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1）
记得，一位雕塑家朋友告诉我，他在雕刻人像之前，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被雕刻的人，因为人是立体的，而铜像同样也是立体的。
其实，写一部传记，也就是用文字在纸上“雕刻”出一尊“铜像”，同样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传主。在细细向你介绍本书的主人公——钱学森之前，我先罗列各色人等对他的形形色色的评价，使你对他有一个多角度的立体的了解——
导师冯·卡门曾这样评价钱学森:
我们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
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
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写道:
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的继承者。
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评价钱学森说:
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这样评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1980年5月20日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的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金贝尔对钱学森博士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说：
*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蒂夫（Guyford Stever）教授以为：
他（引者注:指钱学森）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1957年郭沫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首七言《赠钱学森》诗，这样写道: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舰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夫人蒋英对丈夫的评价是: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钱学森的学生、院士、国务委员宋健这么评价老师:
钱老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钱学森的学生范良藻这么评价老师:
钱学森先生的治学之道就是会看方向、出点子，为国为民，想人之不敢想，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超前意识，浑然一体。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以*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上的所有认知都必须接受科学实验的检验，哲学可以指导科学，但绝不可以取代科学；不懂哲学的科学家是渺小的，同样，不懂科学的哲学家也是渺小的。
小引:形形色色的评价（2）
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长篇小说《2010年，太空漫步（第二集）》（2010:Odyssey （2））中，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1991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命令，指出:
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广大科学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学习他崇高的民族气节、严谨的科学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像他那样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科研工作；像他那样勤勤恳恳，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科技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2001年9月24日，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钱学森:
从钱学森在美国和他回国以后的经历中，不难看出钱学森同志的政治品质和治学品质同样高尚。事实证明钱学森同志是我党难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我冒昧地将他的品德和精神概括为“钱学森精神”，殷切地期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如果在我们年轻一代中，能涌现出许多位“钱学森”，那对推动我国今后科技事业的发展，对贯彻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将是意义深远的。若然，我这名在科技战线战斗过的老人将十分欣慰。
2001年12月2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钱学森星”命名大会上说:
钱学森院士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惟一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将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03年10月15日、16日进行了一次电话抽样调查，谁是“中国首席科学家”？结果钱学森以％的提名率成为民选的“中国首席科学家”，第二位是华罗庚（％），第三位是袁隆平（％）。
2007年，当钱学森被评为当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2009年3月28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组委会指出:
已近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中华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荣誉称号。钱学森先生作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钱老仍然关心国家建设，关注科技发展，为经济、科技、国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
钱老一生默默治学，成就无数，荣誉如海。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钱学森先生荣获此项“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全球华人的众望所归。
美国要给钱学森授奖
1985年初，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博士访华，会晤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基沃思知道宋健乃钱学森高足，郑重其事地请他向钱学森转达:美国政府准备授予钱学森博士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
基沃思特别说明道：“美国国家科学奖是美国许多本土科学家穷其一生而不可得的国家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的授奖仪式通常在白宫举行。如果钱学森博士去美国接受这项荣誉，我不能保证总统一定出席，但我可以保证，至少副总统一定会出席，并亲自给他颁奖。”
基沃思还说，如果钱学森博士愿意去美国，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是没有问题的。
基沃思说明美国政府邀请钱学森的原因，“钱学森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为美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麦卡锡主义曾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郑重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并由美国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
基沃思还说，如果钱学森博士不愿意去美国领奖，美国可以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中国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奖。
当时，74岁的钱学森身体硬朗，耳聪目明，飞一趟美国不在话下。此后的两年——1987年3月22日，钱学森以中国科协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应皇家学会邀请访问英国，还在伦敦谈笑风生，为中国留英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的报告。
为了给基沃思一个明确的答复，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一起给国务院写了一份请示件，并抄送钱学森，听取钱学森本人意见。钱学森毫不含糊地答复：“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钱学森还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所说的“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是怎么回事？基沃思所说的“麦卡锡主义曾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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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1）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20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拘禁了15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9月17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正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邮轮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第60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Pasadena）校区。帕萨迪纳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十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 of Los Angeles，简称，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郡131个城市，帕萨迪纳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帕萨迪纳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2）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桥的那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两弹一星”与钱学森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弹”中的导弹，海外称为“飞弹”，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导向性飞弹”：在弹头上安装了炸药，火箭发射之后依靠制导系统来控制飞行轨迹，以求准确命中目标，达到毁伤的效果。
