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桃花在凌晨4点钟左右回到北京。到了住处,两个人一块扎进卫生间洗漱。出来后,窗外已然露白。桃花到厨房做了两碗鸡蛋西红柿面,两个人匆匆吃完,将碗筷撂在桌上,拿起包儿就出门,分头往各自的单位赶。桃花已经请了一个星期的长假,案头自是压了不少的活儿;我历经这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祸事,也急着要跟报社领导进行正面的接触,解决一些后续的事宜。
到了报社,同事们都围过来嘘寒问暖。我和杨晓这次采访遭受殴打的事情,经过各大媒体的报道,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定的反响。我,大家眼里的记者罗小城,桃花眼里的臭狗屎老灭,一个根本没想过出名的家伙,就这样一不留神出名了。可是,这种出名我宁愿不要,因为若非当事人,那是体会不到其中的屈辱和痛苦的;而且,我这辈子似乎也没特别想过要出名。
应付过同事,我直接奔进刘兆老师的办公室,跟他谈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坦白地说,我对那次谈话是非常满意的。在口头给出一些补助福利之外,刘老师还语含玄机地让我别气馁,好好干,似乎颇有日后将我调到重要岗位的意思。最后,刘老师端起保暖杯,喝了一口酽茶,吐出嘴里的茶叶屑子,点点头说:你来报过到我就放心了。唔,今天凌晨刚下的火车——这样吧,今天你就先别上班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养养精神,明天咱再开工。
我满腔感激地向刘老师告退,回到记者部自己的办公位上,将案头胡乱堆放的文件归整一番。坐在椅子上,手里转动着签字笔,心想:真他妈的悬乎,如果我这次把命丢在S省,那么这个椅子上安放的将是另外一个人的ρi股了。
看看时间,11点刚过,我就抓起外套,准备去一趟郎家园,跟桃花吃顿午饭。真是要命,我现在就是想跟她粘乎在一块。有时,我甚至不无天真地想,桃花要是一把钥匙该多好,那样我就可以整天把她拴在自己的裤腰上,满大街走来走去,听她叮叮铛铛的响,从而像个富豪。
刚走到楼道拐角处,背后响起一阵脚步声,回过头来,却是杨晓。
我冲她微微一笑,便要继续下楼。杨晓却叫住我:你去哪儿?
我面无表情地说:去哪儿?当然是去我要去的地方啊。
杨晓脸色微微一沉,但很快就笑着说道:瞧你,都什么态度啊!我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呵呵,你爸你妈可不像你这样。
我瞿然一惊,讶然问道:什么我爸我妈?他们来北京了?你见过他们?
杨晓将双手反绞到背后,略略挺起前胸,脸上满是得意的神气,却又不无矜持地说道:我不仅见过他们,还陪他们吃饭、逛街呢。嗯,你爸你妈人都挺好的,一点儿都没你这样坏。
看她的样子,似乎不像在开玩笑;再说了,她也不可能幼稚到拿我老爸老妈来开玩笑。我就很着急地问她:现在他们人呢?住在哪个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