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记者中，以阿班的阵仗最大，居则百老汇大厦顶层，行则车夫驾新款轿车伺候，玩则江湾高尔夫球场，饮则英国总会、美国总会。手下记者、助理无数，仆役成群，保镖随行。豪宴酒会里，他时而主人，时而座上宾。亚洲各地，只要认为必要，便可随时豪华出行。《纽约时报》的金库为他安了龙头，需要时，只管拧开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王公，寒酸的同行们，谁能与他争锋。

《纽约时报》驻中国各地的记者站（含香港），无论财政、人事及报道业务，均归上海分社的中国首席记者统管。阿班自1929年起便任中国首席记者一职，前后凡十二年。《纽约时报》总编及发行人的职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却稳如泰山，皆因业务­精­湛全面，难以随意取代。1940年，阿班终于离华，却不是总部将他调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屡下毒手，企图对他实行­肉­体消灭，以至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看不过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闻报道外，著述也丰。第一本书为1930年出版的《苦难中国》，最后一本为1950年出版的《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凡十一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47年出版的《华尔传》，该书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译，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因流传不广，可能知者寥寥，否则的话，近年写到洋枪队及华尔的作品，应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令人诧愕。阿班半途辍学，以后也不见受过史学训练，平日里忙于采访，不想治起史来，其谨严深厚，已远远超出一般史学票友水平。华尔死于宁波后，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数，出自国人之手的，一本没有。好在有阿班的《华尔传》在，这段历史，才有血有­肉­。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历经坎坷。全书杀青后，唯一的手稿还未及送交纽约的出版社，便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入室抢走，十个月的努力毁于一旦。日人的恶行，使该书的出版推迟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写作之苦。这段经过，于《民国采访战》中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费笔墨，交代背景。

《民国采访战》原名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国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书出版于1944年，即他去华后四年。全书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后记一篇，译成中文约二十万字。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此段历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讲历史，白修德讲政治外交，斯诺、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讲见闻，都与阿班的书不同。阿班此书采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著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式的采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他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笔者见识有限，涉猎的书中，如阿班此书的还有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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