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行车钉子(螺丝).半公斤2．皮鞋5(双)3．送风器2(个)4．波利［玻璃］杯
10(个)5.木欠(铅)笔盒1(个)6．地球义(仪〕l(个)7.火柴50包8.扁福(蝙蝠)牌油灯2个(盏)9.牙高〔膏)8(筒)10．甜饼干34公斤11．伏特加酒156瓶(每瓶半公升)这是一张艾达拉村百货商店全部商品的盘存单,是为了对商品进行重新定价编制的.科克切列克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检查员和商品计价员开列了这张清单,而我现在正摇计算器计算商品的价格:有的商品要降价百分之七点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点五.价格既然已经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学生用的木铅笔盒和地球仪就可望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卖出去,大螺丝也一定能在自行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滞销的大批甜饼干(大概还是战前生产的)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列入"呆滞品"一类.至于伏特加酒,就是再涨点价也会在"五一"之前卖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调,照例要宣布商品减价,使劳动人民受益数百万卢布(全部受益额都已事先算出并公布了).但这对我却成了一个打击.
我来到流放地已经一个月,在劳改营实行"经济核算制"时期当铸造工挣到的一点工资全吃光了.(获得自由之后还要靠在劳改营挣的钱维持生活!)我不断到区教育局去询问;什么时候录用我?但是那个蛇局长不接见我,两个胖视察员和我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拖到月底,他们终于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给我看: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一九四五年的反间谍机关).如今早晚没有人搜身,没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经常要把写下的东西销毁了.我除了写作外没有任何事作.经过长时期劳改营生活之后,我倒宁愿这样.一天,我到"饭馆"去花两个卢布喝了一碗热汤.这也就是给当地监狱囚犯吃的稀汤,我看到同时把这汤舀到桶里送到监狱去.黑面包可以在商店随便买.土豆我已经买下一些,甚至还买到一点猪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驴从小树丛里驮回些干盐木枝,可以升起一个炉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十分圆满.我想:不雇佣我也不要紧,眼下只要过得去,就先写剧本;哪里去找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用一个手指头示意我走过去.他把我一直带到区消费合作社,径直走进主任办公室,对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萨克族主任认真地说:
"他是学数学的."
多么奇怪!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坐牢,没有叫我填写什么自传和表格!主任的秘书(这位被流放的希腊族姑娘长得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敲出一纸委任状:委任我为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当天,也同样轻而易举地,没有研究什么表格,区消费合作社又安排了两名尚未找到职业的流放者;曾任远航货轮船长的瓦西连科和另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性格很内向,从不多说话).这些日子瓦西连科正醉心于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计划(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浅,牛也能走过去),他正请求警备司令部批准去勘察过河道.他在海运学校时的同学、共同驾驶过"同志号"机帆船的曼恩现在已当了船长,这时正忙于装备"鄂毕号"探险船去南极洲.而瓦西连科现在却被强行雇佣去当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管理员了.
其实,并不是雇我们去当经济计划人员、仓库管理员或什么会计人员的.我们三人都被调去突击一项紧急工作:对商品重新定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到四月一日早晨区消费合作社从来都忙得不可开交,从来都缺少人手.人手怎么可能够用呢?在这一夜之间,既要盘存商品,又要发现偷盗商品的售货员(虽然并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交法院),还要给所有商品重新定价,因为第二天早晨就应该按照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新价格售货了.不过,这个区的广大沙漠地带连一公里铁路和公路都没有,所以这些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价钱在五月一日之前是无论如何也兑现不了的:整整一个月各村的商店都不营业,要一直等到区消费社把所有货物清单计算好、批下价格,并且把它用骆驼送到各村为止.但是区中心的商店总不能在五一节前一直不营业呀!
我们三人来到时,区消费合作社已经有十五个人在做这项工作.有编制内的人,也有临时找来的.各办公桌上堆满了劣等纸张开列的长长的货单,屋里只听见老会计人员熟练的打算盘声,时而听到一两句骂人活.我们立即被安置在这里工作.我很快就不耐烦在纸上笔算了,我请求给我一台计算器.可是,区消费社没有计算器,也没有人会用它.但是,有个人想起在区统计局的柜子里有一架带数字的小机器,那里也没人会用它.经过电话联系,去人把它取来了.我噼噼啪啪地工作起来,迅速地在表格里填满数字.主要会计人员们不住地斜眼看我,心想:这个家伙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这里一边摇着计算器,一边想:囚犯可真容易得意忘形,或者,要用文学语言表达的话,人的欲望增长得多么迅速啊!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许多事不满意了:我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好地写剧本,被他们打断了,我不满意;学校里没有录用我,我不满意;把我硬拖到这里来叫我(……干什么?挖掘冰冻的土地吗?光着脚在冰冷的水里和泥做土坯吗?不,不,是叫我)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桌旁摇计算机的手柄并把数字填进表格,我也不满意.是啊,假如开始服刑时就叫我作这项舒服的工作,而且要整个服刑期间每天无偿地工作十二小时,那我也会千恩万谢.为它欢呼的!现在人们为此每月付给我四百五十卢布,我甚至可以每天买一磅牛|乳了,可我却轻蔑地把脸一扭,心想:工资是不是太少点?
