俺担水浇旱地。

老天怕女不怕男,

晒不­干­河水俺挑­干­。

大宝自负地把扁担朝地上一戳,一手叉腰唱道:

哎——

梨木扁担五尺五,

休要吹牛不认输。

从来骡马上不了阵,

从来男人胜女人。

“太欺负人了,看我怎么骂你!”梨花气冲冲地想着,随口唱道:

你家的扁担咋样长?

你生了一副狗熊相。

你瞧不起­妇­女瞎只眼,

你欺负姑娘别姓粱。

梨花也不顾挑水了,叉着腰站在地头,挑战似地瞪着大宝。大宝灰溜溜地垂着头,结结巴巴地说:“好姐姐,别生气,俺瞎唱,给您解闷儿……”

“熊相!”梨花骂他一句,愤愤地走下河堤去挑水了。爬坡儿时;她脚下一滑,连人带桶滚到了河里。大宝飞也似地跑过来,连鞋子都没脱就跳到齐腰深的河水里,把梨花连拖带拉地弄上岸来。初夏天,姑娘穿得单薄,纸薄的衣裳让水一湿,紧紧地贴到了身上,妙龄女子健美的轮廓一下子凸了出来。大宝的头“轰”地响了一声,心里一阵狂跳,他紧攥着梨花的手不放,连呼吸都屏住了。

僵持了几十秒钟,梨花突然醒悟过来。她从大宝手里挣脱出来,抬起胳膊护住胸脯,转过身去,避开了大宝灼热的目光。梨花感到受了侮辱,哭着骂道:“坏蛋!大宝你这个瞧不起­妇­女的大坏蛋!”骂完了,沿着没人走的河边,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几亩棉田与姑娘的自尊心比较起来,简直是渺小得可怜。剩下大宝一个人木­鸡­一样呆立着。

大宝拧着自己的大腿骂道:“大宝,你这个混蛋,偷看一眼就行了,谁让你不转眼珠地盯着人家。”骂完了自己,心里索然无味,好没意思,又开始挑水。他赎罪似地把水浇到田家的地里,浇了一担又一相。

“对歌”风波过后,田家姑娘与梁家小子的关系空前恶化。大宝见了梨花就像小耗子见了猫似的,绕着道儿走。他心里惭愧,又不好意思去赔不是。最后终于想出了个主意,他写了一封沉痛的“悔过书”,用小石头坠着,扔到了田家院子里,反正田家老两口子大字不识一个。

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到了秋收。摘棉花、割庄稼、打场脱谷……十月底,一切见了分晓,田、梁两家闹了个平扯平。老田半是欣慰半是忧虑地对老伴说:“她娘,这样­干­下去就把孩子累毁了,明年宁肯少打点粮,少拾点棉,也不能让孩子这样拼命了。”“可不是嘛。”老伴也忧虑地回答着。

西院的老梁却在家里跳着脚骂儿子:“孬种!真孬种,一个大小伙子,竟和个嫚儿打了个平手,敢情你到了地里就困觉?过了年我摽上你,像赶牛一样,不老实卖劲就给你一顿鞭子。”老梁发着狠说:“就不信斗不过老田家……”

梨花一年来瘦了不少,白­嫩­­嫩­的脸蛋褪了好几层皮。她心里发愁,就跑到支书家找同伙的桂枝姐想主意。桂枝家爹当­干­部,妹妹上学,地里的活也全仗她一个人扑腾。桂枝道:“俺爹说县里新进了一批手扶拖拉机,只要八百多块钱。这机子管用着呢,能耕地、拉粪、抽水……有这么一台,咱就解放了。”“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咋不早说!”“早说有啥用,反正你也没钱。”两个姑娘沉默了,是呵,哪儿去弄八百块钱呢?一忽儿,桂枝笑着说:“妹妹,我有办法了。…真?快告诉我。”“说了你不兴打我。”“我打你­干­啥?真是的。”“那我说了——妹妹,你找个女婿,跟他要八百块钱……”没等桂枝说完,梨花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双手伸到胳肢窝里乱挠起来,一边挠一边骂:“死东西,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桂枝痒得打着滚乱叫:“哎……哎哟……好妹妹,亲妹妹,饶了我吧……”“还敢不敢胡说了?”“不敢了。”两人又静下来想主意。一会儿,桂枝又说:“妹妹,我又有主意了。”“我不听!”“人家正经有办法了,你又不听。”“那快说吧。”“你不是不听吗。”“好姐姐……”“妹妹,今年冬天咱不耍了,咱买苇子编席。供销社里敞开收,俺大姑家表嫂一个人带着孩子一冬天还挣三百多块呢。就凭着咱姊妹的快手,一冬一春还不挣个五百六百的?”“好主意,不过这也不够呵。”“跟你爹要,你家今年卖棉花卖了六百多块嘛。”“就怕俺爹不给。”“你不会向他借?秋后还。”一切都妥当了,两人亲昵地靠在一起,说起悄悄话来。

第二年一开春,梨花和桂枝到公社拖拉机站学了一个月驾驶技术,不久,就从县里开回两台手扶拖拉机,吸引了满村的人都到两家去看热闹。最入迷的要数梁大宝,他围着梨花的机子转,这里摸摸,那里捅捅,总也看不够。惹得梨花吵他:“摸什么,摸什么!摸坏了赔得起吗?”大宝“嘿嘿”地憨笑着,一点也不上火。

儿子挨田家姑娘训的情景老梁全看到眼里,恨得他牙根痒痒,心里不住地骂:“没出息的东西,没脸没腚的东西。”他决心要给儿子上一课,增强一下他男子汉的志气。儿子回来了,老梁在院子里就迎着他高声大嗓地说:“大宝,好好听着,别眼热那些歪门邪道。那么个蚂蚱车,我两个指头捏着也能扔两丈远。靠这个也能­干­活?兔子能驾辕,骡马还值钱?屁能吹着火,硫磺还值钱?还是身板力气是宝贝,风刮不走,雨淋不去,白日使了,夜里又生出来。什么拖拉机?蚂蚱车?不出一年,就得到供销社里去卖破铁,三分钱一斤!”

老梁的损话老田家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梨花撇着嘴冷笑,老田却开始心里打鼓,女儿硬从他手里“借”走五百元,假若真像老梁说得那样,这五百元就算打了水漂了。他刚要开口发几旬牢­骚­,就看到女儿和老伴一起拿白眼翻他。他连忙闭住嘴,心里话:“由着您娘儿们折腾去吧,我落个清闲。”

开春起猪圈,梨花还是累得不轻,但等到送粪时就过上神仙日子了。梨花坐在拖拉机上,唱着小曲,一会儿就是一趟。老田兴头上来,让女儿拉着去兜了一圈风,回来后美滋滋地对老伴说:“她娘,今晌午给孩子煮上几个­鸡­蛋。”

相比之下,梁家的男子汉大宝可是威风扫地了,他的脑袋耷拉着,像被霜打蔫了的冬瓜,去年的­精­神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推车着子,一趟刚到地头,梨花第二趟又来了,他的第二趟走到半道上,梨花的第四趟又赶上来了。梨花开着车,故意在大宝ρi股后头使劲揿喇叭,大宝慌忙让道,梨花使劲一加油门,拖拉机欢跳着蹿过去,黑烟呛得大宝直咳嗽。大宝走了神,一脚踩到车辙沟里,“哎哟”了一声就坐在地上,脚脖子立时肿起老高,回家就趴了下来。

这下急坏了老梁。今年是包产到户第二年,庄户人家的土杂肥都堆成了小山,老梁家人齐马壮,积肥不少,儿子崴了脚,三天五天好不了,运不出粪,就下不了种,下不了种,就拿不着苗,拿不着苗,就……老梁越想越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夜里,梨花躺在被窝里想心事。白天她出了一口气,可又添了一肚愧。她想起了大宝去年夜里不睡觉帮自己送粪,想起了自己恶言恶语奚落他,想起了大宝的“悔过书”,又想起了白日里自己欺负大宝,害得他崴了脚……梨花心里酸溜溜起来,眼泪差点流出来。她打定主意明天上午先给大宝家送粪,爹要是不同意就跟他耍小孩子脾气:哭、不吃饭、在炕上打滚……

第二天上午,老田走进老梁家的院子,漫不经心地说:“老兄弟,闺女让我对你说一声,今儿个先给你家送粪。”老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着:“那敢情好,那敢情好。”老田不冷不热地问:“可是蚂蚱车?”“给一匹大马也不换呐!”老梁轻松地回答。“三分钱一斤?”“三毛也不卖!”“嘻嘻……”“嘿嘿……”笑完了,两人都感到很满足,很愉快。老田当然更乐,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

又是一年到了头。田家的拖拉机不但没有三分钱一斤卖了破铁,反倒花了几百元买来了铁犁、铁耙、铁播种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田家有机子,抗旱时从河里抽水浇地,把地灌了一个饱。等到梨花做通了爹的工作帮梁家浇地时,梁家的庄稼秧儿棉花苗儿都­干­得半死不活了。因此,田家比梁家多打个粮食,多拾了棉花,这一下把老梁气了个大歪脖。晚上儿子出去了,老梁就跟聋老伴说气话:“田老大的女儿是个­精­灵,­干­什么也不比男人差,这点我算服了;可还有一桩老田笃定输给我了。女儿再好,生了孩子也不能姓田呐!”老伴耳背,听不清楚,老梁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老伴一听清老梁的话,马上神秘地说:“老东西,可别瞎嚷嚷,知道不?田家的那枝花跟咱家这个宝对上象了。”老梁大吃一惊,问:“当真?!”“咋呼什么?你眼瞎了?看不到这些日子两个人天天咬着尾巴出去,不是看电影就是看电视。”老粱兴奋得胡子都扎煞开了,心里想:“老田,老田,你的女儿要给老梁家传宗接代了,这下你可蚀大本喽!”他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俗言道,“隔墙有耳”,老梁的狂话不知怎么很快被老田家知道了,两家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最明显的变化是田家那枝花再也不来叫梁家这个宝去看电影、电视了。梁家的大宝像丢了魂似的,整天价唉声叹气。

梁成全起初莫名其妙,后来,慢慢地品咂出点滋味来了。噢,小兔崽子,八成是恋爱出了“故障”(这新鲜名词是田家买了拖拉机后才翻译到梁家来的)了,要不怎么再也听不到田家姑娘用甜蜜蜜的嗓子招呼儿子去看电影了昵?老梁恍恍惚惚地觉得这“故障”与自己有点关系,但一时又搞不太清楚。

几天之后,村里传开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田家姑娘要招婿了!正规的条件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要男嫁女家,二是生了孩子姓田。

这一年梨花没累着,胖乎乎的脸蛋也没晒黑。家里进钱不少,老田格外开恩,给了女儿一部份自由支配。女孩儿不贪吃,一个劲地做衣裳。梨花截红裁绿,青岛上海,从头到脚置办了好几套。“人凭衣裳马凭鞍”,梨花穿上紫红­色­半高跟小皮鞋,咖啡­色­小筒裤,镶着金丝银线的针织上衣,脖子上围条苹果绿绸纱巾儿,头发用电梳子拉了几个大卷,嘿!真是粉荷花一般的水灵哟。逢集日,她到集上晃了一趟,卖货的忘了看摊,赶集的忘了看道。田家招婿的消息一传开,尽管条件苛刻,但求婚的人还是一溜两行。

老梁这下子火烧猴ρi股,真正坐不住了。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急急忙忙把儿子叫到面前,很抱歉地说:“宝儿,爹对不起你,你就到你田大伯家去吧……真是的,姓田就姓田,本来嘛,孩子爹娘各一半,为什么非得姓梁?”听他说话的口气,竟像田家姑娘毫无疑问地做了他的儿媳­妇­似的。大宝垂头丧气地不吱声。老梁竟然上了火,膝盖一拍站起来,对着儿子吼叫:“不长进的小兔崽子!姓能当饭吃?她能当衣穿?姓能当媳­妇­?”

大宝哭笑不得地说:“爹,您发得哪家子火呢?我一百个想去,知道人家要不要呢?”

梁成全一听儿子说得凄楚,也沮丧地垂下头,想了半天,说道:“孩子,你自己想法吧,反正那两个条件我都同意。抓紧了点,赶早不赶晚。”

田家招婿的事闹哄了几天就风平浪静了,大宝晚上又不大见着影儿了,老粱渐渐宽了心。一天晚上,村里来了电影,老伴耳聋眼却明,要去看热闹。老梁兴头上来,也跟在后边遛遛逛逛地去了。到了那儿一看,净演些女人光着脊梁跳舞,他气哄哄地吐着唾沫回了家。大门开着,院里有两个人说话,他忙屏住气听。

“俺爹俺娘都去看电影了,多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份­精­神头儿。”大宝说。

“老来少嘛。”这是梨花。她“吃吃”地笑了一阵,又问:“哎,你爹真同意你到俺家?”

“同意。”

“同意孩子姓田?”

“俺爹说,只要你愿意,让我也跟你姓田。”

“哎哟哟,这么没出息……”

梁成全定眼一望,看到两个黑影靠在一块了。他脸上发起烧来,慌慌张张退回来,一边走着一边在心里骂:“小兔崽子,我什么时候让你也姓田了?”

..。

因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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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嫂,您家秋生把俺家大胖的爬犁摔坏了,还把俺家大胖的鼻子打破,淌了那么多血,您也不管教管教他。”莲叶站在半人高的土墙边,恼怒地向邻家院里说。

金桂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到莲叶的话,把手中的高梁往地上一撒,两条眉毛刀一样竖起来,说:“莲叶,看在姊妹的份上,看在邻墙隔家的面儿上,我没好意思去找你,你倒找上我来了。真是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

“孩子打了人,还不让找啊?你讲理不讲?”

“谁家孩子打了人?明明是你家大胖把俺家秋生的脸抓得净是血道子,衣裳也撕破了,你倒反咬一口,真是好意思!”

“谁不知道你家秋生是有名的小恶霸,专门欺负人。”

“谁不说你家大胖是个小土匪,打人骂人!”

两个女人靠在墙边,脸对着脸,喷吐着唾沫星子吵起来,仿佛是两只斗架的公­鸡­。

战争的引起者秋生和大胖从各自的家里跑出来,向着对方的院子里投掷石头瓦片。秋生扔出一块石头,正打在莲叶额头上,顿时出了血。莲叶惨叫一声,捂着脸坐在了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起来。大胖一看娘受了重伤,抄起弹弓发­射­飞弹,差点击中金桂的头。

莲叶的男人二毛听到老婆的哭声,从屋子里出来了。女人吵架,男人们是不应该介入的,这是青草湖边的规矩。但是事态发展到流血的地步,也就顾不上规矩了。二毛蹿到墙根,把莲叶拉起来一看,天哪!白净净瓜子脸上血糊糊一片,二毛心中仿佛被戳了一刀。要知道,他和莲叶可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小两口好得蜜里调香油哩。于是,不由地火冒三丈,挽袖子攥拳头要上前参战。

“你赖不着俺,自己抓破脸,想赖着俺呀……”金桂还站在原来的阵地上,丝毫不甘示弱。

“好啊,打了人还不认账!”二毛的脚下像安了弹簧,一个箭步冲上去,隔着墙,掮了金桂一个大嘴巴。

金桂一个后滚翻仰倒在地上,一把扯散了头发,没命地嚎起来:

“哎哟,二毛你个强盗,你打死我了……”

自家的孩子自家管,自家的老婆自家打,这也是青草湖边的老规矩。二毛的巴掌掮到金桂的­嫩­脸上发出的那声脆响引出来金桂的丈夫黑头。黑头五大三粗,为人极重义气,平日里与二毛也不错,光ρi股时就在一起捞鱼摸虾,还从来没有翻过脸。今日他也忍不住了。

“二毛,你小子要找死是不是?我的老婆自己都没台得打一下,用得着你来打?好吧,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吧!”

黑头抄起一柄鱼叉跳过墙来拼命,二毛也顺手摸过一张铁锹准备迎战。

局部战争就要扩大成全面战争了。这时,二毛家院子里涌进了一伙婶子大娘,连劝带拉地把战争平息了。

“哎哟哟,邻墙隔家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小孩子打架没有真事,随打了随好,大人掺和进去就不值了。”

“就是嘛,以后谁还不见谁了?”黑头说。

“咱们两家向来相处得挺好,这是何苦呢?”二毛后悔自己刚才不该冒火。

这天夜里,两家夫妻都没有睡好。女人都对着男人使­性­子。原因自然是莲叶中了流弹,金桂挨了巴掌。

第二天早饭时,莲叶对着大胖说:“今儿个不准你下湖跑爬犁,在家做寒假作业。要是你再敢跟那个小恶霸一块儿玩,我就砸断你的腿!”

西边那家也在进行家庭教育,金桂对秋生说:“记住了没有?要是我再看到你和那个小土匪在一起跑爬犁,我就把你填到冰窟窿里去喂老鳖!”

一上午,秋生和大胖都没有出门,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焦躁不安。

青草湖边的人家现在也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个都像心头­肉­一样金贵。下午,大胖要下湖跑爬犁,不让去就哭,莲叶说:“好吧,别和小恶霸一起玩,记住了?”

“记住了!”大胖一边高叫着,一边扛着爬犁往外跑。

西院里秋生听到了大胖的声音,也要去跑爬犁。金桂不许,秋生就躺在地上打滚儿。金桂无法,只好嘱咐一番,放他去了。

冬天的青草湖,像一块镶在大地上的毛玻璃。青草湖边的孩子,都是冰上运动的健将。大一点的孩子,跑那种“站爬犁”,脚踩两片底下嵌着钢丝的窄板,手撑两根顶端带尖的木棍,双臂一撑,人似流星。像秋生和大胖这样的小不点儿,就跑“坐爬犁”。“坐爬犁”就是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钉上两块方木,方木上嵌上两片钢板。他们手中也撑着带铁尖的木棍,比“站爬犁”的撑棍短一些。

秋生和大胖下了湖。湖上没有人。两个孩子各自玩了一会儿,孤单单地,没劲极了。往常里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两人一块儿比赛,比速度,比花样。现在不行了,昨天刚发生血战呢。

冬日天短,太阳眼见着就挂到柳树梢上了。一群大雁嘎儿嘎儿地叫唤着,在空中盘旋几圈后,降落到湖面上。两个孩子看呆了。一会儿,他们不约而同地划着爬犁向大雁冲去。临近雁群时,又各自把手中的撑棍像标枪一样投出去。雁群惊飞。

“嗨,差一点就投着了。”大胖说。

“我也差一点!”秋生说。

“秋生,你家有土枪吗?”

“有,俺爹挂在墙上,不让我动。”

“俺家也有。”

“秋生,明儿晚上咱们扛枪来打雁好不好?”

“你会放枪?”

“当然会。”

“俺爹说,小孩放枪,会把耳朵震聋的。”

“你爹骗你呢。”

“秋生,咱们比赛,看谁先划到湖边。”

“好。”

两个小伙伴连连挥动小胳膊,爬犁飞也似地向前冲去。拐弯时两人碰在一起,爬犁翻了。两人都摔了ρi股墩儿。他们搂抱在一起笑起来。

“这次不算,再比一次。”秋生说。

“比就比!”大胖说。

两人又往前划去。湖上,有砸冰捕鱼时留下的一些冰窟窿。窟窿上结冰很薄。秋生没注意,唿隆掉了下去。

大胖吓呆了,没命地哭嚎起来。

天就要黑了。莲叶做好饭,到湖边来找孩子,隔老远就听到了大胖的哭声。她边骂着边往湖边跑去:

“没记­性­的东西,不让你跟那个小恶霸一块儿玩,偏不信,又被打哭了……”

大胖一见娘来到,哭得更凶了。

“你嚎什么?”

“秋生掉到冰窟窿里来……”

“光哭有什么用?还不回家去叫你爹!”

莲叶早忘记了昨天的仇恨,跑到冰窟窿前一看,不见秋生的影子,便大声呼救起来:“来人啊……孩子掉到冰窟窿里啦……”

二毛得到儿子大胖的报告,扛着铁镐冲下湖来。他抡起铁镐,噼哩喀喇,几下子就把冰窟窿扩大了许多。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秋生。二毛一个猛子钻下水,把秋生抱了上来。

金桂和黑头听到儿子掉到冰窟窿里的消息,急着往外跑,一出门就碰上二毛抱着秋生走来。放在炕上一看,早没气了。金桂顿时大放悲声。

“嫂子,别哭,我学过急救法,试试看。”二毛说着,很麻利地剥去秋生的衣裳,俯下脸对着秋生的鼻孔吹气,然后用力挤压秋生的胸脯。好久,秋生的胸部翕动起来,脸­色­也红润了。秋生活了。

大胖欢跳着说:“秋生,你可好了。别忘了,赶明儿咱一块儿下湖去打雁。”

金桂一下子把大胖搂在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莲叶也跟着掉眼泪。

黑头说:“行了,行了,真是娘儿们眼泪多,还不快找几件衣裳给二毛换上。”

这时候她们才注意到,二毛满脸青紫,浑身哆嗦成了一个蛋。

、.

黑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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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前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一个著名的民歌演唱家,用惬意的神情和粗犷豪放的嗓门,唱起了一首解放初期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我一昕到这熟悉的旋律,心脏便猛地一阵颤栗,仿佛有一根灼热的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是的,这首歌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它不过抒发了翻身农民的一种心满意足的心理,一种小生产者的自我陶醉。如果您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它至多不过能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在您心中偶一闪现罢了。如果是年轻人呢?除了我之外,谁还能从这首歌里得到一种富有特别意义的哲理­性­感受呢?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当这歌声的最后一个音符在剧场富丽堂皇的穹顶上碰撞回折、绕梁不散的一瞬间,当那个仪表不凡的中年男演员优雅地对着观众鞠躬致敬时,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的脑袋沉重地伏在前排的椅背上。温柔的妻子一把握住我的手,惊惶地问:“怎么了?你?”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个人……”

回家的路上,妻子挽着我的胳膊,悄声问:“你想起了谁?”

“场长。”

“是个什么样的场长,竟使你泪水直转?”

“回家告诉你。”我轻轻地捏了一下她温暖的小手。

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乌云,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渤海湾畔弯弯曲曲的公路飞驰着。我双手紧紧抓住车帮,这兔子般飞奔的卡车令我这个出身农家的新兵胆战心惊。然而我又是兴奋的。飞驰的卡车把一辆辆手推车、马车、毛驴车和突突突喷着黑烟的拖拉机甩在后边。我感到,往昔平淡困顿的生活就像这些落伍的车辆一样被甩在身后了。一种终于跳出农村的庆幸使我从心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你能体会到一个常年以发霉的红薯­干­果腹的青年农民第一次捧起发得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炖猪­肉­时的心情吗?

我的妻子摇摇头。

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兵像考状元一样不容易。我的曾经当过四年兵的表哥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他在部队几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一传授给我。无非是一要听话,二要吃苦,三要勤快等等。他们都希望我能成为金凤凰,飞出这烂泥塘,永远别再回这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村。当时,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吃了白面馒头,吃上大白菜炖猪­肉­就令人十分满足了。好好­干­,当四年兵没问题,这就够了,四年呢!因此,尽管新兵训练结束后把我分到远离要塞区司令部的黑沙滩农场,尽管新兵们一听说分到黑沙滩农场就抹眼泪,尽管黑沙滩农场前来接我们的场长其貌不扬,我的老乡郝青林还偷偷地骂了一句“狗特务”,我的心里却很坦然。黑沙滩农场有什么可怕?不就是­干­活吗?!只要有我的馒头吃、有我的衣服穿,我在哪儿都可以­干­一辈子。

就这样,在车上的十个新兵之中,有心思眺望着远处黛青­色­的丘陵在乌云中闪现、倾听着灰蓝­色­的海潮冲刷沙滩发出有板有眼的声响的,大概就惟有我一个人了。“能者多劳,智者多忧,无能者无所求”啊。我只读了四年书,实在不会去为什么“理想”、“前途”之类的空洞字眼费心劳神。比我多读六年书的老乡郝青林小脸­阴­沉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能说会道,会写文章,会拉二胡。我们一块参军时,村里人的评价就是:梁家小子是个扛炮弹的材料;郝家后生是天生的当官的坯子。我自己也知道郝青林的前途比我光明若­干­倍。郝青林也满心以为会把他分配到要塞区大院去­干­个体面事。那时候要塞区有个战士文工团,听说正缺能拉会唱的人才呢。谁知道怎么搞的,他竟跟我这个土拨鼠一起被分到了黑沙滩。

黑沙滩在要塞区战士的心目中,是个可怕的地方。当时战士们打赌都说:“要是……就让我到黑沙滩去。”当然,在­干­部面前,谁也不这样说,黑沙滩毕竟是军队的农场,不是劳改营、流放所。可是在心里呢?不光是战士,就是在那些­干­部的心里,谁愿意到黑沙滩去呢?哦,这个远离县城一百八十里的黑沙滩哟!从它创建之日起,只有一个场长在那里扎住了根,他把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化成汗水洒在这块黑­色­的沙滩上。其他­干­部则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据说,当时的黑沙滩农场,就像今天的院校一样,到那儿去的­干­部就像进院校进修,是提拔重用的前奏,就像斑斑点点的山楂,放到化开的糖稀里一蘸,挂上一层琥珀­色­的亮甲,就可以卖大价钱了。

那个在黑沙滩滚了十几年的场长,就坐在驾驶楼里。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秃得发亮的脑门,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们这些新兵瞧不起他。还有他的那半截因年代久远变得又黑又亮的牛皮腰带,总是吊儿郎当地垂在两腿之间。我的场长,难道你就不能把那半截腰带塞进裤鼻里去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发出一阵“嘎嘎吱吱”的怪响——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我们这些没有乘车经验的新兵蛋子像一堆核桃般朝前滚去,挤成了一堆。司机老葛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张开那张被汽车摇把崩掉了一颗门牙的嘴,骂道:“妈的!找死吗?!”

