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19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19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19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欢◇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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