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阿克萨清真寺事件。一个听命于阿拉法特，从法塔赫分离出来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随即出现：阿克萨烈士旅。

一回到以­色­列，就被迫到那个脏兮兮的医院去做各种检查。我觉得很难受，千奇百怪的痛楚时不时发作。因为受刑的缘故，我变得很容易受惊。多夫为此忧心忡忡，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关切地守着我。

“我看你从回来开始就一直惶惶不安。你怕什么呢？”

“怎么？要我解释给你听？”

“是的。哦不，”多夫纠正道：“我是想问：这是创伤导致的‘生理­性­反应’，还是因为过于忧虑导致的心理恐惧？”

“前者，生理上的。”

“真是的。这比较难以消除。”

“很抱歉。”

“这不是你自己的原因，”他安慰我，“归根结底，也是。不过会好的。”

当然是我的错，我们犹太人，犯罪感从来都是最强烈的。

医生过来了，脸­色­­阴­­阴­的，让我感觉不妙。他冲我笑。这更危险。一般来说，当他要放肆责备和教训我的时候，他总是皱着眉头的。如果冲我笑，那是因为怜悯，并非检查结果良好的表示。

“很严重是吧？”

“我还需要给你作些别的检查。不是心脏的问题。也不是神经上的，至少不是病因。情绪不说明问题。说到底，从你的报告来看，我不清楚你到底怎么回事。”

多夫最先反驳他：“可是事实很清楚：她的神经受了损伤。就是这样。”

医生否定了：“没有。刚才做测试的时候，她的神经很正常。没错，它们受了折磨，但是一切正常。是别的问题。”

多夫不依不饶的：“就是神经上的问题吧？”

“神经有问题，但这是其他导致病痛的问题所带来的。我们还没有找到源头。”

“是生理上的，这不复杂吧！”

“是生理上的但是我觉得复杂。”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问他：“你要把我在这儿放上很长时间吗？”

“不会。观察一两天，目的是为了采血样。”

“花两天时间采血样？你说的，我受了‘折磨’，但是还没完全变傻！你对我隐瞒了什么？”

“还要作些补充检查。”他加了一句，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隐隐透着不好的兆头。

“什么补充检查？”

“真的没什么，要勇敢一点！我现在就做，免得你再疑神疑鬼。跟护士去吧，她会帮你做好准备。”

我担心地问：“天，帮我‘做好准备’ ？什么检查？”

“就是取点骨髓样本而已……”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医生和多夫把我拉住。护士很紧张，跑出去叫人。

“放开我，否则我揍你，我说话算话！我要出院！”

“我亲自来做。你相信我，对吧？听我说，只要做得好，一点事都没有！很快！”

“多夫，告诉他让我清静点，要不就没什么好结果！”

“你就不能让她平静一下，等会儿再做吗？我可不敢保证她的神经不出问题……”

“这非作不可。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好了鱼儿，勇敢点！我需要你的配合！来！我曾经给患癌症的孩子做过采样，他们都不抱怨，你反倒要和我扭扭捏捏吗？”

看样子，他是要以情动人。

“下流东西……你知道该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你。”

他点点头：“没错，我太知道了，我算是认识你了。来吧，我保证尽我所能，让你尽可能不感到难受。得让我搞清楚你究竟怎么回事，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为了那些有可能遇上这类情形的人。”

一刻钟后，他开始了。多夫走到我旁边，使出浑身解数分散我的注意力。老天，时刻有人护着真是太舒服了。

医生告诉我：“快完事了。还好吗？不算难受吧？我听不及……”

“当然难受。不过这是表面的，所以没什么。”

“表面的？”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表面上的难受，比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受得多。”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分析分析你的骨髓。还应该分析你的脑部，你有点迟钝。好了，你看，做完了！”

几秒钟后，我觉得从腰部开始，像是被放光了电的电池。又是那种灼烧的感觉，从脚到头漫过全身，和第一天的时候一摸一样。此时对噩梦重来的恐惧超过了身上实实在在的痛苦，我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你怎么了？我已经完事了，不会碰你了。”

“你让我虚脱了。”

