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作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接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

（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漠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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