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令人发笑的事，那是来东莞的第三个月。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省吃俭用每人寄了三百元回家，家里人却怀疑这笔钱来得不­干­净。村子里许多闲话，说她们一个女儿家哪里能挣那么多的钱呀？人家村里一起劳务输出到番禺一个采石厂采石的那些男孩，一个月辛苦下来，也就一百多元，那几个女的可能在广东那边没­干­什么好事！挣那么多钱，丢人呀！

小翠家里来了信，石英家里也来信了。说村人闲话多，要她们好自为之。石英的父亲说：“乖女，村里村外的闲言碎语很多，都猜你们拿这么高的工资是不是做的不是正经职业，是不是陪舞女。如果你们那儿不好，就别去­干­那丢人的事，回家好了。”石英拿了这封让她哭笑不得的信来给我们大家看，大家看完心里都有气。都说：“我们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还惹来一身的是非。”

我却笑了，说：“身正不怕影子歪，石英，你别理这些人。她们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看你家里有钱进来就嚼舌根，别理他们，那是眼红你挣钱了。”后来家人还是顶不住闲言碎语，丽苹、石英、云霞、小敏她们四个人的老爸千里迢迢亲自来东莞了，他们来了厂里，目的就是要探个究竟。

人事部主任亲自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各个车间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热火朝天的工作进度、生活场景。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工厂，三千多员工，工作即辛苦又劳累，晚上还得加到十点半。于是家里人又劝说要我们回去，云霞走了，四妹也在那个时候跟着回去了。经过了这场风波，家里再也不会相信村人的胡言乱语了。也知道了自己孩子赚钱的艰辛，于是对我们充满了敬意，也对工厂充满了好感。我们再也不用怕人说闲话，厂领导告诉他们：“你们的子女在我们在这个厂做工尽管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一流的工厂一流的管理。还有人­性­化的娱乐文化设施，我们会让大家留下来安心工作的。”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寄回去的钱来路不明了。各家的父母亲是尊重现实，尊重自己的真实判断。回去还跟家里的父母做了交待，县领导和劳动局的­干­事们来看过我们几次，除了番禺区市桥送了人，还告诉我们深圳特区的京华电子厂招去的高中生个个都有不错的职位，说我们文竹镇芝田村的王小凤一去就做了财务文员，负责一个公司的会计工作。我们学校的段惠娟也一去那里就坐进了写字楼，她们都是高中学历，比我们后一批来广东，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在东莞和番禺的老乡要好，我心里不服气，不就是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嘛，她们两个在学校的成绩不太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知道，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考到了前十名，因文化层次低，电子厂那些难以琢磨的线路图、集成块、电阻、电容等，我们只能留在东莞的乡镇。即使辗转进了常平这家中型的建达玩偶厂做流水线员工也改变不了我们苦难的命运，而有高中学历的姐妹就有幸分到了广州和深圳，并都有不错的职务。她们那个厂绝对的八小时，听说她们的待遇也比我们东莞的要好，业余文化生活丰富，还经常保送员工去深圳大学进修呢！

1987年的7月底，第一批走向深圳京华电子厂的女孩，浩浩荡荡地跋涉千里之旅，从井冈老区永新县城进发，两天两夜风尘仆仆地来到深圳特区，被厂家像接待贵宾一样接待这群女子，又安排她们的食宿，姑娘要吃什么好的尽管说。

也是那个7月，据《深圳特区报》记者陈秉安的纪实作品《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深圳的龙岗，一批井冈山妹子二百五十人的妹子，从宁岗出发，分别乘坐七部大客车，从宁岗到龙岗，龙岗经济开发区的负责人刘其昌在酒家包了十二桌，请领队和姑娘们一道先开了洋荤，又安排全镇所有的招待所敞开大门，政府把他们送到宾馆，并说愿意住哪就住哪，并告之镇上所有的宾馆，井冈山来的都一分钱也不能收。并对这批人作好了就业安排，准备第二天让十几家工厂来镇政府门口领人，谁知晚上有人悄悄地报告说：“那些女娃偷偷躲在房间里哭鼻子！”“谁欺负她们了？”“谁敢呀，在山沟里呆习惯了，想家呗。”

第二天领队的同志回去，哪些女孩哭着问：“刘伯伯，你们会经常来看我们么？李书记，你们仍下我们不管了？”送行的姑娘个个哭得很伤心。那段文字，记录着一个打工时代的崛起。

那段时间，整个井冈山地区都在劳务输出，永新、宁岗、安福、万安、泰和等，这是一种趋势，珠三角需要大量女工。我们注定要过漂泊的生活。她们这些人，比我们第一批来东莞的女孩强多了。我们一天十几个小时，挺累人的。

我知道，自身的文化素养太低，繁华的都市并没有接纳一厢情愿的我，这个社会需要文化和技术，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也给自己长一次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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