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顿饭，冬子有时还误以为，自己离­精­英人士很近。这顿饭是孙总要请那几个打球认识的专家们，当然，这次是冬子付账，因为彭总交代过，孙总在西安的一切消费，都由公司负责。

而他们聚会的地点，却是另一位篮球伙伴提供的，在西安交大的某外宾楼。因为，那家伙，就是西安交大的副教授。说是那里有一个日式餐厅，岛国菜很好。

冬子有些不明白，一伙大老爷们，篮球场上，技术与­性­格双粗糙的逼近中年猥琐男，头发不多，爱好还很独特。

当然，冬子自己也没吃过岛国菜，不知道日式餐究竟是些什么样子，只是在电影上看过。在街头，偶尔只是吃过几块寿司或者生鱼片，对它们不是太感兴趣。

寿司这东西，在冬子这个中国式厨子来看，就是海苔包冷饭。而生鱼片，就是生鱼片，切得薄一点，加些芥末而已。表面上清淡，但始终因为生冷而腥的味道，有另外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不太协调，比较生硬，不是冬子心中的美味。

他和孙总作为主人，当然是先到的。在一楼大堂喝咖啡，听那位交大的副教授谈天。原来，这里是给外籍老师住宿地，当然，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同，西餐与日餐，也就成了餐厅供应的主流。

交大作为国内著名的高校，有大量的外籍教师，不到这里来，你就不明白，什么叫科学无国界。这位教授电子工程的教授，他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但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却是一个日籍教授。

而孙总的导师，是英国帝国理工毕业的博士，他的导师，也就算是孙总的师爷了，却是在英国教书的以­色­列籍犹太人。

此时，电梯间出来一个岛国女人，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当她突然出现时，冬子还是觉得被震撼了。和服，这个只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东西，突然出现在面前，这种繁琐的有点复古的装束，穿戴在一个脸上画了浓妆的中年­妇­女身上，她勾头弯腰的样子，好像要准备给人行礼鞠躬，但她身边却根本没有人。

夏天穿着这一身行头，虽然一手提包一手拿着个折扇，虽然那和服看起来是丝绸质地，但你总觉得，她看起来太热，毕竟她后腰上，背了一个没用的包袱，那只是和服的一个装饰与款式。脚下穿着的拖鞋，居然还穿了白­色­的袜子，“嗒嗒嗒”地走过前厅。就是厚厚的地毯，也抑制不了那清脆快速的脚步声音。低眉顺眼的她，回头看了看电梯，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门口，出了大门。

冬子他们三人中，孙总与交大的副教授，都没太注意这个岛国­妇­女，当然，也都看见了。冬子认为，他们俩不在意这个女人，估计是见多了的，见怪不惊。

过了几分钟，出现一个老头。如果不是他的神态，任何人也猜不出他是岛国人。通常的衬衣与西服，在这个夏天不算出格，因为出席正式场合的人，肯定只穿件衬衣是不太合适的。但他迅速在大厅，低着头寻找着什么的样子，他那略显瘦小的身材配合他那滴溜乱转的眼神，都知道他在找人。

他最突出的特点，是那略微躬起的腰与那灵活的脖子，就好比一个压抑不往跳动的心，被五指山压住了身子。冬子对孙总两人脱口而出：“这是齐天大圣的队伍吗？”

谁知副教授马上对冬子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冬子马上就不说话了。那位岛国人在门口迅速张望了一下，也出门去了。出门时，回头看了冬子一眼，冬子没敢跟他对眼神。

“那是一位岛国教授，教微电路及芯片制作的，很厉害的人。前面走的是他夫人，两人在交大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小陈你刚才说的那话，我不知道他听到没有。人家是用中文上课的，你的，明白？”

最后，这位副教授借用了我们平时常见的抗日神剧中所谓日本人说中国话的风格，有些幽默。

冬子却笑不出来了，自己把人家当猴子，并没有故意伤害人家的意思。但人家如此听到并且听懂了，就伤害到人家了。所以，他离开前最后看自己那一眼，究竟有几个意思？

冬子从小在班上是以开玩笑而闻名全班的，Сhā科打浑，一直被冬子自认为是自己的强项，但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此时，冬子第一次觉得，自己连开玩笑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老外懂中文。

冬子听网友们说过，也有几个海外留学的网友，吹嘘着，在外国人眼中，中文是多么的难于上青天，这给冬子一个错觉，以为中文，老外中只有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才学得会。想不到，一个资深的岛国电子学专家，居然用中文给中国的学生授课，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等要请的客人们，陆续开始来喝咖啡时，冬子更觉得自己与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因为他们说话时，虽然是以普通话为基础，但也夹杂着自己许多的地方口音。那位打球穿红运动服的教授是福建人，他明显的h与f不分，但自信自己说得自然。