“两弹”中的另一“弹”，尽管钱学森并不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但是参与研制了核导弹。就导弹而言，弹头装普通炸药的，为常规导弹；弹头装核弹的，为核导弹。核导弹的核弹头属于核技术，而用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则是由钱学森负责研制的。
至于一“星”，那“星”——各种各样的人造地球卫星，是依靠火箭送上太空的。研制火箭，乃是钱学森的“看家本事”。
正因为这样，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1）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忿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在跟朋友谈起的时候，他也只是说，打算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钱学森明白，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回中国之后就不再来美国了。
恰恰就在钱学森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2）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员。马林纳是钱学森多年的老朋友，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而威因鲍姆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员。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八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认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冯·卡门在晚年所写的*中，曾经专门写了一章《中国的钱学森博士》①，他清楚地说出了钱学森遭到*的起因：
麦卡锡*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症。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 ~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窘而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①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②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是1950年7月③，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④。
别以为只有在中国“*”时期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极大伤害。这促使钱学森下定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而马林纳由于已经在1947年远赴法国巴黎工作，联邦调查局鞭长莫及。由于威因鲍姆进入喷气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于是联邦调查局缠上了钱学森。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所以这份声明也就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但是船票早已经预订一空，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叹息。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俭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邀请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认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跟海军关系不大。为什么杜布里奇要钱学森去找金贝尔呢？原来，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喷气工程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认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
华盛顿之行，钱学森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忿。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后来才知道，正是由于金贝尔太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所以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这就是金贝尔对钱学森的价值的最精确计算。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
原来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的人物。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中国“原子弹主将”幸运漏网
钱学森要求返回中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关注起“类钱学森”式的中国留学生。
就在钱学森遭到“禁足”之后的第八天——8月28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途经洛杉矶驶往香港。在这艘邮轮上，有一百多位中国旅客，内中大都是留学生、学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将”的邓稼先，也有后来对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教授，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罗时钧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洛杉矶码头，美国移民局官员登船，盘问赵忠尧教授并搜查了他的行李。
“威尔逊总统号”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意味着彻底离开了美国。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横滨。这时，船上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在横滨下船了，要调整房间，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调整房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三位旅客都带着随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正在那里等候，来一个，扣一个！
这三名旅客，都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即赵忠尧教授和中国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
赵忠尧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身在美国的他，当选当时中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赵忠尧，他们知道赵忠尧同样曾经在美国核心机密科学部门工作。尽管美国移民局在洛杉矶码头盘问时抓不住赵忠尧的把柄，在赵忠尧离开洛杉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度发出电报，要追截赵忠尧。终于，中央情报局在日本截捕了赵忠尧。
庆幸的是邓稼先。邓稼先没有被列上黑名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很年轻，比赵忠尧小22岁，比钱学森小13岁，不像钱学森、赵忠尧那样“树大招风”；二是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上学，没有跟加州理工学院沾边。8月20日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赶紧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经洛杉矶回国。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5年，他考入北京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1945年邓稼先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据罗时钧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里拿着名单，向那三名被扣押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宣布，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如果美国、台湾都不去，那就在日本坐牢！
