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就是遭到土匪的伏击全军覆灭的这次了。说全军覆没夸张了一点。我父亲又说，等到天亮土匪逃窜，他清点人数，发现也就死了十来个没长胡子的小­嫩­兵，其他本来以为英勇牺牲了的同志，像僵尸奇兵一样纷纷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大部分都毫发无损。

总之，我父亲的故事破绽百出，前后矛盾，虚假难分。我们还小，我们最爱听的故事就是打仗的故事。我们甘心情愿地挨着蚊叮虫咬，忍受着驱赶蚊虫的稻草束的浓烟薰烤，听他讲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故事中有我父亲，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故事才显得生动真实。我每次都希望从父亲的故事中看到光明的尾巴，哪怕这些尾巴是他自己杜撰的也行，也能够多少满足我的虚荣心。我父亲却没有满足我的愿望。我不知道究竟是我父亲的故事修正了我对电影的看法呢，还是电影让我对我父亲的故事产生了怀疑。在电影里，我们的同志很少失败，即使是失败，也失败得很光彩。在我父亲的故事里，我们的人也常常失败，败得很狼狈。

我父亲讲故事时不懂得为自己修饰。

就像所有故事都有一个不太­精­彩的结尾一样，我父亲自己的故事也非常糟糕。

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转业，回到罗州，组织上安排他去某个偏远的农场当党委书记。我父亲当书记没有几年，就因为反对在农场里放高产卫星而自动离职。地委副书记张民德来农场视察，不懂装懂，急于大放卫星，硬要我父亲下令把橙子的主根砍掉，说这样可以结出数倍于此前的果实。

我父亲说：“橙子树的主根就像我们的脖子，砍掉脖子，还怎么活？”

张民德同志闻言大怒：“钟世恒同志，请你注意组织纪律！”

我父亲说：“脖子都砍了还谈什么组织纪律？”

张民德同志暴跳如雷：“他­奶­­奶­的熊，你不砍是吧？老子把你的脑袋给砍了！”

气氛非常紧张。我父亲把张民德同志骑在地上，痛揍了一顿，回家草草收拾收拾，带着我母亲溜了。

我父亲说，丢喇嘛，老子不做你这个烂场长烂书记了！

他不是溜回父辈祖辈生于斯长于斯的风稍村，而是带着我母亲跑到离风稍村二十几里外的坡脊上择地建屋，傍水而居，自动削职为民。尘埃落定之后，他们开始接连不断地生孩子。等我们长得足够大，可以像阿猫阿狗一样到处乱跑，乱蹦乱跳的时候，他在刚到坡脊时栽下的五棵番石榴树也已经枝叶繁茂，花果累累了。这五棵飘香的番石榴树围拢起来的空地，成了我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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