“怎么会！你有什么感觉？哪里不舒服？告诉我们，说出来！”

这回，真的是疼痛让我大喊大叫了。剧痛卷土重来，还有那种窒息的感觉。说给他们听？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拼命地寻找空气，就像个疯子似的在挣扎。我听到周围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在摁住我。我感觉到他们把传感器装到我身上了。痛的感觉越来越猛烈，变得无法抗拒。我不知道心脏和脑袋哪个会先爆裂。和从前几次一样，心脏首先放弃了，我又进到了那片熟悉的轻柔的白雾之中，那么舒服，那么愉悦。老样子，他们的声音变远了，可依然向我飘过来。

“她心肌梗塞了！”

“我跟你说了，为时过早！”是多夫。

“好了，心脏又起博了。她这东西真是结实，不可思议……”

“以她受过的训练，会熬过去的！”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的训练吗，你所谓的Schmock？看看这些年轻人，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

“你和那些叙利亚人说去！我们­干­得很好，因为她的心脏又开始跳了！想想她在那边受的一次次拷打……”

“我想了。再做个采样。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反正她还昏迷不醒。”

几分钟后，我缓过来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上，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而且，是一个单间。

多夫，那个医生，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观察我的温度计，手里拿着笔记本。

“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醒醒，然后详细说说情况。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

我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不要冰糕。”

“什么，冰糕！你没事吧？”

“行了，看来这不是幻觉。我真的回家了。”

医生笑了，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

“看到了吧，嗯？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至于你嘛，你把发生的事都抛到脑后，好吗？保证？”

我向他保证。我目送他离开，又满心忧虑了。我心想，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呢。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所以，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配方，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的每一样东西。研究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是复杂得很。有时候，某些成分被找到了，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但在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于是绞尽脑汁，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也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早就该放弃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负责“行业对外关系”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以物资的力量——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没任何收获。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很奇怪的是，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常规成分”也找不到。事情变得让人灰心。看来，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那个混蛋说他们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看来并非诳语。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

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这能帮助我“排出”一部分毒素，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直到突然爆发，这种爆发会毫无预兆，大白天，大街上，随时随地。

遗憾的是，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他们因此反对。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我一点也不想做个试验老鼠，但我没的选择。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管他医生怎么说呢，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

2000年9月的一个早晨，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美国人突然来了。一支特种部队，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现在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热气蒸腾，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正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拜“不合法”的Krāv Maga之赐，我被钦定了，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归我指挥。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可惜的是，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好走向了反面。我们其实满怀嫉妒，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天真态度，对和他们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观报酬，舒适的生活，以及从来不缺少的安全保障。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的反应乃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被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指挥官把我们集合起来，给我们做必要的布置。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通来客的光荣历史。

“和你们想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而是经受过考验的人。所以要尊敬和平等对待他们。别把人家当蠢驴似的作弄。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在什么地方打过战？”我们一个胆子大的同伴讥讽地问了一句。

指挥官强调一遍：“我说过了，要以尊敬的态度平等相处。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一大早，我们开始等。我们穿戴得很整齐。最终衣服又回复到了刚起床时的模样。快到晌午了，热气也足以把它们给收拾了。

几辆豪华车到机场去接的那些美国人。到总部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从车上下来，嘴角挂着笑，一人一个大箱子，还有一个体积可观的运动旅行袋。对我们来说，这个第一印象很糟糕。等到他们中间有人打开箱子，表情无邪地把那些最新款式的运动同品往外掏的时候，我们开始无比嫉妒。我们为自己对潮流的无知而拘束不安，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土拉吧唧的衣服也让我们很不舒服。

在这种部队里，总会有那么一位杂志封面般的健美先生。他们也不例外。此人叫安东·朱尼奥，我们把他的名字引申为“意大利安东尼奥之日尔曼版”，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个。

我们一个同伴小声嘀咕说：“薪水也最高，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从此就和一个有向意大利人发展趋势的美国日尔曼人为伍了……”