三个人都没有选择回美国、去台湾，于是都被押解下船。他们被投进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那是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监狱。他们关进巢鸭监狱时，被剃成光头。据说是为了防止把臭虫带进监狱，他们的身上被洒满刺鼻的农药“六六六”黄|色粉末。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驻日本是“*”的使馆。他们派人到巢鸭监狱，劝说赵忠尧等去台湾。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 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 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因不堪美国政府压迫而返回祖国的我国留美学生，又有一批111人于本月20日返抵广州。据谈，他们启程前曾受到美国政府多方阻拦，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美返国，但拟回国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动身前竟被美国政府扣留。当“威尔逊总统号”驶到日本横滨时，同轮返国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及学习理工的罗时钧、沈善炯二位学生竟又遭美国占领当局的非法扣押。全体回国学生对美帝国主义此种暴行极表愤慨。他们抵穗后发表了告*，内称：“我们谨以最愤慨的心情，向国人报告三位同胞在日本横滨港遭美国陆军部无理拘留的经过：8月28日邮轮到洛杉矶时，赵忠尧教授被移民局职员再三盘问和搜查行李，书籍几被全部扣留。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时，美国驻日本占领军第八军，竟无理将赵忠尧教授及罗时钧、沈善炯两同学扣押。9月17日船到菲律宾马尼拉时，鲍文奎同学复被美国特务检查行李历时四小时，幸未被扣。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动，极为愤怒。我们除将上述情况报告我中央人民政府外，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抗议。”
为了援救被扣押在美国的钱学森、在日本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1948年夏就已经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经过三个月的关押，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在1950年11月底释放赵忠尧等人，他们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从赵忠尧事件可以看出，当时钱学森为什么没有计划乘船，而是乘飞机绕道加拿大回中国。倘若他跟赵忠尧一起乘船离开美国，也会在日本被投进监牢。然而，钱学森连乘飞机也“Сhā翅难飞”，除了限制出境之外，新的厄运朝他袭来……
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把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12 000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终于决定在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上做文章。由于联邦调查局“放话”，《洛杉矶时报》、《明镜》等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表明来者不善。钱学森夫人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这逮捕证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好。大约一时还不敢对这位颇负盛名的火箭专家下手。9月7日钱学森一直在家，没有出门，联邦调查局以为钱学森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由于洛杉矶离墨西哥不远，而从美国进入墨西哥很方便，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钱学森已逃到墨西哥，从那里想方设法回到中国。于是，决定赶紧对钱学森采取行动。当他们进入钱家，看见钱学森旁若无事地正在家中，倒是有点吃惊。显而易见，他们关于钱学森“逃跑”的判断完全是空|茓来风。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的问题，依然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一回跟6月6日的盘问不同：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钱学森办公室，审问钱学森是不是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而这一回则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美国是一个*的国家，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被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又有“间谍”之嫌，即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同样“罪行严重”。
钱学森依然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
对于钱学森的*，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吊销安全认可证到不准离开美国，又从海关扣查行李到下令逮捕。
关于钱学森被关进什么监狱，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被关进“恶魔岛”监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直译应为“鹈鹕岛”，是位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小岛。1859年美军在岛上修筑了碉堡，1907年成为军事监狱，1934年这里修建了联邦监狱，关押过黑手党头目Al Capone等一百多名要犯，直至1963年监狱从这里撤离。如今，这里是金门国家公园，成为观光景点。由于“恶魔岛”监狱名声在外，许多人就产生“合理联想”，钱学森当年一定关押在这里。
其实，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监狱。
特米诺监狱跟“恶魔岛”监狱一样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监狱，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监狱的牢房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想到美国打工，于是偷越美墨边境，被抓住了，就押往这个离美墨边境不远的监狱。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夫人蒋英获准每天可以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使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四面八方的声援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迅即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听电台新闻广播的习惯（钱学森本人即便是在回中国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听电台新闻广播）。透过无线电波，这近乎爆炸性的新闻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胫而走。教授们、学生们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博士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同样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夫人蒋英。
翌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在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各地，引起惊愕，引起愤懑。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竭尽心力。他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那位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
杜布里奇还指出：
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后来人们迟迟告诉他所订的船位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他给国务院的信中解释他要离美的意图，要求获得必须的协助。后来，他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渥太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鲍特……
香港报纸也纷纷刊载著名科学家在美国被捕的新闻。香港《文汇报》以《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
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帝非法拘捕我科学家钱学森等》。
郭沫若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于1950年9月25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抗议美国无理拘捕钱学森①：
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
我国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申请回国时被美警拘捕，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和学生二名在返国途中，在日本横滨为驻日美军拘捕。此等蹂躏*、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1950年9月25日
新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发出强烈的抗议的声音。曾昭抡、叶企孙、陆志韦、丁燮林、饶毓泰、向达、刘仙洲、汤佩松、钱崇澍、严济慈、钱三强等189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名抗议书①：
我们以无比的愤怒抗议美国政府非法地扣押将自美返国的钱学森博士，在日本的美占领军当局无理地扣留了返国途中的赵忠尧教授和罗时钧、沈善炯两位同学。我们认为这一连串的侵犯人身自由的暴行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想尽种种方法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又一次表现，既卑劣又疯狂。
1950年10月1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回国不久的留学生汪稷曾、邵循道、沈慧等183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会员大会主席安迪让及安理会主席和*保障委员会，要求制裁美国政府扣留钱学森等教授，并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他们还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恢复钱学森等教授的自由。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开展多方营救钱学森的社会活动。
