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坐镇关中的“大将军”刘义真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晋朝中原领土的大片丢失和皇帝成双成对的被俘，并没有影响到其他王爷称帝的雅兴。公元317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健康即皇帝位，于匆忙中建立了东晋。东晋王朝的火线开张，使遭受亘古未有之大变的汉人好歹有了一块避难所和自留地，也使一些有识之士乐观的产生了北伐恢复中原的想法。不过令他们郁闷的是，东晋的统治阶级保留和延续了北方老祖宗们勇于内斗和外战外行的传统，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江南大地上军阀林立、权臣迭出。司马氏的皇帝们要么碌碌无为，要么自顾不暇，能勉强维持不被南侵就算众神保佑了，至于北伐中原这个宏伟蓝图，也只能成为大家每年祭祀祖先时糊弄死人的口号而已。

穷则思变，软绵绵的东晋在半死不活的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后，忽然时来运转，在权臣刘裕的­精­心打理下焕发出了久违的力量，很是风光的雄起了一把。刘裕出身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但是他人穷志不短，依靠货真价实的军功和百战不死的运气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成长为声名鹊起的大将，最后牢牢的控制了朝廷最为­精­锐的北府军。在战火纷乱的战争年代，没有什么比能够统领一支军队更能让人的思想Сhā上翱翔的翅膀了。刘裕手中紧握住了兵权，心里也就开始浮想联翩，曹丕、司马炎等人估计是他脑海中的常客。公元416年，为了向心怀不轨的前辈们学习，刘裕在朝中作了妥善安排后（就差在皇帝的椅子上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了），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北伐以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从而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刘裕北伐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好，因为当时得北方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最为强盛的后秦内部正在忙着兄弟互掐，这给了晋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公元417年，北伐军攻灭了后秦，收复了故都洛阳，几个月后，长安也顺利的回到了东晋的怀抱。两京在百年之后成功的收回，标志着这次北伐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天下汉人为之振奋鼓舞。刘裕本人进入“传说”中的长安，在雄伟的城头俯瞰关中之地时，也禁不住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在大家一片唏嘘感叹中，刘裕下定决心，准备将北伐进行到底。就在刘裕咬牙切齿、指天发誓的时候，一个人意外去世的讣告却打消了他一切的雄心壮志——留守健康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了。

刘穆之是刘裕亲信中的亲信，心腹中的腹心。他长于内政，“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也正是有了­精­明强­干­且忠心耿耿的刘穆之在健康居中调度，刘裕在外征战才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位心腹重臣在北伐的紧急关头不幸撒手人寰，刘裕马上感到了后方传来的阵阵寒意。朝廷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关键人物的去世总是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志在篡位的刘裕经过一番思量之后，还是决定先“固其根本”，立即班师回朝以控制局势。

刘裕心急火燎的率大军南归，他临走前对关中地区做了一番布置：任命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坐镇长安统领全局（刘裕还真有点幽默细胞）；以咨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辅佐义真；以大将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分别为长安周围郡县的太守。这番费了刘裕不少脑细胞才敲定的留守阵容配置看起来是相当的合理：自己亲子居中，亲信辅佐，外围是功臣猛将拱卫，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唯一的一点不足之处就是，刘义真小朋友的年纪好像有点轻。

不过刘义真此时一定不会那么认为，也许他在不服气的想，既然甘罗可以十二岁拜相，那我为什么不能当将军呢，自古英雄不是出少年嘛。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的想法只是刘义真的一厢情愿，比如北方的夏国主赫连勃勃就不怎么看得起这位少年英雄。他听说刘裕一撤走，马上嗷的一声，欢天喜地的点起兵马，杀气腾腾的直逼长安而来。

兵来自然将挡，刘义真在王修的指导下，强作镇静的命令沈田子和王镇恶率军迎战。沈田子接令后二话不说，带着大部队就冲了上去，然而还没开战，这位沈将军又以比冲上去还快两倍的速度退了下来，理由很简单：夏军在气势上压倒了我们。王镇恶看出了沈田子“右倾逃跑主义”的把戏，明明晋军在北伐中连连获胜，士气正旺，又是以逸待劳，怎么可能在气势上输给夏军？王镇恶于是冷下脸来赶鸭子上架，硬是把沈田子给逼了回去。沈田子这下恼了，在前段时间的北伐中，两人就因为争功而闹的不可开交，早已是面不合心也不合，现在自己又被老冤家一通教训，脸上挂不住了，恼羞成怒的他竟然把王镇恶给暗杀了。沈田子杀了老王，还念念不忘的给其安了个通敌反叛的罪名，然后乐滋滋的提着王镇恶的脑袋去长安刘义真那“表功”。刘义真虽然稀里糊涂好欺骗，但是身边的王修可是老谋深算，在得知了情况后，他果断的逮捕了做着一箭双雕美梦的沈田子，以擅杀大将的罪名把他就地正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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