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份政治文件中，承认“革命事业实应乎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肯定了共和政治的合理­性­，根据形势的发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在这份文件中，他继续了原有的思维，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体制，推行所谓“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预政策，即主张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对于当前各省自选都督和各省的军政府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有可能导致二次革命。但是，由于《临时约法》已经颁布，激进的民主主义成为潮流，这份政治文件也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主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反对总统控制下的不党主义。这显然是迎合潮流的随机应变。为了实行政党内阁，就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排除伪政党。这份文件所谓伪政党，一是官僚势力之集合，二是秘密结社。但该文件对于约法规定的参议院的权力，也表示责疑，认为：“若我国现行制度，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此实最奇异之制度，万国所未闻也。”但他的国权主义在实际­操­作上就是帮助袁世凯的官僚系统反对同盟会，那么，他的政党政治，反对寡人专制的主张能实现吗？他的策略是先对付同盟会的革命暴烈行为，取得成功后，再对付官僚势力，他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吗？这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是同盟会也好，梁启超的立宪派也好，他们要在实践上把现代政治的一点主张落实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孙中山觉得党人太灰心，就提倡“知难行易”，反对“知易行难”。其实，真知固然不易，实践更是困难，一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有限，知也有问题，行也有问题。许多事情做不好，首先就是懂的人太少。当时中国能有几个现代化的人才储备？孙中山、梁启超都是独行客，他们周围没有一个具有各种各样专门知识的团队，他们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圣人、贤人，就因为他们鹤立­鸡­群。

当时除同盟会外，政党林立，比较重要的党，在政界还有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是由三个政团组成。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其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陈陶遗、彭允彝、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政界重要人物。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但后来，蔡锷因为隶属军籍，退出了统一共和党。该党宣布“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 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 厘定税制，以期负担公平；（3） 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 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 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 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 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7）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 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 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统一共和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现实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

在社会上有江亢虎的社会党，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虽然，这两个党并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上面那些党都是传统的士大夫集团，而这两个党的构成开始向社会基层转移，成了后来国共两党进行工人运动和农###动的前驱。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的，革命只是震荡式的一步，而不是大跃进。辛亥革命的革命组织和成员本身缺乏对基层群众的动员，但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解体，也激发了基层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才延伸至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以及政治领袖对群众的动员，这是个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鸡­和蛋的互生过程。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是阐述群众运动原理，这是政治学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是阐明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形成这个过程的历史环境。这不是一般政治学者能够胜任的任务。我们觉得可惜的是，许多历史学者不去­精­益求­精­关注自己的任务，而去过分关注政治学的原理，结果产生了用抽象的政治原理，扭曲具体历史过程的现象。这对政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政治学者将缺乏科学求实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他们的研究基础。我们注意到政治家对辛亥革命不懂得发动群众的批评，但从历史过程来说，那是因为群众自己的权利关注，还没有足够的强度引起革命者的认识。而辛亥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强化了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形势促成的，而不是革命者的自觉行为。中华民国工党的出现，就是个过渡形态。演变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群众权利要求的强化和俄国革命理论的引进相结合，才出现了­精­英分子对群众的动员和组织。群众运动的爆发，并不仅仅来源于俄国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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