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Jian、掠夺、放火等残暴行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Jian。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铁的防御军队（中略）。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二亿四千六百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国价值一亿零四千三百美元以上的动产（自然，被没收的政府财产除外）
被抢走（《现代史大系》，第四十五至四十七页）。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三十万人这个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上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该校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信中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中略）。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众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Сhā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Jian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其在上海的妻子， 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Jian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Jian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Jian。当时，他正在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Jian了妇女。我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Jian了。我们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 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三九）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力。 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 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借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
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借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注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Jian、放火、掠夺等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内中报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贝茨教授把这些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报告。——洞富雄注）中反映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一千七百二十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棱辱妇女二百九十人，杀伤事件超过六十起，还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
内。毫无疑问，日本军的棱辱和暴行的实际件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显， 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复而不愿多提出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的屠杀事件讲过话。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和坦白材料。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中国人由各部队集中后带到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
的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
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的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进木柴，浇上汽油后统统焚毁。
虽说是烧起来了，但内脏之类的东西很不容易燃烧，总是于冒烟。日本军用棒拨动一下，这些尸体就落到下百的洞里。后来，日本军将路轨挪开，把骨灰等掩埋得干干净净。如果有谁知道是用机枪扫射的，那就情况不妙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焚毁尸体后再加以掩埋。屠杀大体上是在夜间进行的。在傍晚屠杀后，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早晨。
这些事情并不是仅仅在一天内完成的。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于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十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
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都是有根据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这是胡言乱语。
强Jian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
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知道那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Jian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
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会出钱去买。据说他们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觉，而士兵们则不允许这样子，上级却干了这种事。我们的心情都……
当然，日本的安慰妇（即随军营妓——译者）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也来到了。有的安慰妇张皇失措，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子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载《中国》，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常》之一部分（载德间书店出版的《朝日周刊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号）。笔者曾在旧著《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道，后来通过拙著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一九七五年作为《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页）。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Jian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不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祼祼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价。
