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之后一眼看到雪白的天花板、连接在身上的吊针，还有两张关切的脸。

一位是周佳，一位是俞总。

“我没死？”我喃喃道。

周佳刚张嘴，眼泪便扑簌簌掉下来，她擦了又流，流了再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小姐已在病床边陪了你两天两夜，”俞总说，“准确说是四十五小时。”

“老天，我的伤很严重吗？”说着我微微转了一下，这个简单的动作竟使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

“别动！”周佳连忙按住我。

“算你命大，后脑柱骨只被子弹蹭了一下，医生说若是再向内偏半公分，不死也得成植物人。”俞总说。

“赫连冲呢？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迫不及待问。

周佳道：“俞总救了你，他赶到码头时赫连冲正将你打倒在地，准备上前补一枪，俞总在三十米外开枪击中他的后脑勺，赫连冲当场毙命。”

“你就是那位狙击手？！”我叫道。

他但笑不语。

“医生关照你多休息，少说话，不然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周佳说，“闭上眼睛吧，乖。”

“可是……”看着俞总我难过地说，“我没能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在最后紧要关头还提供了虚假情报，让李斯特等人从容撤离中南，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真愧对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培养……”

俞总拍了拍我盖着的被子：“这件事说来话长，总之与你想象的完全不同，安心疗养吧，等你身体恢复了咱们再深谈……”

周佳在旁边笑道：“俞总最适合做地下工作者，口风紧得要命，两天来关于案子的情况一个字也不肯说，气死我了。”

“还有问题……”我想问更多细节，可脑袋像生了锈似的运转不灵，稍稍往深处想就乱糟糟不知所云，不觉捧着头哼了一声，“全忘了，全忘了。”

“别着急，医生说刚刚苏醒后会出现短暂­性­失忆，过两天就会慢慢恢复的。”周佳连忙安慰说。

我还准备说话，主治医生带着两名护士进来，一迭声说：“不能说话，不能有情绪变化，否则对大脑恢复不利，给他打一针。”

于是我又昏沉沉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身边只剩下周佳，正伏在床边打盹，几天工夫脸­色­变得又憔悴又苍白，为了照顾我她一定非常劳累。为了让她多睡会儿，我悄悄向另一侧挪了挪，谁知只轻轻一动她就醒了，睁开眼就问：“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些？”

“辛苦你了。”

她抿着嘴笑笑：“你觉得我们之间应该这样说话？”

我微微有些不自然：“没对我爸妈说吧？千万别惊动他们。”

“我倒是准备打电话，俞总不让，说案子还在侦查中，要对外保密。”

“想起最后那一晚的惊心动魄，简直像做了场梦，人的一生中能经历这种场面也算没白活，只是……”我感叹道，“那些死去的人，马骏、公牧春、梁丘华，他们得到了什么？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还会这么做吗？”

“当然会，”周佳说，“就像你明知危险还接受任务，就像我明知希望渺茫还来到J省，利益、成败并非人生抉择的唯一标准，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时我们别无选择。”

我沉重地点点头，突然想到一个人：“知道温晓璐的情况吗？就是在总部财务部被刺伤的女孩。”

她似笑非笑：“一个很漂亮很纤细的女孩，你对她的安危很在乎？”

我一本正经解释道：“她直接参与并掌握圣地德曼集团的犯罪活动，有她做污点证人出面指控，李斯特再狡辩再推卸责任也没用。”

“扑哧”，周佳笑出声来，“从小你就是这样，心里越虚说话语气越坚定，漂亮就是漂亮嘛，­干­吗要和工作联系起来。”

“我说的真话。”

她笑着摇摇头，过了会儿才说：“她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据说那天晚上把她送进急救室后整个医院都被控制起来，走廊上站满了便衣，手术一结束就被抬到门口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上运走了，奇怪的是从头至尾中南市公安局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当然，防止某些地方官员被圣地德曼渗透嘛……听说李斯特一伙人的下落吗？是不是去了西北基地？”

“俞总守口如瓶，这方面的事一个字也不肯透露，不过他答应等你身体恢复后把一切都说出来。”

“一切？”我疑惑道，“听起来话中有话啊。”

她手托下巴想了会儿：“嗯，我也觉得。我是第二天上午接到俞总电话后赶来的，当天夜里正守在你旁边迷迷糊糊，不知什么时候好像变魔术似的，病房里挤满了人，为首是个高高瘦瘦、有些秃顶的中年人……”

“秦首长！”我激动地叫道。

“是啊，地位很高，他盯着你看了很久，对左右说，‘辛苦这孩子了，不容易’，周围一圈人都点头称是，他身后戴眼镜的胖子说，‘算是完胜吧’，他好像笑了笑，又冲我和蔼地说，‘你是周小姐？你这匹横将杀出来的黑马让所有人都捏一把汗呢’，大家都笑起来，我没听懂话里的意思，当时又为你的伤情发愁，就问‘他会醒来吗’，他郑重地说‘放心吧，一个小时前北京著名的两位脑科专家已赶到这里，现在正对下一步治疗方案进行会诊，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让岳宁同志恢复健康’。”

“完胜？”我琢磨道，“不至于吧，难道李斯特他们在半途被截住了？唉，这个俞总，好文章闷在肚子里。”

“担心你产生情绪波动嘛，再说他也很忙，听口气马上又有新任务了。”

“俞总，”我念叨道，出神地想了会儿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周后医生终于允许我下床行走，然后接受一系列恢复­性­治疗、理疗和辅助训练，期间我每天注意收看中南市的新闻，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圣地德曼的报道，曾经轰轰烈烈红红火火被当做城市名片的跨国集团，好像从未与中南有过联系，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两个月后许久未露面的俞总终于出现，一进门便指着表说：“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疑问尽管开口，我知无不言，然后将你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等案子结清后组织上会按你的意愿正式分配工作。”

我与周佳面面相觑，过了会儿我说：“李斯特等人现在何处？”

“在一个秘密关押点接受审讯。”

“是不是从陆路逃亡？”

“不，他们驱车到三十多公里外的溯阳港，准备乘海轮直驶公海，与那里接应的船只会合后逃离中国。”

我呆住了，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半晌才问：“那天晚上我向专案组报告他们将从南坝码头逃跑，为什么始终没人去那边，你们又是依据什么情报到溯阳港捉拿他们？”

他看着我，缓缓地说：“因为安妮。”

“安妮？”我和周佳异口同声叫道。

俞总坐下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整个行动最隐秘、最出人意料的布置，事实上由始至终，安妮才是本案的核心。”

“这……这很难理解，”我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安妮是什么人？核心什么意思？派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我急得差点跳起来。

“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俞总燃起香烟，细细解说其中的奥妙。

马骏意外失踪使专案组行动严重受挫，经过分析秦首长等领导意识到，作为外籍高管，对中国员工有种本能的戒备和警惕，不管采取什么手法或是策略都无法突破这个障碍。正好这时国际刑警组织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请求协助侦破此案，因为它派出到圣地德曼的潜伏人员即将被调遣至中国，很多方面需要我方沟通与配合，专案组请示主管领导后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