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说：“我去找人给你修车。”

我八叔说：“我给大哥搬家可以，但是他得出钱。”

我父亲说：“八弟，大哥是自己家里人，钱的问题以后再谈。”

我八叔说：“大哥是个铁公­鸡­，他不肯出钱就免谈！”

这笔搬家运费最后还是我父亲替我大伯垫付。每车五十元，三车总共一百五十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真正的巨款。拿到这笔钱之后，我八叔没有麻烦我父亲，而是用其中的二十块钱，从罗州国营拖拉机修理厂里，恭恭敬敬地请来了一位威水十足的师傅。我八叔先是请这位师傅吃了一只足足有三四斤重的大肥­鸡­，喝了两斤火辣辣的烧酒，又接着请这位师傅饮了一大锅味道鲜美无比的蹄膀黄豆汤，修车师傅这才心满意足，这才高抬贵手，这才正眼不瞧我八叔一下，在我八叔汽车的某些部位上东敲敲西打打，不费吹灰之力，把汽车修好了。

我八叔开着这辆挡风玻璃已经不翼而飞，帆布雨蓬千疮百孔，车身油漆剥落生锈的汽车，轰隆隆地上路。

我大伯搬家的声势极其浩大，光家俱就有一大屋子。当然这些所谓的家俱在别人手里早就劈柴烧饭了，我大伯却当成了宝贝。他还有十几只大大小小的箱子，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足足占了半个车厢。在当时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里，我大伯怎么能够积攒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怀疑他连自己婴儿时期用过的尿布都细心地收藏到现在。由于天生吝啬，除了我大堂哥钟文堂之外，他无论谁都不肯多花一分钱。我大堂姐出嫁时他就送了一口已经破了几个洞，用牙膏壳熔化堵了眼的铁锅，我二堂姐出嫁时的嫁妆是一床发黄的黄麻蚊帐。我大堂姐和二堂姐感到非常伤心，很没面子，发誓再也不回娘家了。她们也就是发发誓而已，娘家除了我大伯之外，还有我大婶呢。我大婶姜美娥是一个闷声不响，历尽沧桑的女人。听说原来做过妓汝，后来从良了，嫁给我大伯。我看见她时，她显得比我七十四岁的­奶­­奶­还要苍老。我大伯那时也已经五十八岁，他明显是一个真正的老头子；跟上上个世纪末、也就是一八九九年冬天出生我爷爷站在一起，很难分清楚究竟谁老谁少。

我爷爷搬回坡脊时，正好周岁八十，虚岁八十有一。我爷爷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十分神勇，能够挑起一副重达六七十斤的担子到处转悠，叫卖小杂货。据说他挣了不少钱，这些钱都被我­奶­­奶­罗秀茭藏了起来，她谁也不给，说是自己留着卖棺材用。但是我们都听说了，这些钱悄悄地流入我八叔的手里。我­奶­­奶­对我八叔的溺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我八叔说他身上长了一双翅膀会腾空而起，我­奶­­奶­也绝对不会怀疑。

我大伯年轻时极其好赌，他和我爷爷两个人赌博上瘾，把我­奶­­奶­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产输了个­精­光。临解放时，他们由小康水平的城市工商业小业主，摇身一变，成了家徒四壁的城市贫民。据说在一九四九年夏末秋初，我大伯因为赌博输红了眼，一转身钻进罗州县政府开设的招兵办事处，准备当个国民党反动派士兵，混点吃混点喝再混点饷银，然后再杀到赌场赌它个天昏地暗。有人通知我­奶­­奶­。我­奶­­奶­心急火燎地赶到招兵办，我大伯已经穿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服。他头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帽子，身背一杆步枪，领了十几块大洋的饷银，吃过了办事处的饭菜，喝了几两米酒，准备开拔广西前线跟共产党的解放军作战。我­奶­­奶­进得门来，找到我大伯，二话不说，当堂十几个耳光刮过去，然后一脚踹倒。旋即，她扑倒在地上，呼天抢地，向办事处主任、当时我们钟氏家族最着名的人物钟德生求饶，说了很多当时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大话假话谎话空话，弄得招兵办事处里的人感动不已，泪水涟涟。凭着她三寸不烂之舌的上下翻飞，唾沫星子的四处乱蹦，外加上钟德生的温和，我大伯被我­奶­­奶­领回去了。

我大伯还为此埋怨过我­奶­­奶­。他说，要不是我­奶­­奶­的阻挠，他现在也已经是台湾同胞了。我大伯说这话的理由是原籍罗州的台湾同胞王老六返乡探亲的风光。王老六参加国民党的原因跟我大伯也差不多，他当时也是在赌场输红了眼，把自己的老窦老母老婆甚至自己的短裤都输光了，还是无法翻盘。由于欠下巨额赌资无法偿还，赌场老板遂决定拿王老六的身体开刀，看能不能把他拆了论斤论两卖点钱。他的那些打手都是杀牛宰猪出身，切人只是小菜一碟。王老六逃到征兵办事处，火速按了一个手印，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俗话说，按了卖身印，阎王也不听。王老六当上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身的戎装，赌场老板只好带着他的几个杀猪出身的打手悻悻然回去了。王老六命好，还没有开赴广西前线，就因为白崇禧的桂系方面军抵挡不住，连夜撤到海南；又从海南撤到台湾，守了几年南沙某小岛，退伍回到台湾本岛，摇身一变，正式成了台湾同胞。王老六用退休金做橡胶生意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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