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发展很快，戊戌政变以后，清廷更是倒行逆施，甚至走上了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道路。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侵略，又毫无抵抗的能力。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腐败与崩溃，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引起了爱国的人们对清王朝的失望和新的觉醒。孙中山在1900年10月，趁清政府陷入混乱之机，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再次失败，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已经不同，他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深深同情。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联系合作。孙中山一方面在日本与维新派人士合作，一方面也把檀香山华侨中的同志介绍给梁启超。但结果，梁启超从日本到檀香山后，却在华侨中发展保皇会组织，挖了孙中山的墙角。从此，孙、梁之间结下了怨恨。

1900年之后，国内一批批青年士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西方社会学说，走上反满（清王朝）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列强的压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同意变革政治体制。为了学习新学（西学），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出现了由政府公派和个人自费到日本和欧美留学的热潮。从“忠君”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留学生，革命思潮迅速发展，一批宣传革命的刊物在国内外涌现。如《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翻译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等宣传革命的书籍。

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学生黄兴，与青年学生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10月24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4年底，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联络各自在浙江会党中活动的陶成章、徐锡麟等成立光复会，进一步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正在酝酿成熟。

留学生以及流亡海外的革命者，都很仰慕孙中山，钦佩他在国人沉睡时敢于首先发动革命，开始努力与他建立联系。这些革命者都是传统的读书种子转变而来，在他们的印象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相见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孙中山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先进，魄力雄浑，他阐述的革命理论更是闻所未闻，令他们十分倾倒。他成了革命者心目中的领袖。孙中山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与这些比他年轻的士子一起探讨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留学生们向他介绍了国内青年士子倾向革命的状况，以及在新建陆军之中发展革命组织的方法及其优点，改变了孙中山以往对士大夫和清朝军队不能革命的成见，促使孙中山也努力与各派革命志士建立广泛的联系。

应在日本的革命同志邀约，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乘法国“东京”号轮船出发，经新加坡与革命同志会商后，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孙中山离开日本已经一年半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留日学生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在东京的学生也纷纷前往横滨，会见孙中山，并邀请他前往东京，与留学生晤谈。经过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深谈了两个小时，对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达成了共识，最后两人举杯祝贺。

孙中山在东京与留学生广泛地交换意见，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主张。华兴会是当时最大的国内革命组织，它的态度非常重要。华兴会在内部讨论时，在是否仍然保留华兴会团体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最后以“个人自由”加入搁置了争议。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各省革命志士79人参加，召开了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筹备会议。孙中山建议新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最后，为团体保守秘密起见，删去“革命”两字，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向与会者提出并解释了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尽管与会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都表示接受，个个激昂慷慨，签署入盟书，宣誓革命。适在这时，房间后部木板突然倒塌，声如列帛。孙中山机警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一片雀跃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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