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宋查理自从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清事业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也开始走红了。彼时的林乐知不再和他为难，不久他被提升为正式牧师，接着又凋到上海地区，进一步接近中国财政和革命的中心。
为了反清事业的需要，也为了自己的生计，宋查理迫切地感到他需要钱。在美国经商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儒目染，他很快看出了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查理当了一段时间的批发商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自己办一个印刷厂，用当地生产的便宜纸张、硬板纸封皮和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印刷这些书刊。从宗教方面看，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提供了帮助。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宋查理的主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筹办过程中，宋查理又听取别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种稻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可以猛增。
宋查理为自己的事业所鼓舞，整天东奔西跑。他的急性子这时显现得更明显，他吃饭快走路快办事快，而且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有一天，他与一个三合会的掌门人约好在一家咖啡店接头洽谈有关厂址的几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两小时那个掌门人还没到，宋查理怒火冲天，不顾天下着大雨，一口气跑到掌门人家里，只见他正和几个人打麻将。宋查理一言不发，上去把麻将桌“哗啦”一声掀翻在地。三合会内部的规矩非常严厉，冲撞会首有可能被秘密处死。宋查理却不管不顾，指住掌门人的鼻子就吼：“约好的时间为什么不遵守？”
掌门人倒很宽容：“查理，没看见天在下雨吗？瞧你淋得落汤鸡似的。”
宋查理火气更大：“原来是因为下雨，下雨算什么？约好的事情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办！”
掌门人也来了气：“既然下雨，约定的事就自动取消了。历来都是如此，你在那里傻等能怪我吗？”
当时宋查理想不到还有下雨就取消约定这一说，他气呼呼地喊：“时间，时间！”
“什么时间？你少来这一套！这不是美国，不是军队！时间有的是，今天办不了，还有明天，你急什么？”
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就是这样，平时约好的时间晚两三个小时都是常事。宋查理回国后吃这样的苦头太多了，他干脆大吵着来一次总发泄。掌门人后来感到实在有损尊严，威胁要对宋查理进行惩处。宋查理警告如果会众不养成良好的遵守时间的习惯，则将一事无成。这次争吵提高了宋查理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良好。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宋查理的名气交给他经营。宋查理作为一个实业家，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宋查理结婚几年了，因为经济上的困境，他们夫妇一直不敢要孩子。宋查理怕在贫困中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于是，宋查理决定造一所房子，并要生一个孩子。
当即宋查理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这一选择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国外养成的怪癖的表现之一。这时的上海，是个地道的“万国总会”。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人口也涌向这里。官宦、商贾、财主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有的相互勾结发展成黑社会团体。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嫖。至于建房，有钱的人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宋查理居然要建在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当中，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有远见的。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很有现代的别墅味道。而且他的房子建好后，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帮助他们建房，这一带很快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他门前的大街称为东有恒路。他搬往别处后，当初在廉价的地皮上建造的这所房子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租金收人。当然那是后话。他最初在这里建房时，四周确是一片田园风光，他是出于为孩子提供一处适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而特意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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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查理亲自设计了式样。就当建房开始的时候，夫人倪桂珍怀孕了。宋查理干劲十足，他跟夫人肚里的孩子比速度，要看看是孩子先出生还是房子先建好。
宋查理设计的是一所中西合壁、风格独特的建筑。为了孩子着想，房子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向远处绕个弯再拐回来，很有点风水先生们讲究的“砂环水绕、灵气所聚” 的味道。小河上，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指引着进门的路径。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内有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有查理的书房、餐厅，又配有红木方桌和立式小凳的中式客厅，摆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的西式客厅。沿着油漆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每间卧室里都是精美舒适带有弹簧的美式沙发床。浴室里安装着考究的苏州澡盆。这种盆外面镶着名贵的抽木龙雕，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釉质陶瓷。盆里装有冷水龙头，热水要在楼下烧好提上来。在电没有接来之前，整个房间的取暖由煤气加热炉供给。这在当时是相当豪华了。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菜园，自己栽种蔬菜。宋查理还从美国订购了棕榈等他喜爱的植物，对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美化。对于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破旧草房的宋查理来说，这真是一所天上的琼楼玉宇，人间的侯王宫殿。他提前造好了房子，在这里等候他的公子小姐降临人世。
