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报社的年轻人，以有限的事实，给袁世凯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年长而稳健的同盟会员也有点看不惯。由章士钊主笔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自己人开起了笔仗。他们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嚷嚷假共和、假共和，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他们认为创业艰难，希望大家和衷共济，顾全大局，应对国内外面临的危机。《民立报》即使对袁世凯进行批评，也比较温和。《民立报》成了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稳健派的喉舌。

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垫款章程后，黄兴和南方革命党人齐声予以谴责，戴季陶竟发表了一篇非常激越的文字，题目就叫《杀》，文字很短，其中四句说：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真有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同时，也说明当时同盟会内激烈派的幼稚，连起码的所谓敌我友的分寸也掌握不了。5月22日下午，公共租界当局以该文鼓吹杀人，将戴季陶拘捕，经各界营救，于翌日交保释放。唐绍仪十分大度，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后经租界当局庭审判决，以妨害秩序罪罚洋30元了结。此后，政治风潮屡起，《民权报》与《民立报》也屡起纷争，章士钊因非同盟会员的缘故，在遭到攻击后离开了民立报社。《民立报》的创办人于右任9月间感慨地说：各派报纸观点不同，互相辩论，无论是同党之间，还是不同党派之间，现在是建设的时代，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这几个月来，不同党派的报纸之间，他们的关系和水火一样不能相容，说的许多话不符合事实，也在所难免，各有各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同党的人，在内部互相斗争，是特别奇怪的。这里面自然有人在后面­操­纵，时间已经很长了。

上海租界地区，在前清的时候，言论就比其他地区要自由一些，甚至同盟会派的报纸可以开了被封，封了再开。《民立报》原来叫《民呼报》，被封以后就改名为《民吁报》，再封之后，就叫《民立报》。在北京地区，袁世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袁世凯在一段时间里比较克制，在北京的同盟会人士也没有上海的激烈，虽有冲突，但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6月间，唐内阁风潮发生，广东都督胡汉民致袁世凯及各界电说：统一党的电报，对于唐总理，诬蔑他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教仁、蔡元培等先生，诬蔑他们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意丑化诋毁。要求袁世凯严厉地予以追究查办，惩治他们假造诬告的罪行，让那些挟私败公的人引以为戒。袁世凯欣然回复胡汉民，响应他的主张：近来称会、称党，名目繁多，记不胜记。发出各种各样的电报，进行污蔑攻击，百怪千奇。甚至把在电报上列入自己的名字，在社会上露脸作为一件光荣的事。如果有人去追查电报的事，就增加了他的价值。即使是我，也常常受到各种报界的丑化和诋毁。只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自由的风气刚刚兴起，我不希望再把它压制住了，所以，都忍让了。但是，如果老是像村­妇­那样骂街，还自己吹嘘了不起，这样的坏风气予以放纵的话，就等于让它传染，时间长了不加以控制，人民还会有道德吗？确实应该彻底查究这些假造污蔑的话的由来，让那些挟私败公的人引以为戒。我已交代内务部查明这件事，严加禁止了。在那些岁月里，言论自由，有没有尺度，到底还要不要，如何掌握分寸？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从这段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执政者，谁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言论自由”了。毕竟，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暴力对抗走向文明对话的时代。在地方上，尖锐的冲突，大大地压缩了“言论自由”的空间，甚至导致暴力血腥事件的发生。

在湖北，那里派系冲突非常尖锐，反对黎元洪的“二次革命”声浪一波一波地发生。言论自由的空间就不容乐观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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