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毛泽东在8月间作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强调纠“左”，认为“左”是“最大的危害”。他说：“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的成分，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同时明确指出，凡是做错了的，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一定公开承认错误，一定要退赔。还说，虽然还没有发现公开主张消灭富农的理论，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是错误的，也应酌情处理。

1933年的两个文件

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第四十九号命令，公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和依据。这就是土地改革史上著名的“1933年的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主要是为纠正当时在阶级分析上和查田运动中的过左观点而发的，要求各地贯彻执行。决定说：“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的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其因变更阶级成分而应变更土地财产的处置者：凡中农贫农贫民工人等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等，过去已经分配者，均应设法归还其本人，凡富农应得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耕牛、农具等及资本家的财产，均应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发还本人”。同时指出：凡“适合本决定并无错误者，任何人不得要求变更”。

但是，在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的历史条件下，文件中也包括有中央规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这个“左”倾方针也不能不贯彻到查田运动的全过程之中。

杀尽所有地主富农

1933年两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正在贯彻执行，开始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胜利县，原有地主810家，富农766家，共有地主富农1576家。在查田运动中，又查出地主富农536家。在文件下达后，改了941家地主富农成分，这个数字比查田运动中新查出的536家，还多了405家。这说明原来划分阶级有很大的错误，有很多人的成分划高了。本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见势不妙，就来个急刹车，在1934年刮起一阵所谓反击“翻案”风，阻挠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

1934年3月15日，人民委员会发出“训令”，说“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竟抛弃了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工作，而忙于‘纠正’过左的错误，并且给了地主富农的许多反攻的机会”。还说必须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开展查田运动依然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并且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经翻案者作为无效”等。从此又刮起一股激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人说在任何暴动中错划成分这种“不平等”问题，“都不可避免的”，“值不得我们多大的注意！”还说对于我们来说，地主富农分的好田或坏田，才是“极大的不平等”，“消灭这类的不公平，使地主根本分不到一寸土地，使富农只能分得坏田，依然是我们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中心任务”。更有甚者，5月23日，江西保卫局发出紧急命令，要用赤­色­恐怖去对付所有地主富农，要逮捕地主富农，要杀尽所有地主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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