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此文原来的标题是“读书偶记”，副标题才是“天下脏话是一家”，现在用副标题作正标题。
注意：文中的“※空皮而※※，※无力而髝髞”，有四个字要造字：
（一）第一句。
（1）第一字，左边是尸，右边是扁。
（2）第五字，左边是羸，右边是皮。
（3）第六字，左边是耷，右边是皮。
（二）第二句，。
（1）第一字，尸旁下加盖。
司马迁：史学中的文学力量(1)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早期古书，它差不多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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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学中的文学力量(2)
《史记》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我们拿这段话对比苏建评卫青的话，“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2003年3月10日改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的题目原作《我读〈史记〉》，过于平板，现在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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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1)
因为住得近了，搬到清华南边的蓝旗营，有门可通其内，身体“亚健康”，我开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样，每天早上，牵着自己到清华园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脑筋。所谓“溜脑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摇头晃脑念一阵再背一阵，检验自己的记忆力。这是常常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过，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独处，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横排，向右看齐，旁边有个漂亮女孩作伴。
还有一个让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饭馆。如今的饭馆，几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组成的短墙，里面是鱼鳖虾蟹，生猛水族。它们在晶莹闪亮的水箱中摇头摆尾，上下游动，让人分享其乐。等菜的时候，我老拿眼瞅它们，瞪着瞪着，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欠一死”。
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联想，和我对先生的敬意毫无关系。
有人回忆，1927年6月2日（阴历端午前二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遗书一纸，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就是学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
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只有脚脖子深。小时候，我常在那儿划船游泳，这是昆明湖中最浅的地方。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我也纳闷过。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往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可惜了。我猜，呛水之前，他就已经摔死了。
从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觉得可亲，甚至觉得可畏，让我有难以接近的感觉。但读其书，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离我并不远。
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死时只有51岁，是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来殉节者的惯用语，如宋谢枋得遗书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经此世变”，盖指他奉旨进京，先见溥仪出宫，后逢南军北上。“义无再辱”，则典出李陵谢汉使之召。史载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及昭帝即位，汉使召陵归汉，说你的老朋友当了大官，“来归故乡，无忧富贵”，等于给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汉奸”帽子给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说：“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陵传》）。他心里的道德标准，那是大丈夫不能叛变，更不能反覆叛变。昔我降胡，已是奇耻大辱，今再归汉，则更填一辱。四句话连一块读，总之是个“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闹的。后者即便有，也顶多是诱因或催化剂。我的理解是这样。
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墟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碑铭）。郭沫若“抑罗扬王”，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思想反动又是汉奸的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罗对王都是如此，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王国维和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星。罗长于王，是研究本世纪“五大发现”的先驱。“五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轴、大库档案和外族遗文，今多去后两项不数，称为“三大发现”。王走上学术之路是受罗氏诱掖奖进，做学问的一切条件，钱、书、材料和训练，都是仰仗于罗。学界把这个学派叫“罗王之学”是很恰当的。
研究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以甲午、辛亥分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国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岁），他博览群书：好《史》、《汉》、《三国志》，厌《十三经注疏》，治举子业，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岁），他弃贴括不为，专治西学，先迷西洋哲学，后治词曲说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岁），他才“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观堂集林》序），通过与罗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这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后两个阶段，皆与罗分不开：不但学术上分不开，政治上也分不开。读《儒林外史》，我们都知道，落第举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条，一是入幕，二是坐馆，三是“自甘堕落”，泡戏院子玩女人，作词曲，写小说，占星炼丹，行医卖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来都是属于“外史”。如果没有这两次沧桑之变，他是当不上那个“王徵君”的。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2)
在王的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改治国学，折衷感情与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一文的回忆），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就是1949年之后，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比如50年代的前辈，他们就特别容易“上钩”。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虽不及罗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王国维就不会拿16年治西学，也不会拿16年治国学。王治国学，从表面看，似与西学无关，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二》曾以此自况），也是“不中不西之学”。吴宓说王氏之学“冠绝一世”，“发前人之所未发”，乃得益于西学（《空轩诗话》），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我们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对陈寅恪我也抱如是观）。
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静安先生年谱》）。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蒋氏作《观堂集林》序）。
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王治甲骨是从帮助罗振玉校写《殷墟书契考释》入门。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釋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