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福区一带地主的栈上田（即由租栈统一收租的田），每亩的常年产量是糙米石至2石（音dàn,老式计量单位，1石大概等于108斤），可是租额却大得惊人。最普通的正租额每亩是石，还要加上催甲的出差费，租米“折价”的额外剥削。所谓“折价”，就是农民缴纳租米时，必须要缴纳货币，每石米的价格由租栈或“田业公会”决定，1石米往往超过市价很多。这样一算，每亩田的租米差不多要缴到石至石。另外，要是农民因欠租米而被捉进“人房”或坐“牢间”，花费就更大了。他必须还要贴出差役的小账，警察或保安队的出差费。另外，又要“人房”钱、稻草钱、送饭钱、开锁钱以及监牢里的看守钱等等。农民常常因负担不起这笔重租米以及额外剥削，而产生一连串的悲剧。

永安乡的王虎根，租种申子佩十亩破租田，田漏水种不好，租米每亩却要石，他父亲年年进牢监“吃租米”，1932年曾被关了有两个多月，结果是卖尽了自己的10亩田面才把人赎回来。

建新乡的卢火金种冯思树栈上田，因为缴不起租米，在1935年冬天被关进苏州的监牢有6个月，因为缺吃少喝，加上磨折，很快死在牢中。

葛舍村周更元关在“人房”里生了病，老婆没办法卖掉了自家两间房屋，押去3亩田。等到赎回了人，老婆已因此气死了。还有谢湾村沈荣福父亲，被地主府怡成关在苏州牢房里足足4年。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

此外根据当年光福区3个乡的调查（全区共13个乡镇），从1920年以后的17年中，被地主逼死的农民竟达14名。例如永安乡虎山陆阿龙，种地主申子佩3亩田，1935年儿子死去，因为缺乏劳动力，田种不好，第二年交不出租，就被押进“人房”里去“吃租米”，后来家中没钱赎，又被押解到苏州。地主看他穷得连饭钱都付不起，就饿他7天，最后用石灰呛死，把尸首抛弃在垃圾堆里。

其余像下水车王老太在1925年，山前头村马金虎在1928年，花家桥沈和尚在1931年，山墩王金大在1929年，建新乡翁才丰在1925年，长堤乡柴木泉在1930年，都先后因欠了租栈里的租米，被押进“人房”、牢狱，受种种鞭打毒害，受饥受冻，缺盐缺水，受磨折而死。

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占领了光福区，租栈又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依然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农民。那时，乡下游击队很活跃，大部分在乡地主都逃入了市镇。某些地主在苏州城投降了日军，参加了汉­奸­维持会，如光福地主申子佩、汪秋生。

光福地主在那时为了更有效的对农民进行收租，便以大地主凌养如为首勾结日军，将租栈改组为“公栈”。所谓公栈就是把各小租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机构，公栈拥有田地2万多亩，栈址设在铜观音寺。

农民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劫掠之余，又受到了地主与日军相勾结的公栈的压迫，农民反抗的情绪就特别高涨起来。公栈在开仓以后，照例又逮捕了大批的农民押进“人房”，如葛舍一个自然村*有27户人家，被捉进去的有28人。农民恨极了，永安乡的农民就首先起来，集合了其他地方的农民有千把人，冲进铜观音寺，打毁了公栈，焚毁了整屋的租册，救出了被拘捕的农民。这一次农民暂时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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