南京安全区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七名外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零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前引书2，第二十九、五十、五十二、二一九页）。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二十五到三十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前引书2，第一四三页〕），其中有十五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五十三页）。在难民中，也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即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五万名（当初，预计收容三万五千名）难民（前引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六万八千名乃至七万名。
此外， 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六万八千名（前引书2，第一三六、二二○页）。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一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一千六百四十名〔家属〕。
汉口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陆军大学：三千五百名〔家属〕。小桃源南京语学校（原文如此——译者）：二百名〔男子〕。军用化工厂：四千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六千至八千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三千名〔家属〕。华侨招待所：二千五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二千五百名〔家属〕 . 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四千名〔家属〕 .金陵大学图书馆：二千五百名〔家属〕 .德国人俱乐部：五百名〔家属〕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千名〔妇女〕。法学院：五百名〔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一千五百名〔家属〕。山西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一千名〔妇女〕。总数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至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师范学院）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三万难民（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 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二十五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然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中国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Jian、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遭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走了四十五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四十名穿制服的警官被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 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前引书2，第一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三、一七一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前引书2，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Jian了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Jian了一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Jian了职员黄（译音）小姐。此情况被紧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一个日本兵，强Jian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强Jian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Jian了两名妇女。在被强Jian的妇女中，一个年仅十二岁〔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提供〕。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说：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远速》，二一○号，载前引书1， 第一八二页）。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十七个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复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前引书2，第三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份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就连宪兵也进行强Jian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博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以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暴的Se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有问题。关于中岛中将的问题，希参看第5节中《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有关叙述。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前引书，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抓“残兵败卒”和市民遇难
前面已经说过，在城外被集体屠杀的人们中间，不仅有被俘的军官、士兵和难民，而且还包括许多占领后在城内被抓去的残兵败卒和被误认为是残兵败卒的一般市民。
在南京陷落前的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崩溃，残兵败卒变成了日本方面所说的“便衣兵”。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逗留了三天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曾目睹中国兵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只是作了简单的记述：
记者在星期日（十二日）傍晚驱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当时看到一个部队的全体人员脱下了军装，这种光景滑稽极了。许多士兵是在去下关的途中脱下军装的。有人走进小路里换上便衣。也有些士兵光着身子，然后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报纸，有则更为详细的消息，内容是这样的：
星期日傍晚，整个安全区都有中国军人，多数人开始脱下了军装。他们有的从过路人那里捡来了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有的请求把衣服让给他们。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士兵们就脱下了军装，只穿一件衬衣。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凄惨万状。大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道过（见本书第七页），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道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千名士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即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著《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手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即进行着彻底的扫荡。在这扫荡中发生了屠杀，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战争杀伤力的宿命的悲剧。”（第四○○至四○一页）