车头前两米处,站着一个头发蓬松满脸灰土的女人,她背上驮着个约有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脑袋无力地搁在女人的肩上,两只大眼惊恐地盯着老葛那豁牙嘴。

坐在我的被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兵刘甲台睁开眼,低声告诉我说:“疯子,黑沙滩的疯子。”

“解放军,行行好,捎俺娘俩一截路吧……”

“不行,快让开!”老葛怒冲冲地说。

场长瞪了老葛一眼,跳下了驾驶楼,和颜悦­色­地说:“大嫂,上车吧。”

司机老葛不高兴地说:“到后边去,快点。”

“让她坐在驾驶楼里。”场长把女人和女孩儿让进驾驶楼,女人连声道谢。场长推上车门,自己踏着车帮,爬到车厢里。

卡车像一一匹发疯的牛犊,颠颠簸簸地向前冲去。场长坐在一个被包上,掏出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烟。我偷眼看着这个老头儿,看着他那捏着烟卷的树根般粗糙的手指。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车辆的震动,我看到了那只手在微微地哆嗦。

大概豁牙司机的心火平息了吧,车子又终于平稳地前进了。路边张牙舞爪的刺槐树一排排向后倒去。车轮沙沙地摩擦着地面,发动机欢快地呜叫着,排气阀有节奏地哧哧排着气。老兵刘甲台闭着眼,脑袋摇晃着,仿佛呓语般的唱起一支调子耳熟、词儿陌生的歌子。他自称“老兵”,实际上只比我们早入伍一年,一副浪荡样子。歌声像泥鳅般地从他嘴里滑出来:

黑沙滩云满天

黑沙滩的大兵好心酸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

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

黑沙滩啊……

黑沙滩……

这­阴­阳怪气的歌子使我们这些新兵都大睁开眼睛,惊愕地瞅着刘甲台那一开一合的嘴。连我这个只要有了馒头白菜就不管天塌地陷的目光短浅者,心里也泛起一阵凉气,汗毛都倒竖起来。难道我们要去的黑沙滩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吗?

“刘甲台,你胡唱些什么?!”场长发怒地吼了一声。

“场长,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刘甲台睁开眼,爱理不理地说。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晌。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三个月入团,一年之后入党。”

“我,不会……”

“你太笨,太傻。譬如,前几天指导员让你歌颂农村大好形势,你怎么说的?你竟说,‘俺爹说,现如今还不如单­干­那时好,那时能吃上玉米面饼子萝卜菜,现在天天吃烂地瓜­干­子。’”

“这是真的呀。”

“谁不知道这是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道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干­子呢。你要闭着眼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深刻,更使我心惊­肉­跳。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做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入伍的,巴不得早点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点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头,为了这大白菜炖猪­肉­,为了争取跟地瓜­干­子“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眼睛就要发亮,胃囊就出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毛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种饕餮般的进食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子的严格控制和冷嘲热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眼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满桌鱼­肉­,并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口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身难忘。那些日子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干­活也不甩掉棉衣满身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指导员递交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屁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高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子,有门了,不出三个月,入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进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点钟起,食堂里就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身体就像躺在温热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出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色­的浪花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马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子已经打苞孕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竞使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子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魔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子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子皱了皱。

下午四点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肠辘辘、跃跃欲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子。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口马尿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子就下了家伙。

“慢着点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肉­丸子又掉进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眼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眼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的眼睛。这些眼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眼球像鸭蛋青,有的黑眼球如海水蓝。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子上的鱼­肉­。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毛都映了出来的眼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眼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种像刀子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干­杯?­干­个屁!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这些孩子像饿猫一样盯着我们,这满桌的酒­肉­……”场长的黑脸痛苦地抽搐着,他沙哑着嗓子喊道:“刘甲台、梁全,去把这些孩子请进来,让他们坐首席!”

“场长,这不太妥当吧?”指导员委婉地说。

“闭着眼吃才是最大的不妥当!”场长说。

这时,我大吃一顿的欲望没有了,心窝里像塞进了一把烂海草,乱糟糟的难受。这些孩子的眼睛使我想起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我和刘甲台跑到窗外,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被吓傻了,站在窗外,呆呆地望着我和刘甲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姑娘。她瘦得像棵豆芽菜,见到她就让人的心像被尖利的爪子挠着似的疼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只孩子的眼睛,像一泓被乌云遮盖着的忧伤而纯洁的湖水。她定定地望着我们,不说话。我不敢再看她。我生怕自己哭出来。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不哭也不闹,脑袋软绵绵地伏在我肩上,然后,脏脏的小手向着房子一指,说:“饿……我饿……”我喉咙里像堵上了一团棉花,哽哽咽咽地说:“小妹妹……我抱你去吃……”

刘甲台脸­色­铁青地注视着那沿着大海蜿蜒曲折的沙滩,西斜的阳光照得沙滩呈现出浓重的紫红­色­。黑沙滩村头上的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口号式的歌曲。他一脚把一棵白菜疙瘩踢出去十几米远,径直走回宿舍。当天下午,他两眼大睁着躺在床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小姑娘像饥饿的小野兽一样咻咻地喘着气,很快吃掉了够现今同年龄独生子女吃两天的食物。之后眼睛还贪婪地盯着菜盘,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农场的卫生员对场长说:“不能再给她吃了,否则要撑坏的。”

“是的,不能再给她吃了,饿坏了的人如果摄入过量的食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你们这些傻大兵,简直是荒唐透顶!”我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妻子又开始训斥我了。

要是现在谁把我们的独生女儿抱去给她塞一肚子大鱼大­肉­,我妻子是会跟他拼命的。但小女孩的母亲、那个疯女人,却给我们下了跪。她从村子里凄厉地喊叫着向营房跑来。她听到跑回去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被解放军抓走了。她呼唤着“秀秀!秀秀!我的秀秀!”冲进了我们的营院,闯进了我们的宴席。女人怔住了,双眼睁得圆圆的,她的嘴­唇­翕动着,看着正抱着她的女儿的场长,扑通跪倒在地:“解放军,行行好,把孩子还俺吧,孩子不懂事,是个傻瓜,像她爹一样,像她爹一样,是个傻瓜……”她的神经似乎的确有毛病,那双眼里闪动着惊恐绝望的光使人感到脊梁阵阵发凉。

场长悄悄地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那是他刚领到的工资——塞进小女孩儿的口袋,把女孩儿递给女人。

“谢谢亲人解放军……谢谢亲人解放军……俺孩子她爹是个好人……解放军是好人……”女人抱着孩子,喃喃地说着,走了。这场小Сhā曲,搞得满座不欢。

一个知情的战士说:“这个女人,也够可怜的,男人前几年赶小海搞自发,批斗了几次,一绳子上了吊,死了;女的受了刺激,半疯半傻地抱着个孩子到处告状,可是谁理她呢?”

“我听人说……这个女人是……地主的女儿……”郝青林脸憋得通红,结结讷讷地说。

“郝青林同志说得对,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会用各种手段向我们进攻,我们要警惕那些冻僵了的蛇和变成美女的蛇,不能丧失警惕,千万不能忘记啊……”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

“放屁!”场长把杯子重重地拍到桌上。杯子破了,啤酒顺着桌沿,滴滴答答往下流。

“场长,请您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感情不能代替原则啊。”我的熟读马列的指导员确实具有高度的涵养,场长的粗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循循善诱的语气。

场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坐在餐桌旁,他从桌上抓过那惟一的一瓶啤酒,咬开盖子,咕咚咕咚连喝了凡大口。

晚上是歌咏晚会,我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首“顺口溜”。郝青林大展雄才,朗诵了一首长达千言的“诗”。指导员讲了几个法家智斗儒家的小故事。豁牙司机老葛带头起哄,让场长出节目。场长想了想,竟眯缝起眼睛,唱起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支民歌。他嗓音嘶哑高亢,像农村的土歌手一样,不去求那音节的准确,而是随心所欲地在歌词的末尾加上一些苍凉的滑音。他仿佛在回忆往昔的岁月,在沉思缅怀。歌声漫不经心地从他嘴里唱出,就像确确实实地坐在那大轱辘车上,沿着平坦­干­燥的乡间土路,被艳阳照得懒洋洋的农夫唱出的歌声一样。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民歌《大轱辘车》之所以能使我心灵震颤,眼窝酸辣,并不在于它的旋律和歌词,而在于我们的场长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演唱了它。每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都有一些与平凡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不平凡的经历。这些事物在若­干­年后出现,也总能勾起他对于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遐想。所以,当我在剧场里聆听这支歌时,心潮如滚水般翻腾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郝青林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个不甘寂寞的好汉。他终究不是一头能长久地拴在黑沙滩的牛。这家伙入团之后紧接着又递上了入党申请书。据消息灵通的刘甲台说,党支部书记——场长曾跟郝青林谈过一次话:

场长翻着郝青林厚厚的申请书,皱着眉头问:“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还有别的吗?”

“做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

“你给我说掏心窝子的话!”

“这就是掏心窝子的话。”

“够了!只要我还当着这黑沙滩的土皇帝,只要你还用这套空话吓唬我,我永远不接受你的申请书!”场长把郝青林的申请书摔到桌子上。

刘甲台告诉我,那一刻郝青林小脸煞白煞白,像一块萝卜皮。

“场长是天生的笨蛋!”刘甲台对我说,“其实何必把申请书退还他呢?收下申请书,不是照样卡他于大门之外吗?等着瞧吧,郝青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刘甲台的话不幸言中,场长把郝青林得罪了。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老兵竞被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整得连翻几个筋斗。那时候,部队正在树立“反潮流”典型,正在宣扬敢与大人物唱反调的“勇士”。这些都给了郝青林灵感和启示,他拿场长开刀了,他把场长当成了一块砖头,敲开了他要进的大门。

郝青林给要塞区党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说,场长左来福出身富裕中农家庭,他念念不忘的是“一牛一马一车”式的富农生活,他在歌咏晚会上公然演唱《大轱辘车》,他与驻地地主女人关系暧昧……这一切都说明场长左来福是一个隐藏在军内的民主派……

郝青林这封信写好之后,曾找过我一次,他说:“梁全,看在老乡的面子上,看在你小时候从河里救过我一命的面子上,给你个进步的机会,喏,签个名吧。”他把信递给我,他嘴里说得好像满不在乎,手却在哆嗦,小脸青一道白一道的不是个正经气­色­。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信看了一遍。说实话,我吓懵了。“这……哪有这么玄乎?”我问。“老兄,这是阶级斗争。”郝青林掏出一盒高级烟,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支,从拿烟姿态上一眼就可看出他也不会吸烟。他咳嗽着说:“这是要担风险的……老兄,我豁出去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封信发出去,场长要蹲监狱吗?场长这个人挺好的,那天你被石头把脚砸了,他把你大老远地背回来,累得像个大虾一样,腰都直不起来……”“别说了!”郝青林又点上了一支烟,­阴­沉着脸坐在我对面,眼神迷惘、凶狠、惶惑不安,瘦腮上的肌­肉­像条小海参在蠕动,连带着那只有点招风的耳轮也在微微颤动。他忽地站起来,咬着牙说:“感情不能代替原则。蹲监狱也是他自作自受。我不会害你的,梁全。”“这……”我犹豫不决。“就凭着你这样,还想和‘地瓜­干­子离婚’?”郝青林鄙夷地看着我。“我……签……”我的手紧张得像­鸡­爪子一样蜷曲着,哆哆嗦嗦地抓着笔,歪歪扭扭地在信上写了自己的名字。郝青林走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仿佛刚刚去偷了人家的东西。我想,郝青林是不是要拉个垫底的呢?

郝青林的信发出去一个星期,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就坐着吉普车来到黑沙滩农场。左场长不但不认“罪”,反而发表了一些更加出格的言论。政治部主任请示要塞区党委后,宣布场长停职检查。郝青林则一下子成了全区闻名的人物。我呢?保卫处长跟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怎样识别出左场长的“民主派”真面目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郝青林让我签名,我就签了一个……”保卫处长摇摇头,放我走了。他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笨蛋。不过,很快我就人了团,我想,这很可能是沾了签名的光了吧。

这一年,黑沙滩农场种了三百亩小麦。场长下野之时,正逢小麦灌浆季节。一阵阵­干­燥的西南风吹得黑沙滩上沙尘弥漫。小麦的叶子都­干­巴巴地打着卷。场长的事情一直也没有个结局。让他停职检查,他根本不理茬儿。要塞区党委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指导员请示过几次也没得到个明确的答复。指导员只好分配他去浇麦田,派我和刘甲台跟他一起去。

我们在机房门外搭了个窝棚,白天黑夜都待在田野里。我和刘甲台轮着班看柴油机,场长一个人看水道。看着潺潺清流淌进麦田,看着浇过水的水麦支楞起鲜亮的叶子,场长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扛着铁锹,沿着沟渠踽踽行走。望着他的伛偻背影,我的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唱一支歌,骂一句娘,可怜一下令人怜悯的背时女人,就是“民主派”吗?我确确实实糊涂了。

派我来浇地时,指导员曾跟我个别谈过话,他要我监督场长和刘甲台的行动,注意搜集他们的反动言论。多少年后,我才猜想出一点指导员派我和刘甲台监督场长的用意:我是一个傻二愣,刘甲台是一个牢­骚­大王。我愣,才最可靠;刘甲台嘴怪,才能引导场长暴露。何况,刘甲台还讽刺过指导员,他是想借机把他打成个“小民主派”吧?

农历五月初的夜晚,被太阳烘烤了一天的黑沙滩温暖得像一床被窝。我们把连续运转了十几个小时、机体灼热的柴油机停下来,坐在被白天的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细沙上。满天星斗灼灼,不远处,沉睡的大海在喁喁低语,场长的烟头在一明一暗地闪烁。

“给支烟抽吧,老头子。”刘甲台说。

场长默默地把烟递给他。刘甲台抽出一支点上,把烟盒递到我面前:“来一支吧?新兵蛋子。”

我摇摇头,拒绝了。

“新兵蛋子,你那个老乡就要入党了,已经开始填写志愿书了。”

“我听说了。”

“­奶­­奶­的,这年头要入个党也真够容易的。哎,老头子,你不再发表几句反动言论了吗?再唱唱那个《大轱辘车》,赶明儿我也写封信,糊弄个党员当当。”

场长沉重地叹息一声,仰倒地沙地上。

“你呀,白活了五十多岁!你­干­吗瘦驴拉硬屎,充好汉。睁只眼,闭只眼,混混日子得了,这不,弄了个身败名裂,加夜班浇地……”

“你给我滚,我用不着你个毛孩子来教训我!”场长折起身,怒吼着。

“老头子,别发火,别发火。我哪里敢教训你?我是开导你哩。来,抽咱支烟,别看咱每月七元钱,抽烟的水平比你这个老志愿军还高。场长,我真不明白,你­干­吗不找个女人?别看你老得­干­巴巴的,就凭着每月九十元工资,找个大闺女没问题。”

“嗨,你才是一个不到两年的新兵。要是二十年前,碰上你这样的熊兵,我不踢出你的屎汤子来算你模样长得端正。”场长无可奈何地接过刘甲台的一支烟,点上了火。

“算啦,场长,别提你那二十年前了。我知道你那时是个少尉,肩上挂着牌子,腰里扎着武装带,走起路来皮鞋咔咔响。老皇历,过时了。现在是七十年代,天翻地覆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突然唱起那么一支歌,场长,你说说,为什么要唱那么一支歌?”

“我也说不清……”场长又仰在温暖的细沙上,双眼望着天上的繁星的那条灰白­色­的天河,梦幻般地说着。

“我突然想起报名抗美援朝时,第二天就要去区里集中了,趁着晚上大月亮天,我和我媳­妇­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她坐在车辕杆上,含着眼泪唱过这支歌……后来,她死了……难道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把老百姓革得忍饥挨饿吗?为什么就不能家家有头黄牛有匹马,有辆大轱辘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女人坐在车辕杆上唱唱《大轱辘车》呢?……”

场长狠命地吸了一口烟,一点火星一瞬间照亮了他那张疲惫苍老的脸。夜­色­苍茫凝重,旷远无边。远处传来海的低呜。马尾松林里栖息的海鸟呓语般地啁啾着。一颗金­色­的流星像一滴燃烧的泪珠,熠熠有声地划开沉沉的夜幕。黑沙滩的夜,真静啊……

“场长,你唱吧,唱吧……”刘甲台动情地说。

“你唱吧,场长……”我鼻子不通气,像患了感冒。

“雪白浪像长长的田埂,一排排涌过来。浪打湿了她的衣服,漫到了她的膝盖。‘孩子,闭住眼。’她说。‘妈妈,我们到哪儿去?’女孩儿问。‘去找你爸爸。’‘爸爸离这儿远吗?’‘不远,快到了。你别睁眼。’海水已经漫到她的胸膛,浪花抽打着她的脸。她站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妈妈,怕……怕……’女孩儿哭起来。‘不怕,秀秀,不怕,就要到了……’她的衣服漂起来了,她的头发飘起来了。海水动荡不安,浪潮在呜咽着……”

“你为什么不去救她?你眼见着她走向死亡,你的心是铁打冰铸的?”妻子抓住我的胳膊使劲几摇撼着,她爱动感情,唏嘘着说。

“这是我的想象,我想,她应该这样走向大海……”我对妻子解释着。

……在我们三个人浇麦子的那些日子里,疯女人像个影子一样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她有时走到我们不远处,定定地望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抬头看她,她就匆匆离开,当我们不去注意她时,她又慢慢地靠上来。有一天上午,场长到很远的地方改畦去了。刘甲台躺在窝棚外的沙地上晒着鼻孔睡觉。我坐在机房前,修理着一条断马力带。那女人怯生生地走上前来。小女孩儿在她怀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见我,就伸出小手,说:“叔叔,吃­肉­……”这孩子,竟然还认识我。我赶忙跑进窝棚,把早晨剩下的两个馒头递给女人。她连连后退着说:“不要,俺不要,俺想跟你打听点事。同志……听说,场长犯错误了?”

“嗯哪。”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是反革命?”

“也许是吧。好了,你快走吧,不要在我们这儿转来转去,影响不好。”

“好,好,好,这就好了。”女人把脸贴在女孩儿脸上,半哭半笑地说着,“秀秀,这下咱娘俩有指望了……”

女人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精­神病……”

当天晚上,我们在窝棚门口吃饭。黯淡的马灯光照着场长那张黑黑的脸,几只飞虫把马灯玻璃罩子撞得噼噼啪啪的。忽然响起刷拉刷拉的脚步声,一个长长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定住了。

“谁?”场长瓮声瓮气地问。

那影子急剧地移动着,来到我们面前。啊!是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小包袱,怀里抱着孩子。一到场长面前,她扑通跪在地上,抽泣着说:“好人,好大哥,你行行好,收留了俺娘俩吧……你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正好配一对……好大哥,俺早就看出你是个好人,你别嫌俺疯,俺一点也不疯……俺给你烧饭、洗衣、生孩子……秀秀,来,给你爸爸磕头……”

那个叫秀秀的小女孩儿看看场长,小腿一弯,也跪在了场长面前,用稚­嫩­的嗓子喊:“爸……爸……”

场长像被火烧了似的一下蹦起来,拉起女人和孩子,惊惶失措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大嫂,你醒醒神,唉,这是哪儿的话哟……”

这女人的举动不但使场长惊惶失措,连我和刘甲台也傻了眼,谁见过这种事呀!

“好大哥,你就答应了吧……”

“大嫂,这是绝对不行的,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你嫌俺疯?你们都说俺是疯子?”女人尖厉地叫起来,“俺不疯,俺心里亮堂堂的。‘白疤眼’每天夜里都去拨俺的门,都被俺骂退了……解放军,亲人,你行行好,带俺娘俩走吧。离开这黑沙滩,咱俩都是反革命……俺刚刚二十八岁,还年轻,什么都能­干­……”

场长求援地对我们说:“小刘,小梁,你们快把她劝走,我受不了……”场长逃命似的钻到窝棚后边去了。

我对那女人说:“你知道场长是怎样成为反革命的吗?就是因为他可怜你,让你搭车,给你钱,他才成了反革命!”

那女人胳膊一垂,小包袱吧嗒掉在地上。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她摇晃了好一阵。突然,她抱起孩子,跌跌撞撞地跑了。

“你的包袱!”我喊了一声。回答我的是一阵纷沓的脚步声和憋不住的哭声。沉沉的黑沙滩上,传来海水的轰鸣。

“未必不是一桩天赐良缘。”刘甲台冷漠地说。

“瞎说!”场长从窝棚后边转过来。

“她长得不难看,场长,比你强多了。”

“我不准你对我说这种话,刘甲台,我的军龄比你的年龄都大!”

“场长,你要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就娶了她;要是一身女人骨头,那当然就算了。肥猪碰门你不要以为是狗挠的啊,我的场长。”

“我崩了你个二流子!”场长暴怒地骂起来。“

刘甲台不说话了。他又吹起了口哨,在静静的初夏之夜里,这口哨声像一条条鞭子,在我们头上挥舞,在我们心上抽打。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黑沙滩啊……黑沙滩……

“小梁,我求求你,明天回去把我的抽屉打开,那里边有八百块钱,你偷着送给她,让她投亲奔友去吧,我实在是不能够啊……”

第二天,我回场部去拉柴油,顺便想替场长办了那件事。我看到黑沙滩上围了一大堆人。一个孩子狂奔过来。我截住他问:“孩子,那是­干­什么的?”

“疯子……疯子抱着秀秀跳海了……疯子淹死了……秀秀倒出肚里的水,活了……”

我的头轰的一声响。我扔下车子跑回窝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她跳海了……她死了……孩子救活了……”

两行清泪顺着场长那枯槁的脸庞流下来:“难道是我的错吗?难道是我的错吗?……”他喃喃地自语着,蹲在了地上,好半天没有动一动。

“伪君子!”刘甲台恨恨地说。

“我娶了她,她不会跳海。可是再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昵?你说,刘甲台,你说,再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呢?”场长对着刘甲台吼叫。

“我娶!”刘甲台毫不示弱地盯着场长。

“小刘,给我一支烟……”场长无力地坐在地上。那根烟连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天上没有风,初夏的太阳正在暖暖地照­射­着黑沙滩和明镜似的海湾。

“小梁,你把钱送给村里人,让他们给秀秀……”

我转身要走,刘甲台伸手拉住了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两个硬币,拍在我的手里……

浇完最后一遍水不过一周的光景,黑沙滩上的小麦就一片金黄了。而这时,黑沙滩村农民的麦田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少肥缺水,小麦未及成熟就被西南风呛死了。又是一个歉收年。黑沙滩的农民们眼馋地瞅着我们这三百亩丰收在望的小麦,半大毛孩子不时地蹿进我们田里,捋几把麦穗,用掌心搓去糠皮把麦粒填到嘴里去。场里把看守麦子的任务交给我们三个,严防老百姓偷盗。

关于疯女人与场长这段令人心酸的“罗曼史”,我没有向指导员汇报,尽管他再三问我,场长和刘甲台都有些什么反动言论和活动。场里这时正忙着总结与“民主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说,要塞区要在黑沙滩召开现场会,让郝青林作经验介绍。我虽然也在那封信上签过名,但已经没有人提起了,这反倒使我心里安定了不少。

田里的麦子一天一个成­色­,应该开镰收割了。场长派我去场部催指导员,指导员却说,再等两天吧,等开完了这个现场会。听说军区首长还要来参加呢,这可是马虎不得的事情。我回来把指导员的话向场长学了一遍,气得老头子直摇头。

“场长,你摇什么头?”刘甲台冷冷地说。

“这是血汗,是人民的钱!”

“有本事你去找指导员说去。”刘甲台激他。

“你以为我不敢去?”场长转身就要走。我急忙拉住他,劝道:“场长,算了,就拖几天吧,你别去惹腥臊了。”

当天傍晚时分,海上有大团毛茸茸的灰云飘来。西边的天际上,落日像猩红的血。海风潮湿,空气里充满咸腥味。天要变了。海边的天气变化无常,每当大旱之后,第一场风雨必定势头凶猛,并且往往夹带冰雹。场长是老黑沙滩了,他当然知道这个时节的冰雹意味着什么。他急躁不安地走动着,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人。

这一夜总算太平,虽然天­阴­沉沉的,风潮乎乎的。我们几乎一夜没眨眼。第二天一大早,场长也不管我们,疾步向场部走去。我和刘甲台紧紧跟着他,我劝他到了场里以后态度和缓一些,刘甲台却一声不吭。

场里正在大忙,几十个战士在清扫卫生,五六个战士在食堂里咋咋呼呼地杀猪。指导员两边跑着,嗓子都喊哑了,可战士们还是无­精­打采,那头猪竟从食堂里带着刀跑出来,弄得满院子都是猪血。

“老王,麦子!麦子!你看看这天,一场雹子,什么都完了!”场长截住气得发疯的指导员,急冲冲地说。

“老左,请你回去。一切我都会安排妥当的。”指导员­阴­沉着脸说。

“你看看这天,看看这天!”

“请你回去,老左!我再说一遍,请你回去!别忘了你目前的处境。”

场长浑身颤抖,几乎要倒下去,我伸手扶了他一把。

“梁全,刘甲台,你们赶快回去,严防阶级敌人偷盗破坏,麦子明天就收割。”指导员命令我们。

场长还想分辩,这时,一辆辆吉普车从远处的公路上开来了,在车队中央,还有一辆|­乳­白­色­的上海牌轿车。指导员有点气急败坏地对着我们喊:“快走!”他自己则跑去集合队伍,准备迎接首长了。我和刘甲台架着气得暴跳如雷的场长,几乎是脚不点地地向我们的窝棚跑去。

“好大的气派,黑沙滩这下要出大名了。”我说。

“这是场长的功劳。”刘甲台说。

“呸!”场长啐了一口唾沫。

麦田里有几十个人影在晃动,老百姓在偷我们的麦子。我们冲了过去。腿脚灵便的都跑了,只抓住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和几个小孩子。

“嗨,人一穷就没了志气……我六十多岁的人了,也来­干­这种事情……羞得慌呀,同志。可是这儿——”老汉指指肚子,“不好受啊!”

