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从业者，到了新环境里，应该不管周遭如何混浊难行，便一头扎将进去，还要轻松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这是常规情形，那我便是一个硬生生的例外。那时是在1926年年初，我头一次前往远东。从一开始，我便连连犯错，而且，我对事态的评估一直有误，直到我在中国待满了两个月，才稍有改观。

我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来回船票，前往远东，有效期是六个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游，然而，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估计错了。我不仅没有在半年后回美国，反倒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

回首往事，我发现，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总与初看时的印象有别，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轮船靠近日本海岸时就开始了，可以说极具象征­性­。在船上吃晚餐时，听到通知说，午夜一过，船就要在横滨港外下锚停靠，等凌晨时领航船来领航。没想到晚上9点时，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灯光，不禁大为振奋。只见一个庞大的、熠熠闪光的半圆形物体逐渐显现，在船的前面划出道弧线来--我想，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弧形的港湾。我们离开檀香山后，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正想着，我们突然就闯入了这些灯光中间，然后又劈波驶过。原来，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体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渔船队。横滨还远在西边，隔着无数英里呢。

我对案头工作一向厌恶。这次的远东之行，是过去二十一年里的第二次叛逆之举。1905年，我三年级未念完，便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发言人报》谋了一份实习记者的职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个时候，在美国西北地区，日报社的文字记者薪水很低，而编辑或管理人员收入却高，生活无忧。所以，到1912年时，我已经在斯波坎的另一份报纸《记事报》做过好几份编辑方面或"坐办公室"的工作。但是，远离报道业务及写作让我极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辞了工作，前往英属哥伦比亚，那里有我买下的一大块荒地。不过，我没有当牧马人谋生，而是乐不可支地住在一栋巨大的木屋里，期望通过写小说和剧本糊口。

可惜，对案头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败涂地，我只得冯­妇­再做，重新­干­起了报纸的老行当。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报》的电报，愿意给我一个职位，遂前往。令人沮丧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担任城市版编辑，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边­干­本职工作，一边不停给美东的各大报及各通讯社投稿，试图谋一份派驻远东的差事，却徒劳无功。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德国手里接收了青岛，从新闻角度考虑，远东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

在檀香山那五十一个星期里，我朝思夜想着要登上那些轮船，从檀香山往西，驶入日落的远方。但结果却相反，我又掉头向东，驶回了红日高升的美国大陆。另一份案头工作在等我--《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里，案头工作一­干­又是四年，职务是总编辑。接着，我移师洛杉矶，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五年，还是案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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