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所有的村人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我却悄悄地收拾那些属于我的行李，把思念装进衣袋，把祝福背在肩上，我又要上路了……
1988年正月初十的早上，父母用千响的鞭炮把我和海珠送到车站，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眼里有不舍的泪水奔涌而出。我是个坚强的孩子，我不流泪。经过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下了火车。坐上汽车一路走来，到了常平镇，几个月没见，发现常平在建造雄师大酒楼，这是常平最大的建筑了。我们先把行李放进宿舍，而后又想去厂里看看，因为我们把厂牌忘在家里了，看门的保安又不认识我们，厂里几千员工，凭的出入通行证就是厂牌，我和海珠没有戴上厂牌，明摆着不能进。
我们就跟保安说好话，说我们刚从江西来，忘了带厂牌，希望保安能高抬贵手放我们进去，我们真的是厂里的员工。厂门口人流车流如织，都是进去上班的。我一眼看见了车间主任钟俊，便叫钟主任等等，但任凭我怎么叫，因为人多声杂，钟俊就是没听见，他在人流中一晃而过，唯一的希望也没了，看样子我们是进不去厂里了。这时我看到同车间的两个湖南女孩裴秀和奉春，裴秀和奉春跟我们一样，都是把厂牌忘在家里来报到的，我们四个见没法进车间，等到下班时我们就想进宿舍。结果，宿舍也因为我们没厂牌而不放行，如果宿舍不能进，厂里进不去，咋办？
和海珠去了租在下墟的爱苹家。爱苹、爱群、爱秀三姐妹是潮州人，跟我们同一车间，平时爱群跟海珠特别的亲近，她们家还有一个弟弟，租住在十一桁瓦的两层楼的小房子里，刚好她们家那天也来客人了，我们拜完年却不好意思说出口，她家住不了，我和海珠只好退出来。那时已经是夜22点多，天冷了，已经下露，正月毕竟还冷，厂门前的房子前、树荫下，很多没找到工作又没有亲人的异乡人，都睡在屋檐下，横七竖八的，有的拿出了被子，有的，穿了很多衣服，我和海珠、裴秀、奉春四个人靠在一起相互取暖，我们的行李早就拿进宿舍，没衣穿也没毯子盖。原以为，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工厂宿舍，结果，我们却一样要睡大街。
88年的初春，凉风习习，有点儿冷，我们路过广州市火车站时，熙熙攘攘的出站口，走出一群群青年男女，这个地方的确太不寻常了，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的外地民工把整个火车站广场或站或坐密密麻麻，搞得广州车站广场治安很混乱，经常有人被抢行李。并且每天的火车，还继续把数以万计的人运往广州。 我们一班人把行李围在中间，一班人去买到常平的火车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南下闯世界的外乡人就像约好了似的。一夜之间“百万民工下珠江”把整个京广铁路沿线、整个广州城，甚至整个广东省人满为患。于是，电视台、电台、报刊连续直击报道“百万民工下珠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有民工南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后果？怎么办？
于是，省市政府有关部门连续下文，限制外地劳工入粤入穗务工，而不愿回去的民工便滞留街头，风餐露宿，为的就是一份糊口的工作。这不光是一个劳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当数以百万外来工浩如烟海般开进广东，成为这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们所挟带的内陆文化和本土所具有的沿海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冲突，日益明显，激烈和普遍化。形形式式的个性和复杂的情感、难以把握的命运随之衍化出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我深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写头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只可惜，我不会写作。
夜半，被冷风冻醒，再也无法入睡，就坐起来聊天。裴秀讲她们在家乡过年的风俗，讲得尽兴，也就了无睡意，寒风呼啸着吹来，我和海珠终于坐不住了，我们站起来走来走去，想以散步来驱逐寒意。我骂保安不是人，又骂厂里太无情，没把我们当员工看待，海珠见我激|情满怀、怒发冲冠。就劝我别骂了，省点心吧，明天还上班呢？明天一定要在厂门堵住钟主任或陈深。不然，明天上班都成问题。那更难办了。接着又坐回原来的地方，冻得抱成一团取暖，结果我们还是哈欠连连，感冒了，鼻子酸酸的塞住了。天终于泛出了淡淡的白。
不一会，路上都有行人开始上街卖菜，清洁工人沙沙地扫着大路，我们起来，梳了头，就在厂门口眼巴巴地等着。生怕看走了眼钟主任和陈深一晃而过进去了。那时候真省，一个床位5元钱，我们居然没去住店，想着我们累死累活也就六块钱而已，工资高的，可以拿到八元一天的计件工资。好不容易等到匆匆而来的钟主任，把情况一说，钟主任帮我们说通了保安那一头，又写了便条，让我们大家补办厂牌。他说：“你们怎么不把自己放在家里呀？怎么忘带厂牌呢？”我们只有陪笑脸的份。重新补回了厂牌，去宿舍休息后，第二天才正式上班。
88年的春天第一次上班，我像只快乐的小燕。
因为是正月，坐在流水线上也没什么事做，说说笑笑就一天，一个月也没做到什么货。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其实，要到了五月份才会紧张地赶货。每天下班，我就和玉梅、回妹几个打羽毛球，不知疲倦也不知累，矮小的我打羽毛球却是一把好手，打一天也不累，出汗的感觉特别的好。一到假日，整个宿舍广场全是打球的人，广场上有块地方还可以跳舞，那时正流行跳交谊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