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就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大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像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团的作风已经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百团大战”。骑兵团主要在冀南和鲁西一带游动警戒，担任策应任务。

10月份，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名叫曾玉良（1943年牺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团骑兵二连当少校连长，该团的另一位连长是化名为“周玉隆”的周纯麟（开国少将），两人一起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40年初，流落新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开着苏式大卡车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一二九师骑兵团，周纯麟则去彭雪枫部组建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两个骑兵团又分别被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同样的称号——哥萨克骑兵。

曾玉良和况玉纯也是老熟人。在红三十军的时候，曾团长是军部作战参谋，况政委是军部书记官。西路军战败时，曾参谋突围跑到了星星峡，况书记官讨饭去了延安。现在再度共事，两人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刚开始，曾玉良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团长），主要负责部队训练。

在以前，骑兵的军事训练是“野”的，强调“乘骑冲锋快如风”，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因此，骑兵们的劈刺动作各有门派，骑马姿势千奇百怪，进攻时不讲究相互保护，行军时的队列也不整齐。曾玉良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

按曾团长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策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马蹄轻盈，骑手挺直身体观察情况（这姿态挺美的，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作战的时候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动作相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样）；另外，“常步”是行军步伐，“大跑”就是冲刺。

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着地，“嗒嗒嗒嗒”四节拍（小步走得好的战马，后蹄子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时候速度快了，斜对着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大跑起来，战马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觉是三拍。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还有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单位有小队形，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过去，骑兵口令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吆喝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小毛驴叫一声“驾”，骑兵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得下大力气。

大刘的班上有两个老兵——王占奎（1942年牺牲）和刘金魁。王占奎是投诚的俘虏，原先是西北军的马夫，而刘金魁是被撤职离开团部斥候队的。“川老汉”受处分的原因是他遛马的时候到河边洗衣服，结果战马偷跑进老百姓的菜地，吃掉了好一大片苜蓿。老乡们告到团部，刘金魁副排长只好卷起铺盖到二连来当兵。不过他好像挺无所谓的，还嬉皮笑脸地说：“老子洗衣服洗裤子，一不小心把官帽洗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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