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和其后陆续成立的各*党派，以及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孙中山的土地学说，但他们毕竟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一主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中一些热心农村改革的社会贤达，也到农村搞了一阵乡村建设实验。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的兴起，起因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波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自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倾销剩余农产品、转嫁经济危机的广阔市场，中国农业经济因此遭受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农村社会一片衰落破败。当时，一些胸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种种主张和理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农村改良派别，他们打着“农村复兴”的旗号，深入乡村开展“农村建设”的实验，到1935年，从事这种乡建实验的单位不下100处，参加者超过2000人。其中较有影响的除了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外，还有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黄炎培的江苏昆山实验以及高践四的江苏无锡实验等。

3、梁漱溟山东邹平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认为，旧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以致“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益而相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所退”。乡村建设的任务就是“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他认为，“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以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因此，他指出自己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救济乡村的运动，是乡村自救的运动，是民族社会的新建设运动，是重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运动。”

梁漱溟还为其乡村建设理论设计了一套付诸行动的“实验办法”，这就是颇有些声势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早在1928年，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梁漱溟就在广东省办了一个“村治讲习所”，宣传他的“村治”理论，培训“村治人才”。次年，又依托冯玉祥，在河南省办了一个“村治学院”，担任该院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学院开学后，他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主编本刊之自白》等文章中，他谈到自己的立国之道，依然是走“乡村自治”的道路，但他的思想着重点则由过去的文化方面转变为政治方面。

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蒋、冯、阎在河南发动的“中原大战”。战争结局是蒋介石取胜，阎锡山退回山西，冯玉祥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1930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故遭封闭，梁漱溟因此返回北平。

这时，担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得知河南“村治学院”结束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去山东，继续他在河南的事业。于是，梁漱溟组织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员，一起转到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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