另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日本兵冈本健山作证说：“游击队的活动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杀死的。暗杀好像天天发生。”（前引《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中一士兵谈日华战争）
《乡土部队奋战史》所反映的情况，似乎稍微有些过分。冈本所说的日本兵遭到等害，似乎是在“单独行动”时，那也许是在他们胆敢进行某些不法村为时，中国人所采取的正当防卫，或者是出于报复的结果。他所说的情况，似乎显然全都不是在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资料，认为在南京城陷落后，几乎看不到有散兵进行抵抗的情况。前面提到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所写《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记述说：“虽说是残兵败卒，有的还潜伏在村庄里和山中继续进行狙击。”
他一点也没有谈到城内的游击队活动。
前面介绍过的、认为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写的秘密文件（检证四○三九）中也说：“在市区内，中国人对日本军从未进行过枪击。”（参照本书第九十页）
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i“中国市民感到十分失望， 留在市区内的少数外侨也感到非常惊讶，在市区内竟全然没有进行抵抗。我们（贝茨和斯迈思）对日本的这种残暴行为，曾同日本官员进行过种种协商。在协商时，日本官员从未说过受到市区内的抵抗，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只发生过一起事件，即关于日本军入城后的一个水兵事件〔即监听员林某，在入城后十天发生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八页）
日本军主要是为了搜捕混入安全区内的散兵，但许多南京市民因受牵连而遭害。为介绍与此有关的具体例子，引用一下关于搜捕散兵的事实及其被害人数的资料，那是美国驻南京剧领事埃斯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报告（检证一九○六）的一部分。
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早晨之前，暴行发生。先是日本军的分遣队奉命扫荡残留在城墙内的中国军人，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军对市区内的马路和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索。所有当过兵的人及可疑分子，一个个均遭到枪杀。详细的记录虽未到手，但估计遭受这种杀害的人达二万以上。
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五二页）。
埃斯皮说，在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下牺牲的“便衣兵”和普通老百姓，总数达二万人以上，但金陵大学教授贝茨认为，其牺牲的人数达四万，增加了一倍。在处理遗弃尸体时证实，在南京城内外近四万非武装人员遭受杀害，其中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便衣兵” （前引书2，第四十七页）。贝茨教授提出四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恰当，将在第6节（第一八四页以后）加以研究。
这种搜捕便衣兵并进行杀害的情况， 乔治·菲奇（Georse A. Fitch）——以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身份驻于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词（检证一九四七）中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在我们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五页）
不仅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人被当作“便衣兵”，而且有谁在晒得黑黑的脸上露出白的额角，也会被视为戴过军帽的证据。因而许多无辜的工人和苦力被判断为“便衣兵”，不幸遭到了集体屠杀。许多“便衣兵”像是混入在安全区内，贝茨博士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说：“由于日本军的军官估计，在市区内也有许多士兵，因而安全地带的问题也严重了。由于在市区内未能发现这些士兵，那些军官就认为这些士兵隐藏在安全地带，而我们应负隐藏他们的责任。在这种假定之下，三天内，日本军的军官以及下士官天天侵入安全地带，企图在中国难民中发现这些士兵，并把他们强行带走。这些军官通常总是在安全地带内的某地区或某一难民收容所中，要身强力壮的男子全都排列在一起，一个个地进行检查，凡发现手中有持枪的老茧或头上留着戴过帽子的一圈印子者，均强行将他们带走。”（《远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为了彻底搜查出这种“便衣兵”，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日本军对全南京的市民进行了登记。据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宪兵司令贴出的布告说，进行市民登记是“向所有难民和市民发给通行证，这完全是为了居住和工作上的方便”（前引书及第一三七页）。其实，这也是搜捕散兵的一种手段。当时负责南京城内警备工作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手记——《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写着：“十二月二十二日，命令城内肃清委员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十二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查问工作开始”（《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市民登记时是经过“查问”的。通过查问，一般无辜市民受牵连的危险性很大，因此，他们对日本军的这一手段感到极度不安。 大概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他在信中这样说：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幸而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登记工作继续进行，效率极低。人们一点也不却道去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面才好。而且有许多难晨被当作散兵强行带走。妇女和老人前来向我们跪拜哭泣，恳求我们帮助找回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交涉了两三次，情况较好，但军方对我们的干预表示愤慨（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
金陵大学——收容三万余难民——的贝茨博士，曾就当时按内进行市民登记时采用阴谋手段使“便衣兵”自首并对他们予以屠杀的情况，报告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贝茨博士的手记收录在国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但后者未写明是十二月二十日。由于登记是从十二月二
十四日开始的，所以这个日期有误），登记从主要收容妇女的收容所里开始进行。军部当局又对这里少数男子中居住在图书馆新馆里的两千名以上男子进行了登记。 大约有三千名男子集中在史威斯堂（Swazey Hall）下面的网球场上，其中有两、三百人（马吉牧师（？）说是有二百四十人〕响应了三十分钟的演说，走上前去。这种演说的目的是要“以前当过兵的或接受强制劳动的人，一律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自首，就可以保生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觉察就枪决”。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通过中国人所作的短短的演说，这几句话反覆了好几遍。这些中国人尽量想把许多被认为原来当过兵或不幸被误认为是原来当过兵的同胞从处决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大学里的许多中国职员、H·L·桑纳、查尔斯·H·里格斯和我自己把这些演说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些中国人认为，去自首的人中，有的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是误解了强制劳动这几个字。确实，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从未当过兵……在中午前，军官们又说要把军队储藏的粮食发给大家，我们要求对两、三百个“自首者”每人准备两顿饭的粮食。当时，连负责警备任务的一般士兵也表现得很亲切，根本谈不上拔出拳头，而是亲切地递香烟。下午，男子们一一报告了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均被记录下来……下午五时左右，出来自首的两、三百人被分成两组，被宪兵强行带走。
