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人哪，好人在里面都是­精­品，自古难求一­精­品。我上辈子说不定­干­了什么坏事，现在得到报应了，我从小到大就没碰上过一个好人。”顾文英越说越气。

“我也是。”

“你又是怎么个情况？”

“我被一个40岁的大学教授骗了。他答应我会跟他太太离婚，然后跟我结婚，我痴痴等了他三年，为他堕了两次胎，最后他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想让我女儿失去父爱，她比你更需要我。我太傻了??”

“你没事爱一个可以做你父亲的教授­干­什么？”顾文英气急败坏地埋怨道。

“你不知道他有多英俊，多潇洒，很多女生都追求他，现在看来，我只是他的一个玩物罢了。”说着说着，珊曼尼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顾文英抚着珊曼尼的肩膀，安慰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俩同病相怜啊！你遇到的是白天教授晚上野兽；我遇到的是，人前是导演，人后脱裤子自己演。”

露天小酒吧坐落在爱多亚路（*enue Eduard VII），坐在这里可以看见那座酒店楼顶的大钟，此时它刚刚敲了六下，正是残阳如血的时候。红红的天空让人想起1937年8月14日这个令人悲伤的日子，那是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一架中国飞机在去轰炸日本出云号军舰的途中，受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结果将原打算扔到跑马厅空地上的两枚重磅炸弹，误投到爱多亚路和虞洽卿路路口中央，炸死了拥挤在十字路口东南角大世界娱乐场前等候施粥的数千难民。血流成河的记忆，每个进入这条街道的上海人的思想空间都不由自主被染红了，此时也是，两个唏嘘不已的女人全身通红，述说着各自的不幸。

“想让我帮你带进去？”顾文英用血红的指甲把烟蒂弹了出去，问道。

“嗯！”珊曼尼点点头。

“我每天在里面鬼混的目的是，与其让穷酸恶臭的导演玩，不如跟这些国家­精­英玩，他们的欲望很直白，不会拿艺术做幌子。你看！”顾文英伸出白­嫩­的手指，向珊曼尼炫耀戴在上面的一颗绿­色­宝石钻戒，“导演才不会送这个呢，他们只知道送花，酸死了！”

珊曼尼对钻戒没兴趣，她问顾文英：“你刚才说他们是国家­精­英？”

“是我这么称呼他们的。他们跟日本人合作，最起码不打仗是吧？我想，未来的中国说不定属于他们，而不是逃到重庆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