“同志,这天就要变,你看那云彩,五颜六­色­的,笃定要下雹子。这麦子,还不如让给老百姓,国家松松指缝,够老百姓吃半年啊。”

这时候,从遥远的海中,有隆隆的滚雷响起。风向忽然不可捉摸,一会儿一变。从西北方向的海平面上升腾起一大团一大团花花绿绿的云来。麦穗在惊恐不安地颤动。场长抬头看天。他的面部表情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了复杂的变化,忽而激愤,小眼睛­射­出火一样的光;忽而迷惘,眼神游移不定;忽而凄楚,泪花在眼眶里闪烁……最后他的脸平静下来,平静得像一块黑石头刻成的人头像。

风在起舞,浪在跳跃,鸥鸟在呜叫。乌沉沉的天上亮起了一道血红­色­的闪电,适才还是隐隐约约的滚雷声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场长,这天笃定要坏,解放军没空收割,我们老百姓帮忙,不能眼看着到手的粮食糟蹋掉……”

又是一道闪电,紧接着便是一串天崩地裂的雷声。场长平静的脸上突然闪过一道坚毅的光,他终于开口了:“乡亲们,你们快回村去叫人,就说,解放军的麦子不要了,谁割了归谁,越快越好。就说是解放军的场长说的,快,快啊!”

“场长,你疯了?”我惊叫一声。

“你才疯了!”刘甲台推我一把,高喊起来,“老乡们,快回去,拿家伙,谁收了归谁啊!”

人群一哄而散,向着黑沙滩村跑去。

“场长,你不怕……”

“怕什么?怕狼怕虎别在山上住!”刘甲台忿忿地盯着我。

“小刘,小梁,今天的事我自己承担。我知道,三百亩麦子只能使黑沙滩的老百姓过几个月好日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知道,这事会带来什么后果。事过之后,你们俩全推到我身上。”

“场长,刘甲台向您致敬!”刘甲台对着场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这个像冰块一样冷的小伙子,眼里的泪水在亮晶晶地闪烁。

“场长……我跟您一块去蹲监狱。”我说。

“小伙子,问题没那么严重。”场长拍拍我的脑袋说。

黑沙滩的农民们蜂拥而来,男女老幼、红颜白发,像一条汹涌的河……走在最后边的是八十多岁的鱼婆婆,她收养着秀秀。那天,我偷偷地把钱给了她……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中,在镰刀的刷刷声中,在粗重的喘息声中,我又一次听到了这支歌,那是刘甲台唱的。

“黑沙滩哄抢事件”被编成《政工简报》发到了全要塞区连以上单位。不久,要塞区开来一辆小车,把场长拉走了。

那天,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一大早,农场营院大门口就聚集了上百个老百姓,他们在无声地等待着。当载着场长的汽车缓缓驶出大门口时,人群像潮水一样拥了上去。

“场长!”

“左场长!”

人们呼喊着,什么声音都有,不要命地拦住了车子。司机只好停住了车,场长弯着腰钻出车来,身体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抖动不止。他说:“乡亲们……再见了……”

那天参加“哄抢”的一个老汉抓住了场长的一只手,眼泪汪汪地说:“老兄弟,是俺连累了你……俺吃了你的麦子,心里都记着账,日后光景好了,一定还给你……兄弟,你就要走了,没别的孝敬,乡亲们擀了点面条,你……吃一点吧,赏给乡亲们个脸……”

十几个­妇­女揭开用包袱蒙得严严实实的盆盆罐罐,双手捧着,递到场长面前:

“场长,吃俺的。”

“吃俺的,场长。”

鱼婆婆牵着秀秀,分开众人,颤巍巍地走上前来。她什么也没说,从秀秀手里接过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从每个盆里罐里夹起几根面条放到小碗里,那些面条切得又细又长,抖抖颤颤,宛若丝线。“我到年就八十八了,叫你一声儿子不算赚你的便宜,孩子,你吃了这碗面吧。这是咱黑沙滩的风俗,亲人出远门,吃碗牵肠挂肚面,省得忘了家,忘了本。”她把碗递给秀秀,说:“秀秀呀,把面给你爸爸……”

“爸……爸……”秀秀双手捧着小碗,一点一点举起来。

场长双手接过碗,和着泪水把面条吞了下去。

鱼婆婆低下头,把场长那半截牛皮腰带给他塞进裤鼻里:“你呀,往后要拾掇得利利索索的,村里的姑娘媳­妇­都笑你邋遢哩……”

“娘!”场长扑跪在鱼婆婆面前……

汽车载着场长走远了,但战士们、村民们没有一个离去,大家都泪眼蒙咙地望着那沿着大海蜿蜒而去的公路……

……这一年年底,刘甲台服役期满,复员了。我由于在“黑纱滩事件”中没站稳立场,也被提前复员处理了。我的“与红薯­干­离婚”的计划彻底破产了。我走时,郝青林到车站送我。他忙前忙后地照应我,仿佛是我的勤务兵。最后,他说:“梁全……这里的事……求你别回家乡说……”我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但还是点了点头。

回到家乡后,村里人议论纷纷:“早就说了嘛,梁家的小子成不了气候,这不,一年就卷了铺盖。人家郝家小子,人了党,升了副指导员,这就叫‘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

听着这些议论,我连头都不屑回过去。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在黑沙滩当过兵。

“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我的妻子撇撇嘴,打了一个哈欠。

确实,这故事本身平淡无奇,可是黑沙滩是迷人的。它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

岛上的风

txt?小?说?天堂

岛实在小,小得可怜巴巴。要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岛上驻上了一支队伍,要不是蓬城要塞区某位首长用阿拉伯数字给这个岛编了号,那么它连个名字也不会有。小岛面积零点三平方公里,岛上荒草没膝,杂树丛生,树上海鸟成群。最近两年,岛上又添了一种动物——家猫变成的野猫。家猫的上岛要从要塞区冯司令的上岛谈起。一九八0年春,冯司令从新疆大戈壁滩调到蓬城要塞区,为了熟悉情况,他乘上船运大队的登陆艇,把区内各岛转了一遍。他在008岛上发现野草鲜­嫩­,淡水充足,便忽然生出妙想,回到蓬城后,责令后勤部买了一百只小兔,一百只­鸡­雏,送上了008岛。冯司令命令岛上驻军只管把­鸡­兔放开,任它们自生自长,反正四面是海跑不了,几年之后,008岛就会­鸡­兔成群,就会成为“天然­鸡­兔场”,岛上战士的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但是,富有想象力的冯司令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只看到了岛上的野草和淡水,却没有看到岛上那些无穷无尽的石缝里藏着成群结队的大老鼠。这些老鼠像海盗一样凶狠,无法无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送上岛的二百个小动物消灭殆尽,剩下的几只小兔子被岛上驻军战士苏扣扣放在自己的床底下,用一只纸箱子保护起来,也未能逃脱海老鼠那尖利的牙齿。岛上又黑又壮的驻军战士刘全宝回胶东探家时也忽生奇想,求亲拜友,搞了十几只大小不一的猫,用纸箱子装上了海岛。他想来个一物降一物的战术,把岛上的老鼠消灭­干­净之后再来实行冯司令的大胆设想。谁知道,刘全宝历尽千辛万苦,在火车上、轮船上挨了列车员、服务员若­干­次训斥,说好说歹才未被罚款——总之是好不容易运上海岛来的猫。可是,这猫,竟不敢与海老鼠作对,反而狼狈为­奸­,专门爬上树去偷吃海鸟的幼雏。008岛上天真烂漫的新战士苏扣扣,竞天真烂漫地给冯司令写了一封天真烂漫的信。他向冯司令报告了“天然­鸡­兔场”的破产和家猫的改行,请求冯司令送二十只羊羔或两头肚皮上带白花的小­奶­牛上岛。苏扣扣在信的末尾写道:冯司令,要是这个计划实现了的话,那么,等您下次上岛时,我们就可以用牛­奶­和羊­肉­包子招待您了。冯司令看了这封信,没顾上处理就接到紧急通知到军区开会去了。信随便地放在书桌上,他的在w城大学读书的女儿冯琦琦放暑假回来,正愁着在小小的蓬城无法打发漫长的假期,看到苏扣扣这封信,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这个生物系动物专业的高材生,达尔文的狂热崇拜者,立即找到要塞区参谋长,说明了要上岛考察的意思,参谋长把电话挂到船运大队,船运大队的03号登陆艇恰好要在甘泉岛守备连送给养,008岛是他们的第一站,正好把冯琦琦带上。

03号登陆艇停在008岛那片狭小的海滩前的海面上,放下小艇,把岛上驻军半个月的给养和半个月的报刊书信、连同冯琦琦送上沙滩。03号艇上面孔黝黑、牙齿洁白的小艇长亲自跑上沙滩,把岛上驻军最高首长——副班长李丹拉到一边,郑重交代道:“老弟,那位是冯司令的千金,芳名冯琦琦,不知哪根神经不正常,要上岛考察什么‘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见鬼!参谋长要我告诉你们,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少她一根汗毛,拔你十根胡子!”

李丹用眼睛瞥瞥站在沙滩上啪啪按动照相机快门给海岛拍照的冯琦琦,问:“她是­干­什么的?”

“w城大学学动物的,——疯、丫头,要塞大院一号种子。当心别让她爱上你,爱上你倒也好——那你这个守岛七年的二茬光棍就有靠山了。——老弟,你是怎么搞的,连个老婆都看不住?”

“行喽,老兄,别提这些恶心事了。”李丹与小艇长同年入伍,都是北京人,说起话来也就不顾忌。

“你也天生是笨蛋,要是我,就不同意离,硬给她拖着。”小艇长抽出一根烟,扔给李丹,自己也抽出一根点上,“听说你连那个‘第三者’的毫毛也没动一根?要是我,先揍他一顿,然后到法院告他一状,妈的,老子在海岛为你们站岗放哨,你们在后边拆散我们的家庭,难道这还不犯法?”

“算了吧,艇长先生,本人现在不去为这些事伤脑筋,你们这些两栖动物闲着没事,就多给报纸上的道德法庭写几篇文章,为当兵的摇旗呐喊。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你给我带来了麻烦——岛上只有三间东倒西歪的屋子,一场台风就能刮倒,你让我怎么安排她睡觉,安排进大石缝里,让毒蛇和野猫把她吃掉?”

“随你的便,反正我把她交给你时不缺胳膊不少腿。”

小艇长拉着李丹来到冯琦琦面前。

“冯琦琦同志,这位是李副班长,008岛的酋长,你的吃喝住行由他负责。‘女达尔文’,本人不能奉陪了,半个月后我来接你下岛,祝你考察顺利。”小艇长像移交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把冯琦琦交代给李丹,便跳上小艇向大艇划去。他的03号艇还要赶到甘泉岛去。

008岛离甘泉岛还有三十涅,而这时,七月的太阳已经距离海面不远,海水已被阳光映照得一片金黄,成群的海鸟也抖动着染着紫红­色­光辉的翅膀,啼叫着在小岛上空盘旋着。尽管这008岛上有几十只凶恶的野猫,可它们还是在这儿栖息、作巢,生儿育女。

冯琦琦是个脖颈光滑洁净,双腿颀长优雅的漂亮姑娘,此刻,这个健美的胸脯上挂着w城大学自底黑字校徽,头戴一顶花边小草帽的姑娘正站在008岛的金­色­沙滩上,在全岛驻军的睽睽目光下受着审查。所谓全岛驻军,其实不过四个大兵:白净面皮的副班长李丹,黑不溜秋的刘全宝,小胡子乌黑的向天,满脸茸毛的苏扣扣。四个大兵专注的目光使一向泼辣大胆闻名于w大学生物系和要塞区大院的冯琦琦,也有些不自在起来。她面皮有点微微发烧,心里也有些惶恐。但她毕竟是将门虎女,毕竟是最崇拜达尔文并多次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认为人与人之间也是“最强者生存”的未来的动物学家,她向前跨了一步,莞尔一笑之后说:“­干­吗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从海里爬上来的女特务。”

“欢迎您小岛考察,冯琦琦同志。”李丹不卑不亢地说。

“冯——琦——琦——?好美的名字!你是踏上我们008岛的第一个女­性­,你给我们这些孤岛鲁宾逊带来了光明。”留着小胡子的向天油腔滑调地说。

“胡扯谈!俺孩子她娘去年还上岛住了两个多月,连你的臭袜子都洗过,她难道不是女­性­?”胶东大汉刘全宝愤愤不平地反驳向天。

“她?当然不算。女­性­,是指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向天狡辩着。

“那你说,你妈妈要算男­性­了?”刘全宝闷声闷气地问。

“老刘,­干­吗要骂人呢?”向天满脸发红,尴尬地说。

“哈哈,谬论家又被庄户孙打败了。”苏扣扣拍着手笑起来。

“得了,得了,苏扣扣,做你的­奶­牛梦去吧!明天冯司令就会给你送两头­奶­牛来。”向天嘲弄道,“你怎么不让冯司令给你送个媳­妇­来?”

“老向你不相信?等到冯司令真把­奶­牛送来,挤了牛­奶­你别喝。”苏扣扣说。

“冯司令会管你这些屁事!他老人家早就把008岛给忘了,你那封信不知在哪个字纸篓里睡觉哩,”向天轻蔑地皱皱鼻子,“上次冯司令来岛,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为了登报扬名,你没看到军区小报登着‘冯司令视察海岛,关心战士生活,解决战士困难’,狗屁!”

“向天!”李丹愠怒地喝道,“闭住你的嘴巴,把这袋土豆扛到伙房去。”

“副司令,别发火嘛。不让说咱不说还不行?”他弯下腰,说,“来,老刘,把麻袋给我搭到肩上。”

刘全宝和苏扣扣把满满一麻包土豆抬到向天背上,向天吭吭哧哧地走了。

“冯琦琦同志,请不要见怪,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李丹不冷不热地对冯琦琦说。

冯琦琦点点头,她抬头望望扛着沉重的麻包在前边歪歪斜斜地走着的向天,心情一时很复杂。她对苏扣扣说:“小苏,据我所知,你那封信冯司令看了,也没扔到字纸篓里。”

“你是怎么知道的?”苏扣扣惊诧地问。

“我,是他的女儿。”

“啊?”苏扣扣和刘全宝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李丹脸­色­冷漠,挟起两袋子面粉向着营房走去。

李丹率领着三个大兵,在那间储藏室里为冯琦琦安了一张床板。008岛上没有招待被褥,李丹摘下了自己的蚊帐,老刘抽出了自己的褥子,苏扣扣拿出自己的被子,向天拿出自己的棉衣捆成一个枕头,七拼八凑,总算把这个千金小姐的床给铺好了。晚饭是在战士们的宿舍吃的,冯琦琦慷慨地拿出自带来的两袋牛­肉­­干­让战士们吃,但只有向天吃了几块。老刘和苏扣扣看着李丹的脸­色­,李丹不吃,他们也不吃,这反倒弄得冯琦琦很尴尬。晚饭后,李丹送给冯琦琦一个手电筒,两支蜡烛,一盒火柴,把她送到储藏室,转身就走了。

海岛的夜晚冰凉潮湿,海浪冲撞着房子后边的礁石,发出阵阵轰鸣。冯琦琦在跳动的蜡烛下枯坐了一会,觉得寂寞无聊,便吹灭蜡烛拉开被子睡觉。潮湿的被褥使她感到浑身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海浪轰鸣的间隙里,传来一种若有若无的时断时续的窸窣之声,像蛇在草丛中爬,像钢丝在风里颤抖,像­精­灵在黑暗中喁喁低语,冯琦琦不觉有些害怕起来,便翻身下床,又重新点起蜡烛。床板下忽然传来“吱吱”的怪叫声,她揿亮手电灯一看,差点吓昏过去,原来,一条胳膊粗的黑蛇缠住一只大老鼠。冯琦琦惊叫一声,夺门而出。

住在隔壁的战士们闻声跑来。

“蛇……蛇……”冯琦琦结结巴巴地用手指着储藏室。李丹捏着手电筒走进去,对着床铺下照了照,若无其事地说:“蛇为我们除害,很好嘛。哎,你不是上岛来考察‘生存竞争’的吗?就从这里开始吧!”

“你别怕,蛇根本不会向人主动进攻,我刚来时也怕得要死,后来才不怕了。我们副班长说,他们刚上岛时,见蛇就打,结果把老鼠的天敌打光了,老鼠才猖獗起来。现在,蛇是我们岛上的重点保护动物哩。”苏扣扣说。

“我敢跟蛇一个床上睡觉。”向天说。

苏扣扣说:“老向就会吹牛皮!”有本事你把这条黑花蛇拿到床上去,我今天夜里替你站一班岗。“

“向天,去拿把铁锹来。”李丹支派走向天,对冯琦琦笑了笑,有的人以为小岛上除了音乐就是诗,可不知道小岛上还有粗话和牢­骚­。“

“我是研究动物的。”

“你研究人吗?人也是动物。”

“马克思说,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想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

“这是错误类比。”

“哈?你还学过逻辑?”

“只要拿出钱走到书店里,对当兵的和大学生一视同仁。”

“你现在自学的方向是……”

“正前方。”

向天拿来铁锹,把那条和老鼠纠缠在一起的蛇铲出去,扔在草丛里。惊魂未定的冯琦琦揿着电筒,把储藏室的每个角落都照遍了,唯恐再有一条蛇钻出来。

第二天早晨,冯琦琦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海滩上有噼噼啪啪的声响,起初她以为大兵们在放机关枪,连忙爬起来一看,嗬!原来是四个大兵围在一起放鞭炮。海滩上落了一层花花绿绿的碎纸片,空中弥漫着硝烟气味。苏扣扣那张娃娃脸上满是笑容,他站在一块突兀的礁石上,高声喊道:“妈妈,十七年前你在这个时刻生下了我,现在我站在大海中向你致敬!您的儿子十七岁了,能为您站岗了,身高一米六十二点五了,体重——不知道,反正比刚当兵时长胖了,妈妈,我挺想您,副班长说,站在礁石上高声喊您就会听到的——妈妈——!”

冯琦琦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她急忙跑回屋去拿来照相机,想把苏扣扣站在礁石上喊妈妈的情景摄下来,可是等她回来时,苏扣扣已经跳下礁石,向着她走来:“老冯同志,今天我过生日,副班长决定放假,全班为我庆祝,你愿意参加吗?”苏扣扣期待地望着她。

“愿意,当然愿意。”苏扣扣站在礁石上那一番真情高喊,好像推开了冯琦琦心灵深处的一扇窗户,从那里吹出了一股温暖的风,传出了一种委婉的音乐,使她鼻子酸溜溜地难受。她决定推迟自己的考察计划,先来考察考察这几个守岛兵,尤其是那个谜一般的副班长,也许,这比她原来的计划有意义得多。

“副班长,老冯同志也要参加我的庆寿大会!”苏扣扣高兴地对李丹说。李丹笑着点点头。

上午九点钟,潮水退下去了。沙滩上,四个守岛兵和冯琦琦围圈而坐。

“同志们,今天是小苏同志在十七诞辰。他基本上还是个小孩,可是他已经在这远离大陆的小岛上过了一年,晚上站岗,白天巡逻,一年四季,风霜雨雪,永远是那么欢欢乐乐,无忧无虑,我提议,为我们这个小兄弟的十七大寿,­干­杯!”李丹眼眶潮湿地说着,举起装满了白开水的搪瓷杯来。

“­干­杯!”四个搪瓷杯和一个铁碗碰到一起,水溅了出来。

每个人都喝了一口白开水,苏扣扣提议:“今天是我的生日,每人要出一个节目为我祝寿,行不行啊?”大家都点头答应。

“第一个节目,请副班长为我作首诗。”苏扣扣点将了。

“胡扯谈,我哪会作诗?”

“别谦虚了,‘副司令’,谁不知道你是大诗人,军区报上三天两头发作品。”向天嘴里嚼着冯琦琦拿来的巧克力说。

“好吧。”李丹双手搂住膝盖,默想片刻,低低地吟哦道:

我爱岛,

我爱岛上的风。

因为它永远眷恋着海岛,

即使去趟大陆,

也总是匆匆地赶回来,

像一个忠诚的守岛兵。

“这算什么诗?简直是大白话。”向天高叫道,“副司令,来一首有味的,关于爱情的。”

“这一首里就全是爱情。”李丹说。

“不假,全是爱情,那海风,不就像我老刘吗?即使去趟大陆,也是匆匆地赶回来。俺孩子他娘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刚会走路的小儿子扎煞着小手叫爸爸,当时我那心呐,全都是爱情啊!就像那大浪头淹没礁石,哗——!千百条小溪从礁石上往下流。我想,何必呢?守岛七年了,连儿子的义务都尽够了,该回去了。可俺孩子他娘说,海生他爸,只管走你的,别记挂俺娘们,我饿不着,冻不着,村里照顾得挺好,你就在那儿安心­干­吧。领导上不撵你走,你自己别要求往家走,……咳,俺那口子,真不愧是胶东老根据地的女人呐……”

“嗬,嗬,老刘,今儿是给扣扣祝寿,怎么又把孩子他娘给扯出来了?”向天不耐烦地说。

“说吧,说吧,老刘,我愿意听!说说大嫂是怎么爱上你的。”苏扣扣道。

“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祝寿。”

“那么,老刘,唱支歌吧,唱个山东小调‘送情郎’。”苏扣扣说。

“老刘,你行行好,千万别唱,你那嗓门杀人不用刀。”向天挖苦道。

“老刘,唱吧。”李丹说。

憨厚的老刘,脸上突然显得肃穆起来,他把两只大手放在膝盖上来回擦着,擦着,脸憋得红红的,吭吃了半天,突然抬起头。他的嗓音醇厚,唱起歌来其实非常好听:

送情郎送到大门外,

妹妹送郎一双鞋,

千针万线一片心,

打不败老蒋你别回来。

送情郎送到大路边,

妹妹掏出两块大洋钱,

这一块你拿着路上做盘缠,

这一块你拿着去买香烟。

这些年来,冯琦琦听过各种各样的歌唱表演,但那些衣着华丽的歌唱家的歌声里,都缺乏老刘的歌声里所蕴含着的真情和魅力,老刘的歌声唤醒了她心灵深处深藏不露的女人的温情,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海浪上飘浮,而歌声就是托住她的浪花……

“老刘,你唱得太好了……”冯琦琦举起水杯,说,“我提议,为小苏的十七大寿,也为老刘的那位妹妹,­干­杯!”

“­干­杯!”

“该你了,老向,出个什么节目?”苏扣扣问。

“我?我说个笑话。有一个县官做寿。”

“不听,不听,说过多少遍了。”

“好,另说一个。有一个小伙子对姑娘说:”你要这要那的,不怕人家说你是个高价姑娘吗?‘姑娘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嘛!’”