这里说的虽是其中一个人的回忆，但他对警备兵亲切的反常的殷勤态度开始表示怀疑。
贝茨教授就从冒险逃回来的中国人那里听到情况，继续写道，被强行带走的这两、三百个中国人，或被当作练习拼刺刀的活靶子，或被机枪扫射，或以五人、十人为一组，被用铁丝捆起来后投入火烧得正旺的院子里，等等。日本军用残酷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屠杀。这一记录是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资料和一月三日的笔记，写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其长篇记述的结尾中说：“近几个星期内发生的种种暴行，使我还是不忍通过那个网球场。几万难民被送到校内来，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接连好几天，我们对在此惨剧中处于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笑脸相迎和谦恭有礼，这对于我们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好像谁都成了屠杀那两百人的帮凶，觉得应该向那些不幸的家属负责，要是那些家属处于极度悲惨状态之中的话。日本军官和士兵怎么样呢？他们中间有的人与我们接触的暴徒相比，还有些人性，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谁无妻子呢？ 他们也一定爱着自己的妻子。”（前引书2，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页，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页）
下面所谈的，是同一件事情，见之于《黄俊乡署名的证词》——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一七三三。但未向法庭提出）。
在南京大学（东爪市）的校院里召开大会，大约有一万名难民参加。
当时，有个叛徒詹用光起来发表一场演说，要求这些国民军举手投降，如果这样，就能保证所有难民的生命安全。约有七百个人信以为真，举起手来。 结果，他们被带到上新河监狱，在那里遭到杀害（前引书1，第三八四页）。
这一记录所说的地方是在东爪市的南京大学。自然，南京大学即指金陵大学，东爪市恐怕就在天津路百步坡附近。座落在东爪市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贝茨博士把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表演说的中国人理解为“想拯救同胞的中国人”，但黄俊乡却骂他是“叛徒”。这个中国人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不了解。
日本军就是这样施计搜捕散兵，而抓到“便衣兵”后就枪决的命令到了下面，解释就扩大化了。有时公务员也受到了迫害，不仅仅是连累了一般市民，日本军好像是在进行杀人比赛。
国际委员会从南京市市长那里接管了四百五十名正规管官。该委员会觉得仅仅这些警官还警备力量不足，于是在十二月十三日组织了志愿警官。志愿警官不穿制服，只戴委员会肩章，也不带枪支。不如说，他们好像是西方的童子军。十二月十五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与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会面时，就安全区内保留警察问题取得了口头谅解。但如前所述，安全区的警察，不知为什么实际上经常受到干涉。十六日，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警官被捕，志愿警官也有四十五、六名被捕。随后， 在最高法院内的四十名警官也被捕（前引书2，第二十七、一二○、一二三、一二六、一三一页）。
军队撤退后，南京自然剩下了四百五十名正规警官和若干名志愿警官，由他们负责市内的警备任务。但这些警官也和散兵一样，似乎全遭日本占领军的屠杀。如前所述（第五十六至五十八页），根据前警官伍长德的证词，收容在司法部的三百名警官（此数似有出入）在西大门外被枪杀。另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样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而提出的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八。但未向法庭提出）中，列举这样的事实说：“有两百名以上的警官在南京城外被捆绑起来，围在地坑的四周。然后在坑内倒入火油，点上了火。警官们都一边挣扎，一边受火刑。”（前引书1，第三八六页）。
其中也有胡作非为的军官。尽管修复电灯是迫于紧急的需要，可是他们把发电厂的职工当作公务人员，全部枪杀。对此，马吉牧师（？）在他的一封长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那天情况说：
下关发电厂有个姓吴（译音）的工程师向我讲起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
他说，该厂五十四名工人在南京陷落前一直坚守工作岗位，都是那样的勇敢，可是终于落到个去扬子江岸边英商国际出口公司避难的地步。日本军借口该厂系政府官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便把其中四十三人强行带走枪决。日本方面的官宪每天到我的办事处来，说是要一个个地找这些工人去开动发电机，恢复供电。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军队已经屠杀了该厂的一大半工人。这样，我至少感到舒服一些（前引书2，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这是根据田伯烈编著的《战争是什么》英文版中所叙述的，而中文译本把“国际出口公司”译为“和记洋行”（肉类禽蛋加工厂）。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J·麦卡勒姆 （Rev. James McCallum）的日记（检证二四六六）中，谈到的翌年一月八日那天的情况，与此相似。——“通过拉贝，最后商定让工人们恢复工作，但是就在这前一天，以下士官为首的一队陆军前往英国出口公司。而且要求发电厂所属四十三名工人排好队，旋即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这个发电厂是私商办的。这些士兵未经调查，却认为被枪杀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在一般情况下， 要想在一个月后制止发生这些事情几乎是难以办到的。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五页）
在日本军搜捕残兵败卒中，无辜的普通百姓被当作“便衣兵”，与残兵败卒们一起遭到了悲惨的命运。下面介绍两、三份资料，都反映了当时在安全区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
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在其宣誓口述（检证一三七四）中说，有一天，他亲眼看到日本军闯进安全区内一所收容着约一千五百个难民的建筑物里，把难民捆绑起来，以十人或十五人为一组，集中起来后带走，后来得到消息说，这些难民在第二天早晨全被机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池中（前引书1，第二十六页）。
前面提到的菲奇在供词中说：“十二月十五日，我看到约有一千三百名穿便服的人刚从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宿营地被日军带出来。他们在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
日本士兵的押送下，分别各约有一百名列队排在一起，被绳子串连缚着。尽管我向队长提出了抗议，可是他们仍把这些人带去枪决了。“（《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马吉牧师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意思是说：“是十四日晚上，还是第二天早晨，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看到了多达一千人或两千人的市民被带走，他们都被捆绑着手，排成两列纵队。其中有负伤的人逃回去后报告说，这些人全被刺刀戳死，而他自己佯装死去，才幸免于难。”另外，他又说，十六日，有十四个（内有十五岁少年）教徒从安全区内他所十分熟悉的教区里被强行带走。据四天后逃回来的一个少年报告，他们和一千个市民一起，在扬子江岸边被枪杀于机枪的交叉的火力之下（《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