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电视，我们终于可以天天看电影，天天过节了。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当中最为难忘。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我的少年时代之所以闪闪发光，可以在那个由长长的黯淡记忆构成主线的小镇上现出靓丽的­色­泽，一切都跟电视有关。

电视改变了我们整个小镇的记忆方式。

对于我们家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在粮站购买电视一年之后。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们的脖子都拉长了。我们像长颈鹿一样，在门里门外溜达，盼望着乘车从河­唇­公社回来的大姐。我大姐将会给我们带回来翘首以盼的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大姐给我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电视机，还有在我们小镇上独一无二的收录机。这件事情在我们坡脊镇产生了近乎地震般的轰动效应。我们家的电视机是除了粮站之外的第二台电视机，作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家用电器，这台电视机可谓是珍贵无比。这台十四寸的东宝牌黑白电视机当时价值六百多文钱，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当时的六百多文钱，按照生活水平和实际的购买力折算，等于现在的两万多文。在当时，就是这么昂贵的电视机，普通老百姓还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到。我大姐托了很多人，求爷爷告­奶­­奶­，弄到了一张购机证。她在县城排了一整天的队，才拿到一台。

这台价值连城的电视机给我们家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它所引起的轰动，在我们坡脊方圆几十里地经久不息。我们还没有作出正式的邀请，人们自己就带着凳子椅子，长途跋涉来我们家观看电视了。我们敞开大门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我们慷慨大方，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最有利的位置已经被我们和我们的关系户占领，后来者只能远远地排在外面。最后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电视，只能瞥见闪动的光线，听见一些含混的声音。这样他们也很满足了。他们很安分，他们很知足，他们会不断地询问前面的人又怎么怎么了。前面的人回答说已经怎么怎么了，大家都很高兴。在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的看电视时间，都是一场热闹的聚会。这种聚会打破了我们生活中近乎恒久不变的黑暗的夜晚，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亮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党，虽然张春红和姜红卫对我百般取媚，但是我只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张春芳。

周末从河­唇­初级中学回来，看电视是一种令人激动的事情。

我说：“还踹我吗？”

张春芳温柔地说：“不踹了，我怎么会踹你呢？”

上学之后，张春芳继续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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