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安尼尔斯基教授的书，思考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随着环境压力的日益加大和一些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不作为，造成污染事件多发，国内曾经出现过类似安尼尔斯基教授那样较为强烈的批判GDP至上（或唯GDP主义）的倾向。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就业压力明显加大，似乎又出现了“唯增长主义”思潮，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思想也开始抬头。这两个极端都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认识存在偏差的表现。

序一（6）

否定GDP的倾向偏向于深绿的生态主义，忽视了拥有13亿人口、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地区人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现实国情，同时也忽视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有较强的财政投入支撑这一客观现实。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表明，在中国目前阶段，仅有GDP快速增长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没有GDP的快速增长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现象，就全盘否定GDP增长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虽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非在所有国家得到验证，但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时污染排放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更加凸显了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决好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更要解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唯增长主义”倾向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国学术界对GDP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府将GDP增长作为唯一执政目标，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忽视利益分配公平，忽视环境保护等政府行为上。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承认的是，“唯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固然必须摒弃，但这既不是GDP核算本身的问题，也与作为财富核算的GDP指标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缺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意识，缺乏对社会福利的正确认识，把GDP与政府业绩考核捆绑在一起的畸形政绩观导致的结果。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唯增长主义”在政府层面已经失去政治基础。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市场需求虽然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以资源和能源消耗密集度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重化工产业为基础，虽然各级政府都已经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由于要办的事情多，财政能力仍然有限，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在规模上仍显不足，解决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难度仍然很大。

因此，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必须另辟蹊径。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最高级形式。实践表明，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运用资源消耗减量化、再使用与废弃物再生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新模式，实现经济发展的减物质化，生产的清洁化，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全面发展循环经济，2010~2030年，中国有可能走出一个在资源消耗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实现国民经济再翻两番的“4倍跃进”模式，同时实现使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0%、单位GDP能耗降低50%，为可持续发展和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

安尼尔斯基试图用幸福指数取代GDP对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业绩，或用真实财富进行核算与评估，现阶段固然还难以实现，但其目的也是引导社会各层次主体把注意力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同时关注人力资本积累、自然资本维护、社会资本积累、人造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本书能让我们更好地明白发展尤其是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它对改进政府业绩评价指标，转变政府行为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宏观基础和条件并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然会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也没有因为国际经济危机引起的增长速度放慢而消失。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长期的选择和坚持。本书可以为我们在新一轮经济复苏与增长周期内制定恰当的战略和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

开卷有益，希望读者能够由于读了本书而有所收获。

解振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009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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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1）

美国房地产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全世界人民的幸福程度都下降了。这种时候人们相信，失业、收入水平降低是不幸福的。各国的政策都转向了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引起人民不幸福的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似乎被淡化了，在政策层面它们被自动放到了次要位置。但是，当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恢复增长以后，石油价格再次上升，资源供给的矛盾再次出现时，人们就会再次把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价格上升、应对气候变化提到更高的议事日程，把这些因素作为影响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进行处理。

2003年以前，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分析。2003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周期，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作为一名技术经济学者，我本能地意识到，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既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调整经济制度，尤其是需要重建价格形成机制，运用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和民众关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2003年初，我有幸认识了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解振华同志。他正确地认识到，环境保护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仅仅靠技术和行政管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经过几次交流之后，我们达成了很多共识，并开始从技术经济角度研究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的理论与政策问题。2005年开始，在解振华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我有幸承担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一是“中国循环经济战略”；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预测预警”。这两个课题组都邀请了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环境经济专家、循环经济专家共同合作。在“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预测预警”课题组内有一位经济学家，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他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评价研究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从人类生存和发展本质角度，分析什么是幸福以及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完成了我们的合作课题后，他完成了他的新作《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这是一部热情洋溢的书。他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对幸福内涵的研究、对幸福的定量分析思路、对财富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对经济核算的分析，都给了我们清新的感觉。得知他完成了新作，我便与他联系，希望把他的新作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分享他的成果，学习他的新知。他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为中译本专门写了序言。

于是，我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共同研读他的著作，并进行翻译。但我很快发现，真正读懂和顺畅地翻译他的著作并非易事。因为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和专业领域实在太广泛了，既有很深刻的哲学思想，又有大量的历史故事，既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又涉及社会科学中多学科的内容，既有高深的定­性­描述，又有严格的环境与经济定量核算内容。幸亏我的这些同事和学生大多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知识背景，并具备较好的数量经济学背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感到了翻译的困难。呈现给大家的中译本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能够对我们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给予指正。

序二（2）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龚益教授牵头翻译并进行校译，由中央财经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林琼教授、聂欧、张忠向、张小方、卢宜官、李新中、王春光、张然、白泽慧、齐海英、杨彤等翻译。