在种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联邦调查局开始按照“程序”审讯钱学森。
9月18日，联邦调查局要求狱中的钱学森写下书面声明，保证倘若没有得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决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监狱被带到设在岛上的移民局，在那里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八名官员（其中也包括海关和特米诺岛监狱官员）对钱学森进行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监狱通知，在交出15 000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在当时，15 000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从欧洲赶回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得知这一消息，当即为钱学森保释筹款，很快筹得15 000美元。
9月23日，钱学森终于获释，结束了这15天的牢狱之灾。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蒋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还发现，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1950年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联邦调查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
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用不着美国“驱逐”。然而，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还是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那句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没有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依然处于无限期的软禁之中。导师冯·卡门最能深刻理解钱学森的性格和为人，他曾经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中写道：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①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仍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一直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否定。双方对峙着，僵持着。
有一回，检察官突然掉换了一个角度，问钱学森道：“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
检察官又问：“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在工程控制论中闪光
失去了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与美国国防机密毫无关系。钱学森似乎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明，他完全改行了。
回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工作时，钱学森曾经这样说：
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学科。
对于钱学森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他不愿把时间荒废在不知道终点的漫长的等待之中，而是抓紧时间从事新学科的研究。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能发光。钱学森把蒙受冤屈的痛苦掷在一边，全身心投入工程控制论这片待开垦的Chu女地。他的思绪放马驰骋，纵横捭阖，不时闪闪发光，不时有所斩获。
控制论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把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体内自动调节和控制过程的研究，把控制论建立为一门新的学科。思想敏锐的钱学森，把控制论运用到工程系统的控制之中，创立了新的学科——工程控制论。钱学森把控制论概括为“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花费了三年时间，钱学森把他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用英文写成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1954年，署名“Tsien， ”的《Engineering Cybernetics》（即《工程控制论》），由美国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著作，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关注。1956年苏联出俄文版《ТЕХНИЧЕСКАЯ КИБЕРНЕТИКА》，1957年*德国出德文版《Technische Kybernetik》，1958年中国出中文版。这部著作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57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一届理事会推举钱学森为首届理事长。1980年，钱学森又与宋健等人共同完成了中文修订版。
钱学森崭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不仅是一流的导弹专家，而且一旦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他依然是一流的科学家。
《工程控制论》是钱学森在被监控之下完成的学术专著。欲归不能，钱学森处于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钱学森不知道这样等待的日子，何年何月方能结束。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就在钱学森埋头于工程控制论研究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博弈在激烈地进行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打着联合国的招牌进军朝鲜，中国则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虽然中美双方是在“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交战，实际上中美两国成了敌对的交战国，中美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美国逮捕了钱学森。
1953年7月27日，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这时，中美关系虽然还是那样的僵冷，毕竟交战已经中止。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英国有外交关系。曾任英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代办的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出面居中斡旋。美国通过杜维廉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在华被拘留的美方人员返回美国的问题。这批在华被拘留的美方人员之中，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飞行员等军事人员，还有一批在中国被捕的美国间谍，仅1954年11月23日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法作出判决的美国间谍就有13人。当时中国也有一批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及留学生被扣在美国，无法回国。中美双方都希望解决彼此的被扣押人员。
周恩来认为应利用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于是，6月5日中美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进行了首次直接接触。中方代表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美国代表团秘书长、副国务卿、美国驻捷克大使尤·阿·约翰逊，虽然第一次会谈只有15分钟，但毕竟是中美这两个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举行的大使级会谈，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
王炳南有着不凡的经历，他曾经留学日本、德国。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协助周恩来做了诸多*工作。此后，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由于王炳南在国统区人头极熟，所以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特地请他担任秘书。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外交助手。
有一就有二。从6月5日起，至6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代表就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四次接触。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这种接触改为双方驻日内瓦领事会谈，从1954年7月29日至1955年7月15日，双方领事共举行了11次会谈。
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派出的代表是老对手，王炳南和约翰逊。
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宣布：“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约翰逊当即向王炳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先商谈了会谈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这一回，约翰逊首先发言：“美国人民关心中国继续拘留的美国人，其中大部分关在监狱里，有的得不到出境许可。现在还有36位美国平民被拘，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约翰逊随即把36人名单交给王炳南。