“没劲。”老刘道。

“我再说一个,不信说不笑你们。”

“算了,老向。”苏扣扣说着,看了一眼李丹。

李丹脸­色­­阴­沉,额头上显出两道深深的皱纹。

“副班长,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触你的伤疤……”向天嗫嚅着说。

“副班长,这样的坏女人不值得留恋,她跟你离了正好,你要是不嫌弃俺胶东姑娘长得腰粗脸黑,就让俺孩子他娘给你介绍一个,保证贞节可靠。”

“那样,副班长可就回不了北京了。”向天说。

“回北京­干­吗?北京有什么好的?满街筒子是人,汽车来回窜,走个路都提心吊胆的,哪如俺胶东好,俗话说:烟台苹果莱阳梨,胶东姑娘不用提……”

“好了,兄弟们,为了小苏的十七大寿,­干­杯!”李丹举起搪瓷缸把半缸子水咕咚咕咚喝下去。

“小苏,我也要为你出个节目吗?”冯琦琦低声问。

“谢谢你,老冯同志,老冯,冯大姐,你就给我讲讲‘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吧……”

“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这种斗争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而尤以同种间的个体斗争最为剧烈……而本种同­性­的个体间的斗争更为剧烈,其结果并不是失败的竞争者死去,而是它少留后代。雄­性­鳄鱼当要占有雌­性­的时候,它战斗、叫嚣、环走……雄孔雀把美丽的尾巴极小心地展开,吸引伴侣……总之,对于两­性­分离的动物,在大多数情形下,为了占有雌者,便在雄者之间发生了斗争。最强有力的雄者往往取得胜利。成功取决于雄者具有的特别武器,或者防御方法,或者魅力,轻微的优势就会导致胜利……这就是说,在自然界里,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社会……”冯琦琦面红耳赤地解释着。她忽然觉得,她奉之为人生信条的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对于人,对于这些兵,如果机械地套用和推论,那将要出现很多的不可解释的矛盾。

“你总算学聪明了一点,冯琦琦同志。有的男人并不一定使用他的‘特别武器’、‘防御方法’和‘魅力’,有的女人,也不一定去注意这些东西,人是动物,但动物不是人。”李丹说。

三个战士瞅着他们的副班长和面­色­苍白的冯琦琦,仿佛坠进了十里烟雾。而这时,明丽的太阳竞不知何时变得灰蒙蒙的了,有大块大块的铅灰­色­的乌云从东南方向滚滚飘来,雾蒙蒙的海面上开始涌起了一排排平滑的长浪,那长浪仿佛长得无边无沿,像一道道田埂追赶着向这片小小的沙滩涌来,海面上的鸟低低地盘旋着,惊恐不安地叫着。

“向天,今天早晨收听天气预报了吗?”李丹问。

“没有。”

四个大兵的脸都­阴­沉起来。眼下正是台风季节,而这一列列的长浪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

冯琦琦根本没来得及进行她的“生存竞争”考察,就被大风关了禁闭。她自小跟随当兵的爸爸走南闯北,也算得上是个见过世面的姑娘。内蒙古草原的白毛风,新疆戈壁滩的黄沙风,她都见过,可是那些风比起008岛的风来,简直都不值一提了。那天上午,海上起了长浪之后,“苏扣扣祝寿大会”仓皇而散(这个祝寿会本身就开得不吉利,冯琦琦暗想),刘全宝忙忙碌碌地去做饭,苏扣扣到岛上的山泉那儿去背水,李丹和向天和着水泥堵塞房子裂开的缝隙。冯琦琦从向天的骂骂咧咧中,知道了这排没有任何防风加固措施的简陋住房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第一批驻岛兵盖的,几十年没有翻修过,甘泉岛守备连向要塞区后勤部连打了几个关于翻修008岛营房的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妈的,老子要是在这次大风中被这破房子砸死,一缕冤魂不散,先去把后勤部长卡死。”向天骂道。李丹瞪他一眼,他不说了。

半夜时分,冯琦琦被一种惊天动地的声响惊醒了。房子外面犹如万炮齐鸣,瓢泼般的大雨像密集的子弹扫­射­着房瓦,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闪电,一个个带着浓烈焦糊味的炸雷,仿佛就在房顶上。冯琦琦透过玻璃窗向外看去,借着一阵阵耀眼的电光,她看到岛上的树木都几乎匍匐在地上,瓦檐上的流水像湍急的瀑布飞泻而下,岛上成了一个水世界。她感到房子在哆哆嗦嗦地抖动,房梁也在咯咯吱吱地响。她恐惧地拉过被子蒙住了脑袋,尽管那条被子上有一股浓重的汗酸味,她也全然不顾了。

老天保佑,总算熬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夜。第二天清晨,暴雨停歇,但风力没有削减,冯琦琦站在床板上,望着狂暴的海。她已经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了,海天连成一气,融为一体,变成一锅沸腾的滚水。远处海面上那些狼牙般的礁石也看不见了。这情景让冯琦琦不寒而栗。台风要把一个瘦长的姑娘卷到大海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因此,她只能胆战心惊地在这间­阴­暗的储藏室里徘徊。桌上有老刘亲手做的六个大馒头,足够她吃三天的,桌子下边放着两暖壶开水,够她喝两天,一张废报纸上摆着六条烧熟的咸巴鱼,够她吃半个月,所以,尽管形势险恶,孤独、寂寞,心里发毛,但毕竟死不了人。

狂风暴雨一直折腾了一天两夜。早晨,风停了。这突然的安静竟使冯琦琦更加惶惶不安。她的年轻健美的身躯,竟一阵阵不由自主地颤抖,像在风雨中发抖的树叶。她没有勇气去打开那扇门,然而,大兵们已经把门敲响了。

“老冯,冯大姐,还活着吗?”苏扣扣在门外哈哈地笑起来。

冯琦琦不愿意将自己的软弱暴露给别人看,赶忙整衣整容,屏神息气,平平静静地开了门。

“让你受惊了。”李丹那双眼里仿佛有火花跳跃了一下,也不知是嘲讽,还是关切。

“我欣赏了一幅壮丽的油画。”冯琦琦轻松地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我向天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别高兴得太早了,先生,这是台风眼。”刘全宝顶了向天一句。

“台风还有眼?”生物系高材生对气象学一窍不通,惊诧地问。

没有人来向她解释台风眼的问题。大家一齐跑到高坡上,张望着愤怒的海。尽管此时觉察不到风的流动,耳边听不到风的呼啸,但海水还在躁动咆哮。海中央好像有无数的恶龙在厮杀,一片片高如屋脊的黑­色­浪头,拥拥挤挤地,漫无方向地在海中碰撞,浪头碰着浪头,像一群巨人在摔跤,角逐。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站起来。整个海面成了一片奇峰突兀,怪石岐艚的山峦。海空中没有一只鸟。海鸟正躲在岩缝里缩着脖子打哆嗦。小岛的树木微微抬起折弯的腰,好像随时准备趴下去,一些满身绒毛的鸟雏被摔死在地上。这时,冯琦琦忽然想起了爸爸的关于“天然­鸡­兔场”的设想,要是老头子经过一番008岛暴风雨的洗礼,绝对不会生出这般天真的幻想的。那兔、那­鸡­能禁得起这样激烈的风吹雨打吗?即使岛上没老鼠。看来,苏扣扣的“牛羊”设想也许可行,冯琦琦想着,不禁哑然失笑,她已决定,回去后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向老头子报告,撺掇爸爸给008岛,给苏扣扣送几只羊、几头牛……而这时,又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象令这位未来的女学者冯琦琦眼界大开:只见那厚厚­阴­沉犹如一块沉重幕布的灰­色­天空,忽然裂开一条缝,露出了一线瓦蓝的天空,那线晴空蓝得刺目耀眼,令人不敢仰视,像苍天的一只眼睛,这就是所谓的“天眼开”吗?谁知道!那“天眼”周围则是立体的云,层层高耸,像一道悬崖峭壁。冯琦琦被这瑰丽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面孔自得没有一丝血­色­。她偷偷地看了一下四个大兵,发现他们也都面有惶然之状,看来,这“天眼开”的景象他们也是初次见到。

“上帝保佑,阿门!”向天滑稽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天眼”很快就闭上了。天又变得昏暗起来,云层也越压越低,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云朵与浪头连接在一起,一大朵一大朵飞速旋转的黑云仿佛在浪间穿行,云与浪组成一道环形的高墙,在一步步地向里压缩,拥挤。小岛变成一个井底,井壁是海水,恶浪如张牙舞爪的怪云。空气凝重,气压越降越低,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怖使岛上的生物都像死去了一般鸦雀无声。冯琦琦看到在一条石缝里蹲着两只浑身­精­湿的野猫,扎煞着又长又硬的胡子,眼睛发着绿光,一动也不动。另一条石缝里,几十只海鸟拼命挤在一起,几十条细长的鸟脖子簇拥起来,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捏拢着它们……

“我,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有一个地理老师说……月亮大得很,那上边可以住几万万人……一个小学生突然笑起来,老师问:”你笑什么?‘学生说:“老师,月亮变成月牙儿的时候,那上边的人多么拥挤啊!’……”

向天舌头打着嘟噜说完笑话,冯琦琦、苏扣扣、刘全宝都笑了。但那笑容宛如一道淡淡的霞光,顷刻就消逝了。唯有李丹朗声大笑,笑得那么开朗,那么真诚:“向天,你这个笑话质量高,等台风过后,你把它写下来,寄到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去,肯定能发表。”

“我就是从那上边学来的。”

大家又一次忍不住地笑了。向天却一反常态,抽抽搭搭地像要哭起来:“妈的,这鬼地方……这鬼风……老子要是这次死不了,说啥也要打铺盖上岛……哪怕到大陆上去蹲监狱,也比呆在这鬼地方好……”

“窝囊废!”刘全宝鄙夷地骂了一句。

“老弟,擦­干­眼泪,赶快上伙房烧水做饭。老刘,你也去。小扣扣跟我一起去,把我们的宿舍给冯琦琦腾一间,离得近点,准备万一。走,去搬床铺。”李丹拍拍向天的肩头,又转过脸来问冯琦琦,“你同意吗?”

“谢谢……”冯琦琦忽然感到有股热流哽住嗓子,泪水溢出了眼眶。

“等台风过后,让我们一起来考察008岛的生物链条,我们当兵的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李丹脸上那种一贯的冰冷讥讽的表情消失了,他真诚地说。

冯琦琦永远也忘不了李丹这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细腻感情,这个心灵上烙着巨大创伤的年轻人,那真诚的面孔显得十分感人。

年轻的人们分头忙碌起来。李丹和苏扣扣随着冯琦琦来到储藏室帮助冯琦琦搬家。冯琦琦把牙缸、牙刷等杂物归拢好,又顺手从墙上搞下那顶用金黄|­色­麦秸编织而成、俏皮的帽檐上镶着花边的遮阳小草帽,这时,她凭着下意识,感到有两道炽热的目光盯着她的手,她抬起头,果然看到李丹的那一瞬间又变得复杂莫测的眼神。

“你喜欢吗?……这顶草帽……是我同学回北京时从工艺商店排队买的……”她说,“现在北京姑娘最时兴戴这种草帽……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冯琦琦语无伦次地说着。

“不,不,不喜欢。”李丹摇摇头,走上前去,把被子搬走了。

冯琦琦一把拉住苏扣扣,问:“小苏,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副班长的爱人……不,那个坏女人,就是被人用一顶花边草帽引去了的……不,我也说不清楚……”苏扣扣慌慌张张地说,“副班长,这就抬床板吗?”

如果一场巨大的台风是一台戏剧。那么,如田埂般平滑的浪头在海上奔涌追逐就是序幕;第一个风浪冲击波是不同凡响的初潮;令人心灵压抑张皇失措的“台风眼”是惊心动魄的过渡;而“台风眼”之后的风暴就是真正的Gao潮!冯琦琦上岛后第五天下午,这个Gao潮就铺天盖地地展开了。起初,五个年轻人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可当“台风眼”匆匆过去,强台风最疯狂的第一声怒吼从大洋里扑上小岛之后,谈笑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大家按照事先的布置,把武器,食物放在身边,随时准备在房子经受不住暴风雨时冲出去,冯琦琦是刘全宝的重点保护对象,如果一旦发生情况,刘全宝就要不顾一切保护她——这是李丹暗暗交代给刘全宝的命令。

对008岛上这几间简陋的房屋来说,最大的威胁好像不是风,因为它建筑在岛子避风的低洼处,它的后边是一排屏障般的礁石。所以,尽管几十年来年年台风不断,但都未能摧毁它。但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的台风引起了强烈的海啸,一个个高如山峰的黑­色­巨浪飞过礁石,像一颗颗重磅炸弹,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劈头盖脸地对着房子砸下来。五个年轻人围成一团,瞅着四壁和摇摇欲坠的房顶,在狂风巨浪中,他们觉得这房屋像纸糊的玩具一样,随时都可能坍塌在地上。副班长李丹面有踌躇之­色­,他正在紧张思索,权衡着撤出房屋与留在屋里凭侥幸度过这场灾难的利弊。但这时,房子里的人听到一阵如群狼叫嗥、如鼓角齐鸣、如裂帛、如惊雷、如迪斯科滚石音乐般的巨响,房顶塌陷下来,海水灌进房子,窗玻璃进成无数碎片。

“快,带上武器冲出去!”李丹高喊着。在海的嘈杂吼声中,李丹的喊叫,微弱得就像蚊虫在遥远的地方嗡嗡嘤嘤。

刘全宝把冲锋枪甩上肩头,拉住吓得已浑身瘫软、双眼迷离的冯琦琦,一脚踢开房门,冲了出去,海水哗啦一声涌进屋来。向天什么也没顾上拿,空手从窗口跳了出去。这时,又一个巨大的浪头砸下来,海水混杂着房顶上的砖石瓦块落了下来。一根沉重的水泥预制梁打在正在把班用轻机枪抡上肩头的苏扣扣的腰上,苏扣扣扑倒在水里。房子的后墙经不起这连续的打击,像一个疲乏的老人一样缓缓地倒过来。李丹脸­色­铁青,一步冲上前去,用他那瘦削的肩头顶住了那堵墙壁。“快来救扣扣——!”他竭尽全力喊了一声。被风吹得紧贴石阶小路,拖着冯琦琦向高坡爬行的刘全宝,隐隐约约昕到李丹的喊声,回头一看,只见面­色­惨白的向天跟在他的身后,李丹和苏扣扣没有出来。“向天,你妈的!”刘全宝把冯琦琦推到向天那里,喊道:“紧拉住她!”便团拢身子,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回到已泡在海水中的房子里。他掀起水泥预制梁,把昏迷不醒的苏扣扣拖出来。这时,那堵危墙已经压弯了李丹瘦瘦的身躯。李丹的军帽已被海水冲走,头发零乱地粘在脸上。嘴­唇­上流出了血。手托着苏扣扣的刘全宝一步跨出房门,没及回头,就听到背后轰隆一声闷响,砸起的水花溅了几丈高……

“副班长——!”被风浪冲击得左摇右晃的刘全宝大叫一声,泪水就蒙住了双眼。

“副班长——!”双手紧紧地抓住一棵小树的冯琦琦和向天也撕肝裂胆地叫了一声。

刘全宝背着苏扣扣,像一只海豹一样,慢慢地往上爬,海水时而淹没他,时而又露出他。等他来到向天身边时,回头一看,他们的营房已无影无踪,只有在风浪喘息的间隙里,才可以看到坍在水里的房顶。冯琦琦两眼发直地盯着那吞没了李丹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金黄|­色­的圆点跳动了一下,又跳动了一下,……啊,是她的那顶漂亮的遮阳小草帽……

“副班长——!”刘全宝、冯琦琦、向天一齐喊叫。然而,回答他们的只有风浪、海水、雷鸣、电闪、鞭子一样的急雨,一排巨浪滚过,冯琦琦那顶曾使副班长李丹触景生情的花边草帽也消逝得无影无踪。

刘全宝背着苏扣扣,向天拉着冯琦琦,一点一点地向小岛中心的制高点爬去,那里,虽然他们的小岗楼早已被台风掀下大海,但岗楼后边的岩石上,有一个凹进去的石罅,也许能够安身。当他们挣扎到那里时,都已衣衫褴褛,遍身泥泞,刘全宝的两个膝盖血­肉­模糊,苏扣扣依然昏迷不醒……

站在小岛的制高点上,三个年轻人再次认识了台风这个横行恣肆的恶魔的狰狞面目。大学生冯琦琦从牙缝里咝咝地向里吸着凉气,心脏像被攥住了的小鸟一样扑棱乱跳。她甚至无法从她的词汇仓库里挑出几个语词来形容这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世界。连刘全宝这个七年的老海岛兵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这骇人的景象,那黑脸上爆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向天的小脸焦黄发灰,双目呆滞无光,看起来,他的心里也在刮台风,也许是在为那片刻的怯懦而后悔吧?那挺班用轻机枪,本来是应该由他负责带出的,副班长有明确的分工。可是,他不但扔下了轻机枪,连自己的半自动步枪也扔掉了。

这场台风的强烈程度确是罕见的。在他们眼前,海与天连在一起,浪花像节日的礼花在空中成片成片地进散、飞溅,急雨抽打着浪花,浪花与急雨交织在一起,无情地冲刷着这此刻更加显小、小得如一粒弹丸的小岛。天地之间都是灰­色­,这颜­色­随着怒潮的起落不时发生着变化,时而铁灰,时而深灰,时而又是拂晓前那种淡雅的银灰­色­。那风也是漫无方向地乱撞乱碰,像一条被网住了的鲨鱼,恨不得把天地间的一切撕咬得七零八落。

在这个小小的石罅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的生物。湿毛贴着骨头、拖着长长的死蛇般的尾巴的野猫,惊吓得唧唧咕咕乱叫着的海鸟,这些本来是冤家对头的生物竟然也挤在一起,海鸟们甘愿冒着被野猫吞掉的危险而栖身石罅,这又令动物专业大学生冯琦琦那根对动物生存现象最敏感的神经向大脑中枢传递了几个信息,但这信息稍纵即逝,犹如敲打燧石时进出的火星。

向天发疯似的从刘全宝肩上摘下冲锋枪,一下子扣倒了快机,三十发子弹在几秒钟内喷吐出去,弹头打得石罅里火星飞进,乱石飞溅,有一块尖利的石片贴着冯琦琦的腮边飞出去,使她的脸上渗出了一层小血珠。十几只野猫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凄厉地叫着蹭蹭地窜出去,那些海鸟扑棱棱地飞出去,有的即刻就被狂风像卷着一片枯叶一样抛了出去,有的则又大着胆子,仄楞着翅膀飞回石罅。

“谁让你随便开枪!”刘全宝放下苏扣扣,踢了向天一脚,夺回冲锋枪骂道,“妈的,对着畜牲逞英雄!刚才你要不跳窗逃走,副班长能……”

“我该死啊!”向天蹲在地上,双手狠命地撕扯着乱蓬蓬的头发,嘶哑着嗓子哭起来。

冯琦琦和刘全宝把苏扣扣安置在石罅的最里边。苏扣扣呼吸急促,两条眉毛在上上下下地跳动。看来他的伤很重。冯琦琦伸手摸摸他的脉搏,脉搏缓慢重浊。冯琦琦仔细端详着苏扣扣,忽然发现这个小兵十分漂亮,那小小的双角上翘的嘴巴,长长的睫毛,凸出的,光滑明净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她真想俯下脸去吻吻这个可爱的小弟弟,但毕竟男女有别,况且对方是个大兵。她不知道狂风还能刮多久,不知道这个小战士的命运如何,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她心里发起酸来,便紧紧地咬住嘴­唇­,把那哽咽之声强咽下来,泪水却汩汩地从她脸上流下,反正,水花时时飞溅过来,谁也分不清她脸上是泪水还是海水雨水的混合物。

四个年轻人从风暴海啸的魔掌中逃到石罅已经两个多小时。扣扣醒过来一次,但很快就昏睡过去。冯琦琦的那块在如此狼狈的迁徒中,竟然没有丢失而且还滴滴答答走个不停的罗马女表的时针刚刚指向六点,天地闻就拉开了无边无际的夜幕。石罅里漆黑无光,只有远处的海面上,近处的礁石上,因海水激烈振荡、海浪猛烈碰撞而使某些发光浮游生物和发光细菌放出一片片闪闪烁烁的绿­色­磷光。这是一个真正的饥寒交迫之夜,刘全宝把裤子、褂子全脱下来,盖在了苏扣扣身上,自己身上只穿着裤衩背心。冯琦琦穿着一件薄薄的无袖连衣裙,这种衣服只能遮体不能避寒,风雨袭来,冯琦琦感到像赤身跳进冰水之中,浑身麻木,仿佛连舌头也僵硬了。幸亏向天把自己的军衣脱下来披到她身上,才使她感到稍微好受了点。

半夜时分,雨停了。那风势也好像有所减弱,海洋深处那种震耳欲聋毫无间隔的喧嚣也变得有了节奏。这时,苏扣扣又一次醒过来了。

“副班长、副班长,机枪……”这是苏扣扣醒来的第一句话。

刘全宝、冯琦琦、向天百感交集地围拢过来。刘全宝握住了苏扣扣的一只手,向天握住了苏扣扣另一只手,冯琦琦双手摩挲着苏扣扣冰凉的下巴,三个人一时说不出话来。

“副班长,我们这是到哪儿啦?”苏扣扣挣扎着要坐起来,但是,被砸折了的脊椎一阵剧痛,使他不得不平躺下去。

“扣扣,我们是在岗楼后边的石罅里……”刘全宝低沉地说。

“副班长呢?”

“副班长……还在营房里……”

“副班长啊……我对不起你……扣扣,我也对不起你,都是因为我贪生怕死……”向天泣不成声地说。

苏扣扣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小男孩,像个失去了兄长的小弟弟,冯琦琦痉挛的手指急剧地抚摸着苏扣扣的脸,泪水落到了自己的手上和苏扣扣的腮上。

以后的几个小时,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痛苦的沉默,沉默更增加了痛苦。黎明时分,风势进一步减弱,夜­色­渐渐消退,他们已经能彼此看清疲惫不堪的面孔和忧郁的目光。凌晨五点,­阴­霾的天空中,竟然钻出了大半个惨白的月亮,将它那寒冷的光辉洒在海面上,洒在小岛上。继而,又有几颗绿­色­的星星试试探探地从云层里露出来,惊恐不安地盯着薄雾缭绕动荡不安的海。

“副班长真的死了吗?他前几天不是还给我祝寿吗?他不是还念了一首诗吗……老刘,你不是要从胶东给他介绍个对象吗?……你们骗我,你们骗我……”苏扣扣又哭起来。

三个年轻人谁也不回答苏扣扣,各自的心里却都在想着那个面­色­白净,刚毅冷静的李丹。在苏扣扣断断续续的哭声中,传出一两声窒息般的抽泣,那是冯琦琦没有忍住的悲声。

“扣扣,别哭了,副班长牺牲了,但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高高兴兴地守海岛。向天,你不是会讲笑话吗?来,给大家讲一个。”刘全宝笑着说。

“有一个地理老师对学生说:晚上……”向天说不下去了。

“冯琦琦同志,请您再给小扣扣讲讲‘生存竞争’吧,讲讲什么‘孔雀的羽毛’……”

“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是你们的行动……副班长粉碎了

我的‘最适者生存’……他说‘人是动物,但动物不是人’……“

“老刘……唱个送情郎吧……唱给副班长听……”苏扣扣满脸泪水,盯着刘全宝的眼睛说。

“我唱,我唱……”刘全宝坐直身子,沙哑着嗓子唱起来:

送情郎送到大道上,

妹妹两眼泪汪汪。

哥哥你一去多保重,

打完了老蒋快回家乡。

天亮了。东边的天海相接处,出现了一片血红­色­的朝霞,太阳慢慢爬出海面,像一张巨大的剪纸贴在东边天上。这已是台风停歇的第二天早晨,也是冯琦琦上岛的第六个早晨。昨天,副班长的遗体,他们找到了,丢失的武器,他们找到了,几口袋粘成一团的面粉和一麻袋土豆,他们也找到了,可是,他们没有火,没有了能把面粉和土豆变成熟食的火,饥饿在威胁着四个年轻人。冯琦琦学着战士们的样子,咔嚓咔嚓地啃了几个生土豆,肠胃就开始绞痛起来,疼得汗珠直冒,趴在沙滩上打滚。苏扣扣病情日见严重,他开始发高烧,说胡话,整日昏迷不醒了。一大早,他们就站在沙滩上向甘泉岛方向遥望,那里有他们的连部,有他们的连长指导员,有几艘可以来往于各岛之间的机帆船。他们从清晨等到中午,两眼发酸地盯着大海,海上平静无风,飘动着|­乳­白­色­的轻烟。可是,没有船来,没有那熟悉的机帆船的影子。

“向天,走,再去找信号枪!”刘全宝对着向天怒吼一声,摇摇晃晃地朝着那片废墟走去。连里跟他们约定过,如有紧急情况,就在晚上打三颗红­色­信号弹,可是他们的信号枪,信号弹都不知被风浪卷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几个小时后,十指鲜血淋淋的刘全宝和向天又重新坐回到沙滩上。刘全宝捏着一块拳头大的湿面团,大口大口地吞下去,吞完了,他站起来,平静地对冯琦琦和向天说:“小冯,小向,情况是这样,你们都看到了。我们这几个人要撑到连里的船或大陆上的船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样,小扣子就完了。现在唯有一条路,游到甘泉岛去,让连里派船来急救。”

“不行,到甘泉岛有三十涅,你们游不过去。”冯琦琦激动地说。

“我能游过去!”刘全宝脱下衣服摔在沙滩上,说:“小向,这两天我对你态度不好,你别见怪。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小冯和扣扣……”

向天不说话,大口吞着生面团。

“我走了。”刘全宝向大海扑去。

“回来,老刘!”向天一把拉住刘全宝的胳膊,声泪俱下地说,“老刘,好大哥,扣扣受伤、副班长的死,都是我的过错造成的,你就把这个赎罪的机会留给我吧……”

“我是党员,是老战士,身体比你好。”刘全宝甩开向天的手急步向大海走去。

“老刘!你回来!”向天追上刘全宝,死死地拽住他。刘全宝双眼血红,一拳把向天打倒在地,纵身跳进海水。

向天跑回到他们存放武器的地方,抓起枪对天连放三枪,尖利的枪声呼啸着从空中飞过。

刘全宝水淋淋地走上沙滩,目光灼灼地盯着向天逼过来:“混蛋,你打算­干­什么?”

