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蒋无法容忍史迪威

1941年底爆发的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支撑远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使得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脐身于英美两大盟国之间。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突然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军港--珍珠港。于是，8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珍珠港本是一个美丽的港湾，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中部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港大的陆抱良岛，亦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当年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18艘舰船，并装备有260架舰载作战飞机。

日本空军偷袭那一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军183架飞机悄悄飞临，一通狂轰滥炸，眨眼之间珍珠港一片火海冲腾。美军的18艘战列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废品，260余架飞机也全部化为灰烬；当时驻守珍珠港的大批美军官兵亦都成了日军轰炸的牺牲品。

当时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立刻传到美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是先于蒋介石听到此一消息的。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同时凭着独有的政治敏感，他似乎嗅到了什么，立即给国内的蒋介石发报，通报这一消息及中国的应急对策。

待蒋介石接到这个信息时，已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了。他马上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盟国之间对日作战的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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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映不一：斯大林答复说苏联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却表示十分赞同。

会议在宋子文等人的积极周旋下，于当年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当时英国的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因为当时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捷。最后会议同意，从中国采取行动，于1941年底重新开放缅甸公路。此条中缅公路当时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也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就仅剩香港了。

但是，此时的香港也处于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后来没被英国人接受，但蒋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中国大陆这边侧面攻击日本侵略军。

当时无疑这是一种被人戏称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当年12月18日就离开了九龙，香港也于圣诞节那天沦陷。于是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军队，旋即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并被来自九龙和广东两个方面的日军所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终于改变了初衷。就这样，蒋介石把他的第五军和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与日军交战。

大约也就在彼时，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

当时，蒋介石印度之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最低水平。而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亦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解放亚洲的伟大领袖。

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由于宋子文做工作，认为蒋的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相反，他认为中国是在未经英国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干­涉。

于是那次印度之行安排得十分秘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达印度5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只是他们很快就遇到礼仪上的麻烦。

按照中国的礼节，蒋介石应该先到孟买附近圣雄甘地的住处去登门拜访。但是依照印度的习俗，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去会面，而且当时的英国总督也要求按印度习俗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于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一克尔先生将英国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宋美龄。英国总督在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执意要到沃尔塔甘地的住处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进行劝说。当时丘吉尔声称，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于是蒋介石终于屈服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双方妥协后的会谈地点。那天，印度当时的人民领袖圣雄甘地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倍受感动。随后二人大谈团结，以及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等。

1942年2月21日，即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宋美龄全文广播了蒋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这篇讲话不顾英国人的不快，蒋介石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可是，就在蒋介石结束访问离印不久，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即被捕入狱。据说这种事在当时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蒋介石为了不再得罪英国，遂请宋子文在美国活动罗斯福总统，由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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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的一事，最初是蒋介石提出来，并交待宋子文具体推荐的。此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然而，后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6职，则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当时都有哪6职呢？即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职务，只有蒋介石认可的最后一项，即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么能不生气呢。于是他便埋怨宋子文作事不同他商量，可宋子文当时也是一肚子委屈。而根子还在美国陆军部的官员身上。

就这样，史迪威没来就已成了“畸型儿”。于是他到了中国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很快产生矛盾并迅速激化，而宋子文则更成了蒋介石的埋怨对象。

关于当年史、蒋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让人一听就会猜想到当时的激烈冲突。实际上，摩擦的确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就通知蒋介石，声言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上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物资 以及其它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官--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声言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的之间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本来，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参谋长，史迪威似乎应该接受蒋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当时在史迪威看来，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是高于蒋介石的。

而且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予以扣压。起初，蒋介石还能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本来，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且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同时，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作过较长时间的面谈，结果也证实了他当初的那种看法。

当时蒋介石政府在享受租借法时，尚没有别国政府那么“平等”。英国和苏联及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规定是华盛顿特意设置的，因为不能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权利。

这样一来，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尤其在个­性­方面，于是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当时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中，这个“刺头儿”把蒋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史迪威曾把罗斯福也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许多著名人士都起了他个人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迪威当初或许也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藏而不露，但后来却不加掩饰了。当时他一度想取代蒋介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司令。这当然要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过这种根本不符中国当时实际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可惜此一点史迪威当时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认识到。史迪威最初只看到了蒋介石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过于自信，以致于有些目空一切。

当时史迪威的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当时与史发生矛盾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便是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当时，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当年那支“飞虎队”很快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以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而陈纳德的志愿兵便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当时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使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当时，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发生了矛盾。陈纳德希望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侵占缅甸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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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将军当时则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当年的秘书长吴铁城曾谈到蒋介石与陈纳德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并分析了其中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蒋陈二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于是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他是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史迪威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当时指挥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不幸失利。当意识到撤退已不可避免时，他竟连蒋介石这个战区最高统帅也懒得打招呼，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而原来大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仅剩下4万人左右了。不过，史迪威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拟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但事前蒋介石就下过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这样，在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之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待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后，蒋介石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拍了电报。结果，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光火，一回到重庆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指责蒋介石不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心中也正不痛快呢。