我本人只是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研读，并与各位翻译者就一些内容的译法进行了多次磋商。虽然我努力了，但由于水平所限，我所做的工作仍然算不上译校。但我通过对译稿的研读，还是有所收获和体会。仅提出几点，希望与读者共享。

一? 于幸福

幸福涉及人生的真谛。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不辞辛苦地学习、劳作？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回答：为了追求幸福。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幸福。可是，幸福是什么？为了对幸福进行描述，我向几位朋友征求了他们的答案。

李金平认为，索求少一点，欲望少一些，知足并进取，身体健康、心态平和，有个人的空间和挚爱的人，有三五知己和喜爱的事业，有富济天下、穷善独身的思想，在生命尽头，回首无悔，这就是幸福。

刘建一认为，幸福不等于财富但与财富有关；幸福不可触摸但可以感受；幸福不可度量但可以表达；幸福不能改造自然但可以创造和谐世界。

王冠军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非物质的感觉。

杨黎明认为，幸福是对生活的感受，是个人愿望实现的满足。

翟勇认为，幸福是一种感受，受客观世界影响，幸福是追求幸福的过程。

人们对幸福的定义不同，首先是因为人们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人想得到的幸福不一样。

有人提出了最低的幸福标准：监狱里的犯人没有我们家的成员，医院里的病人没有我们家的成员，身体健康，吃得饱，穿得暖，睡得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幸福很容易实现，但对于有些人，却很难实现。

有人说，幸福不是我想得到的比较多，而是我想得到的比较少。这把幸福与欲望联系了起来，并且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

还有人说，幸福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只要这种方式不伤害他人。这种说法意味着幸福有外部­性­，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果你追求幸福使别人变得痛苦，这就离开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也有人说，幸福就是个人愿望得到满足。饿了有饭吃就是幸福；累了能休息就是幸福；孤独了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工资涨了是幸福；住的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更是幸福。按照这种理解，随着愿望不断得到满足，幸福感会越来越强烈。那么，愿望满足以后还会幸福吗？幸福的边际效应是否会发生突降？一个愿望的实现会使你幸福多久？今天感到很幸福的事情，明天就会感到一般幸福，后天可能就成为常态了。变为常态还幸福吗？只有变化才能带来幸福吗？引起幸福的愿望会不断升级吗？

还有人认为，比别人好一些，就是幸福。不管是哪一方面，只要主观上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就会幸福。这也许可以归纳为心理愿望定理，就是要比别人好一些，否则就不幸福。这种观点反映了人的幸福感是在与一个参照系进行比较中获得的。

贫困的学生因凑足了学费而幸福；乞丐因饱足一顿而幸福；庄稼汉因久旱逢甘露而幸福；久病的人因康复而幸福；热恋中的女孩因得到男友送的玫瑰而幸福；含辛茹苦的父母因子女平安孝顺而幸福……类似的幸福我们可列出几页纸。那么，我们会再向深处问，不愁学费的学生幸福吗？吃饱饭的人幸福吗？健康的人幸福吗？这些说法表明，幸福具有相对­性­，是在与以前不幸福的状态，或与不幸福的人进行比较而感知和体验到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3）

似乎我们不可能把幸福的内容一一列出来。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存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中（例如不同的家庭）生活，其愿望是不同的，即使处于完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的不同个体，也会因其内在­精­神诉求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愿望，因而，他们的幸福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幸福是人类个体对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主观满足感。满足的人会幸福，不满足的人就会不幸福。外界条件的变化很难长期改变人们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感是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

二?关于幸福的影响因素及其核算

自古以来，幸福不仅是人生的追求，而且也是社会政策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政策的目标，是想通过政策­干­预，改善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以便使人们增强幸福感。这就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是可知的，对不同的个体具有普适­性­，至少有一部分因素是如此，因此，改变这些因素，会从外部增强人们的幸福感。

但是，前面对幸福的各种定义告诉我们，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是人们内在的心理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在个体之间会进行比较，从而引起攀比效应。这就对政府的幸福政策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制定政策前，必须充分了解影响社会成员幸福的共同因素。

从研究角度讲，人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体的人格特质。社会经济政策要起到普遍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作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聚焦于人类幸福感的共同影响因素；二是不能在增强一部分人的幸福时给其他人造成痛苦。