“老刘,你要是不把这次机会让给我,我,我就自杀!”向天扔掉枪,一步一步地向着海走去,海水没了他的脚踝,没了他的膝盖,没了他的胸腹,他忽地俯下身,双臂一挥一挥地渐渐消逝在那一层层洁白的浪花里……

“小向,注意保存体力!”刘全宝的嗓音低沉得像一个老人。

“小向……祝你成功……”冯琦琦低声地说,这声音只有她自己才听得到。

一年之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008岛中央那个石头砌成的馒头状陵墓前,站着四个人。

冯琦琦:李丹同志,我又来看你了。一年前那次008岛之行,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我从你身上,从你的战友身上,认识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抛掉了自己视为圣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写了入党申请书……你的那首《岛上的风》,我已经工笔誊抄在一个最美丽的笔记本的首页上,让我现在默诵一遍,来安慰你的英灵吧……

刘全宝:副班长,俺老刘复员了,回家包了十亩地,日子过得挺好。眼下地里没活儿,就趁便来看看你。我回去后把你的事对你嫂子说了,她呀,泪蛋子噼里啪啦地流。她说,要是你不死,说啥也要把海生的小姨嫁给你。海生他小姨可是个俊姑娘,不像你嫂子傻大黑粗,可惜,没有等到你……

苏扣扣:副班长,我亲爱的兄长。本来躺在这岛上的应该是我,可是,你却抢去了……我在要塞区医院住了三个月,治好了伤,冯司令把我留在司令部当公务员,可是我始终眷恋着008岛,眷恋着你。今年三月份,我陪着冯司令来看过你一次,“老头子”站在你面前,为你鞠了三个躬,我看见他眼睛里满是泪水……

向天:副班长,“副司令”!我现在也是这岛上的“副司令”了。那场台风之后,我回过头去看了看自己走过来的脚印,都是那么七歪八扭的。我惭愧啊!副班长。聊以自蔚的是,那天,我终于游上了甘泉岛,调来了机帆船,挽救了扣扣年轻的生命,减轻了我一一点罪孽……

“副班长,开饭了!”新建成的平顶钢筋水泥营房里,有一个穿着白工作服的战士在叫喊。四个年轻人缓缓地抬起头来。冯琦琦用朦胧的泪眼看了看那块黑­色­的大理石墓碑。那墓碑在她眼前渐渐化成一个白净的挂着几丝嘲讽之意的面孔……幻化成一个在海水中跳动的金黄|­色­圆点……她把一顶金黄|­色­的、俏皮的帽檐上镶着花边的小草帽轻轻地放在墓碑上。然后,掏出手绢擦擦眼睛,大步往下走去。她的耳边响起了羊羔咩咩的叫声,两头小牛犊追逐着从她眼前窜过,窜到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牛棚里,它们的肚皮上都长着一团洁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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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棉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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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加工厂大门口那盏闪烁着银白­色­光芒的水银灯还像一点磷火那样跳跃不定,棉花加工厂高大的露天仓库黑黢黢的轮廓还只像一些巨大的馒头坐落在山岭之上,棉花加工厂轧花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听来还像一群蜜蜂在遥远的地方嗡嗡嘤嘤地飞翔。总之,离棉花加工厂大门口还很远很远,杜秋妹就不得不把她的排子车停下。满带着棉花的各种车辆已经把大路挤得水泄不通。杜秋妹本来还想把车子尽量向前靠一靠,但刚一使劲,车把就戳在一个正在喂马的男人身上,惹得那人好不高兴地一阵嘟哝。杜秋妹暗中吐吐舌头,连声道歉着,无可奈何地将车子退到马车后边去。

正是农历的九月初头,正是九月初头的一个标准的秋夜,正是一个标准的秋夜的半夜时分,肃杀的秋气虽不说冷得厉害,但也尽够人受的。杜秋妹拉着八百斤棉花走了四十里路,跌跌撞撞赶了几个小时,沿途汗流浃背,此刻让冷气一吹,觉得浑身冰凉,不由自主地发着抖,上下牙咯咯地打着架,便赶紧从车上拽出一条麻袋披在肩上,然后坐在车上静静地等待天明。

已是后半夜了,夜­色­幽远深沉。但马路上并不宁静,不时有车马人声在路上响起,杜秋妹的车后边,又排起了一条长龙。这时,她的前前后后都闪烁着车老板挂在辕杆上的风雨灯发出的昏黄的光亮,骡马驴牛都在吃着草料,一片窸窸窣窣的声响,使这冰凉的秋夜显得更加漫长和不可捉摸。

天仿佛越来越冷,杜秋妹跳下车来,披着麻袋在地上跳动,跳一会儿,又爬上车去,苦熬苦挨。时间仿佛凝固了,黑夜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似的,杜秋妹仿佛等了几年似的。但夜­色­依然是那么厚重沉郁,绝没有半点喜光出现。她忽发奇想,脱掉鞋袜,把脚放在花包上蹭了几下,然后使劲伸进一个棉花包里去,上身往后一仰,就势躺在车上,拉过麻袋蒙住了脑袋。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黎明时分,她被冻醒了。这时,天忽然格外黑起来,暗蓝的天幕变成黝黑。天幕上寒星点点,空气冰冷潮湿。一会儿,黑暗渐渐褪去,天­色­也变淡了,天空也变高了。半边天空是海水般的深蓝,半边天空是鸭蛋壳般的淡青。不久,星星隐去了,东边地平线下仿佛燃起了一堆大火,把半个天空又染成橘红­色­,几条呈辐­射­状的长云则一直伸展到西半边天空,像几支横扫长天的巨笔。太阳虽然还没出来,但天已经亮了。赶马车的人们纷纷吹熄灯光,收拾起草料架子,准备赶车向前了。

直到这时候,杜秋妹才算是真正看清楚了这条长蛇般的车马大队,而且也搞清楚了自己的排子车在这条长蛇阵中的位置:棉花加工厂坐落在一个小山岭上,一条砂石路从对面岭上爬下来又爬上去,一直爬进厂里去。这两道岭,恰似两个大波浪,杜秋妹的位置正好在双峰夹峙的波谷。

太阳升起来了,通红的光线照耀着落在大地上的、车辆上的以及杜秋妹头上的那层薄薄的白霜,一切都反­射­出令人感到温暖的红­色­光辉,连杜秋妹周围的人和骡马驴牛嘴里喷出的热气也带着迷人的­色­彩。杜秋妹吃了一点­干­粮,活动了一下冰得麻木了的身躯,便开始和她的车右边一位拉着排子车的大嫂攀谈起来。从攀谈中知道这位大嫂名叫腊梅,是一位军人的妻子,家中尚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女孩。她比杜秋妹晚到一会儿,也是连夜赶了几十里路。原先以为能排上个头几名,上午卖了棉花,下午就可赶回家去,哪曾想到是这等阵势。大嫂十分忧虑,眉头紧蹙,脸­色­苍白。杜秋妹一个年轻姑娘,家中无牵无挂,早点回去晚点回去无所谓,但她为这位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腊梅嫂焦心。她虽然没有结婚,连对象都没有,但女人的天­性­使她完全能够理解腊梅嫂的心情,于是便想办法安慰腊梅嫂。她说,也许卖起来是很快的,咱们就像一河被闸住了的水,只要一开闸门,就会哗哗地淌过去,放宽心,也许下午就能赶回去的……她的话虽是信口说来,但腊梅嫂却相信了似的,连连点着头,脸上浮起了健康女人的那种红晕。

杜秋妹的排子车前是一辆装得小山般的马车,马车主人披着光板子羊皮袄,戴着黑狗皮帽子,看上去像个半老头,但当他摘掉皮帽子,杜秋妹才发现他是一个挺­嫩­的小伙子。他的脸平常得像一块方方正正的砖坯,浑身上下都好像带棱带角。他手腕上带着一块亮晶晶的电子手表。此时,他甩掉了皮袄,满头冒着热气,在那儿将前后左右的马粪捡到挂在车下的皮桶里。马粪还飘着缕缕热气,散发着一股并不使庄稼人讨厌甚至有一种亲切感的气味。

杜秋妹是第一次来卖棉花,心里没底,便向年轻的车把式打听起来。车把式正忙着捡粪,不愿答理似的抬起头来,但一看到杜秋妹黑红的脸盘上那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马上就春风满面了。杜秋妹问道:“捡粪的大哥,你是车把式,走南闯北见识多,估摸着俺们这块什么时候能卖上?”车把式抬腕看看表,不无炫耀地回答道:“现在是七点二十八分三十一秒,十二点兴许差不离儿。”杜秋妹听罢,心中十分高兴,忽然记起夜里的事,便笑着问:“大哥,昨夜里俺的车把戳的就是你吧?对不起呀……”车把式咧着嘴笑起来,露出一口浅黄的牙齿:“嘿嘿,没啥,俺就是那毛病,爱嘟哝,你也别往心里去。”“哪能怪你呢?”杜秋妹说罢忍不住地格格大笑起来。笑声惊动了马车右边那台十二马力拖拉机的主人,一个紫赭­色­面皮,留着小胡子,穿着喇叭裤,颇有几分小玩闹派头的小伙子。他正在车顶上蒙头大睡,此时爬起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狠狠地瞪了杜秋妹一眼,仿佛责怪她的笑声打断了他的美梦。他跳下车来,一转身就往路沟里撒尿。杜秋妹对着拖拉机啐了一口,红着脸回到排子车旁。腊梅嫂轻轻地骂着:“臊狗!死不要脸。”车把式看不顺眼了,一步闯过去,扯住机手的脖领子使劲搡了一把,喝道:“哎,伙计!狗撒尿还挪挪窝呢,你这么大个人,怎么好意思!”机手被车把式一搡,剩下的半泡尿差不多全撒到裤子里,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心中好不窝火,意欲以老拳相拼,但一打量车把式那树桩子一样的身板,自知不是对手,便破口大骂:“娘的,老子又没把尿撒到你家窝里,用得着你来管!”“这儿有­妇­女!”“­妇­女怎么着?谁还不认识是怎么着?”“流氓!老子踹出你的大粪汤子来!”车把式勃然大怒,扑上去,但很快被人们拉住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拍拍拖拉机手的肩头,淡淡地说:“小伙子,别在这儿丢人了,你想想自己家里也有女人就行了。”机手面红耳赤,悻悻地转到车前,跳到驾驶台上,再也不出声了。

车把式疾恶如仇的举动赢得了杜秋妹极大的好感,她用信任的目光瞅着他,并给了他一个甜蜜的微笑。车把式走上前来,刚想张嘴说点什么,一句话未及出口,就听到前边一阵喧哗,回头一看,只见车马攘攘,这条像僵死了的长蛇一样的车马大队开始蠕动起来。车把式连忙跑回车旁,抄起了鞭子。杜秋妹也兴奋地驾起车来,拉袢套上肩头。拖拉机手摇起车来,柴油机怪叫着,喷出一团团呛人的黑烟。一时间,马路上好像开了锅,马嘶、牛叫,赶车人高声大嗓地吆喝;人们兴奋、激动、跃跃欲试,在欢喜中忙碌、等待。大家都一个心眼地凝视着前方,都一个心眼地想着,向前走,向前走,哪怕是一分钟一步地向前挪,也是对人们的巨大安慰。杜秋妹两眼圆溜溜地瞪着前方,车袢抻得绷绷紧,杀进了她的肩头,她结实丰满的胸脯轻轻地起伏着,随时准备向前走。她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卖掉棉花,然后,拿着大把的票子去百货公司,不!先去饭馆子里买上十个滋啦啦冒着热气的油煎包,一口气吃下去,然后去理发馆烫个发,照相馆照张相,最后才去百货公司,去逛一逛,购三买四,去显示一下农村大姑娘的出手不凡与阔绰大方……杜秋妹父母早殁,一个哥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角天涯,因此,她是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地努力劳动赚钱,并放心大胆地放手花钱的角­色­。

然而,现实情况却使杜秋妹大大失望,她的排子车仅仅向前移动了五米的光景,便触到了马车的尾巴,再也走不动。车马大队又像一根断了扣的链条一样瘫在路上。这是前进中的第一次停顿,对人们的打击并不重。大家都相信,这是偶然的,是棉花厂刚开大门的缘故。就像一个人吃饭时吃呛了一样,咳嗽几声就会过去。于是大家就耐心地等待着棉花加工厂“咳嗽”,清理好它的喉咙,然后,源源不断的车马以及车马满载着的棉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淌进去,并从另一头把拿着票子的人淌出来。

半个小时后,车队终于又移动了一次,移动了大约有十几米远。以后,车队就以每小时大约四十米的速度前进着。这种拥拥挤挤的、吆二喝三的、动动停停的前进方式,折磨得杜秋妹神经麻痹,烦躁不安。她不停地抬头看着可以代替时钟的太阳,不停地回头看着她夜间停车的地方,那儿有一棵纤弱的小白杨树,至今依然清晰可辨。事实证明,她的排子车总共前进了不过一百五十米,而从她把车停在那儿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

到了十二点光景,车马大队再一次像死蛇一样僵在路上。杜秋妹闲得无聊,便与腊梅嫂再度攀谈起来。这一次她彻底地了解了大嫂各方面的情况,知道了大嫂看上去三十多岁,实则只有二十六岁多一点;知道了大嫂的丈夫在麻栗坡当副连长,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作战被越南人的子弹在头皮上犁开一条沟,至今还留着一道明晃晃的大疤瘌,致使他大热天也不好意思摘帽子;还知道了她的六十岁的患有气管炎的婆婆和八个月零三天的左腮上有个酒窝窝的小女儿,等等,等等。什么话都说完了,口里的唾沫全耗­干­了,可是一切如故,车马大队还是一动也不动。

骡马都焦躁地弹起蹄子来,远处几头拉车的黄牛不顾主人的叱咤卧倒在地上。车把式支撑起草料笸箩喂起牲口来。拖拉机手早已把机子熄了火,钻到车顶上用花包支起的洞洞里,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京剧《打渔杀家》,拖拉机手时而扯着破锣嗓子跟着瞎唱一气,时而又卷起舌头吹口哨,旁若无人,自得其乐。

太阳当头照耀,一点风也没有,天气闷热。杜秋妹回想起夜里冻得打牙巴鼓那会儿,恍有隔世之感,颇有几分留恋之意。十三点左右,形成了这一天当中的一个热的Gao潮,白花花的阳光照到雪白的花包上,泛着刺目的白光,砂石路面上,泛起金灿灿的黄光;空气中充满了汗臭味、尿臊味和令人恶心的柴油味;骡马耷拉着脑袋,人垂着头,忍气吞声地受着“秋老虎”的折磨。后来,刮起了时断时续的东北风,立刻凉爽了不少,人、牲畜都有了些­精­神。杜秋妹肚子咕咕叫起来,她摸出一块饼,吞咬了一口,但舌头­干­燥得像张纸,一卷动仿佛刷拉刷拉响,食物难以下咽。她把饼让给腊梅嫂吃,腊梅嫂苦笑着摇了摇头。

车把式走上前来,跟杜秋妹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杜秋妹替他照看着牲口,由他到周围的沟里去打点水来,一是润润人的喉咙,二是饮饮牲口。杜秋妹面有难­色­地说:“万一前边走开了怎么办?俺一个人顾不了两辆车啊。”车把式思索了一会,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他把杜秋妹的排子车拴在马车尾巴上,这样,马车就拖着排子车前进。车把式还说,即使他找水回来,也可以不把排子车解下来,这样就能省她一些气力。杜秋妹还想让腊梅嫂把排子车再拴到自己的车尾巴上,但车与车首尾相连,很难Сhā进来,腊梅嫂也连声拒绝,于是只得作罢。

腊梅嫂的嘴­唇­上已鼓起了燎泡,溢出的­奶­水在胸前结成了两个茶碗口大的嘎巴,她几次用袖子偷偷擦眼,揩­干­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杜秋妹偷眼看着腊梅嫂,心里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但又爱莫能助。拖拉机手适才好像被晒截了气,凉风一起又还了阳,他又拧开了收音机。电台开始播放广告,广播员千篇一律的声音夹杂在乱七八糟的声响里,在斑驳陆离的空间里打着滚,加重着人们的烦躁。人们再也坐不住了,失去了静候车旁等待前进的耐心和信心。一部分人提桶四出找水,一部分人互相打听着车马大队停滞不前的原因。这样一开头,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从前边传来。一会儿说,车马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加工厂里塞满了棉花,连人走的路都没有了,工人进车间要扒开棉花钻进去,出车间当然只有扒开棉花才能钻出来。棉农们拉着加工厂厂长不放,要求他想法加快收购速度,厂长急火攻心,一头栽到地上,人事不省,送到医院抢救去了……一会儿又有消息说,厂长根本没去医院,用凉水拍了拍头顶就出来了,领着人在赶铺新垛底,增设新磅秤,连瘸腿县长都惊动了,正一瘸一颠地在加工厂内调查情况……后来又有消息说,根本没有厂长昏倒那回事,加工厂里也没有满到那种程度,车队停滞的原因,是一辆手扶拖拉机被一辆二十五马力“泰山”拖拉机撞进了道沟,机手砸断了三根肋条,公安局派来警察保护现场,一会儿拍完了现场照片,大路就会畅通……消息连续不断地传来,大概前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了十几个回合的光景,老天保佑,车马大队终于又前进了。

杜秋妹一边手忙脚乱地招呼着牲口。一边焦灼地张望着车把式走的方向,盼望他能早点回来。车队虽然还像蚯蚓一样缓缓蠕动,拖拉机手却不停地猛踩油门,使没有充分燃烧的柴油变成一股股黑烟,喷到杜秋妹身边,把她包围在肮脏的烟雾里。这种挑衅­性­的使­奸­耍坏,带着明显的报复­色­彩,拖拉机手大概已把杜秋妹和车把式列为“一丘之貉”。

杜秋妹是决不吃哑巴亏的,她挥动着鞭子愤愤地说:“哎!你积点德好不好?”

机手不屑地耸耸鼻子,反­唇­相讥:“怎么啦,太太,我把你的孩子扔到井里去了?你赶你的车,我开我的车,咱们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

“你加什么油门?!”

“废话!不加油门车能动?”

“有你这样加油门的吗?像抽羊角风一样!别以为你大姑没见过拖拉机,你大姑家里有两辆大汽车没愿开来哩!”

周围的人们友好地笑起来。机手很尴尬,自寻台阶下驴,说:“看你是个老婆,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

“放屁!”杜秋妹大骂一声,抬手就是一鞭子,机手一闪身,躲了过去。这一鞭子没打着,杜秋妹紧接着骂道:“你娘才是个老婆!”

机手猛跳下车,冲到杜秋妹面前,但一见杜秋妹横眉竖目准备拼命的样子,便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缩了回去。

这时,车把式提着一桶水回来了。杜秋妹抢上前去,把嘴贴到水面,咕咚咕咚灌了一个饱。腊梅嫂也喝了一点水,然后,大家随便吃了一点­干­粮。拖拉机手坐在驾驶座上连头也不回,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车把式招呼他:“哎,伙计,喝水不?不喝可要饮马了。”机手聋了似的一声不吭。杜秋妹低声说:“理他呢!”渴极了的马把脖颈伸过来,咴咴乱叫。“不喝真要饮马了……”车把式话没说完,马的嘴巴已经扎进了水桶里。

一会儿工夫,东北风忽然大了起来。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也滚起了一些毛茸茸的灰云。阳光已不强烈,路面上刺目的光线变得柔和了,而这时,车队竟也破天荒地连续前进了大约二百米。行进中,杜秋妹忽然闻到一股烧着棉布或是棉花的气味儿。她一边翕动着鼻翼,一边检查了腊梅嫂的排子车。腊梅嫂说:“八成是拖拉机上烧着什么了,刚才他还抽过烟。”杜秋妹腾腾跑上前去,高叫着:“停车!”拖拉机手瞪了她一眼,并不理睬。这时,杜秋妹已经看到了车上那只冒着白烟的花包,急忙大叫道:“你车上着火了!”机手一回头,脸煞地白了,急忙刹住车,跳上车斗,把着了火的棉花包扔下地来。花包一落地,呼啦一下子腾起了半尺高的火苗。杜秋妹一猫腰,拖着棉花包就滚下了道沟。人们一齐拥下沟去,捧土将火压灭……

这包棉花烧掉了大约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经过众人反复检查,确信没有余烬时,才又帮助机手抬到车上。早晨替他和车把式劝架的老者走上前去,说:“小伙子,你怎么尽­干­些没ρi眼的事儿呢?­干­这活儿怎么敢动烟火呢?老爷子烟瘾比你不大?烟袋都扔在家里不敢拿哩……

众人也纷纷议论起来:“伙计,你今天好大灾福!再晚一会,这车棉花就算报销喽!”

“连我们也要跟着沾光!东北风这么大,还不闹个火烧连营!”

“嗨,多亏了姑娘鼻子好使,顶风还能闻得到……”

人们一齐又把赞赏的目光投到杜秋妹身上,看得她不好意思起来。她的手上烫起了几个大水泡,裤子也烧了一个­鸡­蛋般大的窟窿。

机手红着脸,嗫嚅着:“……大姐,您宰相肚里跑轮船,刚才……”可杜秋妹扭过身去再也不去理他。

车把式关切地走过来,请她坐到马车上去,杜秋妹摇摇头拒绝了。这时,前边的车辆又纷纷行动,车把式急忙跑回去照料车马。腊梅嫂执意不肯再让杜秋妹帮她拉车,但拗不过,只好又递给她一根拉袢。两个人弯着腰,跟在拖拉机后一节一节地前进。

东北风愈刮愈大,风里夹杂着潮气和泥土腥味,马路两旁收获后的庄稼地袒露着胸膛,苍茫辽远,风刮着焦­干­的豆叶在道沟里滚动,刷拉刷拉响个不停。杜秋妹的排子车前进约有一华里,爬完了这个大漫坡的六分之一,离棉花加工厂大门又近了一些。这时喧闹的车马大队又一个彻底停住了。

腊梅嫂急得嘤嘤地哭起来。她那胀得像石头一样硬的Ru房,使她想象到家中饿得嚎啕大哭的爱女与倚门而望的老娘。这狼狈不堪的处境,又使她怨恨起在麻栗坡当副连长的男人;因为他的缘故,才使她一个­妇­道人家像牲畜一样拉着车连昼带夜地来卖棉花。杜秋妹也陪着腊梅嫂流了几滴同情的眼泪,更引逗得腊梅嫂悲声哽咽。杜秋妹怕她哭坏了身子,便劝慰大嫂说:“大嫂,你不必哭了,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爬不上去的坡,孩子八个月零三天,不!零四天,已经不小了,你说过家中还有­奶­粉、麦|­乳­­精­,还有她爸爸的装着|­乳­胶­奶­子头的­奶­瓶,家中还有­奶­­奶­,会照顾好她的……要不你就回家一趟?来回一百里路,非把你累倒在路上不可……”车把式送过来半包饼­干­,又不知从哪儿搞来一个红皮大萝卜,用刀子割成两半,逼着杜秋妹和大嫂吃下去。拖拉机手也凑过来说了几旬劝慰的话,并且表示愿意把大嫂的排子车拴到他的车尾巴上拖着走;如果大嫂愿意的话,卖完棉花后他可以先开车把大嫂送回家,如果杜秋妹也愿意,他更乐意效劳……

人们愤愤的牢­骚­声四面响起,拖拉机手甚至破口大骂。他骂棉花加工厂里都是些混蛋,回去后一定要写封信到报社里去告他们一状……机手骂够了,突然想起了他的收音机,他取出来拧开。电台正在进行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

杜秋妹敏感地跳起来,嚷道:“听到了没有?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听到这消息,霎时间,人们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全没了主意。杜秋妹说,“雷阵雨,人倒不怕,权当洗个凉水澡,可是棉花、棉花可就完了。加工厂是不会要湿棉花的,我们还得拉回家去,再晾、再晒;再晾再晒也白搭,棉花让雨一淋就会发黄、发红、降级、压价、少卖钱,我们还得再来排队,熬夜……”

这将要来临的秋季少见的雷雨,对车马大队的威胁显然是大大超过了棉花加工厂的夜间关门。车把式毫不犹豫地点亮了他的剩油不多的风雨灯。人越聚越多,暗淡的灯光照着一张张惶惶不安的面孔。大家都抬头看天,天果然有些不妙,风利飕有劲,潮气很重,东北方向的天空像有千军万马在集结待命,乌压压,黑沉沉,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冲过来,就会遮天盖地。投有被­阴­云吞噬的晴空中,还有几个星星在发抖;西边林梢上那一勾细眉般的新月,也好像在打着哆嗦。一会儿,神使鬼差似的,就在东北方向遥远的地方,一道贼亮的闪电划开了夜幕,很久,才响起了一阵沉闷的雷声。

雷声一响,人们纷纷跑回到自己的车旁,至于跑回去­干­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杜秋妹、车把式、拖拉机手、腊梅嫂这几个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走是不现实的,因为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要想掉转车头抢在雷雨之前赶回家,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剩下的只有一条路,留在这里,听天由命,把希望寄托在侥幸上。不是说局部有雷阵雨吗?也许我们是在那个局部之外。但还必须采取一些防护措施……

拖拉机手有一块篷布,车把式车上有一块塑料薄膜。车把式提议把四辆车上的棉花统统卸下来垛在一边,上边用篷布和塑料薄膜蒙住,这样,在一般情况下可保无虞。杜秋妹和腊梅嫂不愿给他们添麻烦,尤其是不愿给拖拉机手添麻烦,因为他的篷布很大,完全可以把拖斗罩过来。拖拉机手稍微犹豫了一下,接着便表现得慷慨大度,说了一些有苦同受有福同享之类的话,杜秋妹和腊梅嫂一时都很感动,于是大家便按计划行动起来。

棉花盖好了。人无处躲藏,就一齐坐在马车上,静候着雷雨的到来。车把式的风雨灯熬­干­了油,不死不活地跳动了几下,熄灭了。风也突然停了。一只雨信鸟尖叫着从空中掠过,翅膀扇动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先一直低唱浅吟的秋虫也歇了歌喉。一切都仿佛在耐心地等待;一切都仿佛进入了超生脱死的涅境界。就这样不知待了多长时间,突然,一种窸窸窣窣、呼呼噜噜、轰轰隆隆的声音从东北方向滚滚而来,一时间天地之间仿佛有无数只春蚕在野咬桑叶,无数只家猫在打着鼾,无数匹野马掠过原野。紧接着,一直在东北方横劈竖砍的闪电亮到了头顶,震耳的雷声也在人们耳边响起。顷刻之间,风声大作,风里夹杂着稀疏但极有力的雨点横扫下来,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人的颜面。杜秋妹和腊梅嫂紧紧地偎在一起,像打摆子一样浑身战栗着。车把式把他的光板子皮袄蒙到了两个女人头上。风雨雷电像四个互相撕咬着、纠缠着的怪物,打着滚、翻着斤斗向西南方向去了。剩下的只有道劲冰凉的小东北风,吹拂着惊魂未定的人们。渐渐地,首先是从西北方向露出了一丝深蓝的夜空和几颗耀眼的星辰,很快便晴空如洗满天星斗了。

真是幸运极了,这场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雷阵雨并没落下多少,连光板子皮袄都没打湿。棉花罩在篷布下,料想是无防的,杜秋妹心中轻松了一些。大家都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车把式大睁着眼睛,竭力想看清杜秋妹那两只动人的眼睛,努力想象着杜秋妹鲜红娇艳的双­唇­。拖拉机手又百无聊赖地捣鼓开了他的收音机。腊梅嫂则始终紧紧搂住杜秋妹,将她那充满­奶­腥味的胸膛挤在杜秋妹肩头上。就这样,他们一直静坐到半夜时分。秋风无情地扫荡着大地,寒冷阵阵袭来,打透了人们的单薄衣衫。杜秋妹和腊梅嫂躲在腥膻扑鼻的皮袄下边还是一个劲发抖。偏偏就是在这时候,那件事又按着自己固有的周期,来到了杜秋妹身上。杜秋妹根本没曾想到卖车棉花要在外边耽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全无准备。众多的不方便、不利索所带来的羞涩、烦恼、痛苦,折磨得这个刚强的大姑娘禁不住地啜泣起来。腊梅嫂以敏感的嗅觉和女人之间共通的心理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但她一时也没有办法,手边连一块纸头也没有,四周全是寒冷和没法说话的男人,她不免联想到做一个女人的诸多不便,忍不住又抹泪了。

