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军山初中毕业后没有下乡，下井去了。***他读的是航空学院附中，是奔天上去的，不料人家派给他的活儿却是入地。

和王军山一起被招到矿上当工人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个，他们的家都在省会。从繁华的大城市一下子来到偏僻的煤矿，他们都不大适应，甚感失落。且不说井下撕不开的黑暗，且不说黑暗中处处埋伏着凶险，仅那个脏劲儿就让人受不了。人只要一来到井下工作面，就算掉进煤窝里去了，不管你袖口领口扎得再紧，上来都是一身黑。他们在澡塘里前洗后洗，左洗右洗，以为冼得差不多了，到更衣室掏出小镜子一照，两个眼窝子还是黑的。他们返回水池子里再洗。他们把矿上的劳保肥皂打在眼上，把眼球子都搓疼了，搓红了，粘在眼圈子上的煤油还是不能完全洗­干­净。就算身体的表面洗­干­净了，鼻腔子呢？肺管子呢？总不能翻扯过来洗吧。从澡塘里出来，他们把小拇指探进鼻孔里一挖，一小块煤出来了。他们咳嗽两声，一吐，又是一疙瘩煤炭。于是他们有了说法，说是路走对了，门进错了。所谓路走对了，指的是走上了一条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ww门进错了，是说不该进煤矿的门。煤矿的井口门朝天，不是好进的。

刚下井的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来煤矿还不如下农村。农村塘里有鱼，地里有瓜，院里有­鸡­，村子里还有村姑，都可以偷一偷。如果偷不成的话，至少可以看一看。井下除了煤还是煤，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有什么可偷的可看的！说到底还是伟大领袖说得对，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煤矿是一个狭窄天地，在井下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在煤矿­干­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渐渐体会到，挖煤并非无一点可取之处。比如说，他们每月都能领到一笔数量可观的工资。钱是提神的东西，有了钱，他们自在多了。他们买手表，买收音机，买口琴，买网球鞋，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他们还时常聚在一块儿喝酒，今天你出钱，明天他出钱。把酒喝多了，他们学着当地老挖煤工的口气，把矿井说成窑儿，把酒杯也说成窑儿，说来来来，都把窑儿满上，咱哥们儿再­干­它一窑儿。他们觉得窑儿这个说法相当幽默，大人联想，嘴上窑儿来窑儿去的，他们的眼仁儿都很兴奋。

他们的问题在于和别的矿工不大合群，用官方的话说，他们还没有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们虽然被分散在好多队，采煤队、掘进队、开拓队、机运队等都有，但他们好像跟那些从农村出来的人不是一个阶层似的，说不到一块儿，玩不到一块儿。下了班，他们一凑一凑，就凑到一块儿去了，还是那帮知青。他们一到篮球场，那些农村来的矿工就玩不成了。因为他们个子高，技术高，身手矫健。而农村来的矿工低他们一头，技术也不行。他们一上场，农村来的矿工就捞不到摸球，自动就退场了。打乒乓球也是如此，他们几板子就把农村的对手抽下去了。换上同是从省会来的老对手，他们才打得难解难分，痛快淋漓。

矿上没有像样的女孩子，他们想办法到矿外去物­色­。矿南面有一户人家，是铁路上的职工。这户人家有三姐妹，都丰满可人。三姐妹本来都该下乡，可她们拖着赖着，都呆在家里。二妹子下过乡了，从乡下转一圈就回来了，铺盖至今还在乡下扔着。不知是谁最先现了这三姐妹，并跟三姐妹联系上了，他们开始往三姐妹家里跑。他们的感慨是：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来到三姐妹家里，他们一块儿吹口琴，一块儿唱歌，一块儿说笑话，三姐妹家好像成了他们的俱乐部。

那时矿上的领导机关是革命委员会，简称矿革委会。矿革委会注意到了这帮知青矿工的动向，认为这样不行。展下去是很危险的。革委会着人了解了一下，暂时尚未现他们有收听敌台、散布反动论、看黄­色­书籍、乱搞男女关系的行为。这也不行，等他们闹出乱子来再抓就晚了，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对他们采取措施，分化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尽快拉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分化的具体办法，是从他们中间挑出一个典型树立起来，利用典型引路，带动后进。这种抓典型的办法当时非常流行，各行各业各厂各矿都有自己的典型。按报纸上的形象­性­说法，这种办法叫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又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革委会把挑典型的任务交给政工组。政工组经过反复权衡，反复比较，最后把要拨亮的这盏灯安在了王军山头上。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