安东有一顶帽子和几套特轻材质的衣服，外面加有防阳光辐­射­的涂层，里面是最新式的透气布料“吸汗并保持­干­爽”。他不像我们，裤线笔挺跟汽车履带压过似的，而是脚蹬轻便鞋，鞋上带有“在任何环境下都保证双脚清新的气囊装置”，鞋底式防滑的。他还有一副镜片质量上乘的太阳镜，设计讲究能固定在头上，一块有指南针和GPS卫星定位的手表，一个超轻材料的背包，一把比我们至少轻一公斤的枪。即便是我们中间最抹不开面子的人，也凑过去仔细研究他最后拿出来的宝贝：一个类似于五加仑汽油罐形状的小水壶，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材质，既坚固又光滑。

“这个壶用途很多，有最新式的温度调节防护层，”他很骄傲地为我们讲解，“重量只增加了一点点，但能在五个小时的阳光暴晒之下保证水的新鲜度。我曾做过试验，把它放到太阳下面一整天，到晚上，水的凉度和早上只有很小的区别！”

第二天，我们出发到Neguev沙漠进行拉练。神奇水壶“增加的那一点点重量”显得分量不轻。而且，安东老是打开喝水，进了空气，时间一长，变得和任何一个水壶里的水一样热，眼看着水在减少而热气在增加。在他做那个了不起的试验时，当时水壶无疑是关得紧紧的。出发三个小时之后，当安东把水壶举到嘴边，他又迅速挪开了，露出恶心的痛苦表情。

“水质不行了，”他抱怨说：“我不知道这壶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碰了一下，把防护层损坏了。”

恼怒之下，他准备把里面的水倒到地上。我们冲上去拦住他。冲得最快的那个同伴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水壶。

“你有病啊！如果你不想要这些水了，给我。”

“你想要就拿着吧，都臭了！已经变热了。”安东轻蔑地回答。

“对我来说，只要是液体，那就是好的。”同伴嘀咕着，一边把水往他自己的水壶里倒。

同伴还有不少水，我们都是，所以加上一点就满了。他把余下的递给我们，大家按照从新到老的顺序，很宝贝地分了——兵龄越长的，越是训练有素，比新手更容易储水。我们把“重量极轻”的空壶还给安东，他把壶翻来倒去，想找到“将防护层碰坏了的撞击”痕迹。

这些美国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在他们打听即将到来的犹太新年的时候，其中一个表达了思乡之情。他问我一个同伴：“被‘剥夺了’过圣诞的权利一定很难过吧？”

我的同伴回答说：“不知道，我从来不过圣诞。如果你是问我，不过斋月是否很难的话……你觉得呢？”他问我，想找个帮手。

“我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每年斋月的时候我都在国内。每次都要增重好几公斤！”

“你真会开玩笑，”安东开腔了，同时在他同伴的背上拍了一下，示意他必须大笑，因为他自己早就迫不及待地笑开了。

“怎么是玩笑呢？”我们惊愕地问。

“斋月是禁食的，你怎么可能长胖呢！”安东说，还是对着他的同伴，不过笑得没那么放肆了。

“又是一个对东方禁食习俗1完全无知的人……”我的同伴小声嘀咕着。

傍晚，训练房里其热无比。孤零零的一个吊扇送来一点风。平时多夫都会关掉它，怕造成和实际环境的差异。这回我们走运了，他决定让它转去。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受不了，不断抱怨和抗议。

“我还以为以­色­列到处都有空调呢！”安东很不高兴。

我们没必要搭腔。一来是他说话的腔调让我们很不以为然，再则我们有严厉的纪律约束：只要到了这里，大家都闷头苦练不准说话。我们全心全意地做着­精­神准备，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以活动关节，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安东把这态度看成是瞧不起人，被激怒了，他气冲冲地抓住我们一个同伴的袖子：“我问你们呢！你们至少也该回句话吧！”

“想凉快吗？那就保持冷静。”同伴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走开了。

多夫开始训练。按照老习惯，每当有访客，他的训练量就会加大。我们了解他，对此早有心里准备。或许我们该事先给这些美国人通报一声。出于良好的愿望，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结果在头十五分钟上就筋疲力尽了。