王炳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他们不能自由回返他们的祖国，无法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极为关切的问题。
约翰逊当场否认。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这时，王炳南大使当场揭穿约翰逊的谎言：“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15日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美方的种种阻拦。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市界。”
王炳南大使同时还出示了钱学森的一封亲笔信。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亲笔信，无言以对，表示马上向美国政府转达。
8月8日，中美大使举行第四次会谈。
约翰逊告诉王炳南说，8月4日，在他们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也就是说，在8月2日王炳南向约翰逊亮出钱学森的亲笔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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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1）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
远在美国，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呢？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送来的菜篮底垫着的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为什么特别注意陈叔通的名字呢？
原来，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陈叔通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国结婚时，曾经看望过父执陈叔通先生。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能够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用一手繁体汉字，端端正正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Ｇao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 Yong-huai Kuo， Cornell University， lthaca， ），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豆腐干大小的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
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3月5日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这个自相矛盾的消息是由美国移民局地区副局长阿尔伯特今天披露的，此时钱学森博士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2）
钱学森博士是8月（引者注：应为1950年9月）份被逮捕的，他试图将1 800磅的技术资料运往“红色中国”。他被驱逐回他的祖国，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驱逐令并没有起作用。
检查这些打印材料的联邦机构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资料。
钱学森写好信之后，怎么把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寄到陈叔通先生手中呢？他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钱学森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如何避开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也是“发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夫人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夫人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睛，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下子，约翰逊哑口无言。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钱学森的“导弹”，准确地射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就在钱学森已经获准离开美国而又尚未离开美国之际，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首次透露了钱学森致陈叔通信的部分内容，并以此批驳美国政府：
所谓中国留美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遭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自1950年8月起即准备回国，但他竟然遭到美国当局的非法逮捕，被无故拘禁达15天之久。自此之后，他就处在一种极其不合理的状态中。纽约时报1953年3月6日报道说：“钱学森博士正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去；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他不但不能离开美国，而且不能离开他所住的县的边界。这种情况是并没有因为美国“取消”了所谓限制离境的禁令而有所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在今年6月15日，即美国“取消”了限制禁令之后两个月，钱学森还不得不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援助他回返祖国。在信里，钱学森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Ｇao潮。”
面对着这些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的限制实际并未取消；中国留学生被限制返国的情况并无根本改变。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那么变化仅仅是：美国当局采取了更隐蔽的办法。它以为这种办法既能达到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的目的，又能把美国当局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但，这是办不到的。中国有句老话：一只手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美国政府应该拿行动来证明它的言辞。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共进行了136次会谈。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未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中美大使级会谈起着保持接触的渠道的作用，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周恩来总理曾感叹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头等舱的故事
经过五年的久久企盼，经过五年的艰辛斗争，钱学森终于迎来欢欣的日子，可以回国了。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冯·卡门感慨道：
“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当钱学森向他告别时，冯·卡门博士深情地说：
“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您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一家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晚了一步有变。钱学森先是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不过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此后，他再也用不着受美国移民局的监视了。
钱学森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很多朋友送来花篮。钱学森上船之后，由于三等舱的房间太狭小，连花篮都放不下，不得不把一部分花篮放到过道上。
没想到，“新闻人物”钱学森引起一位住头等舱的美国老太太的注意。在船过夏威夷之后，这位美国老太太忽然请钱学森夫妇到自己的头等舱房间里喝咖啡。钱学森夫妇来到那里，方知老太太是美国的女权主义领袖，在美国相当有名气。寒暄几句之后，老太太派人把船长叫来。船长不敢怠慢，来到了头等舱。老太太指着钱学森夫妇问船长：“你认识他们吗？”船长推说不知道。老太太对船长说：“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三等舱？”船长连忙说：“让我去查一查，还有没有空余的头等舱。”船长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是正巧有多余的头等舱，请钱学森一家立即搬进头等舱。
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航行了七天。船上有空着的头等舱，船长当然早就知道。当时，美方故意对钱学森说，只有三等舱的船票了，以为钱学森也就不会马上就走。谁知钱学森去意那么坚决，就是坐三等舱也要走。得道多助。钱学森夫妇终于在那位爱打抱不平的素昧平生的美国老太太的帮助下，带着儿子和女儿住进了头等舱。
漫长的21天海上航行是很累的，他们一家在到达夏威夷檀香山的时候，下船散步，双脚踏上久违的陆地。然而，在日本和菲律宾，钱学森被告知不能下船，因为那里不是美国的领土，美方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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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的信与合众社的评论（1）
关于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还有一个故事：
2005年7月，*总理去医院看望钱学森。这一消息见报之后，钱学森收到一封来自菲律宾的用英文写成的信。
那是当时已经75岁的菲律宾老华侨林孙美玉写来的信，回忆起当年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马尼拉码头时，她巧遇钱学森。