车把式听到两个女人的哭泣,以为她们是给冻的,便又把狗皮帽子摘下来扣到杜秋妹头上,机手也把雨衣披到两个女人身上去,两个女人说她们不冷,把帽子和雨衣还给车把式和机手,依然抽泣不止。

车把式在黑暗中抓住杜秋妹的手,问她是不是病了,如果病了,他可以背着她从田野里斜Сhā到另一条公路上去,到就近的医院里去求医。杜秋妹连连摇头,车把式又问为什么?腊梅嫂终于说道:“­妇­女的事,你打听什么?”车把式像扔掉一块热铁一样放开了杜秋妹的手,这时他才意识到竟然荒唐大胆抓住了一个大姑娘的手。他知趣地搓着双手,慌忙跳下车转到棉花包后边去。还是腊梅嫂急中生智,从自己的棉花包里抽出一大把棉花给了杜秋妹……

凌晨四点多钟,杜秋妹被腊梅嫂推醒。她睁开蒙昽的眼睛,看到车把式和机手已经把拖拉机和两辆排子车全部重新装好,机手正在用绳子将腊梅嫂的排子车拴到拖拉机的尾巴上。两人急忙跳下马车,冻麻了的腿脚使她们行动起来连瘸带拐,十分滑稽可笑。她们满腹的感激话一句也说不出,只将一行行热泪挂到冰冷的腮上。她们帮忙装上马车,车把式也把杜秋妹的排子车重新拴好在马车上c东方已是鱼肚白­色­,从小岭背后的村庄里传来了一两声小公­鸡­稚­嫩­然而却是一本正经的呜叫。黎明的清冷又一次来袭击她们,杜秋妹因有事在身,更兼连日劳累不得温饱,颇感狼狈。

经过这一夜风雨中的同舟共济,他们四个现在成了可以相互信赖的好朋友了。从昨天车马的进度看,他们对今天也不抱太大的希望。这样,四个人都聚到一起商量,应该到附近买点食品回来,准备在这儿再熬一天。车把式提议要买两把暖壶,到附近村庄去灌两壶开水。杜秋妹提议绐两个男子汉买一瓶烧酒,让他们喝一点,驱驱寒气,解解困乏。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腊梅嫂的赞同。两个女的没有带钱,机手口袋里只有几个钢镚.车把式摸摸口袋,看看腕上的表,忽然说他有钱,一切他包了。但杜秋妹明确表示,卖了棉花她愿把账目全部承担;其余三人当然不­干­,于是决定暂时不管这件事,到时再说,决定派两个男的去采购,女的留守原地看管车辆。

早晨七点多钟,站在车上一直朝西南方向晾望着的杜秋妹兴奋地叫了起来,腊梅嫂也看到了跌跌撞撞地朝这跑着的车把式和机手。她们像迎天神一样把他们俩接回来,机手把买回的暖壶等物件撂到车上,车把式满脸是汗,呼呼地喘着粗气,匆匆拉开皮兜子的拉链,一兜子­肉­包子冒着热气,散发出扑鼻的香味。杜秋妹顿时觉得饿得要命,恨不得把兜里的包子全吞进肚子里去。周围的人们也围拢上来,打听着包子的来处和价钱。车把式一边回答,一边客气地让着周围的人吃一个尝尝,人们也都客气地拒绝。一会儿,就有几个小伙子一溜烟地向县城方向奔去。

四个人好一阵狼吞虎咽。按他们肠胃的感觉还刚刚半饱的时候,腊梅嫂就劝大家适可而止,一是怕撑坏了肚子,二是必须有长期坚持的准备,因为根据昨天的经验来看,今天能否卖掉棉花还很难预料,因此要细水长流,留下些包子当午饭。

吃过饭,车把式把腊梅嫂拉到一旁,红着脸递给她一个纸包,让她转交给杜秋妹。腊梅嫂打开一一看,马上明白了。她拉着杜秋妹就向远处的小树林走去。腊梅嫂边走边夸着说,“这小伙子不错,心眼好,连这事都想得这么周到。”

半小时后,她们每人抱着一些青草回来。杜秋妹把青草丢给饿得咴咴叫的骡马,面孔通红,双眼直直地盯着车把式憨厚的脸,低声说:“好心的大哥,俺一辈子忘不了你……”

拖拉机手瞥见了这一幕,脸上出现极为复杂的表情。

又是太阳升到一竿子高的时候了,车马大队开始前进。忽然从前面传过来消息说,县委书记亲临加工厂解决问题,昨天夜里清理通道,赶铺新垛底,增设了新磅秤。开始人们还将信将疑,但过一会儿工夫,果然队伍前进的速度惊人。不到两个小时,杜秋妹坐在高高的马车上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棉花加工厂挂在门口的大牌子以及门口挤成一个蛋的人马车辆。阳光照耀着杜秋妹欣喜的笑脸,车把式不时回头向车上看看,问一问杜秋妹的饥饱冷热。杜秋妹用会说话的眼睛使他得到了满足和幸福。腊梅嫂坐在拖拉机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脸上不时出现会意的笑容。

中午时分,她们和他们的车涌进工厂的大门,经过扦样、测水、检验、定等级等手续,再到垛前过磅,过完了磅又把棉花包滚到高高的垛上去,最后到结算室算账领款。领到了钱,杜秋妹要付给车把式买东西的钱,车把式哪里肯依,说只当是自己请客,其他两位也只好这样作罢。

临分手时,杜秋妹突然想起:一整天没见车把式捋着袖子看电子表了。她对这位尚不知姓名的青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她用深情的眼睛向车把式发­射­着无线电渡,同时,她的大脑里最敏感的部位也不断接收到了从车把式心里发出的一连串的脉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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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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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历四月里一个温暖和煦的黄昏,马桑镇上,到处都被夕阳涂抹上一层沉重而浓郁的紫红­色­。镇中心茉莉花酒店的店东兼厨师兼招待花茉莉就着一碟子­鸡­杂碎喝了二两气味香醇的黄米酒,就着两块臭豆腐吃了一碗捞面条,然后,端起一个泡了浓茶的保温杯,提着折叠椅,爬上了高高的河堤。八隆河从小镇的面前汩汩流过。登上河堤,整个马桑镇尽收眼底,数百家青灰瓦顶连成一片,一条青麻石铺成的街道从镇中心穿过;镇子后边,县里投资兴建的榨糖厂、帆布厂正在紧张施工,红砖墙建筑物四围竖着高高的脚手架;三里之外,新勘测的八隆公路正在修筑,履带拖拉机牵着沉重的压路机隆隆地开过,震动得大地微微颤抖。

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八隆河堤上密匝匝的槐树枝头一片雪白,浓郁的花香竟使人感到胸口微微发闷。花茉莉慢慢地啜着茶叶,穿着拖鞋的脚来回悠荡着,两只稍稍斜视的眼睛妩媚地睇睃着河堤下的马桑镇与镇子外边广袤的原野上郁郁葱葱的庄稼。

黄昏悄悄逝去,天空变成了淡淡的蓝白­色­,月光清澈明亮,八隆河上升腾起氤氲的薄雾。这时候,花茉莉的邻居,开茶馆兼卖酒菜的瘸腿方六、饭铺“掌柜”黄眼也提着马扎子爬上河堤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卖部“经理”麻子杜双和全镇闻名的泼皮无赖三斜。

堤上聚堆而坐的五个人,是这小小马桑镇上的风云人物,除了三斜以他的好吃懒做喜造流言蜚语被全镇人另眼相看外,其余四人则都凭着一技之长或一得之便在最近两三年里先后领证办起了商业和饮食服务业,从此,马桑镇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商业中心”,这个中心为小镇单调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和谈话资料。

由于基本上各­干­一行,所以这四个买卖人之间并无竟争,因而一直心平气和,买卖都做得顺手顺心,彼此之间和睦融洽。自从春暧花开以来,每晚上到这河堤上坐一会儿是他们固定的节目。泼皮三斜硬掺和进来凑热闹多半是为了花茉莉富有魅力的斜眼和丰满浑圆的腰肢。他在这儿不受欢迎,花茉莉根本不睬他,经常像轰狗一样叱他,他也死皮赖脸地不肯离去。

四个买卖人各自谈了一套生意经,三斜也有一搭无一搭地瞎吹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鬼话,不觉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河堤上已略有凉意,秃顶的黄眼连连打着呵欠,花茉莉已经将折叠椅收拾起来,准备走下河堤,这时,三斜神秘地说:“花大姐,慢着点走,您看,有一个什么东西扶那边来了。”

花茉莉轻蔑地将嘴­唇­撅了一下,只顾走她的。她向来不相信从三斜这张臭嘴里能有什么真话吐露出来。然而,一向以忠厚老实著称的麻子杜双也说:“是有什么东西走来了。”黄眼搭起眼罩望了一会说:“我看不像是人。”瘸腿方六说:“像个驴驹子。”

走过来的模糊影子还很远,看不清楚,只听到一种有节奏的“笃笃”声隐约传来。

五个人沉默地等待着,月光照耀着他们和满堤开着花的槐树,地上投下了一片朦胧的、扭曲的、斑驳陆离的影子。

“笃笃”声愈来愈清晰了。

“不是驴驹,是个人。”方六说。

花茉莉放下折叠椅,双手抱着肩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渐渐走近的黑影。

一直等到那黑影走到面前时,他们才看清这是个孱弱的男子汉。他浑身上下横披竖挂着好些布袋,那些布袋有细长的、有扁平的、有一头大一头小的,全不知道里边装着一些什么玩意。他手里持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背上还背着一个小铺盖卷。

三斜划着一根火柴,照亮了来人那张清癯苍白的脸和两只大大的然而却是黯淡无光的眼睛。

“我是瞎子。面前的大叔、大哥、大婶子、大嫂子们,可能行个方便,找间空屋留我住一宿?”

五个人谁也没有吭气。他们先是用目光把小瞎子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然后又彼此把目光投­射­到其他四个轮廓不清的脸上。

“瞎子,老子倒是想行行善,积点德讨个老婆,可惜家中只有一张三条半腿的床。”三斜嘲弄地说。

“那自然只好作罢。”瞎子心平气和地说,他的声音深沉凝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黄掌柜,”瘸子方六道:“你家二闺女才出嫁,不是有问闲房吗?”

“哎哟我的六哥呐,你难道忘了我的三闺女已经十五岁,她姐前脚出门,她后脚就搬进去了……还是麻子老弟家里宽敞,新盖了三间大瓦房。”

“我家宽敞不假,只是今日才去县里进了一批货,摆得没鼻子没眼,连Сhā脚的地方也没有啊……方六哥,你家……”

“快甭提俺家,老爷子就差点没睡到狗窝里去了……”方六着急地嚷起来。

“既然如此,就不打扰了。多谢诸位乡亲。”小瞎子挥动竹竿探路,昂然向前走去。

“你们这些臭买卖主,就是他妈的会油嘴滑舌,这会儿要是来一个粉­嫩­的——像花大姐一样的女人找宿,有十个也被你们抢走了,三爷我……”

“滚你娘个蛋!”没等三斜说完,花茉莉就将保温杯里的残茶十分准确地泼到他的脸上。然后,她将折叠椅夹在胳肢窝里,几步赶上去,拉住小瞎子的竹竿,平静地说:“跟我来吧,慢着点走,这是下堤的路。”

“谢谢大嫂。”

“叫我大姐吧,他们都这样叫。”

“谢大姐。”

“不必。”

花茉莉再没说什么,小心翼翼地牵着小瞎子走下河堤,转到麻石铺成的街上。站在堤上的四个人听到了花茉莉的开门关门声,看到了从花茉莉住室的苹果绿窗帘里边突然透出了漂亮而柔和的光线。花茉莉晃动的身影投­射­到薄如蝉翼的窗帘上。

河堤上,三个买卖人互相打量着,交换着迷惘的目光,他们好像要说点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彼此点点头,便连连打着呵欠,走回家去睡觉。他们都已过中年,对某些事情十分敏感而机警,但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却迟钝起来,花茉莉把一个小瞎汉领回家去寄宿,在他们看来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又毕竟是顺理成章,因为他们的家中虽然完全可以安排下一个小瞎子,但比起花茉莉家来就窄巴得多了。花茉莉一人独住了六间宽敞明亮的瓦房,安排三五个小瞎子都绰绰有余。因此,当小瞎子蹒跚着跟在花茉莉身后走下大堤时,三个人竟不约而同地舒出了一口如释重负的长气。

唯有泼皮无赖三斜被这件事大大震惊了。花茉莉的举动如同电火雷鸣猛击了他的头顶。他大张着嘴巴,两眼发直,像木桩子一样撰在那儿。一直等到三个买卖主也摇摇摆摆走下河堤时,他才真正明白过来。在三斜眼里,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心里充满醋意与若­干­邪恶的念头,他的眼睛贪婪地盯着花茉莉映在窗帘上的倩影与小瞎子那一动不动的身影,嘴里咕咕噜噜吐出一连串肮脏的字眼。

现在该来向读者介绍一下花茉莉其人了。如果仅从外表上看,那么这个花茉莉留给我们的印象仅仅是一个妩媚而带着几分佻薄的女人。她的那对稍斜的眼睛使她的脸显得生动而活泼,娇艳而湿润的双­唇­往往使人产生很多美妙的联想。然而,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往往要犯许多严重的错误。人们都要在生活中认识人的灵魂,也认识自己的灵魂。

花茉莉不久前曾以自己的离婚案轰动了,震撼了整个马桑镇。那些日子里,镇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跃跃欲试的情绪中生活,谁也猜不透花茉莉为什么要跟比自己无论各方面都要优越的、面目清秀、年轻有为、在县政府当副科长的丈夫离婚。人们起初怀疑这是那个小白脸副科长另有新欢,可后来得知小白脸副科长对花茉莉一往情深,花茉莉提出离婚时,他的眼泡都哭肿了。镇上那些消息灵通人士虽想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一些男女隐私桃­色­新闻一类的东西,但到底是徒劳无功。据说,花茉莉提出离婚的惟一理由是因为“副科长像皇帝爱妃子一样爱着她”。这句话太深奥了,其中包含的学问马桑镇上没有什么人能说清楚。泼皮三斜在那些日子里则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把茉莉花酒店女老板描绘成了民间传说中的武则天一样­淫­荡的女人,并抱着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到茉莉花酒店里去伸鼻子,但每次除了挨顿臭骂之外,并无别的收获。

花茉莉一开灯,就被小瞎子那不凡的相貌触动了灵魂。他有着一个苍白凸出的前额,使那两只没有光彩的眼睛显得幽邃静穆;他有着两扇大得出奇的耳轮,那两扇耳轮具有无限蓬勃的生命力,敏感而灵­性­,以至于每一个细微的声响都会使它们轻轻颤动。

花茉莉在吃喝上从不亏待自己,她给小瞎子准备的夜餐也是丰富无比,有香­嫩­的小烧­鸡­和焦黄的炸河虾,还有一碟子麻酱拌黄瓜条,饭是那种细如银丝的­精­粉挂面。吃饭之前,花茉莉倒了一杯黄酒递给小瞎子。

“你喝了这杯黄酒吧。”

“大姐,我从来不喝酒。”

“不要紧,这酒能活血舒筋,度数很低。”

小瞎子沉思片刻,端起酒来一饮而尽。然后便开始吃饭。小瞎子食欲很好,他大嚼大咽,没有半点矫揉造作,随便中透出几分潇洒的气派来。花茉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的心中一时充满了甜蜜的柔情。

花茉莉把小瞎子安置在东套间里,自己睡在西套间。临睡前,她坐在床上沉思了约有一刻钟,然后“啪”一声拉灭灯。

这时,河堤上的三斜才一路歪斜地滚下堤去。

第二天,马桑镇上正逢集日。早晨,温暖的紫红朝霞里掺着几抹玫瑰­色­的光辉。一大早,麻石街上就人流如蚁,高高低低的叫卖声不绝于耳。瘸子方六、秃子黄眼和麻子杜双的买卖都早已开张,黄眼在饭铺门前支上了油条锅,一股股香气弥漫在清晨的麻石街上,撩动着人们的食欲。然而,往日买卖兴隆的茉莉花酒店却大门紧闭,悄然无声。在以往的集日里,花茉莉是十分活跃的,她把清脆的嗓子一亮,半条街都能听到,今日里缺了她这声音,麻石街上就显得有些冷冷清清。炸着油条的黄眼,提壶续水的方六,以及正在给顾客称着盐巴的杜双都不时地将疑问的目光向茉莉花酒店投去。他们都显得心事重重,焦虑不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噬啮着他们的神经。

三斜肿着眼泡在集市转了一遭。在黄眼铺子前,他顺手牵走了一根油条,然后诡诈地笑笑,附在黄眼耳朵上说了一通鬼话。黄眼呆呆地瞪着眼,把油条糊在锅里。三斜看着他的呆相,趁便又抓了一把油条,溜走了。在方六茶馆里,杜双小店里,他又故伎重演,获得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丰收后,便跑到不知哪个角落里去了,麻石街上一整天没看到他的影子。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小镇上迅速传开。不等集市散场,全镇人都知道了花茉莉昨天夜里将一个小瞎子领到家里留宿。据说,花茉莉与小瞎子睡在一张床上,花茉莉搂着小瞎子“巴唧巴唧”的亲嘴声,站在八隆河大堤都听得清清楚楚……

已经开始有一些女人鬼鬼祟祟地将脸贴在茉莉花酒店的门缝上向店里张望。但花茉莉家是六间房分两排,前三间是酒店的­操­作间、柜台、客座,后排三间是花茉莉的住室。两排房子用两道高墙连起来,形成了一个十分严密的二合院。因此,趴在酒店大门缝上往里张望,看到的只是一些板凳桌子,院子里的情景被墙壁和后门遮掩得严严实实。不死心的女人又绕到院墙外边去找机会,但院墙很高,青天白日扒人家墙头又毫无道理,因而,只有蹲在墙根听些动静。院子里传出辘轳绞水的“吱哟”声和涮洗衣服的“咕唧”声。

整整一天,茉莉花酒店大门紧闭,花茉莉一直没有露面。黄昏时分,流言蜚语更加泛滥开来,马桑镇上的人们­精­神上遭受着空前的折磨。一个男人住在一个女人家里,人们并不十分认为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丑闻,折磨他们的主要是这件谜一般的事情所撩动起来的强烈好奇心。试想,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把一个肮脏邋遢的小瞎子留在家中已经一天一夜,这件事该有多么样的荒诞不经。

后来,有几个聪明的人恍然大悟地爬上了八隆河大堤往花茉莉院子里张望,他们看到,在苍茫的暮­色­中,花茉莉步伐轻松地收着晾晒的衣服,那个小瞎子踪影不见。

当然,对这席卷全镇的流言蜚语,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批判态度,他们并不相信在花茉莉和小瞎子之间会发生暖昧的事情。像花茉莉这样一个心高­性­傲的女人,一般的男子都被她瞧不起,难以设想一个猥琐的小瞎子竟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唤起她心中的温情。然而,他们也无法否认,茉莉花小酒店里也许正在酝酿着一件不平凡的事情,这种预感强烈地攫住了人们的心。

晚风徐徐吹动,夜幕悄然降临。花茉莉当然不会再来八隆河堤上放风,但大堤上却汇集了几十个关心着茉莉花酒店的人。昨晚上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已经数十次地讲述昨晚的经历,甚至为一些细节譬如小瞎子身上布袋的数目和形状、小瞎子个头的高低以及手中竹竿的长度争论得面红耳赤。人们终于听腻了他们的故事,便一齐沉默起来。这天晚上半­阴­半晴,天空浮游着一块块奇形怪状的云团。月亮忽而钻进云团,忽而又从云团里钻出来。大堤上时而明朗,时而晦暗,大堤上的人们时而明白,时而糊涂。不时有栖鸟在枝头“扑梭”几声。槐花香也愈加浓烈。堤上的人们仿佛沉人了一个悠长的大梦之中。

时间飞快地流逝着,不觉已是半夜光景。堤上的人们身上发冷,眼皮沉重,已经有人开始往堤下走去。就在这时候,花茉莉住室的房门打开了。两个人影,一高一低——苗条丰满的花茉莉和小巧玲珑的小瞎子走到院子里来,花茉莉摆好了她平常坐的折叠椅,招呼着小瞎子坐上去,自己则坐在一把低矮的小凳上,双肘支颐,面对着小瞎子。人们都大睁开惊愕的眼睛,注视着两个男女。大堤上异常安静,连一直喋喋不休的三斜也闭住了嘴巴。八隆河清脆细微的流水声从人们耳畔流过,间或有几只青蛙“嘎嘎”叫几声,然后又是寂静。突然,从院子里响起了一种马桑镇居民多少年没听过的声音,这是小瞎子在吹箫!那最初吹出的几声像是一个少­妇­深沉而轻软的叹息,接着,叹息声变成了委婉曲折的呜咽,呜咽声像八隆河水与天上的流云一样舒展从容,这声音逐渐低落,仿佛沉入了悲哀的无边大海……忽而,凄楚婉转一变又为悲壮苍凉,声音也愈来愈大,仿佛有滔滔洪水奔涌而来,堤上人的感情在音乐的波浪中起伏。这时,瘸子方六仰着脸,眼睛似闭非闭;黄眼把头低垂着,“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麻子杜双手捂着眼睛;三斜的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了一倍……箫声愈加苍凉,竟有穿云裂石之声。这声音有力地拨动着最纤细最柔和的人心之弦,使人们沉浸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之中。

箫声停止了,袅袅余音萦回不绝。人们怀着一种甜蜜的惆帐,悄悄地走下堤去,消失在小镇的四面八方。

第二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人们无法下地­干­活,便不约而同地聚拢到小镇的“商业中心”消磨时光。而一大清早,茉莉花酒店就店门大开,花茉莉容光焕发地当垆卖酒,柜台里摆着几十只油汪汪的烧­鸡­和几十盘深红­色­的油氽花生米,小酒店里香气扑鼻,几十个座位很快就坐满了。人们多半怀着鬼胎,买上两毛钱的酒和二两花生米慢慢啜着,嚼着,眼睛却瞥着花茉莉。花茉莉仿佛全无觉察,毫不吝啬地将她的满面笑容奉献给每一个注视着她的人。

终于,有个人熬不住了,他走上前去,吞吞吐吐地说:“花大姐……”

“怎么?来只烧­鸡­?”

“不,不……”

“怕你老婆罚你跪是不?男子汉大丈夫,连只小烧­鸡­都不敢吃,窝囊!那些票子放久了要发霉的!”

“来只就来只!花大姐,别把人看扁了。”

“好!这才是男子汉的气魄。”

花茉莉夹过一只­鸡­往小台秤上一放,麻利地约约斤两,随口报出钱数:“二斤七两,四块零五分,五分钱饶你,给四块钱。”

那人付了钱,却不拿­鸡­离开,他很硬气地说道:“花大姐,听说你家来了个吹箫的,能不能请出来让俺们见识见识?”

“花大姐,把你的可心人小宝贝请出来让爷们看看,捂在被窝里也会发霉的。”不知什么时候钻进酒店的三斜­阴­阳怪气地说。

花茉莉满脸通红,两道细眉竖了起来,这是她激怒的象征。人们生怕她冲出柜台把三斜用刀劈了,便一齐好言劝解,花茉莉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买­鸡­汉子又说:“花大姐,俺们被他的箫声给迷住了,你让他给乡亲们吹一段,咱请他吃顿烧­鸡­。”

花茉莉慢腾腾地用毛巾擦净油腻的手,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便向后屋走去。好大一会儿,她才牵着小瞎子的手,穿过飘落着细雨的小院,来到酒客们面前。

三斜惊异地发现,小瞎子已经完全不是前天晚上那副埋汰样子了。他浑身上下的衣服洗得千­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头发梳理得蓬松而不紊乱,好像还涂了一层薄薄的发蜡。

马桑镇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体面的瞎子。

小瞎子优雅地对着众人鞠了一躬,用悦耳的男中音说:“我是半路眼瞎,学习民乐是瞎眼之后开始的,时间还不长,勉强会几个曲子,不像样。不过乡亲们一片盛情难却,我也就不避谫陋,甘愿献丑。只是那洞箫要在月夜呜咽,方显得意境幽远,情景交融。白天吹箫,当然也可,但意趣就差多了。幸而本人还可拉几下二胡,就以此谢乡亲们一片真情吧!”

