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饱受马列主义教育。其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垂死。我到美国便想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的实质，看一看资本主义到底有哪些毛病。同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主义要紧，还是人本要紧。

受中国道家太极­阴­阳思想的熏陶，我对极端­性­的存在总是抱有怀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如太极的­阴­阳两极，对任何一方的过分偏重，必然丧失整体­性­和超越­性­的觉知。即使如资本主义最推崇的新闻自由，我在美国也同样看出其偏颇­性­。

在芝加哥时，我每周要开车到处乱跑300英里，在车上自然要听电台广播。美国的电台和中国不一样，一个播音员可以在那个座位上连讲四五个小时。有一天，某个电台的主题是中国。那个播音员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极其不满，于是那位仁兄几乎是竭尽所能对克林顿展开近乎谩骂­性­的攻击，对中国政府和现状当然也是没有一句好话。有一位美国听众打电话进来责问播音员是否到过中国，那位满嘴胡言的播音员自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依旧强词夺理和听众争辩。那位听众显然对中国的近况了解甚多，播音员眼看无法辩赢，立即将对方的声音关闭，然后开始自说自话起来。我在车上听那无赖的胡扯，爱国热血沸腾，几乎忘了自己身在美国。

又有一次，是谈美国飞机轰炸科索沃。有一位美国听众打电话进来责问美国此次轰炸行动事实上已违反了国际法，那位播音员回道：“对，我们是违反了国际法，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们是对的。” 美国人对法律的崇尚在此照样被肆无忌惮地践踏。的确，在我举的这两个例子中，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得到自由表达，看起来是要比社会主义的新闻控制要好，但美国电台里出现的反方意见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为了表明新闻自由而摆设的花瓶，新闻自由的真正­精­神已被严重曲解了。

我在开篇所提到的那位瘾君子杰德使我对资本主义有了新认识。杰德身体滚圆，活像一个充满气的大皮球。杰德的父亲是一个杂货店老板，家产虽然没有亿万，但在曼哈顿也算小康之家。杰德从小便吃穿不愁，游手好闲，没有上过一天的正经班。杰德在过去赚钱的惟一本事是贩卖各类门票，在中国叫做“黄牛”。美国黄牛的进账是惊人的，杰德有时一晚可以赚上1000美元。杰德的人生理论是“既然钱如此好赚，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呢？” 杰德在赚到钱以后，便请女孩子上馆子，多下来的钱则去买毒品。年届50的杰德，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在贩门票、请女人吃饭和吸毒3件事中打转。就这么一位从来没有­干­过一天正经活的人，居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险金，每月600美元。而这位美国黄牛在他老爹过世后还可以继承几十万美金的遗产。

杰德在千禧年过后，突然有所醒悟，想尝试戒毒。在经过数月的戒毒过后，杰德的毒瘾减轻了许多，但他的体重却急剧增加，从120磅增至220磅。杰德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恶习，在商店里顺手牵羊。杰德从来不偷大东西，但小东西几乎天天好偷，哪天不偷，哪天手痒。杰德的家里早就成了仓库。

“杰德，你现在每天除了偷东西和吃东西以外，还做什么？” 我语带嘲讽地问道。

“还有睡觉，我一到周末，就吃药狂睡，从周五晚上一直睡到下周一早上。中间顶多起来上厕所，胡乱吃点东西。”

“那么周一呢？”

“周一到你这里接受心理治疗。”杰德把到我这里接受心理治疗，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心理治疗是一件可以做的事。除了这件可做的事以外，杰德想不出其他可做的事。

“杰德，你现在除了偷东西、吃东西、睡觉以外就不想做别的事？”

“如果做事，我的社会保险金就会失去。我还是愿意这样混下去。”

“你就愿意这样一辈子荒唐下去？”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父亲将来去世以后，我就没有人可以依靠了。”

“你不是有几十万遗产吗？”

“钱才是我的麻烦呢。我如果有了钱，又拿去吸毒，钱很快就会花光的。”

“那你为什么不想着用钱去创造一些美好的生活？”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生活。”

“你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我对着50岁的杰德叹道。

“对，我是一个孩子。” 杰德忙不迭地赞同我的观点。

“杰德，如果一个人只会吃了睡，睡了吃，那和猪又有什么两样？”

“对，我和猪没有什么两样。” 杰德机械地回答我的话，脸上露出似有非有的羞耻表情。

“不过猪不会偷东西。”

“那我保证不偷了。”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杰德果然没有偷东西，但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中，杰德告诉我在他到诊所的路上，在一个咖啡馆里偷了一块桃仁蛋糕。

“杰德，你是真心想改，还是根本就无意去改？”我责问道。

“我当然是真心想改。”

“那么，你就应该表现在行动上。”

“对，我已两个星期没有偷东西了，今天只是一块小小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