林孙美*士在信中回忆了50年前的情景，钱学森谦称自己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信的中译文大意是这样的：
敬爱的钱学森先生：
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50年了，那时您正在归国途中，船停泊在马尼拉。与您见面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一直铭记在心。那时，我们当地的日报有对您的报道，说您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归中国。这让我对您产生深深的崇敬之情，因为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不惜做任何事情也要到美国去。但是，您却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坚决要回到中国，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我已经记不起具体是哪一天见到您，但我知道是1955年，那一天我弟弟正好乘您坐的船去加拿大。我们全家登上船送弟弟，我们都盼望能有机会在船上见到您。我们找到了您的舱位，问保安人员是否可以与您谈话。非常幸运，当您走出船舱见我们时保安同意了。我们介绍了自己并说我们是中国人，您看起来与众不同，表情生动灵活，人显得高、瘦，当然不用说非常英俊潇洒。
我们进行了如下谈话：
“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我问。
“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您回答。
“您离开美国困难吗？”我又问。
“是的，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它们。”您接着回答。
“菲律宾怎么样，这里的中国人被歧视吗？”您轻声询问。
“是的，非常受歧视，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很多人被错误地怀疑是共产党。”我回答。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您又问。
“我姐姐是初中老师，我是高中老师。”我回答。
您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我说：“但是，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
您又说：“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啊，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过了一会，保安过来做了一个手势。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您抱歉地说：“我得回去了。”
再次见到您是十年后，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我和丈夫被邀请参加国庆庆典。那时您已是中国著名的官员，领导着导弹、航天等方面的工作，并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知道您得到了极高的荣誉。
现在，我已经75岁了，而您已是95岁高龄。我听说您生病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但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知道您还在人世，并且仍然用您那永不枯竭的灵感热爱着中国。
菲律宾华侨的信与合众社的评论（2）
我在菲律宾向主祈祷，保佑您幸福，并且在您不适的时候让您得到安慰。我感谢主，她把您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了中国，您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我们为您而骄傲。
与您对中国负有的重大责任和开创性的贡献相比，我实在很渺小。我真的感谢曾经有机会与您会面，哪怕只有那么一会。请人捎去的包裹里有几样菲律宾的小纪念品，是为了回忆与您在马尼拉的会面，尽管我们的会面被限制在一个船舱里。虽然您的足迹从没有踏上菲律宾的土地，但您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一名优秀的民族英雄的会面令我回味不已，这对我已经足够了，甚至比我想要的还要多。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殷切的祝愿。
林孙美玉
2005年8月4日
关于钱学森回国之后，对于新中国所作的巨大贡献，可以从1980年5月20日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的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中，略见一斑。那是在两天前，中国成功地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罗伯特·克莱伯为此写道：
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由于害怕他回到中国，美国政府竟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
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8岁。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段任何科学幻想小说或侦探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我宁可把这家伙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50年代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 引者注：即金贝尔 ）说。“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金布尔对钱学森博士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本星期四，是钱终生事业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她将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周围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火箭。
①即威因鲍姆。
②即帕萨迪纳。
③应为1950年6月6日。
④即安全认可证。
①冯·卡门著，曹开成译，《中国的钱学森博士》，《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6年2期。
① 《美国无理拘捕钱学森等 郭沫若致电居里博士 吁请谴责美帝无耻暴行》，《人民日报》，1950年9月27日。
① 即杜布里奇。
杭州方谷园大宅门（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杭州是人间天堂。用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话来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城”。
杭州美的魅力，来自那碧波万顷、幽静安谧的西子湖。那山与水，塔与船，光与影，云与雾，风与浪，花与叶，草与树，蜂与蝶，莺与雀，组成了一支妙不可言的西湖交响曲。
西湖之东，一马平川，那里是杭州的老城区。从湖滨横穿三四条马路，就来到南北走向的马市街，那里有一条细细长长、绿树掩隐的小巷，名曰小营巷。组成北京的“微血管”是胡同，到了上海叫弄堂，在杭州就叫巷。这小营巷，是杭州众多小巷中的一条。在巷口有一石碑，上镌《江南名巷——小营巷》：
据《杭州市志·建置篇》记载，小营巷在南宋时曾为朝廷禁卫军金枪班、银枪班的驻地。现巷内犹存“银枪班巷”。因有禁卫军小营部队驻扎，故人称“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小营巷名震全国。那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正准备离开杭州前往广州。看看时间尚早，毛泽东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泽东说，那就去看看……于是，小营巷这名字上了《人民日报》，上了众多的媒体。于是，“1958年1月5日”这个日子，成为小营巷永记不忘的日子，以至在1966年“红卫兵”掀起的改名潮中改成了“一五巷”（1月5日之意），直到1981年才恢复原名。那时候，跟小营巷相交叉的马市街，原本因南宋时此地为马市而得名，1966年更名为向阳巷，同样直到1981年才恢复原名。
小营巷乃藏龙卧虎之地。在小营巷里，有一座“听王府”，那是1861年12月31日太平军攻克杭州后，镇守杭州的太平军主将听王陈炳文在此设指挥部，人称听王府。小营巷巷中有巷，里面有一条小巷名为方谷园。方谷园全长不过215米，宽只有2米，然而巷里豪门大宅鳞次栉比，当年是富贾贵族聚居之地。
方谷园原本是明仁宗时布政使应朝玉宅邸的后花园。相传应氏欲与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争比豪华，称后花园为“方谷园”——这“方”字源于布政使又称方伯。
方谷园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二十三日失火，大火吞噬了应朝玉宅邸，延烧七里，从此仅留地名。于是，方谷园在废墟上重建。
在方谷园8号门口，立着“杭州市历史建筑”石碑。由于主人名唤胡汉威，人称“胡宅”。胡汉威的祖辈是杭州达人。这是一幢建于清朝末年的传统院落式民居建筑，每幢建筑均为两层，两坡小青瓦屋顶的木结构房屋，内有多个天井。
方谷园20号则是傅宅，即傅式说私宅。在20世纪40年代，傅式说曾任汪精卫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部长、建设部部长、浙江省省长。
方谷园2号的大门口，如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
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钱学森故居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根据杭州市房管局的档案记载，在解放前，这座房子的产权就归钱学森名下。钱学森在20世纪60年代写信给杭州市政府，要求将他的私有房产即“方谷园2号”无偿捐献给杭州市政府。但杭州市政府从未收过钱学森的房产，所以至今“方谷园2号”仍是钱学森先生的私有房产，市房管局仅作代管房产处理。
杭州方谷园大宅门（2）
钱学森故居呈长方形地块。前门在方谷园，后门在小营公园，所以这座大院的另一个门牌就是“小营公园3号”。
钱学森故居被五六米高的白色围墙包裹着，大门并不直接面对方谷园，而是朝里推进十几米，所以站在方谷园看过去，只见白墙下石门框里一扇深褐色的大门，并不起眼。推开大门，走过“L”形的过道，来到天井，这才见到高墙内的大院。这是一幢木结构的典型的杭式大宅，横向面阔三间，纵向进深三楹，中间是两层过街楼式的木屋民居。右侧有一长长的走廊。整个大院有十几个房间，总占地面积为8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2平方米。在第三进后面，有一个颇大的后花园。
格子长窗，雕花门板，所有的房间以及客厅，都铺着地板，一律漆成深褐色。