1890年2月10日，这一天是林肯诞辰纪念日。
当天，在宋查理的提议下，一些反清义士在法国领事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举行一个小型的集会，纪念林肯的诞辰。宋查理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讲解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宣传林肯“民有、民享、民治” 的主张。但是，他还没有讲完，有人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到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一场争论。和宋查理争论的主角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名叫洪春魁。他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大哥洪仁发的儿子，15岁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以后转战桂、湘、鄂、皖、赣、苏、浙诸省15年，作战骁勇，屡建功勋，洪秀全亲封他为瑛王三千岁。天京陷落后，洪春魁率残部转战闽粤，后来撤到了香港。他一心恢复太平天国的大业，组织洪门，开展秘密反清活动。宋查理对这位反清老英雄内心非常尊敬。在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这一点上大家是相同的，在信仰上帝这一点上双方也是一致的。但是洪春魁听宋查理今天一再赞颂美国的制度，终于拍案而起，他气愤地说：“天国的事业就坏在美国人手上！传教士罗孝全是美国人，天王待之以国师之礼，封他当丞相，可他却忘恩负义，逃出天京去上海，谩骂天国。洋枪队的头目华尔、法尔思德、白齐文都是美国人，他们用洋枪洋炮帮着清政府打天兵。我曾亲自同他们对阵，天兵只有大刀长矛，洋枪队却有开花大炮，强弱悬殊，惨不忍睹啊！美国人手上沾着天国将士的鲜血，你怎能老讲学习美国……”
宋查理耐心解释说：“美国有坏人，有最坏的东西；也有好人，有最好的东西。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效仿，有的东西却可以学习，为我所用。比如这民主、平等……”
洪春魁大叫：“不行不行，咱堂堂中国，怎么能没有一个好皇帝，没有一个真命天子！” 宋查理也叫了起来：“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还想当皇帝，我们就连他跟清朝一起反！”
两人正争得不可开交，平日跟随宋查理的伙计阿怀冲了进来，他急冲冲地说：“先生先生，恭喜先生！夫人……夫人生了！要你快回去，回去看看……”
当时宋查理还要和洪春魁辩论，倒是洪春魁大度：“今天休战休战！走，咱们一起去，给你贺喜！”宋查理拗不过，众人一齐随宋查理来到他的新宅。宋查理和倪桂珍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呱呱坠地。这是一位千金，但她的哭声响亮，使新落成的房子一下子充满了生气。洪春魁刚进院门，就听见了孩子响亮的哭声，他满有把握地对阿怀说：“你先不用讲，我一猜一个准！这小儿的哭声霸气十足．定是位将来要成王的公子！” 宋查理呵呵一笑：“我最崇拜主张民主平等的林肯，坚决反对任何人称王称霸。我也希望这是个儿子，好为我们的大业增添一员猛将。但如果她是位可爱的女儿，看来她的底气确实很足，我希望她在我们的事业中敢作敢为，‘巾帼不让须眉’哟！”
当下来查理把众人留在客厅，轻手轻脚进了夫人的产房。倪桂珍头上还在冒着虚汗，见到宋查理进来，她似乎有些愧疚地说：“查理，对不起，是个女儿！” 宋查理在她额上轻轻地吻着：“快不要这样说，我本来就希望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况且现在出生的孩子，属于宝瓶星座，若是女儿，必然大有成就！”一席话说得倪桂珍脸上浮出了笑容。
此时，宋查理无限爱怜地抱起刚刚出生的孩子仔细端详，只见她胖嘟嘟的脸蛋，红润的小嘴，浑圆的胳膊儿一舞一抢，煞是可爱。宋查理刚想把她的小脸贴上来亲亲，她的小嘴竟嘟嘟地吹了起来，口水喷了宋查理一脸。宋查理笑笑说：“好家伙，刚出世就开始反抗爸爸了！” 他轻轻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好好带吧，这孩子日后定有成就！”
一连几天，宋查理沉浸在喜得爱女的欢乐中。得女之喜更激发他为孩子的未来争民主争自由的愿望。他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在印刷《圣经》的掩护下，勇敢地承担了为革命团体印刷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的任务。当年，宋查理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步步都注入了自己理想的因子。他给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命名爱琳，外国人念起来，很有点像他那位痴情的美国女友埃拉，个中苦心也许只有宋查理自己明白。不过他倒是给女儿另起了个洋名--南希，这是明确表示，他对给予他上学很大帮助的卡尔夫人是很感激的。襁褓中的爱琳随着宋查理的革命活动一天天成长起来。
不过在这里，人们可能要问，说宋爱琳后来怎么又叫了宋蔼龄呢。
说起来这里面还真有一段小掌故呢。当年宋爱琳随父亲来耀如去看望父亲的老朋友、当时《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桂老先生。见面后，那位沈老先生十分喜欢站在眼前的宋爱琳，便问起了她的名字。当听说叫了一个洋人的名字“爱琳” 时，老人摇头了。他当即对宋耀如建议道，我们中国人还是应当叫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名字才好。宋耀如当时一听也觉得有道理，便拜托沈桂老先生代为改一个名字。当即老人也没太推托，便取和蔼可亲之意，为宋爱琳将名字改成宋蔼龄了。
4．撒旦羔羊
1891年初，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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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呐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传教者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有钱的教徒生怕财产受损，纷纷退教。接着，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严厉敦促清朝廷派兵镇压。
