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样通过人与事的变动来确定时间坐标。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小学五年级毕业。我毕业考试的成绩不佳，语文和数学加起来刚好九十九分。我父亲对这个分数并不感到惊讶，而是简简单单地说，九十九好，是十位数中最大的数字。在我个人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我即将以语文和数学两门考试加起来刚好九十九分的成绩升上初中了。

当时我大姐刚刚高中毕业，在河­唇­副食品商店工作。她走了后门，向河­唇­初级中学交了一笔钱，让我读了初中。于是，我就进入了初一〈4〉班。四班里全都是差等生，靠各种关系混进来。在这个班里，我的成绩竟然还算中等偏上，很多同学两门课的分数加起来甚至还不到五十分。这样，我作为一名相当优秀的差等生，受到了班主任罗玉斌老师的赏识。罗老师刚刚从雷州师范学校毕业，还有些自命不凡，很想­干­出一番成绩。他感到在我们河­唇­初级中学里有这种条件。我们河­唇­初级中学的老师大多数都是野路子出身，来路不明。教英文的刚刚认全二十六个字母，语文老师常常念错别字，数学老师一问三不知连勾股定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像罗玉斌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人才，理应该受到重用，应该让他去担任尖子生班初一〈1〉的班主任。但是学校恰恰分配他来做我们的班主任，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说实在的，别说刚刚毕业的罗玉斌老师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教师，对我们这些差等生都会深感头痛。

我们是差等生，但是并非生下来就想让别人头痛的。老师们对我们头痛，我们一点都不反对，甚至还自鸣得意。我们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以便让老师们更加头痛难忍。

我本人也是这样。我反正已经破罐破摔了，正准备将自己摔成粉末，然后从初中毕业。没有想到罗玉斌老师竟然对我青眼有加，这让我受宠若惊。

罗玉斌老师的专业是数学，而我本人自小就害怕数学。我在班上叠叠纸飞机可以，解方程式却相当头痛。来到河­唇­初级中学上学，是我走出比蝌蚪还小十倍的坡脊，接触新鲜事物的第一步。我的成绩不好不坏，手工能力极其一般，在班上不引人注目。我叠的纸飞机总是有问题，不能像我的同桌王戈叠的那样，能够在教室的空中姿势优美地飞翔。我叠的纸飞机往往是一头冲上半空，又一头倒栽葱掉下来。我跟人的交际能力一般，但是爱凑热闹；我喜欢胡闹，但也没有达到非作歹的地步。我暗恋有马尾巴辫的女同学张春芳，却连在她的后背上涂粉笔灰的胆量都没有。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男子汉，我不得不壮着胆子去招惹张春芳。但张春芳能够进入我们四班，也不是好惹的。

有一次，张春芳转身走到我的跟前，甜甜地叫了一声：钟文理。我受宠若惊，正不知道云里雾里，她就一脚把我踹倒在座位上，头也不回，趾高气扬地走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张春芳在班上有一伙女同学死党，凡是遇到要欺负男生这种事情，就一块上。她们比较团结，因此很有战斗力，一般男生都怕她们，甚至还想讨好她们。我们男生总是窝里斗，小小年纪就对当告密者做叛徒很有心得。

我还暗暗跟一个名叫吴婉清的女同学较劲，比赛做好人好事。我总是想早早来教室里，把教室打扫­干­净然，后装得若无其事，以便得到罗玉斌老师的表扬。但是我每次兴冲冲地冲入教室时，都发现教室已经被吴婉清同学打扫­干­净了。无论我起得多早，吴婉清同学都会赶在我的前面。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样也很失败。在那个阶段，我一直企图突破个人能力的局限，但是我发现自己连一个女同学都比不上。于是我渐渐地有些心灰意懒。就像是一只穿山甲，当着大家的面，就地一掘，挖了一个洞土遁了。我年纪还小，我意志不坚定，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革命还有Ｇao潮和低潮呢？在这个时候，我极其需要一个人生道路的引路人，来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我总是遭到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打击。长此以往，我的最终发展方向就是一个小混混，最多变成一个混迹街头的小流氓。

就在这时候，我们在初中二年级时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叫吴卓寿，脸扁扁的，眼睛大大的，脑子极其活跃，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新点子。我念初一时，吴老师曾经辞职去当司机。他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好像也是东风牌的，到处给人运东西。这点他跟我八叔颇为相似。这样­干­了不到半年，似乎没有发什么大财，他又回到我们河­唇­初级中学，继续当语文老师。吴老师语文都教了我们什么，现在我全部都忘记了。关于吴老师的全部记忆，现在仅仅留下了一句话。

有一天，吴老师说：“钟文理，要好好读书啊。”

我说：“做什么要好好读书？”

吴老师说：“读好书你才能考上大学啊。”

我说：“上大学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