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在德国很成功，为什么要搬到曼哈顿来住呢？”我问道。

“因为我在德国的朋友都过世了，我无法忍受没有朋友的孤独，所以我搬到远离故土的美国曼哈顿。”

“你只有45岁的年龄，为什么你的朋友都过世了呢？”

“艾滋病，我们这辈人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所以大家在­性­上都很随意，结果厄运突然降临，他们无一幸免。”

“那么你呢？” 我这样问是想了解他的现状。

“我侥幸逃脱了，因为我在过去的10年里有一个稳定的­性­关系。”

“稳定的­性­关系。”我只是重复这个关键词，因为在现代人多元的­性­关系中，一个简单词的意义可能根本就不简单。

“哦，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爱他，他对我也一心一意，所以我们没有染上艾滋病。” 现在的美国社会氛围已使得同­性­恋者可以坦然直陈自己的­性­趣，而听者也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反应。

“你其他的朋友都去了，但他还活着。”我轻轻提醒他。

“他也无法忍受这种孤寂的感受，我们在一起便有了一种无法解脱的哀伤。爱情的浪漫被这种浓浓的哀伤浸透了，于是，我们只能分手。”

“德国成了你的伤心地，你只有选择离去。”

“对啊，只有选择离去。我到了曼哈顿，买下了一套公寓，那几乎花尽了我所有的积蓄。 之后，我开始找工作。”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结果呢？”

“美国企业对一个德国总经理不感兴趣。几经挫折，我想我也不是能上不能下的人，于是我找了一份餐馆服务生的工作。”贝克平静地说着他的曼哈顿打工经历，我自然联想到上面那位土耳其法学博士的遭遇，在曼哈顿这个人人以为可以轻易成功的天堂，却有多少人生活在无助和失望的地狱里啊！说实话，我对贝克真有点钦佩，一个德国总经理愿意放下架子在曼哈顿做一名餐馆服务生，要我还真有点做不到呢。我到了美国，有几次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进餐馆几乎成了我惟一的选择，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没有跨出那一步。

贝克继续说道：“我在德国的时候，每周工作80个小时，到了曼哈顿居然无事可做。”

“结果，你得了焦虑症？”

“我太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强者来看了，当我被剥夺了做强者的权利，我才突然发现我的内心其实非常脆弱。”贝克还是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

“那么，你有没有探究一下自己为什么会犯焦虑症呢？”

“说实话，我真的无法明白我这么一个好强的人，怎么会在焦虑发作时变得那么无力无助。”贝克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