宋查理因为一直是传教士，他一时难以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但又不赞成对群众动武，便亲自到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结果宋查理发现，主要是教会权力过大，“权力使人腐化”，但丁说的一点不错。当时一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传教者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考察回来，来查理向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不料林乐知非常不满：“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广 当时宋查理愤怒地质问：“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 理屈词穷之下，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当即宋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也就是自此时起，宋查理公开与林乐知为首的洋教会决裂，独立传教，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原来的宋嘉树，号耀如。
而软弱的清政府却采纳了林乐知等人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宋耀如认为林乐知的行为违背基督教义，又一次激烈地争吵之后，宋耀如宣布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当时，林乐知对宋耀如的反叛行为十分震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宋耀如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宋耀如的反清言行。
宋耀如和他的家庭处于阴谋和暗算之中。
一天，宋耀如带着不满两岁的小蔼龄正在游艺室玩耍，忽然“恍嘟” 一声，一块砖头飞向窗户，玻璃被打碎了。这显然是受人指使的暴徒向宋耀如进行威胁。随着这一声响，宋耀如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小蔼龄已经把手中的布娃娃用力抛向了窗户。宋耀如被女儿及时的还击行为逗乐了，十分赞赏女儿类似自己的斗士天性。他跑过去捡起布娃娃，对小蔼龄说：“掷得好，掷得好！像这样，再掷得有力些！”一边说，一边给女儿做了示范。
小蔼龄一天天成长起来，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逐渐露出了一股类似宋耀如桀骛不驯的个性。她爱说爱闹，很不愿意服从别人，常常流露出一种造反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作为老大，更使她常常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在宋蔼龄之后来到世上的是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当最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宋耀如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们相处，结果只有1890年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宋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宋家的其他孩子大都长得身矮体胖，唯独宋庆龄当时修长苗条，她的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宋蔼龄和宋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绝然不同。她办事有条有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宋蔼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宋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宋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纠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是那样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小时候，宋蔼龄以大姐身份，对弟弟妹妹的关心爱护、办事专心致志、虑事周全富有心计，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弟妹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群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宋蔼龄的旗帜下，由宋蔼龄率领他们在游艺室里，在宽敞优美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童年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固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宋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宋蔼龄奉若神明，唯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宋耀如去世较早，城府很深的宋蔼龄就成了宋氏姊妹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也是这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里说一不二的国王。
当年，宋太太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她严格遵守“男主外、女主内” 的原则，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她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等她认为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宋蔼龄的性格使她常常和母亲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母亲和那时所有的老太太差不多，绝对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任何企图对她的反抗都被严厉地镇压下去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的琐事，给宋蔼龄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成年之后还不能忘怀。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完全放纵的政策，任由他们随着个人意愿发展，结果闹出了许多乖张事。不过幼年的宋蔼龄也有对付母亲的办法，何况她还有父亲的撑腰，她的童年仍是有声有色、充满欢乐的。
