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父在职时，至少有两次升工资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岳母埋怨他，他说他的工资是全矿最高的，别人升了工资后，他的工资还是最高的，他不能和别人争。他以一个革命老干部的风格压制岳母的埋怨，反过来指责岳母觉悟不高。妻子对我讲了这些事后，我马上判断出是岳父周围的人把岳父蒙蔽了。那些人蒙蔽岳父的办法就是以庄严的口吻恭维岳父。他们恭维岳父的材料就是搬出岳父早年参加八路军的历史，说岳父是老革命，是真正的“八路”，全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比得过岳父呢！他们背地里计算过了，岳父一个人开工资的级差，差不多可以给两个人每人升一级工资。他们结成了同盟。在讨论给谁升工资的会上，一齐向岳父起恭维，对岳父实行精神贿赂。岳父最喜欢听别人恭维，也最禁不起恭维，于是岳父就一再付出了不长工资的代价。
妻子回家后给我来了信，说她父亲得的是胆道癌，现住在矿务局总医院，由她弟弟陪住，侍候。医院方面和家里人都没有告诉她父亲得的是不治之症，只说是胆囊炎，问题不大。而她父亲就真的相信自己得的是胆囊炎，精神状态还算可以。妻子说，她准备在家住几天，如果她父亲病稳定，她就先回来，等况危急时让她弟弟再给她打电报。看了妻子的信，我承认我的判断失误了。妻子走后第二天，我收到内弟打来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他姐姐速回，既然这么紧急，一定是人危在旦夕，可实际况不是这样。后来我想想，这符合他们家人的性格，他们家的人性子都是那么急，而且躁。妻子了解他们家的人，她的感觉是对的。又过了几天，妻子回到北京。妻子显得很疲惫，好像病了一场。妻子说，她父亲的病都是她弟弟和三芹离婚的事给气的，她哥哥的事也让她父亲很窝心，反正自从她父亲离休后，就没过什么好日子。我同意妻子的说法，妻哥和内弟的事我都知道一些，这话说来就长了。
“四人帮”垮台后的几年，是岳父最辉煌的时期。在此之前，由于派系斗争，岳父一直受排挤，一直不得志。落实政策之后，岳父成了矿上一个部门的头目，负责全矿的生产资料供应和煤炭销售，是实权人物。权和利历来是连在一起的，不少人开始巴结岳父，他们叫岳父“三八式”（指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老革命”，并投其所好，给岳父送些烟酒之类。那时大家还都不富裕，不像现在动辄送彩电，送录相机，送金货，塞钞票，那时送点烟酒小磨香油花生米等日常消费品，就算很不错的礼物了。我老家有一个同学，打听到我岳父握有实权，就找到我，希望我从中牵线搭桥，他要从岳父所在的矿里买一些废旧合金钻头。废旧钻头当然是很便宜的，几毛钱就能买到一只。他买回去稍事打磨，再涂上漆，就可以按新钻头出售，每只可卖十来元。我非常不乐意参与这件事，在岳父面前，我的有些病态的自尊让我从不求岳父办任何事。那时我在矿务局宣传部供职，还没调来北京。我同学装作很可怜，缠在我身边不走。不知他怎么打听到岳父家缺椅子，就从几百里之外的老家给岳父捎来两把塑料条缠就的椅子，椅子的外观不错，像藤椅。同学的借口就是，椅子好不容易运来了，总不能再拿同去吧。我说，不想拿回去，你可以卖掉。同学既不拿回去，也不同意卖掉，他说，我不愿帮他的忙，他只好把椅子留给我。他的说法很不符合逻辑，带有嫁祸于人的意思。没办法，我只好带他去岳父家。岳父留他吃饭。他说出去有点事，又到自由市场买回一只可供宰吃的大公鸡。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举一个切实的小例子，它说明人一旦有了某种权，跟踪而来的利益就会不期而至，有时它是强加给你的，你不想接受也得接受。那个时期，我感觉岳父家的生活水平是直线上升趋势，简直有了钟鸣鼎食的气象。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岳父家摆酒宴的频率越来越高，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在岳父家吃酒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求助干岳父的人，他们虽然花了钱，但酒吃得很拘谨。一种是吃大户的人，他们多是矿上中层干部和岳父的同事，他们觉得岳父的酒来得容易，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就时常撺掇岳父请客，到岳父家挥霍起来毫不疼惜。对这两种人，我都看不起他们，甚至从心里厌恶他们。岳父还好，到他家吃酒洒的人他都热相待，还跟人家划拳行令。岳父不会下棋，不会打扑克，划拳猜枚大概是他所掌握的唯一一种竞技游戏，他乐此不疲。岳父行起令来底气充足，声音高亢，颇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岳父出拳迅猛，指法强健，从不拖泥带水。让人觉得好笑的是岳父划拳时的表，表严肃而凶狠，仿佛不是在赛酒，而是在决斗，这种表马上让我联想起岳父曾经是一个战士，在酒场上，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战士的风格。岳父家居住的家属楼在一个山坡上，是全矿的制高点，楼后面就是农村的田野，我想岳父在和人划拳行令时，大概整座家属楼的人都听得见。听见的人不会有好的反应，他们会嫉妒岳父，说不定还会骂岳父。有一年秋天，我到郑州参加一个文学方面的会议，顺便到离郑州市区不远的矿区去看望岳父。当晚岳父又要和人喝酒，岳父要我和他们一块儿喝。我听说其中一个食客是当年阻挠我和妻子成婚的人，心中大为不悦。我和那人的芥蒂岳父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表明他是个无心的人，表明他对我的轻视，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我借口有事，就到外面去了。我来到楼后面田间的小路上，慢慢地走。天已黑了，下过秋雨的小路有些湿粘，空中浸润着凄凉的气息。鸣秋的虫子叫得已很艰涩，这儿一声，那儿一声，每一声都像是最后的声音。豆子都割完了，玉米棒子也掰下来了，只有玉米秆还留在地里，被淋湿晒黑的玉米秆子有一种固守本土的悲壮感。小路不长，我一会儿就走到了尽头，尽头是一条从省会郑州仲过来的国道，国道蜿蜒曲折，不屈不挠地钻进豫西的大山深处。我拐回来，沿来路往回走。我对田间的小路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它能唤起我对童年生活的同忆，使我对小路有一种认同感。脚下有些扯扯连连，我不用看就知道鞋底粘上了玉米叶子。我停下来，正要把玉米叶子弄掉时，猛听见岳父家窗口传出划拳行令的声响，我辨认出哪家是岳父家的窗户时，觉得那块窗户特别刺目，除了强烈的灯光，我觉得从窗口喷薄而出的还有浓度很高的酒精之气。外面的天是阴沉的，天很黑，这与岳父家的景象形成了对比和反差。岳父仿佛以他家的声、光、气向世界宣告着什么，比如他的成功，他的辉煌。他宣告这些显得理直气壮，无所顾忌。从后来出现的况看，那个时期是岳父家辉煌的顶点，有了顶点就预示着必然要走下坡路。岳父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踌躇满志，决心把辉煌推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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