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清早，微风吹过，天灰蒙蒙的，不是雾，似空中的一张网，网的下面，是一张张年青的面孔飘过大街，一如飞舞的­精­灵，伴着欢快的笑声……

1987年的常平镇，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打桩声、机器的轰鸣声，炸响在常平振兴路、常黄路，尘土飞扬，那是修路的声音，只有一条南埔路是柏油铺就的。通往黄江、樟木头……我们住在南埔工业村，每天跑到离我们很远的振兴路西头上班。每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就踩着晨曦出发，踏着霓虹回来。其它的路还都是泥沙路或水泥路，建筑工人的汗水灌溉着­干­涸的水泥路。机声、人声、不绝于耳，满目生机，镇上到处是建筑工人，一群群的。偶尔街上走过几个靓女，他们就鬼喊鬼叫的，很夸张，有时候故意捉弄一番，弄得女孩子不敢一个人走。中元街是老街，全是老屋，居民住的，旁边有一排饮食店，生意好得很，我们每天就在厂门口买一碗七毛钱的汤米粉或汤河粉，味道好极了。一担米粉可以卖个几十元，而且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宿舍门前每天都有许多本地人在卖米粉，汤的、炒的全有。

厂门前尽是绿­色­庄稼地，前边是稻田，后边还是稻田，旁边也是稻田，还有些渔塘，水和稻子绿油油的。对面不远处是朗贝村，一条小路蜿蜒通过，隔着水田，记得最开心的是我们经常去水沟里抓泥鳅和鱼，很大一条的鱼，把活蹦乱跳的鱼抓回来，做成鲜­嫩­美味，还放上一些辣椒，真是香甜可口，美不可言。

晚上，下了班，在新宿舍的凉亭里聊天，在广场上打羽毛球，飞在空中的羽毛球虎虎生威而充满生气，我就这样和玉梅、回妹、小翠几个无忧无虑地打羽毛球，一天的假，什么都不做，就打球，除了吃饭，享受出汗的感觉，很舒爽，也很快乐。

青春十八的岁月不知疲惫也不知累是什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玩不尽的工余活动。玉梅是大山里的女孩，拥有苗条的身段，有点翘的­唇­非常*，纯朴可人。她能出来打工，因此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得也很努力。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山里姑娘，最喜欢和我打球，因为我不知疲倦，到处抢着接球、救球，这给了她信心，也给了她希望。她认为，爱抢着接球的人肯定自己不会累，而她也是跟我一样的人，算来算去，玉梅还拐弯抹角地和我家是亲戚。她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是同村同族五服之内的自家姐妹，而我跟她自然也就更亲了一步，关系也变得亲切起来。玉梅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做出来的产品又快又好，丝毫不马虎。这也是组长刘泽喜欢她的原因所在。这种喜欢说白了，就是对玉梅本人工作品质的欣赏和肯定。当然我为有这样的姐妹而骄傲。

我是做不到的，我不大会做针线活，做事本来就慢，出奇的慢，是笨得可以的那种。回妹跟玉梅是同学，从邻乡的高溪中学出来的，离我们学校要远一些。回妹真的有点肥，但很漂亮，恰似一朵盛开的黑玫瑰，灿烂地开放了。

在建达的日子过得开心，也很辛苦，加班到十点半没得说，一天下来那些大姐姐们都累得够呛，而我这只叽叽喳喳的小喜鹊却异常的活跃，每天跟同事争来吵去，辩来论去，永不疲惫，永远年轻。

当时，我最喜欢海珠写的漂亮字，总是在想，为什么我读了初中，字还写得不顺畅。便开始写日记，还试着写一些美丽忧伤的散文，来调味多彩的打工生活。

也许是由于我做事比较有耐心，又吃得苦，车间主任指定要我做“秤棉花”这道工序。并发给每一个工友，那个月货赶得紧，天天晚上加班。

可是，一个半月下来，工资还没发下来，厂里规定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第二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和老乡都没有生活费了。有的人家里寄来了钱，有的人不习惯便打道回府了，有钱的借给没钱的，大家省着用，你帮我、我帮你的，虽苦但其乐融融。然而，可恼可恨的是工资迟迟未发，本来就没叫家中寄钱来的我，早已囊中羞涩，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厂方借。我跟平时对我很看重的生产部主任钟俊说了，希望他能帮我借到20元钱，他答应第二天借给我。

可是，不知过了多少个第二天，还是没有音讯，此时的我身上只剩下两毛钱了，买一张三两的饭票就要四毛五分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他，钟俊说前几天因几个湖南妹子借了钱作路费跳到别的厂上班去了。所以，总经理说，没有他的批条，财务科不借钱。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个给我出主意，说英子你如果不秤棉花的话，整个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不知哪位好心的工友叫来了钟先生，也许钟俊真的是感动了，抑或是良心发现，他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借到了20元钱，这20元一拿到手，四妹立即要我借给她10元，自己只剩十元钱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为了这10块钱，我不得不牺牲一个女孩的自尊和矜持。

我记得，那是我离家第一次掉泪，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辛酸、幼稚、好笑，也夹杂着一份初来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