宋耀如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后来宋耀如发达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子，但倪桂珍仍经常亲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当时，文静的二女儿宋庆龄和活泼的么女宋美龄都在母亲手把手的传授下，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们成了第一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们还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惟有任性的宋蔼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至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惟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是她的美式烤鸡，也就跟美国最偏远的乡村里家庭主妇烤鸡的味道差不多。
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那纤纤玉指上下舞动，用五光十色的彩线在美丽的丝绸上绣出花卉、小动物、山水云树。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撩人情怀的工艺品。女孩刺绣不仅在于它的成品可以装饰鞋子、枕头，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陶冶女孩们的性情，使她们变得温柔贤慧勤劳，激发她们的爱美之心。古代把刺绣作为“女红”，也即“女工”，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并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她给女孩们雇了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一位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宋蔼龄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光景感到沉闷无聊，她一点儿不愿意学这活计，不敢对抗母亲，她就设法捉弄教刺绣的师傅。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 的发音非常接近，宋蔼龄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作文章。她还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两个妹妹庆龄 和美龄。每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伙计喊做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住。开始这位女工伙计不明原因，后来她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她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宋蔼龄对她的羞辱。母亲把宋蔼龄叫来，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一个女孩子玩这种把戏，简直太没有礼貌，太违反基督的精神。她甚至要对宋蔼龄进行肉体惩罚。幸亏宋耀如及时赶回了家，他听了这件事，呵呵一笑，把宋蔼龄保护了起来。他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从此，母亲再也不要求宋蔼龄学刺绣了，直到成年后宋蔼龄还自豪地向人炫耀自己的胜利，并且自称她一生也缝不直三针线。
宋蔼龄更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她率领弟弟妹妹故意放着大门不走，而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越狱的囚犯逃跑，或者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糟踏掉农民收获的希望。附近农民由于宋耀如经常帮助他们，开始都隐忍不讲，后来在宋蔼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于是，当地农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来耀如告状。
宋耀如也为女儿如此的淘气和顽皮而哭笑不得。大概也就是在那时，父亲宋耀如戏渡地给宋蔼龄起了个绰号叫做：“撒旦小羔羊”。当年宋耀如把蔼龄称作“撒旦小羔羊”，可以说明确概括了宋蔼龄孩提时代顽皮大胆的个性以及宋查理对女儿行为的欣赏与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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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宋耀如的庇护下，当年的“撒旦小羔羊”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在所有孩子中，宋蔼龄同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受父亲的影响最大，两人的志趣也最相投。宋耀如喜欢唱歌，他的嗓音纯美洪亮。小蔼龄也显示出同父亲一样的才能，黄昏的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向父亲学的歌曲多是来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到的美国歌曲，因此她对西方音东比对中国的曲调更熟悉。宋耀如自己喜欢骑自行车。宋蔼龄10岁的时候，父亲也送给她一辆“飞鹰” 牌自行车，于是宋蔼龄成了中国少有的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女孩。她得到自行车后犹如得了个宝贝，粘在车上就不肯下来。她不顾车高腿短，一次次摔倒仍毫不气馁地又跨上去，很快她就能自如驾驭了。骑车兜风成了他们父女俩最喜爱的运动。一天，两人兴高采烈，一直骑到了南京路的尽头。宋蔼龄嘻嘻笑着骑在前面，路口亮起了红灯，她看也不看就冲了过去，在那里指挥交通的是个留大胡子的印度锡克族交通警，他看到这个中国女孩如此大胆，哇哇叫着要她退回去，宋蔼龄知道他喊什么，但由于平时受到父亲的纵容，根本就不予理睬。暴躁的锡克族警察跳过来抓住车把，把宋蔼龄推回了停车线。待宋耀如赶上来时绿灯已经亮了，气鼓鼓的宋蔼龄蹬车又冲了过去，她围着警察的岗亭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绕。来往车辆呼啸而过，警察警告危险，她根本不听。因为这时她已在街心，并不违反交通规则，宋耀如也无法叫她停住，只好在外侧紧紧相随保护。最后这个大胡子锡克族警察不得不过来央求小蔼龄，请她到别处去骑--他怕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交通事故承担责任。但小蔼龄憋了气仍不理睬，直到骑累了才离去。以后骑车到了这里，她总要绕着警察骑上十几圈，以此向警察示威。
