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针Сhā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奖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上看蓝天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作为一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