钱学森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就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12月11日（阴历辛亥年十月廿一日），钱学森降生于上海，不久就来到杭州方谷园2号，直至三岁时随父母迁往北京。当时，钱学森住在第二进房子西侧的小房间里。
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何处？
有两种可能：
一是当时钱均夫正在上海创办“劝学堂”，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家中。
二是钱学森的母亲怀的是头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格外重视，何况当时家庭经济又宽裕，于是就早早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待产。至于在上海哪家医院出生，不得而知。在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妇产科医院，当推“红房子医院”。红房子医院即今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于医院大楼用红砖砌成，上海人称之为红房子医院。红房子医院的前身西门妇孺医院，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教会医院。1884年6月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Margaret. Willianson）女士捐款创建，成为上海首家妇孺医院。笔者曾经求教于红房子医院病史室①，询问是否保存着1911年的接生档案，对方答复说没有。病史室告知，该院是在1950年之后开始保存病史。
1929年，钱学森从北京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父亲已于1928年被派遣到浙江省教育厅工作，因钟爱独子，这下就干脆把家从北京搬回杭州老宅。钱学森上大学时寒暑假均在杭州度过，还因患伤寒回杭州养病一年。1934年，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还曾经在杭州飞机制造厂实习。
迄今，钱学森在方谷园2号留下的一帧照片，是在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回到杭州，跟父母、祖母一起在客厅里的合影①。钱学森穿着一袭白色长衫，父亲长衫马褂，母亲穿中短袖中式大襟上衣，祖母则是中式衣裙。茶几上放着兰花、银盾，女佣怀里抱着小狗。
解放后，方谷园2号陆陆续续搬进35户人家，这里从独家独户的豪宅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大杂院。一进大门，墙上便钉着一大排电表，电线如同蜘蛛网一般。那只最大的电表的户名，一直写着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名字。那么多人住进这幢老宅，雨天漏水、白蚁虫害、私搭违建，把这豪门大院折腾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从2002年开始，杭州市园林文物保护局和杭州市上城区政府着手修缮钱学森故居。后来又陆续迁走大院里的居民。如今，方谷园2号已经全部腾空，整修一新。杭州为钱学森而自豪，将把钱学森故居辟为钱学森展览馆，让千千万万西湖的游客也能到这里领略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杭州既“地灵”又“人杰”。
钱家祖辈乃丝行大亨
其实，方谷园2号原本是钱学森外祖父、外祖母的物业。后来，作为钱学森母亲章兰娟的陪嫁，“带”到钱家。
章家富甲一方。不光方谷园2号是章兰娟的嫁妆，钱学森父亲后来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北京宣武门的住宅，也都是章家的产业。
章兰娟的父亲章乐山曾经担任两广盐运使①，后来回到杭州经商，经营丝业、酱园等业，钱财广进。
章家有一子三女。长子章镜秋，长女章兰娟，章兰娟之下还有两个妹妹。
钱家也是“华丽家族”。钱家世代在杭州经营丝业，乃丝行大亨。
钱家老宅在方谷园不远处，即东街路887号（后改为建国北路369号，位于建国北路与凤起路交叉口）。祖居杭州市三墩乡钱家桥村。
东街路那一带也是杭州老城区，当年因位于吴越国罗城东城墙外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改“抗战救国”为“抗战建国”，一时间在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建国路”，东街路也被改名为建国路，分建国北路、中路、南路三段，直至今日。1999年建国路经过拓宽，成为杭州城东贯通南北的主干道之一。
杭州这地方，茶丝两业鼎盛。茶，龙井茶也；丝，杭州丝绸。这一茶一丝，乃杭州的两张“金名片”，驰名海内外。
在中国古代，漫漫丝绸之路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使精美细柔的中国丝绸饮誉世界，成为东方文明的标志。
丝绸之路的源头，乃是被称为“丝绸之府”的杭嘉湖地区。杭州是“丝绸之府”的中心。早在四五千年前，杭州的先民已经忙于种桑、养蚕、缫丝、织帛。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作为富国之策。唐代时，杭州盛产的绫类已有“天下为冠”的盛誉，成为宫廷贡品。南宋时，杭州城内“机杼之声，比户相闻”，一片繁忙。马可·波罗在元初游历杭州时说：“杭州生产大量的丝绸，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当年东街路一带，丝行绸庄云集。绸庄里绸、缎、绫、罗、锦、纺、绒、绉、绢，样样齐全，而丝行则专门为绸庄收购土丝，供应原料。钱学森的曾祖父钱继祖开设的钱士美丝行，在杭州颇有名气，执丝行之牛耳。
据云，钱士美丝行的门面达三根电线杆——如果按照两根电线杆之间的距离为50米的话，那就相当于150米。
东街路的丝行每年正月十六开张，四月的小满一过，进入东街路的黄金季节，投售土丝的蚕农摩肩接踵。近到笕桥、乔司，远到南浔、湖州，蚕农们纷纷赶到东街路出售土丝。丝行掌柜唱价秤码，忙得不亦乐乎。卖完土丝，蚕农们在茶馆歇个脚，在戏院里看出戏，这才回去。
据钱学森的堂甥女钱永龄回忆：“祖辈在杭州经营丝业，为当年赫赫有名的钱士美丝行。当时在杭州很有影响，每到夏初春丝上市前，要我家丝行定价全省方可开市。”①
钱家老宅的客厅里挂着“亚魁”两个大字的横匾，表明钱家祖上曾获科举第二名。
东街路上的钱家老宅，是钱家的祖屋，钱学森的曾祖父钱继祖、祖父钱承镃都生活在那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那里出生，直至与章兰娟结婚才迁入方谷园2号。
然而，东街路上的钱家老宅在前些年杭州进行旧城改造的时候被拆除，已经无从寻觅，今日矗立在那里的是一幢四星级杭州国际假日酒店高层大楼。
钱家老宅没有留下照片。曾经住在钱家老宅的钱学森堂甥陈天山，根据回忆画出了钱家老宅的平面图，可以看出也是前有天井、后有后花园的三进大院，其规模不亚于方谷园2号。中间的主建筑，也是两层过街楼式的木屋民居。
钱学森的曾祖父钱继祖经营有方，丝行生意兴隆。钱继祖家庭也兴旺，育有四子。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钱继祖的长子取名钱承镕，次子为钱承镃，三子钱承铎，而第四子过继给钱继祖夫人卢家，改姓卢。
到了钱承镕、钱承镃、钱承铎这一辈，“开始转入仕途，家业经营交由大伙（相当于经理）管理，此人投靠钱士美时，只有一个小包，最后钱士美丝行破产，而此人却家产万贯。”①从此钱家丝行生意一落千丈。
钱学森的祖父钱承镃有两子，“家”字辈，长子钱家润，字泽夫，次子钱家治，字均夫。两人后来都以字行世，即钱泽夫，钱均夫。
在钱学森的祖父钱承镃去世之后，钱学森的伯父钱泽夫住在钱家老宅两层过街楼式的木屋的楼下，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住在楼上。钱泽夫之孙，即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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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家的钱均夫（1）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钱姓排名第二，是中国的大姓。不过，对于杭州而言，钱姓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西湖的柳浪闻莺公园东北角，有一座钱王祠，相传那里原是钱王钱镠的故居，后人建祠以纪念他。
钱镠，五代十国人（852~932），字具美，浙江临安人，谥武肃。21岁从军，骁勇多谋。887年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杭州刺史。907年被梁朝廷晋封为吴越国国王，人称钱王。钱镠创建了一郡十三州的吴越国（今浙江省和江苏、福建部分地区），他重视农桑，修筑河塘，开拓海运，发展商贸，使吴越国富甲江南，奠定了杭州作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的基础。
钱王家训中告诫子孙：“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在钱氏子孙之中，人才辈出，宰相、翰林比比皆是。在现、当代钱王后裔之中，有钱钟书、钱玄同、钱其琛、钱正英、钱君匋、钱复、钱穆等众多名人。
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亦为钱王后裔，人称“三钱”。有趣的是，在“三钱”之中，钱学森生于1911年，钱伟长生于1912年，而钱三强生于1913年，这“三钱”正好在连续三年中出生。
据查证，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世孙。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吧！”
钱均夫出生于1882年12月，清末秀才。当时，钱家已经是家道中落。幼入蒙馆。1895年入正蒙义塾。
1899年，钱均夫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受命查办杭州蒲场巷内普慈寺僧人不法案件，籍没了寺产。借此机会，他和杭州一些士绅商议，极力建议利用寺屋开办新式学堂。在多方促进下，决定就寺兴学，办起了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几所中西式高等学堂之一。1928年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钱均夫入求是书院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清末翰林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
1902年，钱均夫与许寿裳、经亨颐、陈衡恪等一起到日本东京留学。经亨颐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他的女儿经普椿乃廖承志夫人。陈衡恪则后来成为名画家。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朋友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钱均夫来说，许寿裳就是这样的一位朋友。许寿裳（1883～1948），字季，号上遂，浙江绍兴人，跟钱均夫在求是学堂相识，后来成为教育家。许寿裳为人忠厚，注重情义。