宋蔼龄虽然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最顽皮的孩子，但她喜爱学习却酷似她的父母。小蔼龄开创了宋家小一辈中热衷接受教育的新家风。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上学，那时她还不完全懂事。宋耀如这时在上海市民中已渐有名气。小小的基督教社会把宋耀如当成了他们的领导人。宋耀如在市府礼堂举办的义演中粉墨登场，扮演一个讽刺性的角色。他自然要让孩子接受卫理公会学校的教育。在马克谛耶学校，他为自己的女孩找到了这种学习机会。这所学校在上海汉口路，由南卫理公会创办，并且以主教的名字命名。宋耀如回国后被破格委任的牧师职务，就是在这位主教的干预下被批准的。
马克谛耶学校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外国学校。宋蔼龄从虹口的家里出来到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路。邻街西藏路上的一所教堂叫摩尔纪念教堂，教堂的旁边就是学校所在的汉口路。宋耀如当时是教堂里主日学校的校长。每个礼拜天，他都带着妻子孩子来这里作礼拜。小蔼龄5岁的时候，她被教堂里唱诗班的情形迷住了。唱诗班都由16岁上下的女孩子组成，她们衣着漂亮统一，嗓音甜美圆润。小蔼龄因羡慕这些女孩子，吵着要来这里上学。母亲告诉她年龄太小，穿衣吃饭之类都不能自理，怎么可以自个儿出来上学呢？但是宋蔼龄的拗劲上来就谁也无法阻挡住她。
于是，一天来耀如亲自带小蔼龄去见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商量能否收下他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一条色彩鲜艳的小裤子、梳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开玩笑地用英语问她是不是真想上学。小蔼龄也用英语执拗地回答说：“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这句回答使理查森小姐吃了一惊，这样坚决的孩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同意让她作为一名寄宿生暂时来试读一段，看看她究竟能不能适应。
当这个小女孩开创她伟大的奇迹时，宋家只有3个孩子。得到入学批准后的宋蔼龄欣喜若狂，一个星期中，她忙着准备东西，收拾衣服和箱子。这是她第一次自己拥有一个箱子，箱子不算太大，但用红油漆漆得光彩照人，上面还有一幅司马光砸缸的彩画。箱子是宋耀如为小蔼龄上学特意订做的。上学的前夜，母亲把小蔼龄需要带的新衣服和课本之类统统装了进去。当小蔼龄看到箱子并没有装满对，大失所望。这可能是她贪婪性情的最初流露吧，她非要把箱子装满才肯罢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母亲只好把她冬天的棉衣也都塞了进去。看着满满的箱子，小蔼龄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其实她不知道这时才是初秋，塞进去的冬衣除了满足她贪婪的心理外，纯粹是个累赘。
到学校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此之前，宋蔼龄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时，她才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征求小蔼龄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现在决定完全来得及。“不！” 当下小蔼龄坚决得毋容置疑。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祖母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小蔼龄说：“既然决定了，我决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她转向父亲：“有吃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广
宋太太倪桂珍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宋耀如手上之前，先让来蔼龄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硬糖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小蔼龄平时最爱吃的，小蔼龄一把抱住不肯松手，宋耀如费了一番口舌才替她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小蔼龄身穿红色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笼裤，贴在父亲身边，动身走向那大千世界。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宋蔼龄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小蔼龄上街闲逛，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女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一齐高叫：“小洋奴，小洋奴！” 当时，小蔼龄回身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孩子们后退几步后反而喊得更起劲了。
为了减轻宋蔼龄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作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一首美国儿歌：有个小姑娘，聪明又漂亮。一束长卷发，留在头中央。
理查森小姐每次念完，总要问一句：“小姑娘是谁？” 宋蔼龄总是迫不及待地回答：“当然是我！”
两年之后，宋蔼龄开始随集体活动。上课时书桌太高，她爬上凳子后脚就够不着地，课桌上刚刚露出她的小脑袋，她为此受够了罪，但是没有人想到给她作一些改善。吃饭更成了问题，盛菜的盘子放在桌子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见菜就抢，宋蔼龄既够不着稍远一点的菜，又不如别人抢得快，多年后她还颇不满地回忆说，那时候她从未吃饱过。人夜，孤独给她带来另一种痛苦。大同学们去上夜自习，宿舍里只留下她一个人。身单影只，她总想象着黑暗角落里有青面獠牙的魔鬼，一只耗子磨牙或者一只昆虫碰撞窗户，也会使她神经质地怪喊怪叫。寂静无声时她更会疑心有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悄悄逼近，吓得她瑟瑟发抖，每分每秒都是那样难熬。大同学的晚自习通常以唱圣歌结束，每晚她盼望的事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预示着几分钟后同学们就会回到宿舍。长期的这种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以至几十年后，每当她听到“上帝与我同在” 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解放感涌上心头。