这一番话说得温文尔雅,更显得小瞎子来历不凡。早有人搬过来一只方凳,小瞎子端坐下来,调了调弦,屏住呼吸默想片刻,便以极其舒缓的动作运起弓来,曲子轻松明丽,细腻多情,仿佛春暖花开的三月里柔媚的轻风吹拂着人们的脸庞。年轻的可以从曲子里想象到缱绻缠绵的温存,年老的可以从曲子里回忆起如梦如烟的往事,总之是有一股甜蜜的感觉在人们心中融化。人们忘了天,忘了地,忘了一切烦恼与忧愁。花茉莉俯身在柜台上,双手捧着腮,眼睛迷离着,面­色­如桃花般鲜艳。后来,小瞎子眼前幻化出枯树寒鸦,古寺疏钟,平沙落雁,残月似弓,那曲子也就悲怆起来,马桑镇的听众们突然想起苍茫的深秋原野与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槐树枯枝……小瞎子的二胡又拉出了几个波澜起伏的旋律之后,人们的思维就会被音乐俘虏,他们的心随着小瞎子的手指与马尾弓子跳跃……

一曲终了,小瞎子端坐不动,微闭着黯淡无光的眼睛,额头白得像纸一样,两只大得出奇的耳朵神经质地抖动着。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潮湿起来,花茉莉则将两滴泪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她面­色­苍白,凝目痴望着麻石街上的蒙蒙细雨。

当小瞎子的二胡拉响时,方六茶馆,黄眼饭铺、杜双小卖部里的顾客就像铁屑寻找磁石一样跑进了酒店。窄窄的麻石街上阒无人迹。雨丝落到麻石板上,溅起小小的银­色­水珠。偶尔有几只羽毛蓬松的家燕掠着水汪飞过去。间或一阵风起,八隆河堤上开始凋谢的槐花瓣儿纷纷跌落在街道上。方六、黄眼、杜双都寂寞地坐在门口,目光呆滞地瞅着挤满人的酒店,谁也猜不透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自从下雨那天小瞎子再次大展奇才后,镇上那些污言秽语便销声匿迹了。连那些好奇心极重、专以搬弄口舌为乐的娘儿们也不去议论小瞎子与花茉莉之间是否有风流韵事。因为这些娘儿们在最近的日子里也都有幸聆听了小瞎子魅力无穷的音乐,小瞎子魔鬼般地拨动着她们的柔情,使她们一个个眼泪汪汪,如怨如慕。一句话,小瞎子已经成了马桑镇上一个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人物,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

在这些日子里,八隆公路的路胎已被隆隆的压路机压得十分坚硬,铺敷路面的工程开始了。一批从农村临时抽调的铺路工驻进了马桑镇,马桑镇上,整天都可听到镇后公路上铺路工粗犷的笑骂声,空气中弥漫着熔化沥青的刺鼻臭味。到了晚上,铺路工们把整个镇子吵得­鸡­飞狗叫,喧嚷异常。这帮子铺路工多半是正处在­精­力过剩阶段的毛头小伙,腰里又有票子,于是在晚饭后便成群结队的在街上瞎逛,善于做买卖的“商业中心”主人们,便一改黑天关门的旧俗,把主要­精­力放到做夜市上来。花茉莉当然不会错过这赚钱的良机,她买卖不错,小酒店每晚上都满座,每天烧二十只­鸡­,一忽儿就被抢光。

在夜市乍开的一段时间里,“商业中心”的其他三家主儿生意也是不错的。方六、黄眼也开始兼营酒菜,酒的质量与菜的味道也不比茉莉花酒店差,因此,每天晚上他们的客座上也几乎是满的。后来,局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是在一天晚上,俏丽的茉莉花酒店主人正在明亮的柜台里做着买卖的时候,从幽静的后院里石破天惊般地响起了琵琶声。小瞎子独坐梧桐树下,推拉吟揉,划拨扣扫,奏出了银瓶乍裂,铁骑突出,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般的乐章。从此,茉莉花酒店生意空前兴隆,花茉莉不得不在后院拉起大灯泡,露天摆起桌子,或者­干­脆打地摊,以容纳热心的听众兼酒徒。而小瞎子也施展开了他的十八般武艺,将他的洞箫、横笛、琵琶、二胡、唢呐通通从布袋里拿出来,轮番演奏,每夜都要闹腾到十二点才睡。几十个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小伙子,就连中午休息那一点时间也要跑到茉莉花酒店来,听小瞎子讲几段乐理,讲几个譬如《阳春白雪》、《大浪淘沙》之类的古曲。

与此同时,茉莉花酒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麻子杜双小卖部积压日久的三百瓶白酒被花茉莉连箱搬过,也不过维持了半个月光景,杜双赶紧又去县城进了五百瓶白酒,又被茉莉花一下趸了过来。顾客们对花茉莉的烧­鸡­、油氽花生也是大加赞赏,花茉莉白日里马不停蹄地忙碌一天,到晚上还是供不应求。

铺路工已经在镇上住了两个月,虽然他们的工作点离小镇越来越远,很有搬迁的必要了,但他们得拖就拖,宁愿多跑点路也心甘情愿。

现在该回过头来说一说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花茉莉甘冒流言蜚语败坏声誉的危险收留下小瞎子的呢?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谜,只是当有一天晚上茉莉花酒店关门挂锁,花茉莉与小瞎子双双匿迹之后,马桑镇的人们才省悟到这是出于爱情的力量。

像花茉莉这样一个泼辣漂亮决不肯依附别人的女人,常常会突如其来的做出一些连她自己都会感到吃惊的决定。当然,这些决定更令旁观者瞠目结舌。譬如她与前夫的离婚就是这样。那天晚上,当她领着小瞎子走下河堤时,是否就爱上了他呢?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不过根据常理分析,促使她那样做的恐怕主要是同情心和侧隐心;假如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这种同情、侧隐之心是怎样发展何时发展成为爱情的呢?这个问题我想就不必解释了。反正,她被一种力量彻底改造了确是无疑的。从前的花茉莉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她风流刻薄,伶牙俐齿,工于心计,常常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主意整治那些得罪了她的人。连她的笑容,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自从小瞎子进店之后,花茉莉的笑容才真正带出了女人的温情,她微微斜视的眼睛里消失了嘲弄人的意味,连说话的调门也经常降低一个八度。对待顾客是这样,而她对待小瞎子的态度,更是能把三斜之流的人物折磨得神经错乱。当一天的紧张劳动结束后,她常常和小瞎子在院子里对面而坐,眼睛紧盯着他,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小瞎子的脸尤其是那两只充满感情Se彩的大耳朵使她心旌摇荡。小瞎子对花茉莉来说,好像是挂在八月枝头上一颗成熟的果子,她随时都可以把它摘下来一口吞掉。然而她不愿意这样做。她更愿意看着这颗果子挂在枝头闪烁诱人的光彩,她欣赏着这颗果子并且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这颗熟透的果子散发着扑鼻的清香自动向地面降落时,她再伸手把它接住。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颗果子,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修筑八隆公路的筑路工们,终于不得不卷起铺盖搬家了。他们的施工点已距马桑镇二十华里,再这样来回跑势必大大窝工,因此,筑路队领导下了强制­性­命令。

筑路工走了,但开了头的马桑镇“商业中心”夜市却继续了下来。镇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并不想吃过晚饭倒头就睡,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享受,他们需要音乐。当然,从收音机里也可以听到音乐,但那与小瞎子的演奏简直不能比。虽然小瞎子能够演奏的乐曲他们都已听过,但这些曲子他们百听不厌,每听一遍都使他们感叹、唏嘘不止。对此,小瞎子开始良心不安起来,演奏前,他总是满面羞愧地说:“这怎么好意思,老是这几个曲子……我的脑子空空了,我需要补充,我要去搜集新的东西……”然而,那些他的崇拜者却安慰道:“兄弟,你别犯傻,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找花大姐这样一个女菩萨?再说,你会的这些曲子就尽够俺们享用了,好东西百听不厌。就像花大姐卖的烧酒,俺们天天喝,从来没烦过,每一次喝都那么上劲,一口f去,浑身舒坦,你这些曲子呀,嗨嗨,就跟花大姐的烧酒一样……”当听到酒徒们把自己的音乐与花大姐的烧酒相提并论时,小瞎子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的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那晚上的演奏也极不成功,拉出的曲子像掺了沙子的米饭难以人口一样难以入耳。

时间飞驰前进,不觉已是农历八月尽头。秋风把成熟的气息从田野里吹来,马桑镇四周的旷野上,青翠的绿­色­已逐渐被苍褐的黄|­色­代替。八隆河堤上的槐叶滴零零地打着旋飘落,飘落在河中便起起伏伏地顺水流去。自从那次失败的演出之后,小瞎子仿佛添了心事,他的饭量大减,有时还呆坐着发愣。花茉莉施出全副本领为他改善伙食。为了替他解闷,还经常拉着他的手到八隆河堤上散步。当她和他漫步大堤时,镇上的一些娘儿们就指指点点地说:“瞧啊,这是多么般配的一对!小瞎子胜过副科长一百倍哩……”听到这些议论,花茉莉总是心满意足地笑着,脸上浮现出痴迷迷的神情;但小瞎子却往往变得惶惶不安起来,赶紧找上个借口让花茉莉领他回家。

九月初头,马桑镇后县里兴建的榨糖厂、帆布厂厂房建成,不几天,就有成群的卡车满载着机器沿着新修的八隆公路开来,随着机器的到来,大群的工人也来了。这对于马桑镇“商业中心”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喜讯。还有更加惊人的消息呢,据说,马桑镇周围的地层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不久就要派钻井队来开采,只要这里变成大油田,那小小的马桑镇,很可能就是未来的马桑市的前身……对于这些,花茉莉做出了快速反应,她到县木器厂订购了一批桌椅,又购了一批砖瓦木料,准备在院子里盖一个简易大餐厅,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她还托人去上海给瞎子买花呢西服黑皮鞋——这是为小瞎子晚上演奏准备的礼服。最后,她请镇上最有名的书法家写了一块“茉莉花音乐酒家”的匾额,高高地挂在了瓦檐之下。宏伟的计划使花茉莉生动的面孔闪烁着魅人的光彩。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计划说给小瞎子听,语言中已经不分你我,一概以我们称之。小瞎子对花茉莉的计划感到惊叹不已,认为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而听到自己将在这个安乐窝里永远充当乐师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踌躇不快的神情。花茉莉推他一把,娇嗔道:“瞧你这个人,又犯哪家子愁!你说,你还有什么事不顺心……”

关于马桑镇光辉前景的传说,自然也在方、黄、杜三人心中激起了波澜,他们看到花茉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举动,尤其是看到那块“茉莉花音乐酒家”大匾额,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他们自信本事都不在花茉莉之下,而花茉莉能够如此猖獗,挤得他们生意萧条,实在是借助了小瞎子的力量。至此,他们不由地都后悔当初没把小瞎子领回家中,而让花茉莉捡了个便宜。据麻子杜双计算,四个月来,花茉莉少说也净赚了三千元,而小瞎子仅仅是吃点­鸡­杂碎。这小瞎子简直就是棵摇钱树,而一旦马桑镇上机器轰鸣起来,这棵摇钱树更将大显神通,这个女人不久就会成为十万元户主的。

这天下午,方、黄、杜聚在茶馆里谈论这件事情。方六建议三人一起去跟花茉莉公开谈判。杜双起初犹豫不决,生怕得罪了花茉莉无法处理积压白酒,但又一想,去探探口风,伺机行事,料也无妨,也免得得罪方、黄,于是就答应了。

三人商议停当,便跨过麻石街,走进了“茉莉花音乐酒家”。正是农忙季节,店里没有顾客。花茉莉正在灶上忙着,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一看到方、黄、杜到,她连忙停下活儿相迎。她一边敬烟一边问:“三位掌柜屈驾光临,小店增辉哪!不知三位老哥哥有啥吩咐!”

“花大姐,”方六捻着老鼠胡子说:“你这四个月,可是大发了!”

“那也比不上您呐,方掌柜!”

“嘻嘻,花大姐挤兑人喽,俺这三家捆在一起也没有您粗呐!”

“花大姐,”黄眼道,“您这全沾了小瞎子的光哟!”

“此话不假。”花茉莉撇撇嘴,挑战似的说。

“花大姐,您看是不是这样,让小瞎子在咱们四家轮流坐庄,要不,您这边丝竹一响,俺那边空了店堂。”方六说。

“什么?哈哈哈……真是好主意,亏你们想得出,想把人从我这挖走?明告你们吧,没门!”

“花大姐,说实话难听——这小瞎子可是咱四个人一块发现的,你不能独占花魁哪!”

“放屁!”花茉莉柳眉倒竖,骂了一声,“想起那天晚上,你们三个人支支吾吾,一个个滑得赛过泥鳅,生怕他腌躜了你们那臭店,连个宿都不留。是我把他领回家中,热酒热饭招待。这会儿看他有用处了,又想来争,怎么好意思张你们那张臭嘴!呸!”

“花大姐,说话别那么难听。俗话说,‘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好说好商量,撕破了脸子你也不好看。”

“你能怎么着我姑­奶­­奶­?”

“花大姐,你与小瞎子非亲非故,留他长住家中,有伤风化。再说,现如今是社会主义,不兴剥削劳动力,你让小瞎子为你赚钱,却分文不给他,这明明就是剥削,法律不允许……”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非亲非故?”

“难道你真想嫁给他不成?”

“我就是要嫁给他!我马上就去跟他登记结婚。他是我的男人,我们两口子开个夫妻店,不算剥削了吧?你们还有什么屁放?”

“我每月出一百元雇他!”

“我出二百!”

“滚你们的蛋吧,一千我也不卖!”

花茉莉­干­净利索地骂走了方、黄、杜,独自一人站在店堂里生气。她万没想到,三个老滑头竞想把熟透的果子摘走。是时候了,该跟小瞎子挑明了。

她顾不得­干­活了,一把撕下围裙,推开了虚掩着的后门。

她愣住了。

小瞎子直挺挺地站在门外,像哲学家一样苦思冥想,明净光洁的额头上竟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他那两只耳朵、两只洞察秋毫之末的耳朵,在可怕地扭动着。

好戏就要开场。

“你全昕到了?”

小瞎子点点头。

花茉莉一下子把他紧紧搂在怀里,用火热的双­唇­亲吻着那两只大耳朵,嘴里喃喃地说着:“我的好人儿,果子熟了,该摘了……”

小瞎子坚决地从花茉莉怀里挣脱出来,他的嘴­唇­哆嗦着,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好人儿,你把我的心哭碎了,”花茉莉掏出手绢揩着他的泪水,“咱们结婚吧……”

“不、不、不!”小瞎子猛地昂起头,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不知道……”

“难道我配不上你?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的小瞎子……你看不见我,你可以伸手摸摸我,从头顶摸到脚后跟,你摸我身上可有半个疤?可有半个麻?自从你进了我的家门,你可曾受了半点委屈?我是一个女人,我想男人,但我不愿想那些乌七八糟的男人,我天天找啊,寻啊,终于,你像个梦一样的来了,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想,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的亲人,你是老天给我的宝贝……我早就想把一切都给了你,可是我又怕强扭的瓜不甜,我怕浇水多了反把小芽芽淹死,我等啊等啊,一点一点地爱着你,可你,竟是这般绝情……”花茉莉哽咽起来。

“花大姐,你很美——这我早就听出来了,不是你配不上我,而是我配不上你。你对我的一片深情,我永远刻在心上,可是……我该走了……我一定要走了……我这就走……”

小瞎子摸摸索索地收拾行李去了。花茉莉跟进屋,看着他把大小口袋披挂上身,心里疼痛难忍,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等花茉莉醒来时,小瞎子已经走了。

当天晚上,茉莉花音乐酒家一片漆黑。借着朦胧的月光,人们看到酒家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三斜在人堆里神秘地说,傍黑时,他亲眼看见小辖子沿着河堤向西走了,不久,又看到花茉莉沿着河堤向西追去。追上了没有呢?不知道。最后结局呢?

八隆公路从马桑镇后一直向东延伸着,新铺敷的路面像镜子一样泛着光。如果从马桑镇后沿着公路一直往东走出四十里,我们就会重新见到那帮子铺路工,马桑镇的老朋友。他们的沥青锅依然散发着刺鼻的臭气,他们劳动时粗鲁的笑骂依然是那么优美动听。

这天中午,十月的太阳毫不留情地抚摸着大地,抚摸着躺在八隆公路道沟里休息的铺路工们。西南风懒洋洋地吹过来,卷起一股股弥漫的尘土,气氛沉闷得令人窒息。忽然,一个嘶哑的嗓子哼起了一支曲子,这支曲子是那样耳熟,那样撩人心弦。过了一会儿,几十个嗓子一起哼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嗓子一齐哼起来。在金灿灿的阳光下,他们哼了一支曲子又哼另一支曲子。这些曲子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阴­郁,有的明朗。这就是民间的音乐吗?这民间音乐不断膨胀着,到后来,声音已仿佛不是出自铺路工之口,而是来自无比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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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中短篇小说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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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厢房里,安着一盘很大的石磨。娘说,这是村里最大的一盘磨。听到“最大”两个字,我感到很骄傲。据说,这盘磨原是刘财主家的,土改时当作胜利果实分给了我家。这是盘“驴磨”——是由毛驴拉的磨,不是小户人家那种一个半大孩子也能推得团团转的“人磨。”

我最早的记忆是和这盘磨联系在一起的。我记得我坐在磨道外边的草席上,呆呆地望着娘和邻居四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沿着磨道不停地转着圈。磨声隆隆,又单调又缓慢,黄的或是褐的面儿从两扇磨盘的中间缝儿均匀地撒下来,石磨下的木托上,很快便堆成一个黄的或是褐的圆圈。偶尔也有磨麦子的时候,那必是逢年过节。磨麦子时落下的面是雪白的。我坐在草席上一动不动。娘的脸,娘的背,四大娘的脸,四大娘的背,连续不断地从我眼前消逝、出现,出现、消逝。磨声隆隆地响着,磨盘缓缓地转着,眼前的一切像雾中的花儿一样,忽而很远,忽而很近,我歪在草席上睡着了。

一九七0年,我九岁。听说邻村里安装了一盘用柴油机拉着转的钢磨,皮带一挂嗡嗡响,一个钟头能磨几百斤麦子。村里有不少人家把石磨掀掉了,要磨面就拿着钱到钢磨上去磨。我们家的石磨还没有掀,我们没有钱。

四大娘有一个女儿叫珠子,小我两岁。我们两家斜对门住着,大人们关系好,小孩更近乎。我和珠子天天厮混在一起,好得像长着一个头。邻村的钢磨声有时能够很清晰地传到我们村里来,神秘得要命,我和珠子偷偷去看钢磨。我闯了一个大祸。我要求珠子为我保密,珠子一直没给人讲过。当然我们也有翻脸的时候。我小时长得­干­巴,珠子却圆滚滚的像只小豹子一样,打起架来我不是她的对手。常常是她把我狠揍一顿,却哭着跑到我娘面前去告状,说我欺负她。

我和珠子在本村小学校读书,老师是个半老头子,姓朱,腰弓着,我们叫他“猪尾巴棍”,他也不敢生气。听说他从前管教学生特别严厉,“文化大革命”一起,挨过他的教鞭的学生反过来把他揍得满裤裆屎尿,这一下他算是学“好”了。给我们上课时,半闭着眼,眼睛瞅着房顶,学生们闹翻了天也不管。我们不等他讲完课,就背着书包大摇大摆地走了。书包里只有两本画有扛着红缨枪的小孩的书,还有一管秃了尖就用牙啃的铅笔。有一天下午,我和珠子早早地逃了学。我们说好了要到我家院子里弹玻璃球玩儿,说好了赢家在输家额头上“敲粟子”,珠子输子,被我连敲了几个栗子。她恼了,扑到我身上,双手搂着我的腰,头顶着我的下巴,把我掀倒在地上。她骑着我的肚子,对着我的脸吐唾沫。我恼了,拉住她一只手,咬了一口。我们都哭了。

娘和四大娘正在厢房推磨,闻声出来,娘说:“祖宗,又怎么啦?”

“他咬我。”珠子擎着渗出血丝的手,哭着说。

“她打我。”我也哭着说。

娘对准我的ρi股打了两巴掌。四大娘也拍了珠子两下。这其实都是象征­性­的惩罚,连汗毛都伤不了一根的,可我们哭得更欢了。

娘心烦了,说:“你还真哭?宠坏你了,来推磨!”

四大娘当然也没放过珠子。

我和珠子像两匹小驴驹子被套到磨上。上扇石磨上有两个洞眼,洞眼里Сhā着两根磨棍。娘和四大娘在磨棍上拴了两根绳子,我一根,珠子一根。我的前边是四大娘,四大娘前边是珠子。珠子前边是我娘,娘前边是我。

“不使劲拉,我就踢你!”娘推着磨棍,在我身后说。

“不使劲,我就打你。”四大娘吓唬着珠子。

一边拉着磨,一边歪着头看旋转的磨盘。隆隆隆响着磨,刷刷刷落着面。我觉得又新鲜又好玩。磨盘上边有两个磨眼,一个眼里堆着红高梁,一个眼里Сhā着两根扫帚苗儿。

“娘,Сhā扫帚苗儿­干­么?”我问。

“把磨膛里的面扫出来。”

“那不把扫帚苗研到面里了?”

“是研到面里了。”

“那不吃到肚子里了?”

“是吃到肚子里了。”

“人怎么能吃扫帚苗呢?”

“祖祖辈辈都这么着。别问了,烦死人了。”娘不耐烦了。

“娘,什么时候有的石磨?”珠子问四大娘。

“古来就有。”

“谁先凿出第一盘磨?”

“鲁班他媳­妇­。”

“谁是鲁班他媳­妇­?”

“鲁班他媳­妇­就是鲁班他媳­妇­。”“鲁班他媳­妇­怎么会想到凿磨呢?”

“鲁班他媳­妇­牙不好,嚼不动囫囵粮食粒儿,就找来两块石头,凿了凿,呼呼隆隆推起来。”

在娘和四大娘嘴里,世界上的一切都很简单,什么答案都是现成的,没有不能解释的事物。

我们都不说话了,磨屋里静下来。一缕阳光从西边的窗棂里­射­进来,东墙上印着明亮的窗格子。屋里斜着几道笔直的光柱,光柱里满是小纤尘,像闪亮的针尖一样飞快游动着。墙角上落满灰尘的破蛛网在轻轻地抖动着。一只壁虎一动不动地趴在墙壁上。初上磨时的新鲜感很快就消逝了,灵魂和­肉­体都在麻木。磨声,脚步声,沉重的呼吸声,一圈一圈无尽头的路,连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总想追上四大娘,但总是追不上。四大娘很苗条的腰肢在我面前晃动着。那道斜­射­的光柱周期­性­地照着她的脸,光柱照着她的脸时,她便眯起细长的眼睛,嘴角儿一抽一抽的,很好看。走出光柱,她的脸便晦暗了,我愿意看她辉煌的脸不愿意看她晦暗的脸,但辉煌和晦暗总是交替着出现,晦暗又总是长于辉煌,辉煌总是一刹那的事,一下子就过去了。

“娘,我拉不动了。”珠子叫了起来。

“拉,你哥哥还没说拉不动呢,你这么胖。”四大娘说着,把腰弯得更低一些,使劲推着磨棍。

“娘,我也拉不动了。”我说,是珠子提醒了我。

“还打架不打了?”

“不打了。”

“玩去吧。”

我和珠子雀跃着逃走了。走出磨屋,就像跳出牢笼,感觉到天宽地阔。娘和四大娘还在转着无穷无尽的圆圈,磨声隆隆隆,磨转响声就不停。

这次惩罚,说明了我和珠子已经具有了劳动能力,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此结束了。我和珠子成了推磨的正式成员,尽管我们再也没有打架。娘和四大娘都是那种半大脚儿,走起路来脚后跟捣着地,很吃力。我已经十岁,不是小孩了,看到娘推磨累得脸儿发白,汗水溻湿了衣服,心里十分难过。所以,尽管我讨厌推磨,但从来也没有反抗过娘的吩咐。珠子滑头得很,上了磨每隔十分钟就跑一次厕所,四大娘骂她:“懒驴上磨屎尿多。”娘轻轻地笑着说:“她还小哩。”

娘和四大娘并不是天天推磨,她们还要到生产队去­干­活儿。后来,她们把推磨时间选择在晌午头、晚饭后,这时候学校里不上课,逃不了我们的差。

在这走不完的圆圈上,我和珠子长大了。我们都算是初中毕了业,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高中,我们没有钱去上学,便很痛快地成了公社的小社员了。我十六岁,珠子十四岁,还没列入生产队的正劳力名册。队里分派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割草喂牛,愿去就去,不愿去拉倒,反正是论斤数算工分。

我和珠子已经能将大磨推得团团转了,推磨的任务就转移到我俩肩上。娘和四大娘很高兴。从十五岁那年开始,我开始长个了,一个冬春,蹿出来一头,嘴上也长出了一层黑乎乎的茸毛。珠子也长高了,但比我矮一点。记得那是­阴­历六月的一天,天上落着缠缠绵绵的雨。娘吩咐我:“去问问你四大娘,看她推磨不推。”我戴上斗笠,懒懒地走到四大娘家。父亲坐在四大娘的炕沿上抽烟。四大娘坐在炕头上,就着窗口的光亮,噌噌地纳鞋底子。“四大娘,俺娘问你,推磨吗?”我问。四大娘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闪了闪,说:“推吧。”接着她就喊:“珠子,盛上十斤玉米,跟你哥哥推磨去。”珠子在她屋里很脆地应了一声。我撩开门帘进了她的屋,她坐在炕上,只穿一件紧身小衫儿,露着两条雪白的胳膊,刚发育的Ru房像花骨朵一样很美地向前挺着。我忽然吃了一惊,少年时代就在这一瞬间变成了历史,我的一只脚跨进了青春的大门。我惊惶地退出来,脸上发着烧,跑到院子里,高声喊:“珠子,我在磨房里等着你,快点,别磨磨蹭蹭。”雨点敲打着斗笠,啪啪地响,我心里忽然烦恼起来,不知是生了谁的气。

珠子来了。她很麻利地收拾好磨,把粮食倒进磨眼里,Сhā好了扫帚苗。我们抱起磨棍,转起了圈圈。磨房里发出潮湿发霉的味儿,磨膛里散出粉碎玉米的香味儿。外边的雨急一阵慢一阵地下着,房檐下倒扣着的水桶被檐上的滴水敲打出很有节奏的乐声。檐下的燕窝里新添了儿女,小燕子梦呓般地啁啾着。珠子忽然停住脚,回过头来看着我,脸儿一红,细长的眼睛瞪着我说:“你坏!”

我想起了刚才的事,心头像有匹小鹿在碰撞。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她那蓓蕾般的小胸脯儿,我说:“珠子,你……真好看……”

“瞎说!”

“珠子,咱俩好吧……”

“我打你!”她满脸绯红,举起拳头威胁我。

我放下磨棍,扑上去将她抱住,颤抖着说:“打吧,你打吧,你快打,你这个小珠儿,小坏珠儿……”

她急促地喘息着,双手抚摸着我的脖子,我们紧紧拥抱着,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

我家的厢房是三间,里边两间安着磨,外边一间实际上起着大门楼的作用。父亲推开大门走进来,一眼就看到了我和珠子搂抱在一起。

“畜生!”他怒骂一声。

我和珠子急忙分开,垂着头,打着哆嗦站在磨道里。磨道被脚底踩凹了,像一条环形的小沟。

父亲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嘴巴。我的脑瓜子嗡嗡响,鼻子里的血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珠子扑上来护住我,怒冲冲地盯着父亲:“你凭什么打他?你这个老黑心,兴你俩好,就不兴俺俩好?”

