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高祖兴起时，废除苛政，约法三章，四海之内，莫不欢欣。

等到后来，发令越来越多，也越发严密，就连亲戚朋友之间馈赠一点桃李蔬菜，都成为了行贿的赃物；小小的过错，跟天下的大义无关，也会被判处严酷的死刑。

相反地，那些贪官污吏，官官相护，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随意解释歪曲法律，用自己的权力超越或凌驾法律，自身反倒没有任何问题。

法律发令的条款太多太细，执行起来反倒更加困难，缺乏操作性，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情发生，更加损害法律的尊严和威信。法律最终却成为了迫害善良百姓的工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法律最终失去了他的公信力，再也没有谁会信任，也就失去了他的约束强制的效力。法令不能遏阻人们犯罪，上下互相逃避掩护，弊病更深。

因此，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劳而无功地制定若干的法律条文，不如继续沿用那些既定的没有多大争议的法律条令，不做大的调整，严格执行就行！”

刘秀深以为是。

梁统表示异议，他继续进言：

“光禄勋大人，在下所作的请求，并不是一味地要求陛下运用严刑峻法治国，而是强调《书经》中的道理‘治理人民，刑法应该适中’，不失为重，也不失为轻。

因为这样，所以从高祖到孝宣（十任帝刘询）皇帝当政，才会社会秩序，井然有条。

可是后来，盗贼增多，社会混乱，都是刑法宽严不当的结果，造成愚昧的人，容易触犯法网。

尤其是地方豪强和恶霸势力，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是越发嚣张，甚至开始独霸基层地方朝廷，以土皇帝自居，俨然形成一股割据势力，致使朝廷政令不通。

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就难以铲除他们的势力，就会使使社会不得安宁。

由此观察，臣以为，种种恶果，都是刑法过轻造成。刑法太轻，反倒容易激起大祸，增加人们的侥幸心理。就是说，对奸恶的人宽大，就是谋害忠良！请陛下明鉴！”

杜林旗帜鲜明，依然表示反对：

“陛下，太中大夫的推论，是犯了以果为因的毛病。

盗贼增多，社会混乱，并不仅仅是法律自身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宽严不当的问题。而恰恰的证明了主要是法律的执行层面出了严重的问题，没有认真履行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法律不是某人的法律，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天下人的行为准则。

如果法律只是黎民百姓的枷锁，而不能约束有权有势的官吏人等，不能保护弱小，保护良善，那么最终，法律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官吏们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利，谋私，违法乱纪，你怎么能够用法律禁止百姓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制定的法律越多，越会成为奴役百姓，残害百姓的工具。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法律只是迫害弱者而不是保护弱者的工具；到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无论是官吏，还是百姓，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们都会为法律的形同虚设付出他们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他们自己的宝贵生命。

我们的官吏们，常常误以为法律限制了他们的为所欲为的权力，把法律看成了他们可以任意践踏的奴婢。

却不知道，法律也有保护他们的功能，尤其是当他们失去权力的呵护时。

所以，微臣以为，还是沿用既定的法律，严格执行就行！既不用加重，也不需减轻。”

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刘秀只得下旨，把讨论暂时搁置，等时机成熟时，再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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