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县潜川乡上沃村农民陈阿余，为次子娶媳向地主邵开富借了30元银洋。邵开富看中了他的房子，故意一直拖着不催，直到6年后的大年夜，才把把陈阿余叫去。邵开富说：“阿余，媳­妇­也讨啦，孙子也抱啦，欠我的钱，你知道连本带利多少了，500元啦，”阿余一惊，还是倔强地说：“500元我还就是了。”邵开富连连冷笑地说：“不要再硬啦，还是把你那三间两厢楼房抵给我吧！”陈阿余开始不肯，邵开富威胁说：“不拿房子抵，当晚还现钱，不然不准出门，立即送官法办！”一直相持到半夜，陈阿余没法，只得忍痛伸出发抖的手，在地主写好的文契上盖了指印。

随涨不随落

也叫“听涨不听落”。地主放债时，如果借出的是米，就按当时的市价折成钱；如果借出的是钱，就把它折算成米。农民还债时，如果米涨就以米算，外生米利；如果米落就以钱算，外生钱利。富阳县农民潘阿庆，在1945年青黄不接时，向地主马承发借了1石谷，折价5000元。一到新谷登场，米价大跌。马承发就趁机上门逼债，连本带利，要潘阿庆立刻归还7000元现钱。当时这笔钱好买10石谷。

出门利

除此以外，还有“出门利”(即钱一借出门，即使是半天内归还，也得算一期的利息)、“撞撞利”(春借一斗，夏还二斗，秋还三斗，一年翻上好几番)、“借米还工”、“借钱还工”、“借六谷还黄豆”等等花样。临安县恶霸地主陈罗珍，有一次借给梁志福4斗米钱，却要他做55个工抵偿。1947年陈罗珍又借给梁志福1万元伪币(当时只能买2斗米)。第二年梁志福却给她做了130个工，可是陈罗珍还无理地对他说：“再做40个工，才能勾销上年这笔账。”

受过高利剥削的农民都这样说：农民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好比“雪天穿蓑衣，越穿越重”，也好比毒蛇缠身，脱不了身。

牛马力、猪狗食

在重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下，许多农民被剥削得只剩下一双空手的时候，就只得被迫给地主、富农当长工，作短工；很多贫苦农民的孩子长得还不到牛腿那么高，就开始替地主看牛、牧羊，过着苦难的小长工生活。

长工一到地主家做工，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了地主日夜管束下的奴隶。地主要长工出的是“牛马力”，给长工吃的却是“猪狗食”。黄岩县焦坑乡凉棚岭村农民叶根土，在13岁的时候，就跟着哥哥，远离家乡，到嘉兴七星桥给地主做小长工。他在地主王度六家每天要管两头大水牛，还要烧饭、晒谷、喂猪……每餐早饭都得在四更天烧好。烧好饭就得牵着两头牛去吃草，直到天墨黑才能回来。一天起码要­干­16个小时的活。冬天寒风刺骨，他穿不上棉衣，盖不上棉被，夜里只好裹着稻草睡，冻得牙齿格格响，手脚生满了冻疮。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把他折磨得生起“黄胖病”来。由于没有钱治疗，到第二年5月，他开始便血，路也走不动，可是凶狠的地主还说他是假装的，经常打他骂他。他回到家里，娘见他病得不像人样，抱着他嚎陶大哭。

地主压榨长工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他们恨不得把长工骨头里的油都榨出来。绍兴县恶霸地主叶其锦，一年四季，不管农忙农闲，或是晴天雨天，总是逼着长工起五更出工，天墨黑才收工。收工回来，还要每人点着灯给他舂好1斗5升米。不要说平时不让长工休息，就是连过年过节，也不让长工松口气。既不让长工回家去睡，又不让长工睡在他家屋里，就在田间搭个草棚给长工栖身。有的地主还强迫长工住“抬铺舍”。这种铺舍只有六尺长、二尺宽，是用几块破木板钉起来的，顶上盖点草，可以抬来抬去。平时放在地主门门口，要长工给地主看门守家，收获季节，就抬到田头地里，要长工给地主看管庄稼和瓜果。住在这种特制的“牢房”里，夏天热，冬天冷。杭州市笕桥，永墩村地主俞启丰怕长工偷偷休息，常常不声不响，暗中跑来监视长工。有时他在茶店里坐到太阳快落山了，却拖了把锄头，装模作样地下地和长工们一起做活，要长工们做到很迟很迟才歇工。“活阎王”邵展成压榨长工的手段也很毒辣。他家雇有26个长工，每天天不亮，就赶着长工下田­干­活。等到长工们天黑收工回来，为了不使长工闲着无事消耗体力，影响第二天的劳动，就将长工关进­阴­森森的下房，不让他们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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