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一个好学的人——苏珊也是。但那天的事发生得太快、太乱、太纷杂，我们无法体味、无法相信。科尔却独立于我们的感情之外——类似解说她已经作过上千次了，她已经变得职业化了，变得冷漠了。

但对于我们，对于所有那些曾坐在苏珊和我正坐着的塑料背椅子上的人，对于那些挣扎着去接受，去理解的人来说，整个过程是令人恐惧的。我的心在狂跳，头疼得似乎要裂开。科尔不断递给我的温水也不能缓解我的口­干­舌燥。我的双手——曾经小心冀翼地将恐龙胚胎的骨头从破碎的蛋中剔出的双手，把羽毛化石和石灰石外壳分离出来的双手，我赖以谋生的双手——像阵风中的树叶般颤抖不已。

“肺癌，”这位癌症专家以平静的语调说着，仿佛在谈论最新款的SUV车或是录像机的某些功能，“是最致命的一种癌症，因为它通常不能在早期发现，当它被发现时，它一般已经扩散到了颈部和腹部的淋巴结，肺与胸部之间的胸腔隔膜、肝脏、肾上腺以及骨髓。”

我希望她能说得抽象点，理论化一点。只做些笼统的评论。

但不，不是。她不断地说。她说得很清楚。而且这些都跟我有关，有关我的将来。

是的，肺癌经常大范围扩散。

我的就是这样。我问了个问题，一个死也要间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害怕听到答案的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从那一刻起决定我的世界中所有一切的问题。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

科尔，终究是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她此刻也不敢面对我的眼睛。确诊后的平均存活时间，她说，在无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是九个月。化疗可能会延长我的生命，但我得的那种是肺腺癌——一个新词，跟我姓名的音节一样多，却比我的名字托马斯·戴维·杰瑞克更能决定我的命运。即使在经过治疗之后，八个肺腺癌患者中只有一个能够在确诊后活过五年，大多数人很快就走了——这就是她用的词，走了，就好像我们溜出去在街角的小店买个面包。

它像一颗炸弹，粉碎了我和苏珊的一切。

在那个秋日发条已上好。

倒计时已经开始。

我还有大约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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