父亲愤怒的胳膊沉重地耷拉下去,脸上的愤怒表情一下子就不见了。

从我初省人事时,我就感觉到,爹不喜欢娘。娘比爹大六岁。爹在家里,脸上很少有笑容,对娘总是冷冷的,淡淡的。娘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爹,爹也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娘,两个人从没有吵过一句嘴,更甭说打架了。但娘却经常偷偷地抹眼泪。小时候见到娘哭,我也跟着哭。娘把我搂在怀里,使劲地亲我,泪水把我的脸都弄湿了。“娘,谁欺负你了?”“没有,孩子,谁也没欺负娘……”“那你为什么哭?”“就是,娘不争气,就知道哭。”后来,渐渐地大了,我在街上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知道了爹和四大娘相好。珠子一岁那年,她爹在集上喝醉了酒,掉到冰河里淹死了,四大娘一直没再嫁。我小时,爹常抱我去四大娘家。匹大娘喜欢我,从爹手里把我接过去,亲我咬我膈肢我。“叫亲娘,我拿花生豆给你吃。”她细长的眼睛亲切地望着我,逗着我说。小孩子是没有立场的,我放开喉咙叫“亲娘!”四大娘先是高兴地咧着嘴笑,但马上又很悲哀了。她把盛花生豆的小口袋递给我,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吃吧。”

娘也抱我去四大娘家,但似乎没有话说。两个人常常是­干­坐着。谁也不吱声,只有当我和珠子欢笑起来或者打恼了哭起来,她们才淡淡地笑几声或者淡淡地骂我们几句。有这么一天,娘又和四大娘对坐着。娘说:“嫂子……你不打算寻个主儿,这样下去……”娘其实比四大娘大七八岁,但四大娘的丈夫比爹大,所以娘叫四大娘“嫂子”。听了娘的话,四大娘怔怔地望着窗户,脸红一阵白一阵。趴在叠起的被子上,她“呜呜”地哭起来。娘的眼圈也红了。后来,娘不再到四大娘家去了。娘和四大娘的关系也像和爹的关系一样,相敬如宾,冷冷的,淡淡的,一块儿推磨,一块儿到队里­干­活儿,但谁也不跨进谁的房屋了,有事就靠我和珠子通风报信。

哭叫声把娘惊动了。娘冒着雨穿过院子跑到磨房,一看到我肿着的脸和鼻子里流着的血,冲上来护住我,用她粗糙的手擦着我鼻子上的血,一边擦,一边哭,一边骂起来:“狠心的鬼!知道俺娘儿们是你眼里的钉子,你先把我打死吧……”娘放声大哭起来。

四大娘也闻声赶来了。珠子一见她娘,竟然也嘴一咧,鼻子一皱,泪珠子扑簌簌地落下来。“苦命的娘啊,女儿好命苦啊……”珠子抱着四大娘,像个出过嫁的女人一样唠叨着哭。四大娘本来就爱流眼泪,这一下可算找到了机会,她搂着女儿,哭了个天昏地暗。

爹急忙把大门关了,压低了喉咙说:“别哭了,求求你们。都是我不好,要杀要砍由着你们。我有罪,我给你们下跪了……”身高马大的父亲像半堵墙壁一样跪倒在石磨面前,泪水沿着他清癯的面颊流下来。父亲鼻梁高高的,眼睛很大,据说早年间闹社戏,他还扮过姑娘呢。

父亲的下跪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娘和四大娘的哭声戛然而止,我和珠子紧跟着闭了嘴。磨房里非常安静,褐­色­的石磨像个严肃的老人一样蹲着。雨已经停了,院子里嗖嗖地刮过一阵小风,那棵老梨树轻轻地摇动几下,树叶的窸窣声中,夹杂着水珠击地的扑哧声。磨房的房梁上,一穗受了潮的灰挂慢慢地落下来,掉在父亲的肩头上。

娘松开我,挪动着小脚,走到爹的面前,伸出指头捏走了爹肩头那穗灰挂,慢慢地跪在爹面前,说:“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我的那颗被初恋的欢乐冲击过的心,被父亲毒打委屈过的心,像撕裂了般痛苦,一种比欢乐和委屈更复杂更强烈的感情的潮头在我胸臆间急剧翻腾起来,我站立不稳,趔趔趄趄地靠在石磨上……

我们再也不用石磨磨面了。家里日月尽管还是艰难,但毕竟是进入新阶段了,到钢磨上去推面的钱渐渐地不成问题了。磨房里很少进入,成了耗子的乐园,大白天也可以看到它们在那里折腾。蝙蝠也住了进去,黄昏时便从窗棂间飞进飞出。

我长成一个真正的青年了。有人给我提亲,女方是南疃一个老中医的女儿,在家帮她爹搓搓药丸子。我死活不答应。

爹说:“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这是万万不行的。”

“不要,我不要!我打一辈子光棍!”

“不要也得要!六月六就定亲。”爹严厉地说。

“孩子,听你爹的话吧。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中午,把麦子送到钢磨去推了,定亲要蒸四十个大饽饽哩……”

六月的田野里,高高低低全是绿­色­的庄稼。

我到底还是推上三百斤小麦,沿着绿­色­海洋中的黄|­色­土路,向钢磨坊走去。我慢吞吞地走着,钢磨转动的嗡嗡声越来越近。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和珠子一起去看钢磨,也是走的这条小路。钢磨房里,有两个连睫毛上都挂着白面粉的姑娘,把粮食倒进铁喇叭,那根与钢磨底部连结在一起的长口袋胀得滚圆。我看钢磨都看痴了,站在那儿像根直棍。珠子打了我一下,让我去看马力带,马力带在机房与磨房之间砖砌的沟里飞跑,我看了一会儿,也不知为什么,竟然往飞跑的皮带上撒了一泡尿,皮带嗞嗞地发出声响,随即滑落在地沟里,钢磨声渐渐弱下去。两个姑娘从磨房里跑出来,她们喊:“抓!”珠子拖着我,说:“快跑!”我们跑出村庄,跑进野地,跑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

我说:“珠子,求求你,别回家说。”

她说:“你长大了娶我做老婆不?”

我说:“娶!”

“那我就不说。”她说,果然,她没对任何人说过我尿落马力带的事。

我饱含着哀愁一步步向前走,挺想哭几声,大哭几声。猛地,一个穿红格衫的女子从高粱地里闪出来。是珠子!

“站住!”她狠狠地对我说。

“你在这­干­什么?”我站住了。

“你别装糊涂。要和那个搓药丸子的定亲了是不?”她尖刻地问。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我垂头丧气地说。

“我怎么办?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

“珠子……你难道没听说?有人说我们是兄妹……”我心里充满了恼怒,一下子把车子掀翻,颓然蹲下去,双手捂住头。

“我问过俺娘了,我们不是兄妹。”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爹爱俺娘,你爷爷和­奶­­奶­给你爹娶了你娘,俺娘嫁给了俺爹——就是死掉的那个二流子。就这么回事。”

“咱俩怎么办?”我迟疑地问。

“登记,结婚!”

“就怕俺爹不答应。”

“是你娶我还是你爹娶我?解放三十多年了!走,我去跟他们说。”

我跟珠子结了婚。

结婚第二年,珠子生了一个女孩,很可爱,村里人谁见了就要抱抱她。

连着几年风调雨顺,庄户人家都攒了一大把钱。珠子有心计,跟我办起一个小面粉加工厂。我们腾出厢房来安机器。厢房里满是灰尘,那盘石磨上拉满了耗子屎、蝙蝠粪。我,珠子,爹,四大娘,把两扇石磨抬出来,扔到墙旮旯里。娘背着我的小女儿看我们­干­活。

“­奶­­奶­,这是什么?”

“石磨。”

“什么石磨?”

“磨面的石磨。”

“什么磨面的石磨?”

“就是磨面的石磨。”

阳光好明媚。我对着门外喊:“珠子,你去弄点石灰水;要把磨房消消毒!”

我们­干­得欢畅,­干­得认真,像完成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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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中短篇小说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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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放了暑假,我匆匆忙忙地收拾收拾,便乘上火车,赶回故乡去。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前些天家里来信说,我八十六岁的爷爷去世了。寒假我在家时,老人家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想不到仅仅半年多工夫,他竟溘然逝去了。

爷爷是个­干­瘦的小老头儿,肤­色­黝黑,眼白是灰­色­,人极慈祥,对我很疼爱。我很小时,父亲就病故了,本来已经“交权”的爷爷,重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率领着母亲和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爷爷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人,推车打担、使锄耍镰都是好手。经他的手­干­出的活儿和旁人明显的两样。初夏五月天,麦子黄熟了,全队的男劳力都提着镰刀下了地。爷爷割出的麦茬又矮又齐,捆出来的麦个中,中间卡,两头奓,麦穗儿齐齐的,连一个倒穗也没有。生产队的马车把几十个人割出的麦个拉到场里,娘儿们铡场时,能从小山一样的麦个垛里把爷爷的活儿挑出来。

“瞧啊,这又是‘蹦蹦’爷的活儿!”

娘儿们怀里抱的麦个子一定是紧腰齐头爹根子,像宣传画上经常画着的那个扎着头巾的小媳­妇­怀里抱的麦个子一样好看,她们才这样喊。

“除了‘蹦蹦’爷谁也­干­不出这手活儿。”娘儿们把麦子往铡刀下一送,按铡的娘儿们一手叉腰,单手握着铡刀柄,手腕一抖,ρi股一翘,大­奶­子像小白兔一样跳了两下,“嚓”,麦个子拦腰切断,根是根,穗是穗。要是碰上埋汰主儿捆的麦个子,娘儿们就搜罗着最生动形象的话儿骂,按铡的娘儿们双手按铡刀,­奶­子颠得像要Сhā翅飞走,才能把麦个子铡断。而麦根部分里往往还夹带麦穗。

­干­什么都要­干­好,­干­什么都要专心,不能­干­着东想着西,这是爷爷的准则。爷爷使用的工具是全村最顺手的工具。他的锄镰镢锹都是擦得亮亮的,半点锈迹也没有。他不抽烟,­干­活­干­累了,就蹲下来,或是找块碎瓦片,或是拢把­干­草,擦磨那闪亮的工具……

我带着很悒郁的心情跨进家门,母亲在家。母亲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多年的­操­心劳神使她的面貌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母亲说,爷爷没得什么病,去世前一天还推着小车到东北洼转了一圈,割回了一棵草。母亲从一本我扔在家里的杂志里把那株草翻出来,小心地捏着,给我看,“他两手捧回这棵草来,对我说,‘星儿他娘,你看看,这是棵什么草?’说着,人兴头得了不得。夜里,昕到他屋里响了一声,起来过去一看,人已经不行了……老人临死没遭一点罪,这也是前世修的。”母亲款款地说着,“只是没能侍候他,心里愧得慌。他出了一辈子的力,不容易啊……”

我眼窝酸酸地听着母亲的话,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家房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胶河,沿着高高的窄窄的河堤向东北方向走七里左右路,就到了一片方圆数千亩的荒草甸子。每年夏天,爷爷都去那儿割草。离我们村二十里有部队一个马场,每年冬季都收购­干­青草喂马,价钱视草的质量而定。我爷爷的镰刀磨得快,割草技术高,割下来的草­干­净,不拖泥带水。晒草时又摊得薄,翻得勤,­干­草都是很新鲜的淡绿­色­,像植物标本一样鲜活,爷爷的­干­草向来卖最高的价钱。我至今还留恋在­干­草堆里打滚的快乐——尤其是秋天,夜晚凉凉爽爽,天上的颜­色­是墨绿,星星像宝石一样闪闪烁烁,松软的­干­草堆暖暖和和,­干­青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甜香味……

最早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割草,是刚过了七岁生日不久的一天。

我们动身很早,河堤上没有行人。堤顶也就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了野草,行人的脚压迫得它们很瑟缩,但依然是生气勃勃的。河上有雾,雾很重,但不均匀,一块白,一块灰,有时像炊烟,有时又像落下来的云朵。看不见河水,河水在雾下无声无息地流淌,间或有泼剌的响声,也许是因为鱼儿在水里动作吧。爷爷和我都不说话。爷爷的步子轻悄悄的,走得不紧不慢,听不到脚步声。小车轮子沙沙地响。有时候,车上没收拾­干­净的一根草梗会落在辐条之间,草梗轻轻地拨弄着车辐条,发出很细微的“劈劈劈劈,叮叮叮叮”的响声。我有时把脸朝着前方(爷爷用小车推着我),看着河堤两边的景致。高梁田、玉米田、谷子田。雾淡了些,仍然高高低低地缠绕着田野和田野里的庄稼。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刚秀出的高梁穗儿,很结实的谷子尾巴,都在雾中时隐时现。很远,很近。清楚又模糊。河堤上的绿草叶儿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珠儿,在微微颤抖着,对我打着招呼。车子过去,露珠便落下来,河堤上留下很明显的痕迹,草的颜­色­也加深了。

雾越来越淡薄。河水露出了脸几,是银白­色­的,仿佛不流动。灰蓝的天空也慢慢地明亮起来,东方渐渐发红,云彩边儿是粉红­色­的。太阳从挂满露珠的田野边缘上升起来,一点一点的。先是血一样红,没有光线,不耀眼。云彩也红得像­鸡­冠子。

天变得像水一样,无­色­,透明。后来太阳一下子弹出来,还是没有光线,也不耀眼,很大的椭圆形。这时候能看到它很快地往上爬,爬着爬着,像拉了一下开关似的,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照亮了天,照亮了地,天地间顿时十分辉煌,草叶子的露珠像珍珠一样闪烁着。河面上躺着一根金­色­的光柱,一个拉长了的太阳。我们走到哪儿,光柱就退到哪儿。田野里还是很寂静,爷爷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

一杆枪杀败了天下好汉

曲调很古老。节拍很缓慢。歌声悲壮苍凉。坦荡荡的旷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爷爷的歌声,空气因歌声而起伏,没散尽的雾也在动。

一碗酒消解了三代的冤情

一文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

从爷爷唱出第一个音节时,我就把头拧回来,面对着爷爷,双眼紧盯着他。他的头秃了,秃顶的地方又光滑又亮,连一丝细皱纹也没有。瘦得没有腮的脸是木木的,没有表情。眼睛是茫然的,但茫然的眼睛中间还有两个很亮的光点,我紧盯着这两个光点,似乎感到温暖。我想,他大概把我、把他自己、把车子、把这还没苏醒的田野全忘却了吧?他的走路、推车、歌唱都与他无关吧?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像很远很远的树上有一个啄木鸟在凿树洞……

一声笑颠倒了满朝文武

一句话失去了半壁江山

爷爷唱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爷爷的歌唱中感受到一种很新奇很惶惑的情绪,“小­鸡­儿”慢慢地翘起来,很幸福又很痛苦。我感到陡然间长大了不少,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

“爷爷,你唱的什么?”我捕捉着爷爷唱出的最后一个尾音,一直等到它变成一种感觉消逝在茵茵绿草叶梢上时,我才迷惘地问。

“瞎唱呗,谁知道它是什么……”爷爷说。

夜宿的鸟儿从草丛中飞起来,在半空中嘹亮地叫着。田野顷刻变得生气勃勃。十几只百灵在草甸子上空盘旋着鸣啭。秃尾巴鹌鹑在草丛中“哞——哞——”地鸣叫着。爷爷停下车子,说:“孩子,下来吧。”

“到了吗?爷爷?”

“噢。”

爷爷把车子推到草地上,竖起来,脱下褂子蒙在车轱辘上,带着我向草甸子深处走去。爷爷带着我去找老茅草,老茅草含水少,­干­得快,牲口也爱吃。

爷爷提着一把大镰刀,我提着一柄小镰刀,在一片茅草前蹲下来。“看我怎么割。”爷爷做着示范给我看。他并不认真教我,比划了几下子就低头割他的草去了。他割草的姿势很美,动作富有节奏。我试着割了几下,很累,厌烦了,扔下镰刀,追鸟捉蚂蚱去了。草甸子里蚂蚱很多,我割草没成绩,捉蚂蚱很有成绩。中午,爷爷点起一把火,把­干­粮烤了烤,又烧熟了我捉的蚂蚱,蚂蚱满肚子籽儿,好香。

迷蒙中感到爷爷在推我,睁眼爬起来一看,已是半下午了。吃过蚂蚱后,爷爷支起一个凉棚让我钻进去,我睡了一大觉,草甸子里夹杂着野花香气的热风吹得我满身是汗。爷爷已经把草捆成四大捆,全背到了河堤上,小车也推上了河堤。

“星儿,快起来,天不好,得快点儿走。”爷爷对我说。

不知何时——在我睡梦中茶­色­的天上布满了大块的黑云,太阳已挂到西半边,光线是橘红­色­,很短,好像­射­不到草甸子就没劲了。

“要下雨吗?爷爷。”

“灰云主雨,黑云主风。”

我帮着爷爷把草装上车,小车像座小山包一样。爷爷在车前横木上拴上一根细绳子,说,“小驹,该抻抻你的懒筋了,拉车。”

爷爷弯腰上袢,把车子扶起来,我抻紧了拉绳,小车晃晃悠悠地前进了。河堤很高,坡也陡,我有点头晕。

“爷爷,您可要推好,别轱辘到河里去。”

“使劲儿拉吧,爷爷推了一辈子车,还没翻过一回呢。”

我相信爷爷说的是实话。爷爷的腿好,村里人都叫他“蹦蹦”。

大堤弯弯曲曲,像条大蛇躺在地上。我们踩着蛇背走。这时是绿­色­的光线照耀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脐。我偶尔回过头,从草捆缝隙里望望爷爷。爷爷眼泪汪汪地盯着我,我赶紧回过头,下死劲拉车。

走出里把路,黑云把太阳完全遮住了。天地之间没有了界限,一切都不发声,各种鸟儿贴着草梢飞,但不敢叫唤。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回头看爷爷,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河堤下的庄稼叶子忽然动起来了,但没有声音。河里也有平滑的波浪涌起,同样没有响声。很高很远的地方似乎传来了世上没有的声音,跟着这声音而来的是天地之间变成紫­色­,还有扑鼻的­干­草气息,野蒿子的苦味和野掬花幽幽的药香。

我回头看爷爷,爷爷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我的小心儿缩得很紧,不敢说话,静静地等待着。一只长长的蚂蚱蹦到我的肚皮上,两只五­色­的复眼仇视地瞪着我。一只拳头大的野兔在堤下的谷子地里出没着。

“爷爷!”我惊叫一声。

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圆柱飞速旋转着,向我们逼过来。紧接着传来沉闷如雷鸣的呼噜声。

“爷爷,那是什么?”

“风。”爷爷淡淡地说,“使劲拉车吧,孩子。”说着。他弯下了腰。

我身体前倾,双脚蹬地,把细绳拽得紧紧的。

我们钻进了风里。我昕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风托着我的肚子,像要把我扔出去。堤下的庄稼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齐倒伏下去。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

“爷爷——!”我拼命地喊着。喊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听到。肩头的绳子还是紧紧地绷着,这使我意识到爷爷的存在。爷爷在我就不怕,我把身体尽量伏下去,一只胳膊低下去,连结着胳膊的手死死抓住路边草墩。我觉得自己没有体重,只要一松手,就会化成风消失掉。

爷爷让我拉车,本来是象征­性­的事儿。那根拉车绳很细,它一下子崩断了。我扑倒在堤上。风把我推得翻斤斗。翻到河堤半腰上,我终于又伸出双手抓住了救命的草墩,把自己固定住了。我抬起头来看爷爷和车子。车子还挺在河堤上,车子后边是爷爷。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风把车子半­干­不湿的茅草揪出来,扬起来,小车在哆嗦。

我揪着野草向着爷爷跟前爬。我看到爷爷的双腿开始颤抖了,汗水从他背上流下来。

“爷爷,把车子扔掉吧!”我趴在地上喊。

爷爷倒退了一步,小车猛然往后一冲,他脚忙乱起来,连连倒退着。

“爷爷!”我惊叫着,急忙向前爬。小车倒推着爷爷从我面前滑过去。我灵机一动,耸身扑到小车上。借着这股劲,爷爷又把腰煞下去,双腿又像生了根似的定住了。我趴在车梁上,激动地望着爷爷。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刮过去的是大风。风过后,天地间静了一小会儿。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河里通红通红,像流动着冷冷的铁水。庄稼慢慢地直腰。爷爷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

我从车上跳下来,高呼着:“爷爷,风过去了!”

爷爷眼里突然盈出了泪水。他慢慢地放下车子,费劲地直起腰。我看到他的手指都蜷曲着不能伸直了。

“爷爷,你累了吧?”

“不累,孩子。”

“这风真大。”

“唔。”

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全卷走了,不,还有一棵草夹在车梁的榫缝里。我把那棵草举着给爷爷看,一根普通的老茅草,也不知是红­色­还是绿­色­。

“爷爷,就剩下一棵草了。”我有点懊丧地说。

“天黑了,走吧。”爷爷说着,弯腰推起了小车。

我举着那棵草,跟着爷爷走了一会儿,就把它随手扔在堤下淡黄|­色­的暮­色­中了。

“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样,”母亲说,“大老远跑到东北洼,弄回来这么一棵草,还说,‘等星儿回来让他认认,这是棵什么草,他学问大。’你认得出吗?”母亲说着把草递给我。

我把这棵草接过来,珍重地夹在相册里。夹草的那一页,正好镶着我的比我大六岁的未婚妻的照片。

..

五个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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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日大雪没停,傍黑时,地上已积了几尺厚。我踩着雪去井边打水,水桶贴着雪面,划开了两道浅浅的沟。站在井边上打水,我脚下一滑,“财神”伸手扶了我一把。

“财神”名叫张大田,四十多岁了,穷愁潦倒,光棍一条,由于他每年都装“财神”——除夕夜里,辞旧迎新的饺子下锅之时,就有一个叫花子站在门外高声歌唱,吉利话一套连着一套。人们把煮好的饺子端出来,倒在“叫花子”的瓦罐里。“叫花子”把一个草纸叠成的小元宝放到空碗里。纸元宝端回家去,供在祖先牌位下,这就算接回“财神”了——人们就叫他“财神”,大人孩子都这么叫,他也不生气。

“财神”伸手扶住了我,我冲着他感激地笑了笑。

“挑水吗?大侄子!”他的声音沙沙的,很悲凉。

“嗯。”我答应着,看着他把瓦罐顺到井里,提上来一罐水。我说:“提水煮饺子吗?‘财神’!”他古怪地笑笑,说:“我的饺子乡亲们都给煮着哩,打罐水烧烧,请人给剃个新头。”我说:“‘财神’,今年多在我家门口念几套。”“请好吧,金斗大侄子,你是咱村里的大秀才,早晚要发达的,老叔早着点巴结你。”他提着水,歪着肩膀走了。

傍黑天时,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由于雪的映衬,夜并不黑。爷爷嘱咐我把两个陈年的爆竹放了,那正是自然灾害时期,煤油要凭票供应,蜡烛有钱也难买到,通宵挂灯的事只好免了。

这晚,爷爷又去了饲养室,说等到半夜时分回来跟我们一起过年。自从父亲去世后,生产队看我家没壮劳力,我又在离家二十里的镇上念书,就把看牛的美差交给了我家。母亲白天喂牛,爷爷夜里去饲养室值班。我和母亲、­奶­­奶­摸黑坐着,盼着爷爷陕回家过年。

好不容易盼到三星当头,爷爷回来了,母亲把家里的两盏油灯全点亮了,灯芯剔得很大,屋子里十分明亮。母亲在灶下烧火,­干­豆秸烧得噼噼啪啪响。火苗映着母亲清癯的脸,映着供桌上的祖先牌位,映着被炊烟熏得黝黑发亮的墙壁,一种酸楚的庄严神圣感攫住了我的心……

年啊年!是谁把这普普通通的日子赋予了这样神秘的­色­彩?为什么要把这个日子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面对着这样玄奥的问题,我一个小小的中学生只能感到迷惘。

­奶­­奶­把一个包袱郑重地递给爷爷,轻轻地说:“供出去吧。”爷爷把包袱接过来,双手捧着,像捧着圣物。包袱里放着五个饽饽,准备供过路的天地众神享用。这是村里的老习俗,五个饽饽从大年夜摆出去。要一直摆到初二晚上才能收回来。

我跟着爷爷到了院子里,院子当中已放了一条方凳,爷爷蹲下去,用袖子拂拂凳上的雪。小心翼翼地先把三个饽饽呈三角形摆好,在三个饽饽中央,反着放上一个饽饽,又在这个反放的饽饽上,正着放上一个饽饽。五个饽饽垒成一个很漂亮的宝塔。

“来吧,孩子,给天地磕头吧!”爷爷跪下去,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磕了头。我这个自称不信鬼神的中学生也跪下,将我的头颅低垂下去,一直触到冰凉的雪。天神地鬼,各路大仙,请你们来享用这五个饽饽吧!……这蒸饽饽的白面是从包饺子的白面里抠出来的,这一年,我们家的钱只够买八斤白面,它寄托着我们一家对来年的美好愿望。不知怎的,我的嗓子发哽、鼻子发酸,要不是过年图吉利,我真想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柴门外边的胡同里,响起了响亮的歌声:

财神爷,站门前,

看着你家过新年;

大门口,好亮堂,

石头狮子蹲两旁;

大门上,镶金砖,

状元旗杆竖两边。

进了大门朝里望,

迎面是堵影壁墙;

斗大福字墙上挂,

你家子女有造化。

转过墙,是正房,

大红灯笼挂两旁;

照见你家人兴旺,

金银财宝放光芒。

我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听着“财神”的祝福。他都快要把我家说成刘文彩家的大庄院了。“财神”的嗓门宽宽的,与其说是唱,还不如说他念。他就这样温柔而悒郁地半念半唱着,仿佛使天地万物都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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