2．费力没讨好

当时，中国远东军的失败，应该说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责任的。当初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失利的消息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他生怕再次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在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冀翼地询问蒋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

宋子文在电文中除直陈“缅战不利之主要原因，无疑为英国不能与我彻底合作”外，还说考虑到“此后我尚须利用印度为运输军械飞机之航空站”；“英美战后或背道而驰，在战时则因生死存亡关系，不能不密切合作，故我如公然向英责难，反失美国同情”。建议蒋介石不若趁此时机，密致总统（罗斯福）及丘吉尔一电，直陈缅战过去之错误，措施严正而委婉。并告以中国为此原因，危难更为迫切，不得不要求：

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

乙、英、美、中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

蒋介石当时对中国军队的失利极为懊丧，并且迁怒于史迪威。这从1942年6月18日，蒋介石以感想形式给熊式辉、宋子文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的电文是：

前得删电，询我对史迪威之感想，业已另复。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甚至于维持中国最少限度与其可能方案，亦未曾着手。至于空军之建立与补充、心脏空运按月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亦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此人（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其实彼自缅甸退却之先……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事前对我并未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

蒋介石在电文中，虽对史迪威的组织能力、责任观念、指挥经验多有责备，但考虑中、英、美三国之间关系，便仍叮嘱宋子文一人：“我为保全友邦荣誉处计，不愿多言。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此时，史、蒋的矛盾亦反映到美国人的耳中。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是最不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值得感谢的东西，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的那笔尾数不小的贷款--5000万美元。

当时蒋介石正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罗斯福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好消息的电报，电文中并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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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处于囊中羞涩、焦头烂额之中的蒋介石，接到这份喜报的确是个不小的安慰。他立刻向罗斯福总统回电说：“您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

同年3月8日，由宋子文出面达成的中美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在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也马上送来了500万英镑的贷款，同时有美国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然而这些在蒋介石眼里一码是一码，并不能阻止蒋、史发生矛盾，相反这种矛盾却逐步升级以至于闹僵，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史迪威归国。这中间宋子文做了大量工作，如其说史迪威身兼6职神气一时，是宋子文一时的工作忽疏；而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也同样是宋子文的点子。殊不知宋子文得知史迪威、蒋介石的矛盾后，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当史、蒋矛盾升级时，宋子文曾三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第一次是1942年7月20日，一次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立即对史责问，并要求他向蒋介石的有关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日送蒋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为自己申辩。当时蒋介石看到史的这份备忘录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宋子文拍去电报称：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一事“皆不以为过，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其参谋长的地位与权限 了。

宋子文知其原委后，亦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他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人选？当时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

第二次发生在1943年秋冬之交，史、蒋意见再度分歧。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本”，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军队调出来打日本。但此时蒋介石反共立场已定，岂肯调出？于是史、蒋二人激烈冲突，蒋介石于是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那一次蒋介石有令，宋子文便极为卖力。他拟了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目的是想通过改组来撤换史迪威。当时这个方案是：一、在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蒋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介石推荐中国军官担任。

接着，宋子文开始活动罗斯福总统。同年8月ZI日上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接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当即提交了改组中国战区的意见书。当时双方的交谈是愉快的，宋说：“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即答：“此事美国政府已经考虑，近期已有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请转告蒋委员长。”

当宋子文走出罗斯福办公室后，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他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此消息。9月29日，宋子文在返国前夕向罗斯福辞行时，再次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否则中国战区必将乱套。罗斯福回答：“原则上基本同意，有些工作还待落实。我准备派蒙巴顿将军、萨姆维尔将军偕同你一同赴渝。”

“那太好了！”宋子文答道。

然而，就在宋子文一行10月1 日飞抵重庆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撤换史迪威之事再度搁浅，宋子文的努力又成泡影。谜底在哪里？宋子文做梦也没想到，此次拆台的竟不是美国方面，而是自己的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

当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9月13日下午3时许，史迪威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了蒋夫人宋美龄的声音：“我和大姐蔼龄邀请参谋长到私邸一晤。”

“那好，”史迪威此时正为美国政府要撤换他而焦急万分。因正式命令还没下达，他现下还不十分摸底。于是他心想，到蒋家里了解一下情况也好，便应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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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史迪威不敢怠慢，准时来到蒋的私邸，只见宋蔼龄和蒋夫人正等着他，于是一阵寒暄后人坐。

宋蔼龄首先说道：“我们姐妹让你来，主要想对目前中国战区的情况交换一下意见。中国战区战备情况之糟令人震惊，怎样改变目前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蒋委员长更是头痛。”宋蔼龄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给对方留个思索的空间。旋又说道：“照我们看，恐怕不出成绩就要换人了！”

宋蔼龄的一番话说得史迪威一时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开口便问：“听到什么消息吗？”

史迪威当时所问的消息主要是指他自己要调动的传言。

宋美龄莞尔一笑道：“消息倒是听到些。但我们听说的消息倒是何应钦在中国战区作梗，致使中国战区困难重重。不知史参谋长清楚吗？”