学校的大孩子总爱拿这个小不点儿开个玩笑，宋蔼龄要小心翼翼地分辨他们每句话的含义，作出适当的反应，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被他们的哄笑击倒。这种习惯，锻炼了她察言观色、应答如流的本领。一次，一个大女孩看到她因为换牙前面露出的大豁牙，暗合机关地问：“宋夫人，你的牙齿怎么了？”“回太太的话”，小蔼龄不动声色地说，“前门被人偷走啦！” 还击得又巧妙又得体。
紧随宋蔼龄之后，宋庆龄也进入了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沉稳的性格使她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把小手背在背后，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非常聪明，理解能力强，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她的自我约束力，有时让人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怜。她默默地克服一个初入学校的孩子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努力去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连最严厉的教师也免不了鼓励她可以放纵一下，比如在课堂上捣捣乱，和同学闹点矛盾之类，并且表示她这样做了，决不会受到惩罚，还会给予奖励。他们生怕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挫折了孩子的天性。宋庆龄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做心里才坦然愉快。后来的宋美龄与宋庆龄却大大相反。5岁的时候，她也吵着嚷着，要跟两个姐姐去上学。这一次因为有了宋蔼龄和宋庆龄的经验，全家人都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结果却正相反。宋美龄天赋的聪明使她的功课毫无困难，但她在家养成的霸道劲儿在与同学相处上遇到了麻烦。班里的学生，即使比她大好几岁的，也得乖乖听她摆布才行。这些同学可不比自家的姐姐哥哥，往往有人对她的颐指气使不屑一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气得浑身发抖，厉害的时候她会突然出现麻疹，身上立即长出许多红肿块来。而到了夜晚，就像小蔼龄当初遇到的情况一样，大同学上夜自习走了，黑乎乎的宿舍里只留下她自己，婆婆的树影在窗户上晃来晃去，由于孤独和害怕，她只好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去逃避。时间不长她就会睡着。但到了半夜，她常常又被恶梦惊扰，吓得大喊大叫，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这些情况使她终于不能坚持，不得不由父亲把她接回家里，直到又在家中度过两年，她满了了岁，才跟一帮年龄相仿的女孩重新上学。
相比之下，宋蔼龄是三姐妹中学习生涯的开拓者和成功者，她在学校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强烈欲望的驱使下，她参加唱诗班，表演节目，出人头地的事都有她一份，因此受到老师的好评和不少同学的尊敬。当年宋蔼龄这些经历和她从中总结出的经验，使她终生受益匪浅。
1894年，是宋耀如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年，由于陆皓东的介绍，他在上海结识了准备到北京上书的孙中山。这是宋耀如奠定自己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重要地位的一举，也是宋家子女日后在政界崛起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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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蔼龄是在自己家门口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此时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不久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博士，正值青春盛年，一副晚清书生打扮，英姿勃发。他受两广革命思潮的影响，早就不满于清廷的腐败统治，有心作洪秀全第二。但此时孙中山还没有痛下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就是想效法战国策士的上书游说，以天下大势、国脉所系的利害安危，来打动朝廷中的掌权者，促使他们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使国家的颓势有所扭转。当时，宋耀如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却对他的上书行为大不以为然。宋耀如认定清王朝已不可救药，非推翻不可，上书不会有任何效果。同时他对孙中山想作洪秀全第二也极不赞成，劝孙中山作中国的林肯或华盛顿。宋耀如请孙中山到自己家中做客。进门之前，两人的争论还未结束，孙中山提议进行一场夏威夷式的摔跤决定争论的胜负。
于是，在场的宋蔼龄看到的是一场规则古怪的决斗。两人在嘴上各抹了一把黄泥后，互相扭住较量起来。但这场决斗的胜负不以谁能把淮摔倒为准，而是以在决斗中谁先开口说话为准，谁先开了口谁就算输。结果孙中山赢得了胜利。这在宋蔼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她过去一直把爸爸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今天在自己家门口却有一个人把爸爸赢了，这个人一定是比爸爸更强的英雄。对孙中山的崇拜此刻便在宋蔼龄心中扎下了根，为她日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且追求比她大几十岁的孙中山埋下伏笔。
当时孙中山赢了宋耀如，宋耀如只好同意了他到北京上书一试。结果，孙中山虽然凭人推荐在天津见到了大清权臣李鸿章，却丝毫未能对这位佐相产生一点影响。当时那位宦海沉浮几十年，终于在皇帝手下位极人臣、又热衷操办洋务的中堂大人，自以为洞悉中国之一切，怎么可能为一介书生的几句危言所打动？
孙中山无功而返，从此彻底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他从天津返回上海后，又住进了宋耀如家中。两人互相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了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方针。
