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陔死后，其子吴国光勾结上了匪首张宗良，所以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充任了伪三青团郎溪支团长。吴南陔的侄子吴常熙，做了国民党郎溪县党部书记长，有了这些官僚势力，吴家对老百姓的压榨更日甚一日。

1946年，伪建设厅为修筑花赛圩拨稻500担，全被吴国光私吞。他巧立名目，以每亩田征土200担来修圩，将公粮买枪十几支。从此，吴国光全副美式武装配备，出门非马即轿，卫士4人，各执冲锋枪，前呼后拥。这些武装除保镖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帮他催租和压迫农民。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歼灭，解放军眼看渡江，吴国光在1949年1月，组织反动武装——七六O三部队，以菜籽100担，小麦200担的代价，买了团长名义，流窜东坝、高淳一带当“吃光队”，解放前逃往台湾。

海边是这样，江边也是这样；太湖是这样，洞庭湖是这样？花赛圩也是这样，那么山区呢？

不用说，山区也是这样！不是早就有一位诗人说过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5、天目山的“典妻”悲剧

茂林修竹、叠山重岭的浙西山区，集中了江南风光之美。美丽的天目山是人们消闲冶游的乐园。但这“乐园”的底层，蕴藏着农民的悲愤。封建的土地制度下，山林的被霸占，给美丽的江南风光，涂上了暗淡的颜­色­。

解放前夕，在天目山区周围11个县的临安专区，除了数目不多的城镇以外，到处是三三两两的灰­色­茅棚，分散地伫立在山沟山腰甚至山顶上。千千万万的荒山开垦者——贫苦农民，就在这些茅棚里居住。类似这样的山区，在浙江省占了71％以上。该区山多田少，山林占全专区面积的80％。天目山主峰西南部的昌化、分水等县山的面积竟占达90％以上。在这些高山重岭中，可耕的土地数量极少，全专区人口百余万，仅有120万亩田地。耕田虽如此少，而占人口4％的地主阶级竟占有土地达50％。占人口90％的农民只对40％的瘦脊土地有所有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则是根本失去了土地或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土地缺乏，使全区50％至60％的农民不得不依靠经营山林而生活。他们傍田而居，依山筑舍，整年整月地进行着过度的和冒险的­操­劳。许许多多人世世代代开山种地，却终生没有一块土地。

地主由土地的兼并发展到山林的霸占，有钱有势的人向官府“报粮认税”领取山林，有的则依靠势力“指山为界”，将大片“无主”的山林归并在自己私造的契约之内。如分水县蠡湖乡在1917年以前人口特别少，许多山林无主经营。1917年段祺瑞执政时，勒令建立清山局，要群众领山认税。清山局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该乡清山局即是本乡的满清拔贡王秉融任总董事，王曾任淳安县知事，其子王植民任清山局秘书，父子二人总揽大权，霸占了该乡四分之一的山林。

乐清县芙蓉西塍村余鼎三，是由大官僚变为大恶霸地主的。余鼎三曾当过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中将师长，代理过十九军军长。在做官任上，他仗势捞到了不少钱，到乡里用低价强买了农民300多亩田。由于当地山多田少，这点田产当然满足不了这个大恶霸的欲望。于是，他一回到乡间，就贴出“封山条例”，霸占了芙蓉地区所有的“官山”，不准当地农民上山砍一根柴草。余鼎三霸占这片山地后，坐上一个特制的沙发轿子，亲自查看了十多天。最后狂喜地翘起大拇指说：“鸟飞十里，歇的是余家树；人行百里，走的是余家路！”而且他还狂妄地宣布，为了名副其实，从这天起，将自己的名字改作“余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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