“你们是说要撤他？”

“对。”宋蔼龄与宋美龄唱着双簧，悄悄给史施加威力。

“这…这……”史迪威面有难­色­。

“我们姐妹俩知道史将军目前的处境，只要您有了态度，我们可以在委员长面前为您的问题说话。”宋美龄又道。

当时思前想后，史迪威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就这么办吧。”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神气了。

事后的一天晚上，宋蔼龄又拨通史迪威的电话，正式告诉他：“有人正在幕后奔走，极力策划撤换你。”同时也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那些话如何如何等。

同一天晚上，宋美龄也拨通史迪威的电话，告诉他：“委员长现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希望将军来委员长这里屈尊走一趟，说几句道歉的话，我看事情就过去了。”

接到这个电话后，以“醋­性­子乔”绰号著称的史迪威，有点害怕，甚至睡不了安稳觉。为了避免不体面的免职，他强压心中怒火，后来真的跑到蒋介石面前道了歉。

那天史迪威一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就说：“委员长，请您不要介意！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请相信我唯一的目的还是为中国好，并非出于对委员长的不尊。”

蒋介石当即也笑了：“何必这样。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都是为了共同的抗日事业。今后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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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宋子文几经周折撤换史迪威的事再次搁浅了。

只是，当时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并非本愿。当天晚上他从蒋介石那里回到住处，心里仍很不是滋味儿，于是提笔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

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男子大丈大做事从来无悔，想想真是可笑之及。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写完日记后，史迪威毫无睡意。他在想究竟谁在捣鬼，在幕后下策划撤换他？于是他脑袋中浮现了多个面孔。最后停在“宋子文”头上，接着他又在同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吗？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委员长……”

那段时间里史迪威疑虑重重，10月21日他又在日记中记道：

啊，是宋子文。他在新德里告诉萨姆维尔‘这件事就要实现了’。

原来，宋子文和萨姆维尔在飞渝途中，透露了罗斯福总统要撤换史迪威并由萨接任的消息。抵达重庆后，萨姆维尔恐怕由自己顶替史迪威而招致史的怪罪，便将宋子文的原话全盘托出来。这样才使史迪威明白，原来宋子文是他的最大敌人。于是史迪威在后来的日记中又写道：

当宋氏姐妹保证其地位将大为改善，将来不致再遭攻击时，我推测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

再说宋子文听到蒋、史和解的消息后，打击倒说不上什么打击，但他心里着实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据说，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宋美龄和宋蔼龄邀他吃饭并为他洗尘，他竟连个回话都不给。后来，宋美龄登门问其缘故时，宋子文答：

“你和大姐做的好事，还让我说什么？史迪威不走，这件事就没算完。”

当时宋美龄只是陪笑，不再说什么。

然而事情确如宋子文所预言的那样--后来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宋子文亦再度出山活动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终于“赶走”了那位倔强而不请中国国情的史迪威将军。

时间为1944年10月20日下午。

3．外交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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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国民党内，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做政学系。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且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等，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当时有两个人颇突出：这就是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当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作为一位学者和主张国民党改革的人，当时孙科只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勇气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虽然他较长时间内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却无法与陈果夫、陈立夫­操­纵的国民党党的机器抗衡。当年，蒋介石因为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则差不多也有孙科同样的遭遇。人称“宋公子”，当时亦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虽然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但是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可以说，宋子文也很少讨蒋的喜欢。在此一点上，宋子文尚比不上他的姐夫孔祥熙。

当年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宋子文再度复职并出任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中，几乎无人可比。

1945年4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并为筹建联合国作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翩翩飞行，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亦兴致勃勃。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并表示共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当时在《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这个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11月，蒋介石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出席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更是一大胜利。《开罗宣言》宣布了三大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中华民国。

而且，罗斯福还保证支持1944年春天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国，且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当时罗斯福的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其与共产党分歧的承诺。

于是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当时带着前所未有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但他不知道，罗斯福当时在德黑兰还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在那次会晤中，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后来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作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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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宋子文不时望着飞机弦窗外飞掠的白云。而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和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磺、民社党代表张君、无党派代表胡霖，一共10个人。

飞机于1945年4月13日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然后宋子文一行又换机转赴旧金山。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个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了。

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计856名代表和来宾徐徐人场。当即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了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着雄壮的人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衬着46国的旗帜；每一位要员到场，都有本国的国歌和音乐奏起。当时，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了近1个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就见一队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坛后面站如松塔，以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朝气。待一切就绪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退了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上讲坛，向在座的各国要员招手致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大会主持人斯退了纽斯紧紧握着桌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3下，宣布：

“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首先，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的病逝默哀1分钟。然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了纽斯致开幕词，他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最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均尽地主之谊地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旧金山能成为此次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时，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了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了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4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说。

宋子文的演说生动形象，不时激起阵阵掌声。

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的病逝表示深切追念。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斯福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夫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接着宋子文又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极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决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作若­干­牺牲，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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