一天，两人就建设国家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他们想到了开矿、炼铁炼钢、发展电力等，再往下思索时，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想到了铁路。“铁路！”“对，铁路，铁路！” 当即孙中山站起摇身晃脑吟咏铁路之便利：“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几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博，以免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也！”宋耀如接言：“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商贾之载运而已哉！” 一番酸文之后，二人相视大笑。宋耀如说：“中国之落后，以铁路为最甚。如以现在美国的铁路里程计，我中国这样广大国土，应有300万里铁路才行。” 孙中山沉吟片刻：“以当今之国势，300万里铁路岂非痴人说梦？我看近期如能建20万里，则列强即不敢窥伺我中华！” 宋耀如想了一会儿，“好，建20万里铁路亦是盖世之功！”二人越说越兴奋，他们为自己的宏伟计划所鼓舞，竟然就又动起手来。他们在宋耀如的客厅里先作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标上各省省会及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待等孙中山刚刚在各城市之间标上铁路路线时，东方已经破晓。
两个人通宵未睡，竟毫无倦意。早饭以后，造路正式开始。小蔼龄也兴致勃勃参加了这场筑路大业。她在一旁递这递那，忙得两手黑乎乎，小脸蛋红扑扑。一天的折腾，他们居然造出了能够运动的小火车。黄昏，小火车在孙中山铺成的铁道线上开动了。小蔼龄在一旁拍着小手欢呼：“哦--火车开到成都啦，火车开到拉萨啦--火车来啦，快上车啦！”
宋蔼龄的欢呼使来耀如和孙中山心头涌起了强劲的热流。近20年以后，孙中山真的放弃了总统宝座，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铁路督办；宋耀如也因此干起了铁路督办司库，费尽心机地去筹措20万里铁路所需的60亿元经费；留美回国的宋蔼龄则成了铁路督办的得力秘书，三个人共同把那一天心血来潮的计划去认真地付诸实施。
5．“长大了要像孙文叔叔一样”
1894年，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宋氏家族来说，这一年都尤为重要。
1894年3月的一天，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且一见如故。但就在两人相识几个月之后，公元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旋即战争的惨败震惊了中国人，从而推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程。
1894年11月16日，宋耀如夫妇终于喜得贵子。当时，他们意味深长为第一个儿子取名“宋子文”。
表面上，当时那三个事件似乎孤立无缘。而实际中，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象征，即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转折：由改良转向革命，并且这一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开始被人民和历史所承认。
实际上，当年孙中山上书被李鸿章所拒绝，已经使孙中山和宋耀如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者感觉到“改良” 之路的难通。然而，紧随其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和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的纸醉金迷，终于促使孙中山、宋耀如等人痛下革命的决心。当时在天津，当孙中山还未从上书失败的痛惜中解脱出来，中日“甲午海战” 的告急奏报便每日像雪片般朝李鸿章的总理衙门飞来，庞大的北洋水师竟至于一败涂地，使孙中山更加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穷途末路。而当孙中山与陆皓东怀着悲愤由天津转上北京，却发现战争的失败好像与北京无关似的。当时满北京城只关心着一件事，即慈禧太后的60大寿。整个京城被装点成了彩灯的世界。缤纷灯城中的轻歌曼舞，宝马雕车内来来往往的各地进贡祝寿的官员……这一切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的衬托下，进一步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愤怒驱使已痛下革命决心的孙中山，在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疾呼：“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惟有革命才是出路。”
旋即孙中山一回到上海，立即雄心勃勃地向宋耀如讲述他的颇具冒险精神的革命设想：用外国人的客轮把造反者载送到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利用清政府对洋人的敬畏态度使造反者登岸；然后，立即冲向衙门，树起革命旗帜。
推翻清廷虽为革命者惊心动魄的目标，但宋耀如却认为这样贸然起事难以成功。列强将会持何态度？这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尽管如此，宋耀如还是佩服孙中山的勇气和决心。他取出珍藏的一把宝剑，意味深长地对孙中山说：“这把剑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年一位太平军的将领战死前留下的。我原想把这件宝物传给儿女，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上帝保佑你推翻清廷，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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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说：“等我推翻了清廷再接受你的宝剑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随后，他就和宋耀如、陆皓东商议起来。
他们认为要推翻清朝，光复河山，首要的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建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提议，这个革命团体的名字就叫“兴中会” 吧！所谓“兴中”，就是振兴中华之意。
接着宋耀如兴奋地宣布：最近他在进口机器的业务中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上帝的恩赐。他决定将这笔钱拿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 的第一笔经费。随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广