安东红扑扑的脸已经灰白一片，问我：“这得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我小声告诉他：“两个半小时。”

“什么？”他大叫一声。“还有别的吧？我们不可能两个半小时就一直这么练下去吧？”

“不，正是如此。这会儿嘛，还只是热身而已。”

“你骗人吧？开玩笑？这是什么鬼的训练？我们到这儿不是来­干­这种苦力的，”而是“到阿拉伯人的地盘上去工作！”

我点点头，开始解释给他听：“你知道，执行任务是非常艰难的，具备好的忍耐力比较重要，在那些地方……”

可是安东打断我，质问多夫去了，后者假装没看见他。这还不足以让这个美国人放弃：“嗨！多夫！”他大声喊，整房的人都听见了。

我们中间响起一些耳语声，表明了大家的不安。这家伙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教官的名字？这不单轻率，还很危险：他很可能会激怒他的。多夫转过身来看着安东，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就像准备咬人的獒狗。

安东还在嚷：“多夫，你告诉我，这样的训练真的要持续两个小时吗？你知道的，我们今天已经做过一次拉练了。”

“是吗？拉练？”多夫反问，礼貌得有点过分，还是那副怪怪的样子。“您没有看过训练计划吗？确切地说，是两个小时零三十分……”

安东还不作罢：“问题是，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会耗尽力气的。”

我们中间又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多夫笑得更欢，牙齿毕露，我们都不认识他了。我碰上一个同伴担心的目光。我明白。我过去抓住安东的肩膀，把他拖回原位。

“可是……”他声音宏亮地表示不同意，“我在说话呢，和……”

“不和谁。现在要做的，是在连累道我们大家之前先闭上你的嘴。”我咬牙切齿地，小声威胁他。

安东这才发现这些冒着火的责备的目光，多夫的古怪表情。后面这位重新开始训练，不再多看他一眼。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干­什么蠢事了吗？”他问我，稍稍有点不安。

我去找安东，准备带他去食堂，那儿已经准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客人在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看到他躺在床上，已经睡熟了。陪我去的同伴把我拉到后面，悄声问我：“坦白地说，如果你是阿拉伯突击队员，会放过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吗？”

我打量了一下他这保养得很好、无比健康、营养过剩的身子，肌­肉­很不均匀，臂肌和胸肌高高隆起而背部和大腿却平平如也，没有任何耐力，脆弱显而易见。

“不，当然不会。”

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和部队一起出发去那边占领区，指挥官叫我去一趟。我走进办公室，他把窗帘放下，瞥了我一眼：“他们自己出发了吗？”他笑眯眯地问我，对我这可是很少见的。

“没有，他们在等我。”

“哦！”指挥官哼了一声，有点不快。“等着，我去安排一下。”

他走出办公室，我听见他在和秘书交待：“去和部队说一声，今天不要等队长，自己先去，我有工作要和她谈。”他回来的时候面­色­好看了许多。

“你有比带队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对着我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在证明出发的命令已经令行禁止。

我表示了感谢，然后看了一整天报告，为下次任务做准备。到晚上了，我部队的人争先恐后地回来了，冲到我的办公室里，一片抱怨声。我试图安抚每一个人。真是一场速度比赛。

其中一个抢先说：“我陪的那个，和每一个擦身而过的阿拉伯人打招呼，‘你好鲍比’！他说人们会对自己取了名字的人不那么害怕。如果说这表示他对每一个过身的阿拉伯人都心存恐惧的话，那就见鬼去吧伙计！”

“至少你不能责备他对危险没有警惕­性­吧。”我想让他平静下来。

“他拒绝喝茶，要求喝啤酒，下午的时候他又把水给扔了，因为有异味。”另一个开始汇报了。

“等他觉得渴，就不会这样任­性­了。”

“我陪的那个想扮成阿拉伯人，可他白得像个丹麦人：太阳一照就跟大红虾似的！帮他找到一盒化妆膏还差不多。有他在我旁边，人人都把我当成游客：我一辈子都没丢过这种脸。”

“挺好嘛！这样一来，你伪装得很逼真，没人会识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