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荫厚的情况和他哥哥柳荫功一模一样，柳荫厚的原配夫人也被别人称为柳李氏，也是解放后和柳荫厚离婚的，在家每天以泪洗面，养育柳絮远，自己没有了丈夫，不能再让儿子失去家，不过她娘家是贫农，柳荫厚没有和他划清界限，但是因为小老婆看的非常紧，他也很少和大老婆再来往。

有一年，柳荫厚从官城宣传部回来了，带着城里妻子柳遇秋生的小儿子柳絮行。柳遇秋有事情当天就回官城了，柳荫厚在父母那里住了几天也回去了，把小儿子放在家里。絮行还小，柳李氏就让小儿子住到自己家里，每天给他洗脸、做饭。别人就跟小絮行说：“她是你娘呀，你要叫她娘的，你见到她和你爸爸睡在一起没有？”小儿子说看见爸爸和娘睡在一起过，以后就每天“娘、娘”地喊着，柳李氏就高兴地“哎、哎”答应着，但是大儿子柳絮远却始终不认这个小弟弟，他认为是小弟弟的母亲柳遇秋抢走了自己的爹。后来小儿子回到城里去了，有时候还往柳家湾写信说：“我不知道娘就是妈妈，妈妈就是娘，我娘对我真好。可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娘不是妈妈，娘是一个没有丈夫，没有男人娶的野女人……难道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啊娘？”

信被柳絮远偷偷看了，他非常恨城里的女人柳遇秋，就悄悄写信骂那个女人。从那个时候起，小絮行没有再回来过，柳絮远也更加恨柳絮行和他的妈妈柳遇秋。

李师村的李诗雅的前妻比他大三岁。1948年，十八岁的李诗雅参军，留下未婚妻在家。李诗雅的父亲和他的岳父是盟兄弟，他们一起贩卖过私盐，因为这个原因，李诗雅的父亲绝不允许李诗雅悔约退婚，并且在没有新郎的情况下把新娘子娶进家门。1951年，李诗雅的父亲收到李诗雅从外地寄回的平安家书，此时，李诗雅的父亲母亲才知道由副司令做媒，李诗雅娶了一个当护理排长的妻子。为此，李诗雅的父亲在老家那个北屋里赌咒发誓要把李诗雅给诅咒回来，她的母亲一个劲儿地啼哭。残酷的现实和李诗雅的前妻开了个莫大的玩笑，她虽然做了新娘，但是没有和男人过上一夜。当她得知李诗雅再娶的消息，她没有哭，也没有闹，更没有抱怨，而是默默地守候着这个家，照顾着李诗雅的父亲母亲。

1958年的时候李诗雅调动古邑工作后回来过一次，他见前妻的模样并不丑，在父母的撺掇下住在一起了几个晚上，后来就有了儿子李景星，因此李诗雅的前妻离婚不离家，养着老人照顾着孩子，不过时不时她会收到李诗雅偷偷寄给她和儿子以及父母的生活费，还收养了一个儿子叫李宾……那个时候一些老式的­妇­女受封建思想影响，宁可独身也不愿意再婚，不想离开已经建立的家庭，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离婚不离家的女人……

十年###在官场上的流毒是慢慢肃清的，后来地方上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派系问题。而官城“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是严峻的，当时“井冈山”和“硬骨头”两派都有强大的宣传队伍，大字报、大标语、宣传车、广播站等宣传形式和宣传工具无所不有，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对自己人称“革命的”、“造反的”、“亲爱的战友”、“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对另一派称“受蒙蔽的群众”、“可怜的小爬虫”、“保皇派的走狗”、“一伙亡命之徒”；对另一个造反派头头称“匪首”、“变­色­龙”、“可怜虫”；武斗得胜时称“击毙敌若­干­，缴获武器若­干­，投诚起义若­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武斗失利时称某匪又残杀我无辜战友数名，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极具挑唆­性­的语言。对于造反派无非探及的“权力真空地带”两派都自认为“非我莫属”。一部分群众也以我们快“掌权了”，跟着走吃不了亏的心理状态，视“井冈山”和“硬骨头”为家，为“派”拼命。

派­性­斗争起源于北京的红卫兵，那个时代地方上的时尚就是效仿首都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能够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立造反司令部是最大的光荣。派­性­又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事情，一个造反司令部必须是有要人在暗中或者公开支持的，不然就没有合法­性­，有些地方的派­性­斗争又因为领导­干­部的直接介入而更加复杂。因为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打乱了旧的社会秩序，便有一批想维系原来社会秩序的人来做“保皇派”了，在官城叫“硬骨头”而与之相反的是“井冈山”，这两派和古邑的一样，并且有隶属关系。甚至一家人也分为两个派，争吵到反目成仇，恩恩怨怨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

官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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