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深刻阐明：一个历史时代离开我们越久远，我们对它的认识就越清晰。今天，八〇、九〇后的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黑暗年代没有亲身经历，他们只能从历史书中去了解这场浩劫。但是，对于我们这批年过花甲的幸存者，那一段悲惨痛苦的噩梦，已在心灵深处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我不得不重启那扇沉重的记忆闸门……

1、建国以来日益加剧的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哲学家胡适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5年，把作家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小集团”。作家胡风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殃及六千多人。1957年，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却实行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占当时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酿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前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作家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等一大批民族­精­英被摧残，失去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蒙受多年的冤屈。

1962年8月，长篇小说《刘志丹》被诬陷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作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被撤职，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多年。审稿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职，下放到洛阳工厂。殃及了6万多人，迫害至死6千多人。1978年中组部“平反决定”称之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做出错误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组织了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怒潮》等的大批判。1965年，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大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国人民自此进入长达十年的苦难深渊。

2.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作家队伍和文学遭受灭顶之灾。

1966年4月，林彪和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年5月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号召打倒刘少奇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把党、国家和人民推进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阴­谋家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大搞现代“造神”运动，竭力鼓吹“四个伟大”。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封建迷信的愚昧的狂潮泛滥成灾。公检法被砸烂，党纪国法被践踏。一大批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元帅等被迫害致死。许多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吴晗、邓拓、傅雷、田家英、老舍、田汉、孙维世、上官云珠、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等被惨无人道的从­肉­体上消灭！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斥为“封资修毒草”，遭受批判禁止阅读。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和小说《金光大道》。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传统的东方百花园，变成了满目凄凉的文化荒漠。

江青、张春桥一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恩来）公的恶浪，对身患癌症的周总理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天怨！叶剑英元帅1978年底披露，“十年浩劫”殃及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多万人。

3、手抄文学的产生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和呐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创造了无数的文学经典作品。在广阔无垠的文艺星海中，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灿烂明星。从《诗经》、屈原《离­骚­》的诞生，到唐诗、宋词、元曲，《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流传至今，享誉世界。文坛巨匠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世人所敬仰。“文化大革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走资派”、“反革命”、“臭老九”的帽子满天飞，亿万群众生活在恐怖窒息的气氛中。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和泯灭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就像压在石板下的幼芽，遇到合适的气候总会萌发。一批“地下工作”的文学青年应运而生，他们采取讲故事，互相传抄的形式阅读民间文学。在初步统计流传的三百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张宝瑞创作的《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落花梦》、张扬创作的《第二次握手》、北岛的《波动》等流传较广。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痛。清明节前后，在南京、西安等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数百万人民群众以诗歌、挽联、漫画、杂文、血书为武器，深切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向万恶的江青、张春桥之流掷出投枪匕首，借古喻今声讨和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成千上万的诗词作者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干­部，其中一首七言诗确切地反映出“地下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伟大的1976年四·五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文字狱”遍于国中，到处追查围剿“反革命诗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8年春天，《天安门诗抄》这朵文学史上的奇葩终于出版问世，闪烁着永恒的光辉！天安门诗歌产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价值，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文学智慧和胆识，而且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序幕。

二、张宝瑞文革手抄本小说诞生的艰难历程

作家张宝瑞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童年和少年时期居住在东城区喜鹊胡同10号大院，自幼聪慧好学，天赋极高，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还拜访过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宝瑞所生活的喜鹊胡同10号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住着十几个人家。抗战期间，一对年轻日本夫­妇­被杀，成为凶宅。特殊的环境气氛曾经使宝瑞产生过幻觉，这也激发了创作灵感。10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主体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有地下室；院内有花园，生长着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时飘来淡淡的幽香。这就成为他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喜鹊胡同10号大院以及周围的一些建筑使他萌生了丰富的想象，后来都体现在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梅花党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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