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圈里的人们在弹雨下奋力地奔跑着，终于，他们的奔跑停留在了王行杖东南方的霍庄。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一百三十四位勇士被俘了。

鬼子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八路军领导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四十九个战士跳进坑里，没有一句回答。鬼子拷打­干­校的学员，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男青年被火烧死，女青年被开水烫死；而敌人得到的，除了歌声，就是骂声。

在霍庄，一百三十多位­干­部战士和­干­校学员全部被杀害，这些烈士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

包围圈里牺牲惨重，但总部机关大部分冲了出来，冀南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也全部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事后想来，如果骑兵团的突破延误半个小时，或者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早到王行杖村半个小时，这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突围人员向西转移时，是包围圈里的人们奋力向东突击才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也正是由于他们宁死不屈、坚守秘密，才使敌人无从判断总部领导的去向。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包围圈里的烈士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上级首长和战友们的脱险创造了条件。

1942年4月29日下午5点，骑兵团掩护着冀南区党政军机关继续向西突围。

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是日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有鬼子的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敌人在外圈来回游动，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为避开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有走大道，而是选择道沟比较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鬼子为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结果就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沿途经过的地方显然发生过战斗，随处可以见到一摊一摊的血迹和遇难者的遗体。大部分烈士的衣服都是被解开的。在当时，从八路军的军服上判别不出阵亡者的身份，敌人要靠检查身上有没有携带钢笔或者文件之类的物品，才能确认死者是­干­部还是士兵。

刘春雷和刘金魁被临时抽调担任斥候任务。经过先前的苦战，斥候骑兵已损失殆尽，他俩又­干­起了老本行。进行越前搜索的时候，除了判断周围枪声的疏密情况，还要观察四周有没有日军尸体。如果没有，说明敌人已经打扫过战场，走远了；如果有，则说明日军后续部队有可能马上会到，要提高警惕。

在路边，大刘看见两具八路军战士的遗体，前面的一个倒卧在地上，左手抓着一顶日军军帽，右手血­肉­模糊，显然是和敌人­肉­搏后牺牲的。后面的一个手里攥着一把刺刀，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至死都保持着想要爬行上前去援助战友的姿态。刘春雷忽然认出后面的那位烈士，竟然是骑兵团的“逃兵”，曾经想拉他一起去做买卖的同乡崔秉志！从军服标志上看，他已参加了新七旅。

崔秉志终于没有留在家里苟且偷生，最终还是英勇地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走到大辛庄附近，斥候骑兵又遇到了二十多个新七旅的战士，他们是二十一团的后卫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打散了。据他们说，这里是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前面有鬼子骑兵挡路，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