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上初中就开始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不反对住校。在学校吃饭和住宿，是从小学考入中学的一个标志，给人一种走出家门和貌似独立的感觉。星期六下午，同学们纷纷回家去了。在家里只住一天，星期天傍晚，同学们便从四面八方返回学校，赶着上晚自习。我们回家，不是为了亲。在那个年龄段，正是容易出现脱离家庭意识的时候，一个二个装成男子汉的模样，不愿提起家里的任何人。我们回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家里获取一星期的吃食。我们用麻绳结成的网兜，装上红薯，背到学校蒸着吃。或者用口袋装点红薯片子磨成的面，到学校食堂换成饭票买馍吃。现在想来，那种用红薯片子面蒸出的馍又黑又粘手，还苦不儿的，并不好吃。可当时的同学们拿馍蘸着用生盐粒子泡成的盐水，吃得津津有味，谁都舍不得放开肚皮多吃。

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时，母亲已提前把红薯和面给我准备好了。红薯都是匀溜块儿，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粉红的颜­色­。我原来用的盛面的口袋，多次被老鼠咬破，口袋上下补着不少杂­色­的补丁。这次母亲给我换了一个补丁比较少的口袋。出门在外，东西要拣好的带，这是母亲历来的观点。帮我装好了够一星期吃的东西，母亲说，她跟我商量点儿事。自从我上中学后，母亲老是以商量的口气跟我说话。一开始我很不习惯，甚至有点紧张。后来母亲跟我商量的次数多了，我看出母亲的确很把我的话当回事，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还不知不觉变得有点自负。我看着母亲，问什么事。母亲说，堂嫂给我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堂嫂娘家那村的，姓章。那人别的条件还可以，只是家庭成分高一些，是富农。母亲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她没有对堂嫂回准话，单等着我回来拿主意。我要是说没什么，大姐就去跟人家见个面，相看相看。我要是说不行，大姐没必要跟人家见面了。我没想到母亲跟我商量的是这样的事，一时没想好怎样表态。以前，母亲跟我商量的都是其它方面的事。比如清明节快要到了，母亲跟我商量，是不是该给我祖父和父亲上坟了。我说该了。就带上弟弟和铁锨，给祖父和父亲的坟培上新土，装上新的坟头。比如父亲死后，生产队的帐本上还沿用我父亲的名字作为户主。母亲跟我商量，以后是不是别用父亲的名字了，改用我的名字。我点头同意后，帐本上的户主就变成了我的名字，队里分东西时，会计一喊到我的名字，母亲和姐姐就赶紧跑过去了。而给大姐介绍对象，这件事是过于重大了。对大姐来说是终身大事，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影响也非同小可，一定要慎重对待。母亲见我不说话，要我不用着急，好好想想。说我大姐的年龄不算大，晚个一年半载的再介绍对象也不算晚。我问母亲：“这事我大姐知道吗？”母亲说知道。“我大姐是什么意见？见面不见面，应该由大姐自己当家。”“你大姐说你知道得多，让问你。”大姐的信赖使我更加惶恐。大姐竟然以为我知道得多，我知道什么呢？我只知道，父亲去世后，因家里供不起，母亲就不让大姐和二姐上学了，只让我上学。我不过比大姐多上着几年学，难道就算知道得多吗！是的，我正学着代数、物理，还有俄语等，可这些书本的知识与大姐的事一点也搭不上边，我拿什么作为判断的依据呢。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的话有可能对大姐的事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在这种况下，我绝不可以随便说话。就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懂得，人说话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脑子说的。人说话得过脑子，说话前得动脑子想一想。我皱起眉头，向母亲提了一个问题：那么多贫下中农，堂嫂不给我大姐介绍，为什么偏要给我大姐介绍一个富农家庭的人呢？母亲接着提供的况，让我觉得事不仅仅是重大，简直有点复杂化了。母亲当然是转述堂嫂的话。据堂嫂介绍，章家和别的富农家庭不一样，别的富农大都是土头土脑的受憋户，而章家父子都是有文化的人，其父在我所就读的中学当老师，其子毕业于我们那所中学，正在县城读高中。我们学校的章老师只有一位，母亲一说我就对上号了，那是教我们地理课和历史课的老师。我说事有点复杂化，是指这件事把我也牵扯进去了，使我与这件事有了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样，我就更得好好想一想了。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