要正式成立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章程。为此，孙中山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3天3夜，他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章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当时《兴中会章程》还强烈谴责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造成“辱国丧师”，“茶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章程》还进一步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此外，《章程》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会员等问题做出一些规定。
除订立《章程》外，还要求人会人举行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个誓词所提出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腐败的清朝帝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兴中会章程》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强邻”，就是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得到了宋耀如和陆皓东的完全赞同。他们三人首先举行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宣誓。宣誓后，宋耀如严肃地说：“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享、民治，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自此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宋耀如开设的华美印书馆这时成了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经宋耀如介绍，孙中山不仅结识了上海会党的首领，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有志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青年。他们大都是出过洋、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有几个还是宋耀如主持的耶稣教徒会的成员。孙中山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向他们讲解了《兴中会章程》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他的行李中，有宋耀如辗转托人为他办理的出国护照，有宋耀如慷慨捐助的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还有华美印书馆印制的《兴中会章程》等宣传品。
孙中山一抵达夏威夷首府，就立即开展工作。当时檀香山有华侨约2万人，他们多靠种田开荒、辟蔗园和经营商业为生。其中少数人靠辛勤劳动所得，慢慢发展成为资本家。孙中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等人的积极响应。但是，多数侨胞安于现状，把孙中山的反清宣传视为“作乱谋反言论”，害怕招致“破家灭族” 之祸，避而远之。孙中山把这种情况描述为“风气未开，人心铜塞”。但是这种遭遇，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颓丧。经努力，在不到两个月内，他先后发展“兴中会” 会员129人。11月24日，在檀香山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选举了兴中会的领导人。
这是孙中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
宋耀如从孙中山的来信中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跑到银行给孙中山汇去大洋3000元。当时他真是高兴极了，回到家里，抱起刚刚出生不久的第一个男孩，旋灵机一动：“孩子，你将来长大了要像孙文叔叔一样。对！爸爸就给你取名叫宋子文吧。”
后来，命运的天秤又一次倾向了宋耀如，并且果然，宋子文不负父亲厚望。作为当时宋家受过来耀如特别熏陶的第一个男孩，宋子文可以说和他的大姐宋蔼龄非常相似--坚韧不拔，富有进取精神。由于当时上海没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孩提时代的宋子文只好先在家里跟家庭教师念书，并在几年后直接进入了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当年设有少年班。宋子文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在学校里，宋子文最喜欢参加的活动便是演讲会。要知道，宋子文本来天生有些口吃，可他偏偏来向他的生理缺陷挑战。很快学校里的师生们便发现，宋子文的讲演不仅逐渐自然流畅起来，而且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宋子文的这种克服困难的毅力，令当年圣约翰学校的老师们大为赞叹。
此后，在度过了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的学习生涯后，宋子文也步其三姐妹的后尘，于1912年启程赴美留学，并进了当年亦是美国最著名的学府哈佛大学。
1907年3月18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他当即秘密来到上海。那天，宋耀如把化了装的孙中山先生接到家中，并为其举行了小型的家庭欢迎会。晚上，孙中山惊奇地发现，当时宋耀如的三个孩子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当时大女儿宋蔼龄已赴美留学），竟然能非常熟练地背诵自己在《民报》上写的发刊词等文章，一时不禁感慨万分。接着，孙中山给他们讲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并鼓励几个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成本领长大报效祖国。听了孙中山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后，当时几个孩子深受鼓舞，且仿佛一下长大了许多似的。尤其是年仅13岁的宋子文，居然很有男子汉气概地表示，他发誓要推翻腐朽透顶的清朝政府，并努力为建立未来的共和国而奋斗。看着宋子文那壮志凌云的少年意气，孙中山和宋耀如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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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深深地激励了宋耀如的几个孩子。此后不久，宋子文和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俩，便追随他们的大姐宋蔼龄之后，奔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
当时，宋庆龄年仅15岁，宋美龄则只有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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