优秀的人，就是有缺点，也不需要解释。大家好像并没有对他的地方口音提出异义。但是，他们讲话的过程中，倒是对某个专业名词，借用了什么英语单词，甚至有的单词不像是英语的，有舌头打嘟噜的腔调，估计是俄语吧。

等到大家都到齐了，进入包厢，其实就是被分隔的塌塌米式的地方，大家都盘腿或者跪着坐在地板上，虽然地板上有地毯，并不硌膝盖，但冬子却很不适应。毕竟，这种类似于跪的姿势，在冬子看来，有点类似于中国最特殊的礼仪，自己父母去世后，就有体会，跪总与拜相联系的。

好在，有几个不羁的伙计，伸脚箕坐的，姿势随便，不那么严肃。菜上来后，都是一人一份的那种，摆盘­精­致，颜­色­对比鲜明。

冬子对颜­色­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看出来，岛国菜，对于颜­色­的掌控，有他独到的地方。一般来说，用相邻­色­是最安全保险的。比如我们用的酱油与醋，暗紫­色­与淡黑­色­，就是相邻­色­。再比如，雪白的鱼­肉­上用白­色­的葱根，也算是颜­色­相邻。在­色­系中24­色­谱里面，画成一个圆，如果这两个颜­色­与圆心的连线夹角小于90度，就算很相邻了。但如果大于90度甚至接近180度，那就是对比­色­。

在中国菜系里，用对比­色­最严重的，莫过于川菜了，比如红­色­的辣椒配上绿­色­的葱花，这就是严重对比。但这种对比是非常冒险的。要不然，别人怎么会说：红配绿、丑到底。

而岛国菜系，运用了大量的对比­色­，而且，运用得很好，很夺目，但并不冲突，这是他们颜­色­运用上的成功。冷盘与热菜兼搭，清酒用热水温过，这种氛围，适合于长谈。怪不得，请他们到这里来吃，这根本就是一个长谈会。

这话题居然很集中，在不同专业的三四十岁油腻男中，大家居然可以找到共识，那就是工业党。

话题当然是交大那位副教授先发起的，这算是他的主场。“孙总，你是在工业第一线的，你说，中国算是陶瓷大国吧，怎么，你们原来最开始的品牌，怎么是意大利的呢？如果按传统产业算，这最好的瓷砖工业，应该产生在景德镇，对吗？”

“当工业革命产生之后，小作坊的命运，只有靠手工延续，只有靠艺术包装，无法成为大众的消费品了。”孙总这一段话，让冬子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于是，大家开始对这种现象各抒已见。有的说，中国是世界传统的瓷器大国，但因为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一直在手工业的规模里打转，所以扩大不了产品规模。

另一位提出，这不光是规模问题，还是一个标准化问题。要知道，人工车出来的器物，是无法做到尺寸与规格上的标准化，也就造成了一个师傅一个样，根本无法进行标准计量。

冬子知道，所谓标准计量，这个词，与工业革命有关，其实在历史上，秦始皇统一文字，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也有将计量标准化的内容。但，这种革命，只是初步的，在农业社会里，它无法进一步深化­精­细。

交大副教授延伸了这个话题：“中国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就在今天的西安发布政令，统一度量衡，但是，统一的­精­细度从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为什么？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计量是粮食，而粮食就从我们最小的颗粒为单位，所以，长度的­精­度，只需要达到毫米这种级别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后面更­精­细的单位。”

冬子一听，这说得真有道理。人民当时最需要的­精­度，也就是一颗粮食。达到这种­精­度，就可以了，所以，缺乏了继续发展的必要与动力。

而孙总是这个话题的总结人：“其实，不光是产品无法­精­准计量，而且生产也无法­精­准计量。比如中国瓷器几百年前传入欧洲后，曾经也风靡一时，但后来，法国人发明的低温瓷器，样子新颖、图画鲜艳、价格便宜，就迅速占领了市场。而中国，只知道高温瓷器，总在手工艺的摸索之中，无法得到革命­性­的进展，甚至到了嘉庆时期，连仿制元代的青花，都没办法复原了，技术反而退步了。为什么呢？计量与数学是一切工业的基础，温度控制多少，釉彩配方的­精­准比例与元素，温度变化导致的窑变，微量元素的比例，模具制作的标准化­操­作，这些都无法突破。仅凭口传心授的经验，有可能导致一代不如一代。”

冬子的厨艺，就比不上父亲，这也算一代不如一代吗？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工业化，是一个补课的过程。当这个课补完了，我们就进入大规模探索阶段，所以，我到西安来做试验，算是摸索中的一环。哪怕失败了，也可以证明我这个方案不行，让后人不再重复我的错误，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