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Jian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姐妹现在仍同我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采取了同样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冲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畑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为，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
畑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 对此， 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 （《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可以这样理解；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畑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著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末，克里斯蒂为什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
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
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历史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沈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历写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Flag， 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文（收录在《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 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著书（Thomas E. Hola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898. ）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弄个清楚。
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 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军官“勇猛”无比
在检查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查官问：“你知道在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Jian，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谋官员， 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 ”检查官认为好极了，就Сhā话：“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征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则是经常性的。”
但据我的曾当过南京占领军通讯兵的义弟说，满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轻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所谓“年轻军官和上官候补生”云云，在旧著《日本近代战史之谜》中有所记述，但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采访小组的调查、采访、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 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 在《日本记录》中所收《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间的联系。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也在《世界》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
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道）。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一百零六人，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的， 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 ，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必须研究。
畑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畑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畑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强Jian、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 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 [7] ：《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7] 野间宏（1915－） ， 日本作家。1941年曾应征入伍，到过菲律宾等地，1943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不久被开除军籍。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发表的小说《真空地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生活，获每日出版文学奖——译者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旧满洲因病逝世） 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 一书，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8] 长谷川照子（1912－1947），又名绿川英子，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斗争的艰苦的年代里，她曾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人民一起用世界语写文章，对日本进行日语广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自己的一生——译者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此，竹内实[9] 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9] 竹内实（1923－），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译者[10] 索姆米译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年3月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发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杀事件——译者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中。 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呣子女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强Jian，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
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11] 风见章（1886－1961） ，日本政治家。记者出身，曾任通讯社主笔、报社社长，并到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过考察。1943年退出政界。战后重返政界，1953年10月曾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访华。1957年被推选为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译者
第二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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