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1月，陕甘宁区仅试行征购的5个乡农民已承购到2．6万亩土地，边区的各个分区都开展了征购工作。但是，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甘宁区军民全力以赴于自卫战争之中，土地改革被迫暂停。当年年底，战争转入反攻以后，这里和其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因为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影响，便都停止了征购，都采取了没收平分的作法。

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的主动献田

土地改革运动初期，还有一部分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主动献田，将一部分或大部分土地交给*政府分配给农民。这里面有些人在抗战中参加革命，已经是党和抗日*政府的­干­部。

1946年7月下旬，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党员)，协同叔父在其老家怀来县柴沟堡召集群众大会，当场宣布除留少部分自耕地外，愿将全部土地3200亩无代价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晋察冀中央局为此致函阮慕韩予以奖贺。继阮慕韩献田之后，宣化县县长李锋，也将祖田130余亩献出。宣化县一区区委书记冷天贵亦献田54亩。

苏北名绅、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邹鲁山，自动献出110亩土地，分给无地贫民，仅留20亩作为家庭生活必需。淮宝县县长万立谷献田20亩，县委宣传­干­事佟陇余献田80亩，县仓库负责人高慈航献田100亩，南宁区区长万寿康献田2000亩。

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陈荫南也将其土地1135亩交给农会，分赠少地无地农民耕种。他在赠送土地时致函称：“我在边区工作与广大农民同胞相处八年，得一深刻认识：言抗日必须靠农民，言建国亦须靠农民，广大农民为我国革命之基本动力……应使无地或少地之农民获得土地，加紧生产，提高生产力与进一步提高生产情绪。”对陈荫南献田之举，华中《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予以称赞，认为“这是解放区的光荣”。

据1946年9月7日《东北日报》报道：“继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之后，副主席吕其恩、实业厅长李大璋二氏说服家庭，献出祖田。李厅长于4月间即说服家庭献出220亩，7月又献出360亩。李厅长家有十几口人，不足700亩祖产，剩余几十亩由患肺病的一个残疾弟弟经营。”吕其恩全家12口人，只留下48亩地，其余的110亩良田全部献给县政府和县农会，以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

9月10日，《东北日报》又报道说：“(安东)凤城城厢区的开明地主士绅，纷纷献田，拥护政协‘耕者有其田’决议。截至8月27日，十天间献田的地主，计有省行政委员蔡贡之、省参议员鄂禹忱、县行政委员赫文博、翰墨村军属伊聚五及王贯一、佟关氏等40人，共献田20300亩零1分，另外献出房屋291间半，献田最多的为王贯一，计旱田1021亩，山地、山林、山场4968亩5分。”

另外，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安旗庭、晋绥边区副议长刘少白等，都献出了家中的土地。在各地党政军­干­部中，也有不少地主出身的人说服家庭献出土地。到1946年8月底，各解放区开明士绅等献地33200余亩。

在开明士绅纷纷献地的时候，一部分地区的­干­部思想麻痹，在农村中普遍提倡地主献地，而不注意群众的发动，致使在部分群众发动不充分的农村，有些地主钻了空子。他们为缓和斗争火力，保留与隐瞒更多的土地，而献出少量坏地、远地。有些地主不将土地献给农会，而是献给私人或外地的政府机关，制造矛盾。如吉林省有的地主将土地献给城市的工会组织，个别工会接受了献地并下乡收租，引起工农间的纠纷。更为有害的是，当群众未觉悟时，献田容易模糊了阶级界限，不便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将其土地完全清算出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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