当钱均夫、许寿裳来到日本，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过语言关。他们到东京之后先入弘文学院补习日语，那时许寿裳结识了也在那里学习的绍兴同乡周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传世。当时，鲁迅从南京陆军学堂附近的矿路班毕业，比钱均夫、许寿裳早半年来到日本。从此，许寿裳成为鲁迅终身挚友。在鲁迅病逝之后，1937年他与周作人共同编撰了《鲁迅年谱》。他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成为研究鲁迅的重要著作。许寿裳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转往台湾大学任教。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湾大学宿舍不幸遇害身亡。
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之后，钱均夫与许寿裳、经亨颐于1904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钱均夫为史地科。在日本，钱均夫与鲁迅交往颇多。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曾详述“从章先生学”的经过。章先生，即国学大师章太炎，杭州余杭人。许寿裳写道①：
作为教育家的钱均夫（2）
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
周作人则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当时听课的情形：“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枯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1908年春，钱均夫毕业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此后，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
辛亥革命前夜，许寿裳、鲁迅、钱均夫先后从日本回国：1909年4月，许寿裳回国，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即教务长）。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又称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是中国建立最早的六大著名高等师范学校之一。7月，鲁迅回国，经许寿裳推荐，鲁迅到该校担任化学教员、生理卫生学教员。紧接着，1908年冬钱均夫回国，又经许寿裳推荐，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史地科主任教员，不久又兼任浙江高等法政学校心理、伦理教员。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原为沈钧儒。他是清末进士，后来赴日本留学。他思想倾向革命，所以担任校长之后，校内*空气浓厚。1909年10月，浙江巡抚改派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兼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发生了鲁迅所说的“木瓜之役”。那是因为夏震武思想保守，尊孔读经，鄙视科学，与鲁迅、许寿裳、钱均夫等“海归”产生尖锐矛盾是理所当然的。鲁迅等人称夏震武为“木瓜”，杭州话的意思是木头木脑、不懂事理。于是，1909年11月10日起，鲁迅等人发动“木瓜之役”，反对夏震武，教师们纷纷辞职。钱均夫也积极参加“木瓜之役”，跟鲁迅站在一起。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写及①：
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嵌、张宗祥、钱家治（钱均夫）……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
学生奋起响应，举行罢课。夏震武无奈，离职。“木瓜之役”可以说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里的一场“辛亥革命”。
“木瓜之役”胜利之后，许寿裳辞去监学之职，前往南京。鲁迅回到故乡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当教师。夏震武则在辛亥革命之后回到故乡浙江富阳，束发古装，足不入市，以清王朝遗老自居，封建到底。
钱均夫也离开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木瓜之役”之后，许寿裳、鲁迅、钱均夫原本已经分处南京、绍兴、杭州，然而辛亥革命风云际会，却又促成三人齐聚北京*——这是三人在日本、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相聚之后第三次相聚。
许寿裳、鲁迅、钱均夫的重聚，又是许寿裳在牵线，如同当年鲁迅、钱均夫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由于许寿裳在那里担任监学。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各省区纷纷响应，宣告脱离清王朝。12月29日，各省区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刚刚回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并建立中央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应蔡元培之邀，许寿裳在“木瓜之役”之后，赴南京任**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经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1912年1月，鲁迅赴南京任*部员。从此鲁迅在*任职长达14年，直至1926年离开。
1912年5月，*迁往北京，许寿裳、鲁迅随*北迁。到北京后，许寿裳任*佥事（地位则略高于科长）、普通教育司司长，鲁迅任*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许寿裳在举荐了鲁迅之后，又举荐了钱均夫。
钱均夫在辛亥革命之后，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1913年，钱均夫重回杭州，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
由于许寿裳举荐，在1914年初，钱均夫携全家前往北京，出任北洋政府*视学。《鲁迅日记》在1914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及：“22日，张阆声、钱均夫到部来看。晚复关来卿先生函，又复宋子佩函。夜濯足。”
鲁迅日记中后来还多处提到钱均夫：
1915年3月13日，午后同齐寿山、与钱均夫至益昌饭，又游小市。
l916年4月21日，钱均夫来。
1917年7月2日，钱均夫代买江苏碑拓十八枚，直九元。
1918年1月23日，微雪……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
1918年3月11日，晴。上午分送图书分馆、钱均夫、齐寿山，《新青年》各一册。又寄季市一册并函。赠戴螺舲笋三枚。下午得徐宗伟函，即复。陈师曾与好大王陵专拓本一枚。又同往留黎厂（引者注：即琉璃厂）买杂拓片三枚，一元。又《曹全碑》并阴二枚，二元。
1917年，*总长范源濂任命钱均夫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钱均夫未赴任，仍在*担任原职并兼任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
1928年，政府南迁，钱均夫随之南迁，任南京政府*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
1929年，钱均夫回到杭州，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督学。
1931年，钱均夫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
1934年冬，52岁的钱均夫因病退休。后来，从杭州移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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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第一位老师
虽说钱家到了钱均夫这一辈的时候，家道中落。钱宅之内最新的一幢楼也变卖了。不过，作为杭州富豪的章家却不重钱财，倒是看中钱均夫的才华和人品，把女儿章兰娟嫁了过去，还把方谷园2号作为嫁妆让女儿带到了钱家。
在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千年封建王朝那惊天动地的岁月，钱学森来到人世，在方谷园2号度过他人生最初的岁月。
钱均夫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新生儿属“学”字辈。至于名字，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辈之外，名字都用“木”之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钱均夫最初曾用双木——“林”字，后来索性再加一木——“森”，更加蓊郁葱茏，充分体现繁茂之意。并且，“学森”的谐音是“学深”，又体现了学问深远之意。
钱均夫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钱学森的教育更加倾尽心力。正因为这样，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钱均夫兴趣广泛，给了钱学森颇多影响。钱学森在晚年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这么说及父亲：
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我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我比他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我已九十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其中包括如何使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的标准。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生于1887年，大家闺秀，温良谦恭，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尤其是当丈夫忙于公职，她以更多的时间教育幼小的钱学森。
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
章兰娟颇有几分数学天赋，心算很快，在钱学森小时候，她常跟钱学森做心算游戏，从小培养了钱学森的数学爱好。
钱学森父母对于独子钱学森的培养，不遗余力。钱均夫作为留日归来的学者，给钱学森选择了正确的教育途经：不进私塾，而是接受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不久的现代教育。
出身豪门，章家宽绰的财力，加上父亲作为教育家的指点，钱学森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最正规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途径：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