由于幸福感带有强烈的个体人格特­性­，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也具有强烈的主观特征。这使得在政策层面寻找影响幸福的因素面临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统计分析，人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影响因素。比如，人的欲望（在经济学上它与未来收入预期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社会治安情况、收入水平、邻里关系、与周边其他人的差距等。由于幸福涉及太多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因此，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幸福的因素。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主要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切入，对幸福进行研究。因此，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创造真实财富。他认为，人们的幸福与财富有关，但幸福不能与传统经济核算中的财富成正比，很多财富与幸福无关，甚至会降低幸福感。他寻找的是能够使人幸福的“财富”。只有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的事物，才会构成|人们的真实财富，才应该是政策激励人们去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核心目的。他对财富一词进行了追本溯源，得出了“财富是通往健康的工具或道路”的结论，这似乎很有道理。健康不正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健康，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成为身外之物，人还会幸福吗？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指出，“财富不再只是狭隘地被定义为物质财产的货币价值，而且必须包括许多经常是无形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其中包括我们­精­神的康乐、希望、幸福、游玩的乐趣以及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些曾被罗伯特·肯尼迪敏锐提及的属­性­，正在从我们当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测度手段（即GDP）中消失”。基于此，他对传统经济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财富核算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他的思想，创造幸福，就是创造财富。反过来说，创造财富应该使我们幸福，不能使我们幸福的财富创造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的逻辑下，幸福与真实财富是等价的。这就使得经济学回归到了其原始的真正含义，不仅仅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其利益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如何使人类自身更幸福快乐。那么，如何核算和测度幸福呢，面对涉及人们主观判断的不可定量核算但对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发展了真实进步指数，类似幸福指数。

序二（4）

核算幸福时,既要考虑增加幸福感的因素,也要考虑为增加幸福感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增加财富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但创造财富要破坏生态环境，损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人类的基本幸福要素，便减少了幸福感。

三?关于幸福经济学

中国的一些幸福学者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人生就是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过程，而幸福就是渴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觉。人的不满足本­性­贯穿于人的一生，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不满足就有新的渴求，渴求的一点点被满足就会带来幸福感，所以人类思想深处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幸福和幸福渴望永远增长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个渴望实现以后，马上会有新的更高的渴求产生。渴求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我们假定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人类全部渴望的总和，前述判断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惊觉，世界上最强大、生产力最发达、人们的收入全部被消费掉而不储蓄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危机，人们的幸福感会如此之低。失业、收入下降、人际关系冷淡、恐怖威胁等，都使幸福感下降。这印证了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悖论，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它意味着经济增长、高收入、物质的充裕不等于幸福。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工作的安定感、心理满足感、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目标。这就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认识幸福，探讨经济发展与幸福的关系。理论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简化假设，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经济学的假设条件越来越严格，但越是严格的假定，离现实就越远。这可能是幸福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对幸福的影响因素远远多于对其他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幸福的个体­性­特征也比其他经济行为的个体­性­特征更明显。这导致对幸福的解释变量变得异常复杂。

一个亲民的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是效用的提高。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做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收入水平被作为幸福效用的主要衡量指标。前述分析已经指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大量调查数据已经指出，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在2005年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5）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真实财富与GDP的关系的测算，结果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财富反而在下降。他的计算期间是20世纪50~90年代，这期间美国和英国还没有像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真实财富与GDP的负相关可能与生态环境损失有关。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恢复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在GDP核算中，投资必然促进GDP增长，而在真实财富核算中，为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并没有增加新的财富，没有创造真实财富。这与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是有差别的。在绿­色­核算中，是从GDP中扣除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果经济活动新增加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小于新增的GDP，则绿­色­GDP会增长，而不会出现下降。

幸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使得经济学向其出发点回归，它似乎是要纠正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从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目的。但我不能不说，幸福经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拼命工作挣更多的钱似乎降低 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犹如逆水行船，不进则退。不拼命工作，不参与竞争，收入就会很低，就不会有体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体面地生活，还谈什么幸福呢！虽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带来幸福，收入下降却一定会导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论的背后是一种制度悖论。同样的难题是，如果不把生态环境纳入经济交易体系，明细产权，就不能有效保护它。但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会提高吗？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要把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福鲁哈尔说，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只是个时间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增税。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从而使公众更幸福。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门新学科的教诲》一书中，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可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加大对心理健康、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幸福。”但是，一方面增税，一方面不能只想着让人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税收从哪里来？用什么投资于大众健康和公共教育？我们是否需要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推进共产主义制度，铲除竞争？或者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道德高尚、没有竞争但每个人都自觉努力工作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对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一些。“增长”并非无用指标，GDP并非如批评者们说得那么可恨，也并非与人民的幸福感不相关。关键是怎样获得GDP的增长。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替代GDP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据说尼泊尔已经废除了GDP统计，改用国民幸福指数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尼泊尔不会因此而变为发达国家。

在现代技术创新的条件下，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要使人民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使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品格不断提高，就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杜绝官员*。

以上是我读了本书后的点滴感想，与读者共享。希望本书能够给读更多的启迪。

齐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2009年7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1）

我非常高兴能将此书呈现给中国朋友，以感谢你们两年来的热情款待，2004年11月至2006年12月，我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在中国，确切地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新型“小康”社会发展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