区消费社的重新定价工作整忙了一星期(首先需要精细地确定每种商品应属于哪一类降价商品,然后再确定对该商品应该适用销往边远农村的商品相应提价的哪一项规定提价).这项工作不结束,所有商店全不能营业.因此,那位终日无所事事的、胖得像水桶似的主任便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他那庄严而豪华的办公室里宣布说:
"这么办吧.我们知道,医学界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时,四小时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都要早晨七点开始工作,夜里两点结束.午饭和晚饭时间可以各休息一小时."
听到他的这段训词,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怕.大家都蜷缩着沉默不语,最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了下……晚饭的一小时放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是的,流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流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根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干,而是替国家干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反苏维埃煽动",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点,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点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精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出路:口头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点,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出一种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干部"的子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干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部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种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强强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出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处去误人子弟.一些哈萨克女孩子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而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子们接触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部身心便会被吸引住,他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子们这种学习热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点就感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壁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处使人感到那种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种宽大待遇.流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处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子们判的分数不高而得罪领导二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高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数,这就更促进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流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身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三十五卢布,谁也不知道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出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交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按老爷派头通过教导主任交下来的,因此,奴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
我对这一切全采取僵硬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因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于这种态度,还是因为时代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峻,或是这两者一起帮助了我,总之,我没有把脖子伸进这个枷锁去.只有分数判得公平,学生们才会努力学习,所以我判学生考卷时从不考虑谁爸爸是区委书记.我也不"纳贡",不"借"给领导钱(区教育局的蛇局长就无耻地向我"张过嘴"!).每年五月,贫穷的国家便要用公债形式搜刮掉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够受了.(劳改犯人被剥夺了购买公债的权利.现在我自由了,流放确实把购买公债的权利还给了我.)不过,我的"原则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旁边有一位生物和化学教员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米特罗维奇.他是塞尔维亚人,在科雷马坐过十年牢,现在年纪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坚持为科克切列克地区的公正而斗争的.他被区地政局解雇后到中学来当教员,因而又把这斗争带进了学校.在科克切列克,无法无天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由于无知、野蛮人的自作聪明和各种宗族和裙带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这里的不法行为互相牵连着,不为局外人所知,也无法Сhā手进去.但是,米特罗维奇却同它进行忘我的、奋不顾身的斗争(当然,他是经常引用列宁的话作为根据的).他在教务会议上揭露,在全区教员大会上揭露,他给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让某些学生凭着"赠送的羊"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领导控诉,往阿拉木图寄信,给赫鲁晓夫本人打电报(他竟征集到七十名家长签名作为自己的后盾,到别的区去发电报.因为在本区内这种电报当然是发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面派人来,派视察员来检查.视察员来了,可是也一起反对他.于是他又写信上告.学校召开特别教务会议"整"他,指责他对孩子们进行"反苏宣传"(这离逮捕法办只有一发之隔了!),而且严肃地指责他"过于粗暴地对待了"几只吃掉少先队员们种的菜的羊.开除过他几次,又几次给他恢复了工作.他又要求补偿他被迫没有工作期间的工资.把他调往其它学校,他不去,又开除他……他战斗得很带劲!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们便能好好折腾他们一阵子!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士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权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一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
姆一泽是从杰兹卡兹甘押送来的.来时他一文不名——他的钱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管这些,还是取消了他在监狱时得到的伙食供应,把他赶到科克切列克街头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饿死就饿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给他十几个卢布.为此他对我始终感激不尽,总提起这件事,说我救了他.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总记住人们的恩惠.但他也记仇.(例如,他就记胡达耶夫的仇.胡达耶夫曾恶毒地、完全无理地残酷殴打过姆泽的儿子.这个胡达耶夫原来就是险些成为血腥复仇牺牲品的那个车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么错综复杂!)
姆一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一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重要人物",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一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一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一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裁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一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妈?!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考,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同执政的"七诸俟"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腃ao·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